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玮：傳播再造身體

在近年來傳播與身體的研究熱潮中，設問的一個主要方向是，身體為傳播研究開啟了哪些新議題、新次元。在此，我意欲反轉這個思路，提一個反向的問題：傳播為身體研究開啟了何種可能性，傳播如何再造了身體。當然從宏觀視角看，這也可看作身體議題對于傳播研究的一種激發，以及身體-傳播議題的進一步延展。這個思路構成了本文的基本架構與主題。

其一，身體議題漸成研究熱點的現象，并非發生在傳播學領域，身體轉向構成了整個學術界的一個趨勢。身體在西方理論中開啟了從退隐到回歸的程序，“人被還原到身體關系之網中，被重構為交往中的身體-主體。對于人而言，沒有比身體關系之網更本質性的現實。”與此同時，身體話語的轉換也在中國詩學中重新出場。在這個大視域中考察傳播與身體的問題，有助于探索傳播研究在目前發展的新型可能，挖掘傳播視角對于普遍社會現象的解釋力，及其在這個轉向中傳播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獨特貢獻。

其二，身體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打破身體本質論以及身—心兩元論。這意味着，無論從哪個學術路徑讨論身體問題，首要的問題必然是，我們究竟是在什麼意義上談論身體？身體作為本議題的一個核心概念，并非一個不證自明的預設，必須進行鑲嵌于學術脈絡中的檢視。無論在哪個學術場域中，身體絕不可能僅僅是常識意義上完全自然的肉身。據身體理論研究已有的共識，目前人類擁有的身體，早已是被技術、文化、權力等等因素侵染的非自然身體了。是以我們要發問的是，傳播是如何參與到身體不斷再造的程序中。

其三，目前身體議題進入傳播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新型傳播技術的崛起。目前傳播學領域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傳統意義上的基于肉身的傳播是否可能為機器、人工智能所取代。從身體研究路徑反觀，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消解，因為在反本質論身體理論看來，并不存在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自然肉身。即使是在讨論技術對于人類的侵染方面，身體研究也已遠遠超過這個問題的範疇。技術對于身體的影響，不但涉及肉身本身，如媒介技術對于感覺的影響；也包括了身體關涉的各種社會網絡系統。是以，“智能技術的發展是否将取代人”這個問題，或可轉換為，這種早已發生并不斷加劇的人-機融合傳播實踐引發了哪些社會變化。

其四，傳播與身體研究最根本的議題是，新型傳播者的出現，即 人-機混合的智能傳播者浮現。這種新型傳播主體崛起的重大意義，已經超越了傳播學研究領域，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傳播再造了人類之主體；媒介成為人類社會的構成性要素。之是以将其視為最根本的議題，不僅僅因為主體、社會要素是人類生存之根本方面，也是各個學科的聚焦點；更是因為，這充分展現了傳播、媒介對于人類社會的基礎性作用，這個作用長久以來被實證主義、功能主義的傳播工具論遮蔽了。當傳播漸漸地淪為操作性工具，傳播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地位就受到很大局限。

以上預設的反思，旨在響應傳播學研究的衆多先驅者對于建立傳播學自主性理論的呼籲與倡導。二十多年前克雷格在他的代表作“作為一個領域的傳播理論”中，征用諸多傳播研究者的觀點寫道，“從傳播的視角來看，傳播不是一個可由先前的心理學、社會學、文化或是經濟因素解釋的次要現象，其本身就是根本的、基礎的社會過程，可以解釋所有其他因素。嚴格來說，其他學科視角關于傳播的理論都不屬于傳播理論領域，因為它們沒有基于一種傳播視角。所有真正的傳播理論都承認傳播的重要性，都承認傳播本身作為解釋的一種基本模型。”如果我們認同克雷格的這個立場，傳播就應當成為身體研究中一個無可替代的重要視角。基于此，本文要發問的是，傳播作為一種理論視角，如何解釋身體在目前數字媒介崛起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傳播學研究是如何将身體驅逐出自己的研究領域的，怎樣了解目前身體被召回至傳播研究領域的意義。第二，傳播與身體議題的重新開機，如何激發傳播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活力。傳播視角的身體研究開啟了哪些新的研究面向。第三，傳播再造身體的思路，如何回饋到目前的傳播研究中，包括既有理論的反思，以及回應智能時代數字傳播實踐的學科範式創新。

