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鄭詩亮
許金生（章靜繪）
複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許金生先生長期從事近代中日關系史研究。他充分利用日文的原始檔案，對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至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期間，日本對華進行的軍事諜報活動與宣傳攻勢做了系統研究，出版了《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與《近代日本對華宣傳戰研究（1868-1937）》兩本專著。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他對相關主題做了介紹。
《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許金生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422頁，68.00元
《近代日本對華宣傳戰研究（1868-1937）》，許金生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87頁，88.00元
乍一看您那本《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感覺這個選題相當少見，而“諜報”二字，又立刻能把讀者抓住。您早年是研究經濟史的，還寫過一本《近代上海日資工業史》，後來為何轉向軍事諜報研究，能請您談談嗎？
許金生：我大學讀的專業是日語，自己覺得語言隻是一種工具，還是應該和專業相結合，當時國内做日本史研究的幾位老先生很有名，其中就包括我後來的導師、複旦曆史系的吳傑先生。我本來就對曆史比較感興趣，大學快畢業的時候看到吳先生在招研究所學生，就慕名去考了他的研究所學生。研究所學生畢業以後，我到複旦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任教，給日本留學生講講翻譯、漢語和曆史課，一面教書謀生，一面繼續自己的研究。我學的是日本近現代史，但關注的是近代中日關系史，原因倒也簡單，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的聯系實在是太密切了。至于為什麼會寫那本《近代上海日資工業史》，是因為日本近代在上海投資建的工廠特别多，尤其是棉紡織廠，我經常在上海看到各種跟日本有關的廠房，引發了興趣。我人在上海，搜集史料也友善。做了一段時間以後，覺得可以形成一個研究體系，寫了不少論文，因為這是經濟史方面的課題，最後申請了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的博士。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我就轉到自己一直喜歡的軍事史方向上去了。
諜報活動是軍事活動的先導與基礎，是軍事決策的核心，是以我一開始就把資料收集的重點放在日本對華軍事諜報活動上，當時這方面的系統研究非常少。其實，關于日本的對華諜報活動，感興趣的人很多，相關書籍也不少。隻不過看來看去，許多都隻是在講間諜故事，颠來倒去也就那幾個“名人”，比如土肥原賢二，或者是一些比較有名的案例。可是，日本對華的軍事諜報活動，并不是就靠那麼幾個人，真實的諜報活動包括許多方面，主要是靠大多數無名諜報員三百六十五天的持續活動。蔣介石在抗戰爆發後就曾經感歎：“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沒有一個不是偵探，沒有一個不是便衣隊。”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擔任法國駐華使館武官的卡瑟維爾少校在評價日本在華情報工作時也說過：“日本在華情報業務十分發達，幾乎每一個在華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間諜特工。”不管這些說法是否誇張，它至少反映了，近代以來日本間諜在華活動極其普遍。是以，我想系統地梳理一下，甲午戰争以來，日本究竟是在怎樣的政策、方針指引下，建立了什麼樣的機構，采取了怎樣的活動，來對中國進行全面、長期的諜報收集。事實上，從甲午戰争以來，日本每次對華采取的政策計劃、發動的侵略行為，背後都有大量的諜報活動作為支撐。日本的軍事侵略行動之是以能夠順利開展，準确的情報是必不可少的。
