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遠
這是一個關于家的故事，亦是一曲悲歎人間差别與冷漠的歌。
楔子：身旁那麼多人，可世界不聲不響
初識“在日北韓人”（筆者按：“在日北韓人”是指在二戰前移居日本的北韓半島出身之人及其子孫，關于這一群體還存在“在日”“在日南韓人”“在日南韓·北韓人”“北韓半島系居民”等多種稱呼，本文以“在日北韓人”統稱）這一群體，是在2013年赴韓讀博之後。當時，我在高麗大學南韓史學系師從鄭泰憲教授學習日據時期的曆史，課上時常會涉及近代北韓半島海外移民的話題。鄭先生不斷用“자이니치（日語‘在日ざいにち’）”、“조센징（日語‘朝鮮人ちょうせんじん’）來指稱這一在日北韓半島移民群體。後來得知，鄭先生赴日訪學時，曾特意選擇前往在日北韓人的高等教育機構——北韓大學。而當我又進一步從同門口中得知導師年輕時曾因參與民主化運動而一度入獄的經曆後，我也便逐漸明白了這位左派進步導師緣何對與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密切關聯的日本北韓大學懷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2019年7月，博士畢業後，我來到中山大學韓語系工作。巧的是，當時系裡有一位特聘研究員竟然也是在日北韓人。有一次，我請他吃飯，他和我聊了不少家裡的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在日北韓人身世的複雜性。這位在日北韓人第三代，先後在日本、南韓求學。在我眼裡，他是一位優秀、刻苦、真誠的學者。但說實話，他的韓語并不好，且帶有明顯的日本口音。現在細細想來，或許比起韓語，日語才是他的母語，為何強求他要說一口流利标準的韓語呢？
我常認為，北韓半島的近現代史是悲情與厚重的。苦難壓彎了這片土地，卻也将人間世相的風雲變幻與善惡妍媸演繹到了極緻。而在日北韓人的曆史，無疑被迫地承載與延續了這片土地的眼淚與怨恨。
何以為家？
最近Apple TV+ 熱映劇《柏青哥》（又名《彈子球遊戲》）是一部基于美籍韓裔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說拍攝的電視劇，講述了1910年至1989年一個在日北韓人家庭四代人在曆史洪流中掙紮前行的故事。作家李敏金坦言，作品是一個關于“家”的故事，更确切地說，是一個關于“失去了家的人們”的故事。作為一位7歲時移居美國的美籍韓裔移民，李敏金本人也是一個失去家的人。而在20多歲時，她聽說了一位在日僑胞中學生因為是南韓人而飽受折磨，最後自殺的故事。這使李敏金大為震撼，并成為其創作小說《柏青哥》的契機。
小說《柏青哥》
主人公順子是殖民地北韓釜山影島上一對經營民宿的夫婦的女兒。這對夫婦雖然并不富裕，卻也能基本維持溫飽。不幸的是，父親在順子13歲時因肺結核病逝，而對順子的命運産生更直接影響的是16歲那年（1932年）與漁市掮客高漢秀的相遇。這個36歲的中年男人，在大阪娶有日本黑幫（やくざ）千金，并已育有三個女兒。他在隐瞞婚育事實的情況下，與順子發生關系，并使其懷孕。順子得知事實後，毅然與其斷絕關系，并嫁給了憐憫自身處境的牧師白以撒，此後撇下母親，随白以撒前往大阪，投奔兄嫂白約瑟和慶熙。在大阪，順子生下高漢秀的兒子以諾，此後又和白以撒生下了摩西。
電視劇《柏青哥》海報
日本與中國的戰争爆發後，1939年，白以撒因為卷入教會拒絕神社參拜的事件而被捕入獄，在兩年後去世。順子為了撫養兩個兒子，毅然跳入了生活的洪流。而此時原本以為和順子的人生早已絕緣的高漢秀又重新登場。原來高漢秀憑借自己黑社會頭目的地位，一直在暗中幫助順子一家，包括将順子和慶熙安排在自己經營的餐廳腌制泡菜，以及在戰争末期送順子全家到後方的農場避難。
戰争結束後，順子一家在日本迎來了新的生活。諾亞在高漢秀的資助下進入早稻田大學英文系求學，而不愛讀書的摩西則在15歲辍學後進入了柏青哥（“柏青哥パチンコ”，即彈珠機）行業。高漢秀的黑社會頭目地位，再加上摩西日後大獲成功的柏青哥行業具有的不雅标簽，讓這個家庭的後代愈發被“在日北韓人”這一身份性原罪壓得無法喘氣。事實上，順子一家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好。到了1970年代末，這個家庭在财力上已俨然跻身上流社會，而其生活的舞台也随着第三代——摩西兒子所羅門的赴美留學，拓寬至太平洋的彼岸。然而，物質的豐裕并不能完全消解精神的缺失，各代人對于身份認同的危機和焦慮日益凸顯，伴随着代際隔閡和家族成員價值觀念的異質性，這個飽受風霜的家庭，又不幸地陷入了内部的撕裂與糾葛。
“曆史辜負了我們，但沒有關系”