在目前考察傳播與身體之關系，确立一個前提至關重要：人類正處在傳播實踐曆史性轉變的熱點時刻，整個社會的傳播格局正在發生巨變，大衆媒介正在經曆前所未有的轉型。大衆媒介奠基時期的諸種社會條件悄然變幻，發生于這個特定時期的傳播學理論亟待進行範式創新。2019年甫獲中國新聞史學會卓越學術獎、國際傳播學會會士的著名傳播學學者李金铨，在檢視了美國媒介研究的兩個經典範式後指出，美國實證主義主流傳播學日益“内眷化”，對内求窄深，誤以為本學科自給自足，不假外求，以緻技術愈來愈精良，卻缺乏思想創新，甚至逐漸脫離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主要關懷。據此判斷，他呼籲中國的傳播學研究要立足“地方經驗”建構“全球理論”，以回應中國目前洶湧澎湃的數字媒介實踐浪潮。這個觀點已經成為傳播學研究者的一種共識。傳播學研究需要以開放的心态展開與其它學科以及傳播實踐的對話，這正是我們讨論傳播與身體議題的旨歸。

大衆傳播：克服身體的束縛

在傳播學學科建制化的時期，“身體”的影子處處閃現。從這個表象看，傳播學研究似乎從來不缺乏“身體”思維。被公認為傳播學思想源頭的芝加哥學派如帕克，以及作為傳播學奠基者哥倫比亞學派的拉紮斯菲爾德、拉斯韋爾等等，經常在他們的代表作中提及“有機體”，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就是身體的代名詞。拉斯韋爾在他著名的5W傳播模式論中寫道，“如果我們注意到，傳播在生物的各個進化階段，在何種程度上成為生物的特征，我們就可透視人類社會，盡管這有可能得出錯誤的類比。一個生命體，不論是相對孤立的還是與群體相連的，都具有從外部環境接受刺激的方式。不論是單細胞有機體，還是多成員群體，都設法保持内部平衡，用可以保持這種平衡的方式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反應。這種反應需要以獨特的方式使生物體各部分協調行動。” 而帕克，則将城市視為一種“活體”。在拉斯韋爾的表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主流傳播學經典範式結構-功能主義的基本思想：社會是一個有機體，這個彼此依賴的整體性結構，是由承擔着不同功能的社會子系統互相整合構成的。這個基本觀點也是帕克所言明的，芝加哥城市社會學正是從生态學的角度，将社會（城市）看作一個有機體。這清晰地顯示了，美國主流傳播學的兩大範式都涉及“身體”機制——有機體如何接受并處理外在的資訊以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但他們的這個“身體”元素是指向社會（城市）的，是将社會比喻為有機體，進而把有機體的運作機制推廣到“社會”分析中。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參與傳播的人卻是失卻身體的，是抽離了身體感官及具象場景的意識主體。這其中的原因，要從大衆媒介的發生程序去探察。

大衆媒介的産生，是人類傳播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革命。在曆史長河中考察大衆媒介的發展，可以看到，它與四次工業革命有直接的聯系。報紙誕生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機械革命，印刷機的出現，使得文字印刷品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衆媒介，新聞傳播亦作為專業化的社會系統分出。此後，衆所周知的第二、三次工業革命接踵而至，大衆媒介不斷出現新的媒介形态。電氣時代發生通訊革命，電子聲音與影像媒介出現；資訊時代的資訊控制技術革命，使得電子計算機成為普及性大衆媒介。目前數字技術正在引導人類進入智能時代。從傳播與身體這個視角出發，或可将此次革命視為“融合革命”。所謂融合，是參照第一次工業革命大衆媒介的産生而言的。簡言之，大衆媒介的誕生就是分出，涉及兩個層面的分離。一是身體器官為媒介技術所分離，這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文字将視覺從身體中分出，機械複制加劇了這個分離，口語傳播主導的面對面身體在場的人類文明傳播方式被打破了。廣播、影像技術則是不斷從身體中切割出聽覺、視覺感覺。二是由身體器官感覺的分離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關系網絡的分離，新聞傳播從日常生活中的分出，聽覺網絡、視覺網絡、觸覺網絡的漸次分開，都意味着社會關系大規模的重組，以及社會結構的基礎性變革。正是在大衆媒介切割身體、分離感官的程序中，整全性感官的身體已經溢出了傳播研究的視域。大衆媒介的參與者變成了沒有身體的意識理性人——抽象資訊傳遞過程中的一個個節點終端。在大衆媒介系統中，立足于具象身體的肉身感覺已無立足之地。這個傳統非常強大，以至于成為傳播研究的一種基本傾向，即使是抵抗主流傳播學的批判學派如文化研究，無論是對于閱聽人主動性的強調，還是對于權力運作的社會文化機制分析，也仍然較多局限于“話語”“符号”“社會結構”這樣的抽象資訊層面，而所謂的地方經驗，也大多忽略了實體空間中的身體感覺、傳播行動的位置、場景等等元素。比如在傳播學領域，對于身體的研究也大多沿用批判學派的媒介話語建構論，以揭示身體蘊含的文化意義和權力關系。拉斯韋爾的 5w 傳播模式，根據傳播行為的區分，建立了傳播學研究的五大闆塊議題，這個知識體系仍然是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重要标準：誰：控制分析；說了什麼：内容分析；通過什麼管道：媒介分析；向誰：閱聽人分析；有什麼效果：效果分析。這些議題輔之以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主流大衆傳播學的重要特征：将傳播主要地了解為抽離了具象場景、集中于文本、以資訊方式展現的話語行為。這個基本架構的出現，既有曆史發展的偶然性，源于某些學者的自主性創造；另一方面，也是大衆傳播媒介形态的特質使然。大衆媒介借助技術将現實符号化、資訊化，将人類的記憶不斷外化，以實作遠距離傳遞，超越時間、空間。是以，克服身體固着于特定時空的束縛——脫域，正是大衆傳播展現的革命性。問題的另一面是，在這個過程中，因為身體的缺席，傳播對于人類社會的豐富性就不可避免地被簡化甚至删除了。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報紙借助印刷機的傳播是一種不得已為之的事情。彼此的媒介技術，實作脫域必得排斥身體，隻能以犧牲身體及情景的整全性、豐富性為代價，才能實作征服時空之目标。