您在書中把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的時間上限定在了1868年，是出于什麼考量？
許金生：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建立立近代政府，将“富國強兵”作為三大國策之一。然後，為了實作“強兵”目标，明治政府積極學習西方軍事制度，建設近代軍隊。盡管近代化剛剛起步，但江戶時代末期出現的對外擴張思想就重新擡頭了。當時正是帝國主義興盛的時代，流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日本想要對外擴張，要提防的是北面的強鄰沙俄，而能夠欺壓的，就是比自己貧弱的中國了。事實上，日本是把侵略北韓半島和中國東北作為長期國策的。1871年，政府要員江藤新平就提出了對華擴張提案，他認為對當時較為貧弱的中國而言，“俄國一旦與美、德聯合進攻，必能得手”，是以主張向同為“佛教國家”的中國長期派出僧侶，在其中安插奸細，或者專門派出調查中國情況的間諜，在搜集情報的基礎上制定對華戰略。另外，1872年任兵部省第一局長、次年又任負責情報工作的第六局長鳥尾小彌太也認為需要研究中國的軍事情況，經過與時任陸軍卿的山縣有朋的研究，決定開展大規模對華諜報活動，并為此制定了諜報計劃。鳥尾的諜報收集計劃着眼于對華作戰的基礎性資料。作為日本軍方最早的對華軍事諜報收集計劃，其甲、乙、丙三種所需偵察的内容不僅限于軍事，還包括與軍事密切相關的政治、外交、經濟等，對深深影響軍事的兵要地志也有具體要求，還涉及中國的人心向背和士兵的心理狀況。
在這種擴張的動機之下，1872年陸軍參謀局成立，1873年6月，參謀局改稱第六局，負責測量，繪圖，收集戰史、兵書、政志等，鳥尾小彌太是首任局長。1878年12月，在陸軍卿山縣有朋與桂太郎積極推動下，明治政府決定将軍政與軍令完全分離，參謀局從陸軍省中獨立出來成立參謀本部，這标志着日軍統帥權獨立的制度化。參謀本部建立後，在對外諜報方面采取的第一個重要舉措是強化對中國的諜報活動。參謀本部下設的管西局負責“北韓至清國沿岸”，首任管西局長就是一直主張強化對華諜報的桂太郎，他上司管西局的六年多時間内，設計了一套嚴密的諜報制度，制定對華諜報計劃，定期向中國派遣大量諜報員。這也奠定了日本對華軍事諜報活動的基礎。
恰恰因為一直針對中國深入開展諜報活動，日本才能赢得1894年的甲午戰争。事實上，甲午開戰之前，不少日本人擔心打不赢中國這樣一個巨人。可是伊藤博文卻信心十足，他說一旦真的開戰，不過是與中國的一兩個省交手，整個中國隻是一盤散沙，不可能擰成一股力量來對抗日本。依托于近三十年來搜集的情報，他對中國的情況已經相當了解，才會如此斷言。是以，1868年是一個起點。
除了軍方活動，日本還有哪些情報搜集形式，能請您談談嗎？
許金生：其實，在甲午戰争之前，中國對絕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都是一個很神秘的國家，而日本人對中國這個鄰居一直非常感興趣。是以，甲午戰後，一方面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另一方面日本國力也漸漸發達，海外貿易往來愈發頻繁，前往中國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其中，出于各方面原因來做調查的人很多。比如，日本的外務省就持續不斷地針對經濟方面展開調查，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通商，每年有大量的通商報告。這也是現在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日本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了，武漢大學也有學者一直在做。從日本官方到民間，前來中國調查的主體實在太多了，目的五花八門，組織也各種各樣，比如東亞同文會以及它下屬的東亞同文書院。
