摘要：城市與媒介的研究源遠流長，大衆媒介與現代城市構成了現代性的一體兩面。目前數字技術的崛起，引發了城市與媒介關系的革命。在數字技術全面滲透城市的背景中，提出城市媒介性的命題，并将其了解為融彙人與物多重網絡之複雜系統的動力機制和過程，旨在推進既有的城市傳播研究，并回應近年來媒介研究中的物質性、空間性、具身傳播等前沿性議題。城市媒介性研究視域所涉廣泛，本文采用兩個充滿張力的範疇——時間性-空間性、物質性-虛拟性——來展開城市媒介性的讨論。一方面接續米歇爾等的三元媒介觀，通過呈現這兩個範疇中二進制不斷融合的趨勢，消解二進制論的媒介觀，提出一進制媒介論；另一方面依據城市的特點，挖掘它作為媒介物的特殊性及曆史文化意義，尤其是闡釋目前軟體代碼系統瓦解并重組這兩組範疇中的兩元及其關系，創造了城市媒介性的新形态。城市媒介性的研究旨在立足于目前數字技術與城市互嵌的社會實踐，觀照媒體—城市的最新形态，為跨學科媒介理論及城市研究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城市;媒介性;城市傳播;數字技術;一進制媒介觀
城市，一種媒介，基特勒如是說。當人們以媒介來指稱城市時，究竟揭示了城市哪些特質?又為我們了解媒介提供了什麼啟發?随着世界範圍内城市化、數字化浪潮的洶湧激蕩，城市和媒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兩者之關系亦發生了變革，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數字城市等等都推進了媒體—城市聯合體的進展，改變着社會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關研究的緊迫性和創新價值正不斷凸顯。
一、城市與媒介
以媒介視角考察城市的想法，有着悠遠的曆史，有人直接斷言，更多的人盡管沒有将此作為一個命題宣示，卻在不同路徑的城市研究中觸及媒介的議題。大緻分為兩類，一是将城市與人類曆史上的種種媒介并稱，比如文字、貨币、建築、空間等等，考察城市作為泛化意義上的媒介與人類文明之關系，其中一個特别重要的議題是大衆媒介、城市、現代性的同構關系，代表性人物有齊美爾、帕克、哈貝馬斯等。二是直接以媒介要素展開對城市的分析，從構成、功能、機制出發，論述城市的媒介特征，代表性人物有卡斯特、麥誇爾等。前一種思路重點是呈現城市的曆史性演變，後一種則以抽象的媒介意涵闡釋城市的社會作用。當然這隻是在觀察視角上的一種分野，事實上，有很多研究是雜糅了兩種路徑的，典型的如芒福德，他在代表作《城市發展史》中這樣寫道:“通過集中物質的和文化的力量，城市加速了人類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産品變成了可以儲存和複制的形式。通過紀念性建築、文字記載、有序的風俗和交往聯系，城市擴大了一切人類活動的範圍，并使這些活動在時間上向前和向後延伸——與城市複雜的人類秩序相比，我們現今儲存和傳輸資訊的精緻電子機器是粗糙、有限的。”這段被基特勒引證并延伸的著名論斷，展現出城市與媒介研究的兩個關鍵點，一是作為媒介的城市的作用，二是城市蘊含的媒介抽象意涵。當下城市與媒介研究獲得了新的曆史性機遇，這兩個側面都得到凸顯，并出現了融合趨向，這為城市和媒介研究帶來了生機。這個機遇就是數字技術的崛起，智慧城市、智能城市的不斷湧現，數字城市漸漸地成為全世界越來越多人口的典型生活環境。這印證了卡斯特二十年前的論斷，人類的未來主要是由城市化、新技術、全球化三股力量的交織決定的，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正在變為都市星球。
城市與媒介之關系研究已綿延數千年，這并非是一個誇張的修辭性說法。城市一直與文字、貨币等并稱，被視為人類發明的重要媒介。現代以來城市更是與大衆媒介形成了同構性，互為存在和發展前提。數字技術的出現，使得城市與媒介的關系進入到一個新階段。最顯著的變化是，城市與媒介趨向于融為一體，現代以來從社會系統中分離出去的媒介系統，開始漸漸地失去專業邊界，多種形态的自媒體出現并全面滲透于城市。麥誇爾創造了一個新詞“媒體—城市”來描繪這種狀況，城市與媒介的關系，漸漸地呈現為城市正在成為媒介。這種融合從城市表象看，是大螢幕、手機等狹義媒介嵌入城市空間，延伸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深層結構看，是計算機的軟體代碼系統與城市各個系統的交織糾纏，已經成為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規約着城市結構與運作方式。在數字時代推進城市與媒介議題的研究，需要在上述兩個關鍵點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媒介抽象意涵層面考察城市，進而探讨城市媒介在目前的社會文化意義。