是以，當大衆媒介遠距離傳輸獲得一片歡呼的同時，亦有人為面對面身體在場的感官傳播的衰微而哀歎。對于大衆傳播脫域化的反思，并非是從數字時代開始的。以剖析機械複制時代而聞名的本雅明，以講故事的人為典型，描繪了大衆傳播驅逐感官傳播的過程，那就是“經驗”的消逝。“似乎一種原本對我們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最保險的所有，從我們身上給剝奪了：這就是交流經驗的能力。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很明顯：經驗已貶值。經驗看似仍在繼續下跌，無有盡期。隻消浏覽一下報紙就表明經驗已跌至新的低谷。一夜之間，不僅我們對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圖景都經曆了原先不可思議的巨變。”。講故事的方式，展現了身體在場的感官傳播所蘊含的人與人、人與時間、空間的豐富意義，這是人類珍貴的生命經驗。本雅明對于大衆媒介的社會性批判，也正是以此為參照的，“一種新的交流方式應運而生。不論其源頭有多久遠，這種形式過去從未真正影響過史詩的形式。然而目前它卻施加這種影響。結果，它以陌路人身份與講故事者狹路相逢，其威力不亞于小說。但它的威脅更大，甚至給小說也帶來危機。這種新的交流方式就是消息。”但正如人類社會本身一樣，媒介的演進不是以簡單的線性發展為軌迹的。新技術的不斷湧現，又突然将身體元素帶回到傳播中，這得益于目前智能時代融合形态的數字媒介的崛起。

數字媒介：整合碎片化的身體

對機械複制時代的觀察者本雅明們而言，大衆媒介基于技術對人類感官的切割、分離，将原來身體在場的感官傳播轉變為機器主導的文化工業，由此将傳播從人們的日常生命經驗中拔出，切斷了切身性的地方經驗及社會關系網絡。但大衆媒介主導的社會傳播模式，并非是鐵闆一塊密不透風的，某些媒介形态仍然可以呈現面對面感官傳播的一些特質，比如本雅明親身實踐的廣播，以及麥克盧漢推崇的電話。作為媒介環境學派的代表人物，麥克盧漢精妙地捕捉到了媒介與人類的根本性關系，這就是，作用于人的身體感官。“媒介是人體的延伸”，集中展現了麥克盧漢媒介觀的獨創性。麥克盧漢從感官入手考察媒介對人類的影響，對照于主流大衆傳播學關注“内容”如何作用于人類的意識，顯得那麼标新立異、格格不入，也是以獨樹一幟，在新技術疊出的時代更是煥發了驚人的解釋力。麥克盧漢全面、徹底地把身體元素引入到傳播研究中，“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上，而是要堅定不移地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覺模式。”麥克盧漢揭示了，傳播的影響力不僅僅限于媒介承載的内容資訊對個體意識的作用，更深層次的展現是媒介本身作用于人的感官。麥克盧漢的天才還在于，他借鑒英尼斯關于傳播偏向的曆史研究，把媒介技術與人類感官的關系推進到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以闡釋媒介引發人類身體感覺重組的宏觀、深層的社會影響。如他對比英法兩國的革命曆史時，援引托克維爾分析道，18世紀法國達到飽和的出版物，使法國實作了民族的同一性。法國人從南到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術的同一性、連續性、線條性原則，壓倒了封建的、口耳相傳文化的社會的紛繁複雜性。而英國則拒絕了印刷文化的這一原則，堅守了口頭的或動态的習慣法傳統。是以而産生了英國文化的非連續性和不可預測性。