在日北韓人的曆史至今已有百餘年。1910年8月，北韓淪為日本殖民地。殖民當局在北韓實行“土地調查事業”、“産米增殖計劃”，導緻大批北韓農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被迫移居海外，以求生路。一戰後，日本面臨工業化造成的勞動力不足，這也為北韓人渡日提供了工作機遇。不過，日本政府并不歡迎北韓人無限制的入境。雖然北韓人名義上已是日本帝國的臣民，但是與日本人可以自由往返朝、日不同，北韓人渡航赴日時常受到旅行證明制度的限制。這一方面是憂慮北韓勞動力無節制的湧入會沖擊日本國内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也是緣于對北韓人造成治安和社會問題的警惕。而其根源無疑是對北韓人的不信任與排斥，這在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爆發後的北韓人大屠殺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緻。地震發生後，軍方和官府故意散布北韓人縱火和井中投毒的謠言，據不完全統計，約有6500名在日北韓人被日本軍警和維持治安的平民“自警團”屠殺，釀成了在日北韓人曆史上的重大慘案。
在北韓的日本軍人
然而，即便如此，北韓經濟的疲敝和日本國内煤炭、土木、紡織等行業對于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依然驅使大批北韓人湧入日本。如下圖所示，殖民地時期，在日北韓人的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并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争期間因日本當局所實行的勞務動員政策而迅速增加。截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之際，約有210萬北韓人滞留日本，多達北韓半島人口的十分之一。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大批在日北韓人踏上了歸國的路程。然而，由于戰争造成交通設施的破壞和北韓半島解放初期局勢的混亂，以及日本政府與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對于回國攜帶财産的限制和再入境的禁止等原因，回國之路并不順暢。到1946年3月，仍有60萬人留在了日本。随着冷戰的開始、北韓半島的南北分裂與對峙，在日北韓人再次被卷入了時代洪流的漩渦，他們的回家之路也變得愈發遙遠。
聚集在日本博多港等待回國的在日北韓人
GHQ最初将在日北韓人視為“解放民族”，支援送他們回國。然而，随着東西方冷戰格局的形成，其态度發生了轉變。1946年10月10日，GHQ釋出訓示，要求在同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遣送北韓人回國。而對于拒絕回國的人員，則暫時保留其日本國籍，不再視為解放民族。同時，在GHQ的許可下，日本政府于同年12月中止了戰前在日北韓人名義上所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将其列入沒有國民權利的“特殊範疇”。這是意識到在冷戰形勢日益嚴峻之際，當時在僑民社會頗有影響力的“在日北韓人聯盟”偏向社會主義，為此在事前采取防止在日北韓人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舉措。其後，1947年5月，GHQ又頒布“外國人登記令”，規定在北韓半島成立正當政府之前，在日北韓人登記的國籍暫定為“北韓”。此處的“北韓”和其後1948年9月成立的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關，并非實存的國家，而是單純指稱作為出生地的北韓半島。是以，在日北韓人便從日本國籍轉為了事實上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無國籍”民。這一“北韓籍”身份，一直保留到了今天。1952年4月，美日之間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在日北韓人徹底失去日本國籍，成了日本境内的外國人。
在日北韓人身份證件上的“北韓籍”标記