關于媒介意涵的抽象化，近年來中介化理論推出了極富創造性的成果。以米歇爾、漢森為典型代表，他們将媒介分為三個層面，媒介、媒介物、媒介性，第一次提出了“媒介性”的概念，申明在抽象層面讨論媒介的重大意義，并賦予媒介以“調節”(即“中介化”)的意涵。媒介性概念的提出開辟了媒介理論研究的新次元，它突破了媒介研究囿于專業機構之功能、閱聽人之行為的局限，在更廣大的視野中考察萬物何以為媒，拓展了對于媒介的認識，為媒介研究的跨學科提供了基本架構和理論基點。媒介性解決了何為媒介的普遍性問題，但這并不意味着每一個媒介物都是等同的，相反，不同媒介物的中介化實踐千差萬别，由此對人類文明發揮着不同影響。從媒介性———中介化的抽象意涵出發，挖掘不同媒介物的獨特性，為目前媒介理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據此，本文在數字技術全面滲透城市的背景中，提出城市媒介性的命題，以推進既有的城市傳播研究。這個命題的首要前提是視城市為媒介，進而闡釋城市的媒介性為何，城市中介化實踐的特殊性如何展現，以及作為媒介的城市對于人類文明的意義。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剖析，為媒介性研究提供一個重要的曆史文化經驗個案，并進一步展示媒介性的抽象、普遍意涵是如何落實在不同媒介物的運作中。在此基礎上，重點闡釋數字時代的城市媒介性，以期展示媒介視角城市研究的獨特價值。城市媒介性的探讨，亦可與近年來媒介理論研究中的物質性、空間性、具身傳播等前沿性議題形成呼應。城市媒介性研究視域所涉廣泛，本文采用兩個充滿張力的範疇——時間性-空間性、物質性-虛拟性——來展開城市媒介性的讨論。采用這種方式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方面是對米歇爾、漢森三元媒介觀的呼應，他們提出的審美—技術—社會的三元論旨在破除媒介研究中盛行的兩元論，本文采用兩元對照方式并非要回歸二進制論，而是通過呈現二進制不斷融合的趨勢，消解二進制論的媒介觀;另一方面是依據城市的特點，挖掘它作為媒介物的特殊性及曆史文化意義，尤其是闡釋目前計算機軟體代碼系統正在瓦解并重組這兩組範疇中的兩元及其關系，創造了城市媒介性的新形态。在此基礎上，提出一進制論和過程性的媒介觀。
二、城市:聚合異質時空
人類早期文明的古代城市是聚合時空并使其平衡的媒介。在城市史研究者看來，城市對于文明的意義在于，以實體空間承載了人類生活的物質化場景，并且将建築、街道、紀念碑、水利工程這種創造物儲存起來、代代相傳，城市生活中的口頭傳播綜合了即時即地的社會交往與跨越時空的遠距離關系，實作了文明的時空平衡。随着文字出現，口頭傳播遭遇侵蝕，這種平衡狀态被打破了。尤其是大衆媒介的興起，緻使傳播的時空問題突顯，成為現代性反思的一個重要面向，影像媒介的濫觞更使得這個議題添加了全球與地方關系的新内涵。英尼斯的傳播與時空偏向研究具有開創性，他将不同媒介物的時空偏向及其與文明的曆史性關系納入媒介研究的視野，并提出了媒介時間傳承和空間擴散的兩個次元，以及這兩個次元之平衡對于文明的重大意義。這個論斷成為媒介研究後繼者不斷回旋的母題。對于大衆媒介時空性的反思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文明傳承在時間次元上的薄弱甚至斷裂;地方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危機。在時空平衡遭遇危機的時代，城市的意義再一次被突顯出來，它呈現出一種悖論，集危機發生地及解決方案于一身。複雜系統科學的領軍者韋斯特斷言，城市和全球城市化在決定地球未來中扮演關鍵角色，城市具有雙重屬性，“即它一方面是我們面臨許多挑戰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創新和觀念的蓄水池并因而成為我們解決方案的根源”。這個狀況是由多重因素引發的，其中城市媒介的時空偏向性是重要原因。