至于我的研究，主要關注軍方。是以，書出版以後，很多人批評我說，為什麼不寫荒尾精，為什麼不寫東亞同文書院，為什麼不寫滿鐵調查部？我隻能回答，個人精力有限，關注範圍集中于軍方的諜報工作，無力關注各種調查主體。譬如荒尾精，雖然他拿着日軍參謀本部的經費在武漢做調查，但是身份已不再是軍人。又如宗方小太郎，他也一直拿着日本海軍的經費為他們做諜報工作，寫了非常多的報告，現在他的日記中譯本也出版了。這些我都沒有關注，還是集中于軍人開展的諜報工作，雖然日本軍方也會利用民間機構或個人來進行調查，拿着軍方經費活動的民間機構實在太多了，這是另一本書的内容。
您查閱了這麼多日軍對華搜集的情報資料，印象比較深的有哪些？
許金生：這些資料對一般人來說可能不會引起興趣，就是枯燥的資料，一下子幾百幾千頁，但是，有些資料我看到之後卻感到很驚訝。
一個是“水路志”，也就是我們的航道志，日語“水路”就是航道的意思。因為不平等條約，是以中國長江開放了通商口岸，外國軍艦可以随時進出。日軍将長江的情況描述得非常細緻，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什麼地方有燈塔，什麼地方有漁栅，什麼地方有障礙物，都做了記錄，對水文變化也詳細記錄，并且每年都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本軍艦在港口停駐之時，有的當地政府會宴請日本軍人，這些軍官與士兵登岸之後，不僅會上街閑逛，還會去野營拉練，一路上把當地的各種情況全部記錄下來，這其實也是一種諜報活動。另外，每條軍艦上都有軍醫，各方面記錄非常詳細，例如當地的流行病、氣溫等等，這些資料長期積累下來就是非常好的情報，等到采取軍事行動的時候，就會知道應該做哪方面的準備。這套水路志我本來打算出版，可惜的是，中國真正需要這些資料的學者，因為語言關系可能看不懂，看得懂日語的學者又不是相關專業的，隻能作罷。
一個是駐紮在中國的日本軍隊送出給參謀本部的報告。這些駐軍每年都要送出年度報告，對當地的中國軍隊進行詳細、全面的調查，幾十年一直如此，将中國軍隊的部署情況、綜合實力等各方面情況調查得非常細緻。中國軍隊一旦調動，他們就要送出臨時報告。此外，還有定期報告，這是參謀本部指定的調查項目，相當于派給中國駐軍的作業。我看到的資料，主要還是駐紮華北的日軍的調查報告。我想，或許世界上隻有日本一個國家會對中國進行這樣的調查，其他列強肯定對中國的情況也非常關心，但是，他們絕不會像日本人這麼細緻。當然，就像我前面說的，這些情報不僅是軍事諜報主體在搜集，外務省也在通過駐中國領事館全方位搜集情報，并且與參謀本部共享，我看到的由外部省提供給參謀本部的資料非常多。
當年日軍搜集的資料應該有很多已經被銷毀了吧？
許金生：銷毀得太多了。據日本學者研究，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時，下令燒掉重要機密檔案。大學營陸軍部、參謀本部、陸軍省所在地市谷和大學營海軍部、軍令部、海軍省所在地霞關從14日下午到16日一直被焚燒檔案的濃煙籠罩着，“日本陸海軍在戰敗的同時，差不多的公文檔案都燒掉了。因為這種焚燒處理，使得研究陸海軍曆史所必需的基本性資料欠缺，留下了陸海軍曆史的空白和至今未解之謎”。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隻是冰山一角。其實很多資料原本都是指定要摧毀的，如1932年1月參謀本部為新編印的《參情報密報》制定的規定之一就是“用後燒毀”，不知道為何留了下來。
您後來研究宣傳戰，應該是從對軍事諜報的研究延展出來的吧？
許金生：沒錯，宣傳和諜報本就是雙胞胎，要保證軍事行動成功，必須得有輿論方面的配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的宣傳戰大獲成功，德國人就曾說過，他們是被路透社打敗的。是以，一戰以後，各個國家非常重視宣傳戰。宣傳戰的研究是更加綜合性的，不僅要關注日本軍方怎麼操縱輿論，更要深入當時的日本政府的視角，全方面地了解它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情況。宣傳戰是日本的長期政策，不僅為軍事服務，更是全面為侵華政策服務。同樣也是從1868年開始，日本政府就開始重視宣傳，并與對外政策相聯系。到了甲午戰争，就充分展現出日本對華政策上怎麼利用輿論工具配合軍事侵略了。