1948年北韓半島南北政權的分立和冷戰局勢，給在日北韓人的身份塑造帶來了新的變數。大韓民國成立後，在日北韓人的外國人登陸證國籍一欄可以依照本人意願由“北韓”變更為“南韓”。換言之，他們可以選擇加入南韓籍，但不能同等地選擇北韓國籍。這種偏頗性的國籍政策，在1965年日韓邦交正常化後得到進一步強化。根據1965年6月日韓簽訂的《基本條約》及其附屬的《關于在日僑胞法律定位和待遇的協定》，大韓民國被規定為北韓半島唯一的合法政府，擁有“南韓”籍的在日北韓人視為大韓民國國民，日本政府針對此類申請者可以賦予永住權。而與此相對，“北韓籍”隻是一個符号，選擇繼續維持“北韓籍”的人被視為無國籍者。這種區分“南韓籍”和“北韓籍”的做法，不僅促使大量原“北韓籍”的人選擇加入南韓籍，也助長了在日北韓人社會内部的意識形态沖突與對立。
确切地說，意識形态的選擇和沖突并非是自然天成的。1945年9月，各地成立的僑民團體曾聯合發起成立全國統一性組織——“在日北韓人聯盟”（1949年被GHQ作為“暴力團體”強行解散，1955年改組為“在日北韓人總聯合會”，簡稱“朝總聯”）。但是由于解放之初，更多人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在日北韓人聯盟也選擇支援北北韓人民委員會，是以，傾向支援資本主義和反共的人士從中脫離，并于1946年11月，組建了在日北韓居留民團（1948年改稱“在日大韓民國居留民團”，1994年更名為“在日大韓民國民團”，簡稱“民團”）。1948年南北獨自建國以及1950年6月爆發的北韓戰争，使得在日北韓人圍繞政權的選擇陷入了更為激烈的對立。民團和朝總聯分别與南韓、北韓政府建立聯系，兩者逐漸成為南北政權在日本僑民社會進行角力的“代理人”。
北韓政府将争取在日北韓人視為顯示體制優越性的重要手段，是以十分注重通過朝總聯針對僑民開展民族教育和歸國運動的宣傳與動員。1954年8月，北韓外相南日發表聲明，宣稱“在日北韓人是共和國公民”，承諾負擔他們回國所需的一切費用，并保證将為其提供穩定的生活條件。這一通過兩國紅十字會開展的在日北韓人的歸國運動，從1959年正式啟動，一直持續到1984年，其間約有9萬3千人從日本回到了北北韓。然而，由于過程中的一些不當處理，該運動也遭到不少诟病。而因與北韓政府關系過于密切而失去自主性的朝總聯，其社會形象也漸趨負面。不過，親南韓政權的民團也并不單純。尤其是樸正熙和全鬥煥時期，南韓當局為了牽制朝總聯，積極扶植民團勢力。不僅如此，民團和日本黑幫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其在日本社會的評價也偏于消極。
在日北韓人總聯合會第24屆全員大會
在日大韓民國民團在朝總聯總部前集會示威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将北韓視為正常國家，為了在日本能夠更好地生活，戰前移居日本的在日北韓人（Old Comer）不少選擇加入了南韓籍。再加上通過北韓歸國運動回國的人，以及1965年日韓關系正常化後從南韓前來的新移民（New Comer），在日北韓人的身份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據日本政府統計，截至2021年，在日北韓人中持南韓籍者為43萬名（94.3%），而保留原“北韓籍”者僅為2萬6千名（5.7%）。此外，從1952年到2021年，共有38萬餘人加入了日本國籍。随着朝南韓力對比的扭轉、世代交替，以及身份構成的變化，在日北韓人社會最初偏向左翼的性質也發生了轉變。1990年，經日本政府和南韓政府協定，“北韓籍”也被同樣賦予了“特别永住權”，而冷戰時期朝總聯和民團之間的對立狀态也有所緩和。然而，即便如此，曆史本身帶給他們的傷痕卻久久難以愈合。
“做北韓人，就這麼可怕嗎？”
對于任何一個海外移民來說，身份認同永遠都是一道難以繞過的坎，這也正是《柏青哥》要發出的另一個拷問。女主人公順子曾問她的兒子諾亞說：“做北韓人，就這麼可怕嗎？”諾亞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對我來說很可怕。”這個從小就希望成為日本人而奮發向上的孩子，在得知自己的生父高漢秀竟然是一個黑幫頭目時，整個人都崩潰了，最終選擇和母親及家人永遠決裂。不僅是諾亞，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着作品中的每個人，包括介入這一家人生活的日本人。