城市是人類時空秩序的調節中樞。城市是人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空間承載。列斐伏爾在定義城市時有意地将城邑(ville)與都市(urbain)分開，他認為城邑是農業時代初期以來人類的一個創造，有三個特點:是一種空間性的東西，處于一定的場所和位置;是近端秩序和遠端秩序的中介，是社會沖突的表現場所;它是通過建築物、公民等各個方面組織和塑造起來的一種“作品”。城邑與鄉村的不同，正在于它通過空間聚合了人與物，并促使其互動産生新的行動和意義。是以城市空間的這種承載性并不僅僅是在器具的意義上，而是以人的活動為着眼點，聚合具體和抽象的關系網絡。在早期的人類文明中，城市空間性的價值就充分展現出來了，它儲存并呈現具象存在物，包括人、自然物、人造物等等，這種呈現不僅是靜止狀态的陳列，而是處于動态的交織互動中。市場是經濟交換的地點，廣場是人交流的場所，人與人的資訊交流、物的交換，都依賴實體空間面對面的互動。這就是城市中人的交流、物的交換的空間集中化效應。城市作為空間調節者，它的力量在于将這些靜止之物的動态互動聚合在一起，由此催生了不同于鄉村的城市文明。在這個意義上，列斐伏爾提出“都市”概念與城邑形成參照，它是一個“構成性中心”，集中和同時化物品、人、符号。是以，城市的空間性既展現在實體空間作為承載，又表現為人與物各種社會要素的聚合與互動。中國學者援引清代段玉裁的觀點認為，在漢語詞彙中，“城”是一種“器皿”，“以盛民也”。而“都”是存有已故君王的舊宗廟的城邑。也就是說，“都”不是以空間、大小為最終判斷依據的，而是看它是否是社會關系的“構成性”中心。這說明，在人類早期文明中，城市空間性都包含了實體的空間承載與抽象的聚合資訊與社會關系的雙重意義。城市空間性的彰顯并不意味着它與時間性的分離，早期人類文明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融合充分展現在城市生活中，比如矗立在城市中心的紀念碑，既是一個典型的空間媒介物，不但聚合、催生了市民的交往活動，也承載了城市的集體記憶，展現了文明延續的時間性。
作為表征符号的媒介常常是城市時空性失衡的重要因素，比如文字将傳播從面對面場景和地方傳統中拔出，使得口頭傳播的時空融合被打破。人類文明大範圍的傳播脫域，源于大衆媒介的産生。現代性城市的時空特征迥異于古代城市和小城鎮。如果我們将現代性城市的基本特征視為陌生人相遇(齊美爾)、異質人群的聚集(沃斯)、全球交流系統(卡斯特)，那麼城市在文明的時空平衡中，無疑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現代城市是大衆媒介的誕生地，它助長了大衆媒介的脫域傳播——以抽象符号的資訊傳遞取代面對面互動，如此現代城市中大範圍的異質人群的聚集、互動得以可能;但同時資訊加速的空間擴散摧毀了個體與身處地點的聯系，導緻地方的衰微與消失，即梅羅維茨所言的“地域的消失”。這使得文明在空間和時間的雙重次元中遭遇危機，空間喪失了人群聚合互動的公共屬性，也不複是地方記憶的傳承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形下，城市又被視為挽救空間湮滅、時間斷裂之危機的場所，因為城市時空性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它給予人類群居化的、身體日常生活之需求的滿足，這種需求伴随着自我建構、地方認同的文化意義，在網絡社會、全球化時代顯得越發重要和切近了。如卡斯特所言:“城市及其文化構成了家與全球交流網絡之間重要的調節力量。”人類不可能脫離特定時空展開自身的文明，城市環境正是目前人類主要的時空性展現。
數字技術與城市的相遇，開啟了人類文明時空平衡的嶄新狀态。這種相遇是從再造人與時空之關系開始的。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博物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這個現象的全球普遍性耐人尋味。騰訊研究院的研究員結合中國博物館數字化實踐指出:“通過全息呈現、數字孿生、超高清、多傳感器融合、AR、VR等新體驗技術，連結虛拟/現實、在地/線上，營造一種在場式的數字文化體驗，這是博物館數字化的範式轉變，也為邁向元宇宙提供一種文化坐标。”他認為博物館成為數字技術的試驗田及主要應用場景，原因在于形成了“在地(實體空間)、線上(網絡空間)、在場(虛實融合空間)三重次元的數字化創新環境”。這呈現的空間性變革是，兩元分離的“在地”與“線上”融合在一起，虛實融合的“在場”成為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間存在形式。空間重構必然是與時間再造同時發生的，博物館的意義在于将“過去”的曆史經驗傳統“複活”，即将時間鍊條打斷并重塑。就此，傳統大衆媒介隻能采取抽象符号“再現”的方式。而數字技術的互動性、沉浸式特點創造了人與時間的新型連接配接，人可以與“過去”産生實時互動體驗，這種融合方式對于人類文明具有重大意義:“在技術媒體的中介下，如何重構對傳統和經驗的體驗，才是我們探讨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根本原因”。時空性革命通過日常生活體驗，延展出嶄新的社會文化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博物館可視為一個微縮的數字城市環境。