譬如，甲午戰争的時候，中國的輿論中心是香港和上海，因為這兩座城市有着特殊的國際地位，報紙比較多，尤其是外國人辦的英文報紙。無論甲午戰争戰前還是戰時，中國的報紙要想迅速獲得消息是很難的，來源非常有限，速度也慢。而當時中國人要想關心甲午戰争，報紙是非常重要的管道。香港也好，上海也罷，英文報紙登載消息的速度是最快的，數量也最多，而且讀者會認為，這些報紙畢竟是第三方，報道中日之間的戰争相對來說會更客觀。是以，當時中國報紙刊載的消息很多都是從英文報紙翻譯過來的。日本駐香港和上海的總領事非常關心怎麼利用中國的英文報紙來為日本說話，操作方法很簡單，給錢，然後與這些報紙約好，由日本來提供甲午戰争的消息。這樣一來，就能通過香港、上海的英文大報來間接左右甲午戰事的輿論了。當時中國的消息相當閉塞，誰能更快傳遞消息，誰就能先入為主地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形象，把輿論掌控在自己手中。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宣傳戰最早也最成功的一個例子，從此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當時是怎麼與日本在宣傳戰上對抗的，成效如何？
許金生：就以濟南慘案為例。針對濟南慘案的輿論戰，中國已經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做了比較充分的動員，當時的國民政府是相當重視宣傳的，可日本在某些方面還是占了上風。入侵山東的日軍都組建了“宣傳班”，而且還分成“中國班”和“歐美班”，前者針對中國的媒體，後者針對駐中國的歐美媒體和世界媒體，日軍還安排了包括攝影記者在内的日本記者進入濟南。濟南慘案發生以後，日本方面拿出了大量不利于國民政府的照片，向全世界散布，可以說是深谙今天“有圖有真相”這個道理，尤其是當時大衆教育尚不普及，照片直覺的視覺沖擊力所帶來的影響，不知比文字要大多少倍。
此外，還可以舉一個《申報》的例子。日本方面與《申報》在一段時間内有着很深的聯系。五四時期，上海群眾發起了集體抗議運動，這個運動與“日本人投毒自來水”事件密切相關。耐人尋味的是，在上海所有報紙都在報道和批判此事的時候，惟獨《申報》一直發文堅稱投毒事件是謠言。可能有人會說，《申報》又沒給日本人擡轎子，怎麼能算幫日本人宣傳呢？這就涉及日本的輿論戰政策問題了，針對不同對象，他們是有不同标準的。有的媒體，要公開為日本宣傳，多多說好話；有的媒體，隻要不罵日本就可以了，用不着說好話；還有的媒體，平常不聲不響，既不說好話，也不說壞話，一旦公布客觀事實對日本有利，就要把相關事實一五一十地講清楚，大概就是今天所謂的“洗白”。那麼，《申報》可以對應到哪種角色呢？說起來，當時的日本對中國媒體确實十分了解，知道有些報紙并沒有原則，罵他們其實是為了要錢。這也是一種社會風氣，因為報紙謀生不易，不少小報就是靠着罵人活下去的：我拼命罵你，隻要你把錢送來，我就不罵了。
最後，想請您談談您在研究當中所使用的史料。
許金生：所謂“論從史出”，著史的根基在于史料。史料确實是我的研究的一個特色，我用的史料隻有極少一部分之前被人用過。不管日本也好，中國也好，學者們主要就是挖掘那幾份有名的報紙，比如說《同文滬報》與《順天時報》，特别是《同文滬報》，用的學者很多，其實跟日本有關的重要報紙非常之多，還可以繼續深入挖掘。
我使用的史料的主要部分源自日本“亞洲曆史資料中心”網站，也就是注釋中的JACAR。字母“A”表示該資料為國立公文書館所藏，“B”表示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C”表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不過，在這個網站檢索史料時，一般隻顯示第一頁，必須一頁一頁打開來看，不能隻靠關鍵詞檢索。不花上十年八年時間，很多資料很難發掘出來。我在搜集諜報相關史料的時候，除了理論層面的諜報計劃與諜報組織，還要去關注諜報主體的具體行為的影響，連帶發掘出了很多其他相關史料，是以我在諜報研究之後，又出了好幾套史料集，如：《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內建》《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內建補遺》《近代日本在華兵要地志調查資料內建》。這些都是研究的副産品。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