關于在日北韓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學界大體存在兩種觀點。一者主張在日北韓人有着較強的作為北韓半島族裔的民族認同，一者則認為随着世代交替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其民族和自我認同已漸趨多元化。筆者認為，兩種觀點均抓住了在日北韓人社會的某方面特征，但身份認同最終取決于個體的選擇，恐怕難以輕易化約。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如今在日北韓人已經曆了明顯的代際交替。殖民地時期和解放初期渡日的第一代，即《柏青哥》中順子那一代人（80歲以上），如今隻占5%，而像以諾、以撒以及所羅門等在日本出生、成長的第二（50~79歲）、第三代（20~49歲），則分别占41%和45%，此外還有占9%的第四代——青少年群體（10~19歲）。幾代人所經曆的世事沉浮和人生體驗顯然是迥異不同的。
順子那一代所經曆的戰前時期，日本政府的同化和差别政策是并存的，他們一方面希望北韓人成為日本帝國的順民，乃至對天皇盡忠、獻身，一方面卻又慘無人道地進行差别和奴役，将北韓人視為二等公民。然而，對于被殖民統治這一時代性苦難壓彎了腰的第一代來說，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生存和養家糊口。他們蝸居在人畜雜居、屎尿橫流的北韓人聚居區，在礦山、工廠揮汗流血，在街頭巷尾日曬雨淋，與其說是為了尊嚴，毋甯說是為了活路。在困苦難耐的歲月裡，對解放和回家的憧憬無疑是支撐許多人活着的精神信念之一。
而到了以諾和以撒為代表的第二代，情況已經大相徑庭。這一代人經曆了戰後日本的經濟複興，雖然由于資本的局限以及進出公職的制度限制，他們的職業選擇餘地十分有限，但是憑借在柏青哥、燒肉屋、土木建築、消費金融等行業的長期摸爬滾打，也有不少人實作了經濟地位的上升。與此同時，1960年代後，随着經濟的增長，日本社會視在日北韓人為熱衷于黑市交易、拉幫結派的擾亂治安者的認識逐漸退潮，與此相反，開始将在日北韓人等社會弱者、被歧視群眾納入社會福利政策的适用對象。從1970年代開始，伴随着在日北韓人廢除歧視運動的開展，基于國籍的制度性歧視陸續廢除，在日北韓人進入民間企業和考取公務員的門路不斷擴大。自1980年代末以後，随着外國人的湧入和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普及，在建構“多元文化共生”社會的導向下，日本社會對于在日北韓人的态度總體上漸趨溫和。與此同時，入籍、通婚、取得日韓雙重國籍的人數也日益增加。上述一系列變化使得很多在日北韓人第二、三代很難再将自己限定為北韓人或南韓人，畢竟日本才是他們出生、成長乃至成功的舞台。
然而，這并不意味着在日北韓人已經完全融入日本社會。即便他們已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作為少數族裔，尤其是作為殖民地北韓人的後裔，依然會受日本人的歧視。“肮髒的北韓人”，這一殖民地時期延續下來的種族偏見式的暴力性言辭，仍不時無情地提醒在日北韓人，他們或許注定了是一群難以被完全接納的“他者”。事實上，近年來随着日本經濟的低迷和日韓之間曆史、領土問題的發酵，日本掀起了反韓熱潮，而其中就包括了對在日北韓人的排斥。
面對這一現實，很多在日北韓人選擇了隐瞞或者逃避，例如加入日本國籍，或使用“通名”（日本名）代替“本名”（韓文名）。不過，也有一些人頂着學費負擔、升學壓力和社會偏見，通過接受北韓學校的教育，學習北韓半島的語言、曆史、地理和文化，堅守北韓民族的認同。雖然這些北韓學校受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資助，且被質疑在為領袖崇拜背書，但是北韓學校所提供的民族文化教育，在客觀上無疑為這群異鄉的他者尋找超越民族國家分野、構築作為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提供了一種難得的路徑。
反對差别對待北韓學校的示威
北韓學校學生“故國通路”時接受主體思想教育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不應該隐藏或否定自己的民族，也不應該被剝奪學習母語和本族文化的權利。這對少數民族來說也是一樣重要的。”一位國小和國中就讀于北韓學校，卻對其間所受的教條式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感冒的在日北韓人如是說道。
一個沒有差别、認可差異的社會，或許才是能夠讓他們真正釋懷的家。
（作者系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韓語系副教授、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