數字技術創造的融合時空，正在成為城市生活的日常。在地、線上、在場這三種狀态的并存、互補、交織，已構成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相當普遍的生存方式，數字城市的媒介性也是以得以更新。城市成為有史以來最具活力的互動界面，它可以實時地整合異質時空，進而創造出嶄新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意義。從個體層面看，這是主體對于人類存在的所有時空印迹的一種自主性征用與重組，極大地改變了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在社會組織方面，城市成為自主性機器，它能夠以人類文明所有時空中的儲存為養料來運作自身，這不再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而是資料及軟體代碼系統支撐的直接驅動現實的運作。基特勒在評價芒福德城市理論時說，芒福德明确将城市類比于電子機器———也就是媒介，這提供了城市研究的重要次元。但他繼而指出，這個類比僅僅涉及記錄和傳輸資訊兩項功能，而且屈從于網絡交彙的曆時性，缺少了第三項基礎性功能———資訊處理。這個資訊處理功能，即指城市作為一個自創生的系統，可以吸納各種時空中的元素，進行加工處理，以此驅動城市各個系統的運作，并形成與個體的對接。
城市是個體安放身體、進行日常生活、建構社群認同的實體空間，也是勾連個體與社會、地方與全球虛拟網絡的交流中樞。大衆傳播倚重抽象符号的虛拟傳播造成了地方空間的同質化和空心化，以及曆史感、時間鍊條的斷裂，這種現代性城市的時空失衡，在數字時代獲得了重拾平衡的曆史性機遇。
三、城市:貫通物質性-虛拟性
城市像所有的媒介一樣，也是具有物質性的，建築、街道、紀念碑、廣場，都是城市物質性的典型呈現。城市具有物質化的功能，芒福德寫道:“湯因比完全忽略了社會過程的這個方面，但當我們漫步于城市中卻可以發現，這種現象是無所不在的，周圍的建築物仿佛能夠講話，能夠行動，正像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一樣;而且通過城市的物質結構，過去的事件、很久以前做的決定、久已形成的價值觀等等，都繼續存活下來并散發着影響。”與物質性相對照，湯因比關注的社會過程是靈妙化，它指向文明發展的一種普遍現象，人掌握精良的技術後，不斷實施對物質環境的控制，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成品也越來越喪失物質形态。芒福德認為，靈妙化和物質化對人類發展都是重要的，而城市最大的功能就是将兩者結合了起來。城市的媒介性展現在承載人類創造的物質産品，又通過抽象符号比如文字這種精妙的技術媒介，将兩者整合在城市社會的組織和運作中。
芒福德物質-靈妙的城市兩重性，在本雅明的現代性城市分析中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即城市的感覺意象與抽象結構的兩重性。本雅明著名的巴黎遊蕩突出的是身體感官與城市物質性表面的直接遭遇。他這樣解釋拱廊街研究計劃的着眼點:“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表達的線索，所要展現的不是文化的經濟本原，而是經濟在文化中的表達。換言之，所涉及的問題是努力把握作為可感覺的原初現象的經濟過程，(是以，19世紀)拱廊街中的生活就從這個現象中顯現出來。”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經典的法蘭克福學派不同，本雅明試圖以對現代性城市的“體驗”來實踐曆史唯物主義，他質疑道:“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了解曆史就必然要求以犧牲曆史的直覺性為代價嗎?或者怎樣才能将一種高度的形象化與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實施相結合?”