麥克盧漢沒能預測到的是，媒介技術既善于切割，也可能實施整合，媒介技術給人們的感官制造了多重可能性。如果說前三次工業革命媒介技術特點偏向于切割，當今數字時代的媒介技術精髓則在于整合。從日常生活經驗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從報紙到電視的發展，媒介産品種類不斷增加，個體接觸媒介的接口不斷增加，大衆需要分别接觸報紙、收音機、電視機、電話、電腦等多種媒介。數字移動終端的出現，漸漸地将這些接合不同人體感官的媒介，聚攏而來，集合在手機這樣一個融合媒介上。被技術切割成碎片化的身體，正在以新型方式融合在一起。當然這并非原初意義上的自然身體，而是新型技術創造的智能身體。

“在虛拟實在的時代裡人們越來越容易感受到的願望就是，能夠在任意時間在多樣的世界裡進進出出，能夠溜進任意一個物體，它使物體和個人的認同性之間堅固的束縛被打破了，人們至少能夠暫時離開身體這個監獄。”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數字傳播塑造的新型身體感覺。這種沉浸式傳媒與舊時的試聽技術相比，具有顯著的特征。電影這樣的模拟技術媒介，盡管“能使一個看不見的攝影機始終帶領着觀衆的視角，但人們隻能看到那些恰好作為場景提供給他的東西。——缺乏的主要是以自己為中心的視角，即缺乏自我構成三維場景的可能性，這就是說，不能直接将攝影機與眼睛、麥克風與耳朵耦合為一體。”在賽博空間中，對于虛拟身體感覺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沉浸的視覺性，更本質的是互動作用，“身體在虛拟空間中的互動作用表現，虛拟行為者或‘實在的’機器人獨立化等，都會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人性是什麼，人的身體是什麼。目前，身體已經越來越不被了解為物質的東西，而日益被了解為世界和機器的某個片段，這一片斷可以被改變，可以被重新設計。”

智能時代數字媒介傳播創造的新型身體，實作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其一，在人體感官層面，将大衆媒介分割的感官加以整合，建構了人機融合的智能身體。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人類與機器人的交流成為焦點問題。事實上，這種思維要警惕落入兩元對立論之窠臼。有學者提出，人機融合智能是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所謂人工智能，是人、機、物三者之間的互相嵌入與作用，不能簡單地了解為機器取代人、與人形成對立的問題。具象表現為，人類的身體愈來愈為機器裝置所捆綁，而機器人愈來愈模仿人類的體征與感覺能力，由此出現了一種交織了有機體邏輯與機器邏輯的新型主體。其二，在存在層面，新型身體得以遊走于複合空間和多重時間中，創造了人類從未有過的生存狀态。身體的多重性，使得人們得以在實體和虛拟空間中進行穿梭，憑借着位置媒介支撐的移動傳播，長久隔絕的兩個空間交融在一起。諸如“打卡”“共享單車”“直播帶貨”“線上教育”等等，都是如今日常生活中虛實空間交融的普遍社會現象。由此，原本專注于符号化虛拟世界的大衆傳播研究，突然自覺不自覺地向大量的實體空間元素如位置、場景、地方等敞開，極大地拓展了傳播研究的經驗性場域。其三，在社會關系層面，被整合了碎片化感官的智能身體，成為連接配接不同社會關系網絡的融合性媒介，将多重的社會網絡加以連接配接，實施了社會文化的重組。這種融合可以從諸多視角加以觀察。如從感官的視角看，被不同形态的大衆媒介切割的視覺網絡、聽覺網絡、觸覺網絡，出現了重新聚合的可能。以人類記憶的社會關系網絡為例，在口國文明時代，記憶是關涉身體多重感官網絡的體檢，這也是蘇格拉底反對文字的重要原因，他認為文字書寫将記憶外在化，會極大地損害人類的創造性能力，因為“文字隻是話語無聲的影子，無法記錄它們的語音、呼吸和靈魂，詞語會從它們被說出的語境中抽離”，也就是說，文字切斷了人們與地方網絡的多感官聯系。訴諸多重感官的數字媒介，以一種新的方式回歸，重構了記憶的多重關系網絡。