在這裡，直覺性、形象化是與抽象的社會機構和社會關系相對而言的。在本雅明看來，大都市的空間性、流動性無法依靠單一的抽象結構分析，身體置身城市空間中的感官接觸是一種獨特、新穎的捕捉方式，它可以揭示出被抽象分析所忽略或遮蔽的城市特性。對于城市物質性，與芒福德的不同是，本雅明尤其突出人類的感覺，不僅是城市有形物質本身，而人類的感覺是主觀的、精神的，是物質性和虛拟性之間的橋梁。城市的物質性從來無法和抽象性、虛拟性分開，相反在兩者之關系中才能顯示自身的存在和意義，而城市空間中移動着的身體及其感覺力，正是連接配接兩者的媒介，本雅明在這一點上将城市的物質性和想象性連接配接在了一起。
近年來媒介物質性驟然成為傳播與媒介研究備受矚目的議題，一個最重要的背景是數字技術對于虛拟性的推進，這個程序到了一個轉折點:人類如何可能、是否應該擺脫物質性束縛，進入到一個完全虛拟的世界中。這已成為當今世界充滿争議的一個重大命題。布朗是以說，物質性“成了一柄寒光閃閃的雙刃劍”。一方面，媒介略去了物體的物質性，比如電報、電話、電視、錄像等;另一方面，媒介本身的物質性、物質的支撐、媒介嵌入某種物質環境、媒介的衍生物，不容忽略。物質性的雙重效應在當下的數字城市生活中被典型地呈現出來，新媒體的虛拟傳播使得“宅”生活成為可能，市民生存的去物質化傾向表現為越來越脫離實體空間，城市空間似乎正在喪失聚合人與物及地點的特性，創新活力岌岌可危;但與此同時，數字城市亦顯示出另一種面貌，人們攜帶智能終端遊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打卡式遊蕩使得人之身體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實體空間中。城市空間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很少引起大衆關注的犄角旮旯，都有可能成為網紅景觀，随着大衆的數字實踐不斷地延伸到虛拟世界中。
盡管目前對于媒介物質性的關注主要是源于數字技術虛拟性的刺激，但虛拟(virtual)這個詞的起源遠早于數字技術。“虛拟的東西是物質的東西的替代物，是物質的非物質替身——沒有中介的情況下施加作用。這個詞關鍵性地标志出現實與副本、原作與其複制品、圖像與其相似物之間的關系中的次等性。”有學者認為，人類“架構視覺性”展現為形形色色的“虛拟之窗”，具有久遠的曆史。文藝複興的典範人物阿爾伯蒂提出把繪畫的邊框“看成”一扇窗，描述了三維空間再現到二維平面的方式，“窗”這個視覺性隐喻成為繪畫、建築、運動影像媒介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弗萊伯格将這個路徑稱為虛拟性的視覺再現理論，在這個傳統中虛拟性早就有了前數字形式。虛拟性的另一個路徑是資訊理論，如後人類學者海勒斯把虛拟性定義為一種文化感覺，物質客體是被資訊的模式浸透的。在這一視角下，虛拟性是被技術所決定的，受制于将“身體”化為資訊的機械去物質化過程。區分這兩種不同的虛拟性研究傳統，對于媒介理論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意味着視覺再現與數字技術在物質性—虛拟性關系方面的顯著差別。從圖像、文字直至大衆媒介都是以再現方式呈現虛拟性，芒福德、本雅明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論及城市媒介性對于物質性和虛拟性的整合的。但數字技術則迥然不同，它是将物質化為資訊的方式呈現虛拟性的，這一區分，使得數字城市的媒介性表現出前所未有之重大變革。
盡管都是去物質化的虛拟之窗，計算機“建立在觀看者和視窗所提供視野之間關系的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假設之上”。現代時期電影視窗“意味着觀看者和被看物之間存在一條界限。這條界線在觀看主體和被觀看世界之間建立起一道正式的分野，作為知覺的境況，它由此為自我從世界抽身退出創造了條件，這正是現代時期的來臨。自我安坐在窗之後，成為觀察着的主體”。與此種情形不同的是，計算機的螢幕是一個數字界面，這個界面通過将人與外部世界的資料化，打通了人之主體和外界客體的區隔。計算機之窗，超越了視覺靜态觀看，它是資料處理系統的接口，彌合了主客體之間的鴻溝，也融合了物質性與虛拟性，使得物質與虛拟交織成一個新狀态———虛拟實在。