綜上，智能時代的數字傳播對于身體建構集中展現在創造了嶄新的主體及其存在方式。新型媒介的數字化、虛拟性、互動主動性的特點，改變了人類生存的時空感，賽博空間、多重時間不斷浮現。數字媒介實作的互動幹預性，緻使虛拟身體以多重面貌展現出強大的現實行動能力，改變了人類主體的形态及實踐方式，傳播學研究也延展到主體性與社會基礎構成的層面，這個研究預設的突破，對傳播學的範式創新具有重大意義。

結語

數字時代新型傳播的身體再造，引發了傳播學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反思與創新。目前進行的工作或涉及：一方面，傳播學的核心理論從預設到觀點的檢視；另一方面，回應目前嶄新的數字傳播實踐，進行傳播學研究的範式創新。總而言之，是要在智能身體-主體的範疇中，重建立立傳播與人的關系。

以公共性理論為例，傳播學研究中作為重要理論資源的哈貝馬斯公共領域論，在桑内特看來，基點是話語理性交流的公共性，它遮蔽了公共性的另一個重要次元， “視覺的公共性”。兩者之差異，首先表現在媒介的不同。哈貝馬斯的公共性理論，聚焦大衆媒介的文本性話語；而視覺的公共性，則是關注身體在場的全感官的相遇。桑内特之是以提出場景主義路徑中的視覺公共性，旨在強調當代大都市生活中，陌生人在城市空間中由偶然相遇、互相注視展開的“見證他者”的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性價值，它突出無序、差異化、感性元素，與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形成鮮明的對照。數字傳播實踐，為兩種公共性的融合創造了可能。麥誇爾認為，移動網絡時代的智能媒介可稱為“地理媒介”，它有四個顯著特征：普遍連接配接、位置敏感性、實時回報、媒介融合。地理媒介創造了将虛拟空間的遠距離話語交流與實體空間身體在場的互動加以融合的可能，以往處于分離狀态的話語公共性與視覺公共性，出現了交融的契機，本文稱之為“具身公共性”。具身公共性的媒介是身體，是一個為技術捆綁、資料浸透的、連接配接虛實多重網絡的智能身體。以這樣的智能身體為媒介的公共性，從形态上看，融合了虛拟空間的話語與實體空間的在場，具身實踐成為公共性的核心。形态上的此種融合，不僅是兩種公共性的簡單疊加，而是經由時空重組，賦予公共性以新的内涵。哈貝馬斯理性言說的公共性，突出的是話語交流生産輿論對于公共生活的作用——表達民意、監督權力、協調行動等，理性、有序是其基本價值，利益協商是基本目标。而桑内特的視覺公共性，關注的是見證他者的公共在場，偶然地遇見陌生人，感性地體驗無序、異質性是其基本目标。麥誇爾認為，哈貝馬斯理性話語的公共性屬于公共性的現代範疇，對于現代民主具有重要價值；而桑内特所述的玩樂公共交往涉及對“規則”的反思性檢視和重新協商，是文化感性次元的公共性，對現代文明而言同樣不可或缺、意義重大。“陌生人之間的公共互動，在都市生活中與陌生人的社會交往在曆史上一直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麥誇爾認為，城市廣場連接配接了網絡的大螢幕，是兼具兩種公共性的新型媒介，“既具備傳統廣播媒體向公衆遠端直播的能力，又将遠端直播置于公民聚集的傳統公共空間之中。如此一來，公共空間兩種不同的理念被結合起來并重構了兩種理念各自不同的次元。”具身公共性重新整理了公共性的内涵，如時空重組，脫域與嵌入變成了一個同時性的過程，傳播公共性的經驗場域極大地拓展了；理性與感性的互相滲透，政治公共性與文化公共性在傳播實踐中越來越難以分割；權利和權力越來越成為述行性的，公共性更多地呈現在傳播實踐的過程中。以上對于公共性理論在數字時代發展的簡略分析，旨在以一個傳播學經典議題的反思，展示傳播再造智能身體的思路如何為身體視角的傳播研究打開新的面向。

目前數字傳播對于身體的再造，不僅僅是新聞傳播業的變革，更預示着時代的重大轉折。德布雷的媒介學描繪了媒介圈的疊代狀況，話語圈（文字）、圖文圈（印刷術）、視訊圈（音像）的不斷更疊，不僅僅是媒介技術的演變，亦是人類文明的演化程序。他認為，每一個媒介圈的主體都有一個重心，視訊圈主體的重心就是“身體”。目前數字圈的來臨更加劇了傳播的身體化。從這個視角看，傳播與身體議題關涉的既是媒介變革的大趨勢，也是傳播通過再造身體，介入人類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時刻。這或許是傳播與身體議題對于傳播學研究範式創新最為重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