韋斯特從複雜系統科學視角指出，城市是一種類似有機體的系統，它圍繞着人的行動組織起兩重網絡，并使其交織、運轉。“一種是維持并促進自身基礎設施和居民發展的能源和資源流，另一種則是連接配接所有公衆的社會網絡中的資訊流。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網絡的互相整合和互相作用魔法般地帶來了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效應，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活動、創新和經濟産出的極大增長。”城市的媒介性在于，圍繞着城市居民的活動，将基礎設施的物質系統與社會交往的資訊系統進行互嵌和轉換，使得城市呈現出有機體的特性，可以自我運轉、生長、複制。城市的這種虛實互動展現在不同時空的城市中，并非數字城市所獨有，帕克的城市生态學就把現代性城市比喻為有機體，數字城市媒介性的特點在于，将世間萬物資料化，在生物體、無機物、機器之間建立起以二進制資料代碼為基本語言的運作系統，這種僅供計算機機器閱讀的語言能夠将城市社會的所有存在物齊一化，數字城市将人的無機化和機器及物的有機化的雙向程序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數字機器系統成為彙聚所有資料、并不斷生成驅動城市各個系統運作的動力中樞。數字城市的媒介性創造了物質—虛拟的新形态，它反轉了虛拟與物質對照的次等性關系，取消了物質與非物質截然兩分的區隔。尤其重要的是，它展現了主體的去物質化程序，在這個資料機器系統中，誕生了新型主體——人工智能。這正是基特勒指出的，芒福德将城市與計算機做類比揭示了城市的媒介性，他之是以忽略城市作為媒介的重要基礎性功能——處理資訊，是“因為那将推翻芒福德的人本主義價值判斷”因為這意味着城市具有了自主性，獲得了主體地位，這與人本主義是有着根本性沖突的。在數字城市中，相較于人，人工智能是一種高度去物質化的主體，這正是數字城市媒介性的特點，它通過主體的去物質化程序，打通了人與非人的界域。
四、城市世：基于動态過程的一進制媒介觀
“從人類世到城市世，一個由城市主導的地球”，被譽為“享譽全球的複雜系統科學的領軍人物”的韋斯特在他代表作裡這樣寫道:“我希望通過一個全新的紀元命名來清楚無誤地表明我們對地球造成的深遠影響——我們已經從純粹的人類世演變到另外一個以城市的快速增長為特點的時代。為了給這個以工業革命為開端的短暫的、激烈的時期命名，我将提出一個全新的詞彙‘城市世’——随着我們進入21世紀，城市和全球城市化成為自人類社會變得社會化以來地球所面臨的最艱巨挑戰。”他的城市世理論的基本預設是，城市是一個典型的複雜系統，它有多樣化的組成部分——人口、建築物、活動，以及許多不同的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除此之外，它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且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而所謂的城市世，指人類“從顯著的生物特性轉變為顯著的社會特性”，世間萬物被納入城市這個複雜系統中，指數級地大規模爆發式增長，人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自己發明的這個系統中。從人類世向城市世的轉變，意味着城市複雜系統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典型表征、主要動力和基本運作機制，以及主導地球發展的力量。這個轉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城市世的城市系統裹挾地球上的萬物，成為人類曆史上的超級媒介。所謂超級，意指城市正在成為中介所有社會系統的數字平台，城市數字基礎設施通過連接配接并轉換各個社會系統，不斷生成資訊、直接幹預現實。這徹底颠覆了主體人—客體世界的現代性二進制媒介觀，一進制媒介論呼之欲出。對于二進制媒介觀的批判早已是媒介研究中的核心議題，米歇爾、漢森的媒介性理論提出了一分為三的媒介觀:“我們想要避免二進制論的誘惑——二進制論是盛行的修辭:如過去與現在、新與舊、藝術與技術、社會與個人、主體與客體、空間與時間、自然與文化、古老與現代。我們尤其想要避免當今‘新媒介’研究中泛濫成災的現代主義。”另一個更隐晦的原因是，三分方式強調了媒介研究的“中間性”，強調了媒介在無數其他學科之間起到的媒人、斡旋者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中介化”。三分法沖擊了壟斷已久的媒介研究的二進制論，但它的前提仍然是二進制的成立，仍然留有二進制論的痕迹。以本文中所涉議題而言，數字城市作為媒介，不僅僅是打破了時空對立、物質與虛拟的區隔，還改變了時間、空間、物質、虛拟在二進制論中的原初涵義，三元論媒介觀無法充分回應這種狀态。
針對二進制論最具批判力的當屬一進制論哲學觀。這個前沿性研究路徑涉及人文社科各個領域。以本文所涉議題論，認知科學領域和宇宙論中的重要成果德昆西所著《徹底的自然》，提出了物質一進制論的觀點，打破了物質—精神的二進制論，給予身體—意識等等相關二進制論命題以徹底的解構，被學界評價為“揭露了人類思想史上的這個最大騙局——物質和自然是死的、無心智、無感受的，與我們自身相分離”，“是對嵌入我們文化和意識中的、無處不在的二進制論的一次有力矯正”。當下媒介研究中對于物質—精神二進制論批判較為流行的看法包括:物質是精神的基礎，身體是意識的來源;物質、身體對精神、意識的可供性對其形成規約;精神、意識無法脫離物質、身體單獨存在;等等。依照德昆西的觀點，物質-精神、身體-意識的二進制論無法成立，并不是因為上述理由，因為上述觀點還是局限于二進制架構，隻是強調物質、身體這一進制的重要性、基礎性，以及突出二進制的互動，但并未觸及二進制論架構本身。德昆西這樣破解二進制論:“心智與物質之間不存在互動作用，因為心智是物質借以移動自身的活動或過程。——心智是物質内在的、有目的的自我運動。”針對物質、心智的存在論實體觀，他采納懷特海“過程哲學”從“空間話語”轉為“時間話語”這個激進步驟，指出意識和物質之間的存在本性和關系出自過程(process)而非實體(sub-stance)。德昆西指出，當我們開始以懷特海哲學的這種方式思考意識，心—身問題就消失了。“隻有在我們想象心智和身體是存在論上的兩種不同實體時，互動作用問題才出現。當物質是有目的過程的客觀的構成成分，而心智是将過去物質‘兜接’(scoopsup)到現在的創造性的自我能動性時，那麼它們的互動作用——它們彼此‘之間的作用’——就成了一個僞問題。”簡言之，世界隻有一進制就是物質，心智隻是物質的自我運動;物質并非一個存在論上的實體，而是一個過程。
上述一進制論和過程哲學給予我們的啟發是，要破除二進制媒介觀須反思如下預設——在形而上學本體論範疇将媒介了解為物質化的實體元素，并由此認為媒介構成了世界。本文所述的城市作為複雜系統的媒介性，亦在現實層面與一進制論、過程哲學形成了呼應，即媒介是一種過程，是連接配接、轉換并生成各種關系的抽象運作的動态過程，這構成了媒介對于世界的基礎性意義。目前數字城市的人類生存愈發突顯了這種媒介性。在數字城市的賽博空間中，智能終端與人的互嵌技術系統，成為個體連接配接社會、時空相融、虛實互嵌的媒介。柏拉圖描繪的早期人類文明中的雙重導航——實體空間和話語空間實踐——趨向融合。由此，大衆媒介的“閱聽人”變身為數字時代的“使用者”與“領航人”，在這個系統中，主體也趨向于一進制——人-機互嵌共生主體。媒介性是人類在虛拟實在中的航行過程，是一種中介化運作機制，這種抽象的媒介性會在特定時空中呈現為手機、身體、媒介機構等媒介物。
列斐伏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都市性概念，以差別于特定時空中的具象城市。他所謂的都市性是指:“全部社會生活和要素的彙合與集中的形式。”都市是商業中心、符号中心、資訊中心、決策中心，都市是構成性中心，有着特别的辯證性的運動。列斐伏爾的啟發性在于，在抽象的、普遍的層面闡發都市内涵，并指出都市具有自我的辯證運動。但他的都市性理論未能揭示城市彙合和集中的機制與過程，而這正是媒介的意義所在。本文提出城市世的城市媒介性，是聚合人與物的多重網絡的複雜系統，是由技術系統驅動的連接配接、轉化、生成的動力機制和過程，以揭示城市展開這種聚合的中介化機制及其影響，尤其是觀照目前數字技術與城市互嵌的社會實踐，呈現了媒介視角的城市研究在數字時代的獨特價值。期待這個議題的探讨，為跨學科媒介理論及城市研究提供一個新思路。
作者簡介：孫玮，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複旦大學資訊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聲明〡原文來源于《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内容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系。
[引用格式]孫玮。城市的媒介性——兼論數字時代的媒介觀，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