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紀錄片《秃然發生》
不動聲色地火了。
它是全國首檔關注男性脫發的紀錄片，
至今已有超過2700萬觀衆收看。
主角何潤鋒，是一個資深出鏡記者，
同時也是一名脫發新人。
片子以他的自救為主線，
展示他如何請教專家、了解行業内幕，
又如何卧底植發教育訓練機構，
并與各色脫發者交流困惑和心得。
何潤鋒走訪了全國各地的發友們
采訪期間，多數發友選擇模糊出鏡
在2021年的衛健委報告中顯示，
大陸目前有2.5億人被脫發困擾，
其中男性約1.6億。
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發友，
便是這群人的縮影。
他們第一次“向大衆展示自己最軟弱的地方”，
有人在妻兒面前從未脫下過假發，
有人責怪父母，遺傳“脫發基因”，
有人為了追讨1000個毛囊，
跟植發醫院打起了官司……
大陸目前有2.5億人脫發，假發成為解決困擾的方式之一
這是一部充滿黑色幽默的紀錄片，
全片一反常态，萦繞着女聲的旁白，
頗有種男性被凝視的調侃意味，
我們采訪了親曆者何潤鋒，
“男性脫發背後的性别意識，
很值得被讨論。”
自述 何潤鋒
編輯 陳星 責編 倪楚嬌
何潤鋒曾作為出鏡記者奔走在新聞現場，從不顧及頭發
這個紀錄片的誕生，要從我的故事說起。
我過去是一個出鏡記者，以前跑過戰地，奔走在各大新聞發生地的現場。我是從來不管我的頭發的，也沒時間想要吹一個怎樣的發型。
在2017年，我去日本拍一個關于福島核電站核洩漏的調查，攝影師跟在我後頭，有一個機位一直對着我後腦勺。我發現好像有點不太對勁，發量稀疏。
從那之後，身邊的人、同僚、同行的攝影師，也隔三差五地來提醒我：“小心一點，你要脫發了。”我越發地重視起來，也察覺到我的發量真的越來越少。
轉行做節目主持人後，采訪現場變得很有儀式感，圖為采訪諾蘭和比爾蓋茨
後來我轉行做節目主持人，采訪現場變成了很有儀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也是西裝革履的，身邊還有了一個妝發師，于是又多了一個提醒我的人，“留意一下你的頭發”。
我一直以來有一個認知，報道的公信力和儀表的體面是有某種關聯的。你見過國内哪個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和記者，是光着頭的呢？即使脫發，也會戴假發。頭發，似乎成為一個衡量儀表是否體面的重要因素。
對于頭發的執着，除了體面的考量，可能還是中年危機
過去的幾年，我嘗試過一些應對措施，試過用防脫洗髮乳，也去看過醫生。出差、旅行，行李箱裡永遠帶着發粉、梳子和發膠……
2021年年初，我跟導演組偶然提起想要植發。當時，我們讨論了很多關于脫發的感受，我描述的每一個細節，她們居然都那麼驚訝。我們都覺得這個事兒，好像還真的有一個認知上的 gap。
《秃然發生》，真實揭開1.6億中國男性的隐痛
大家一拍闆，不然就拍一個植發的紀錄片。
從去年10月份開始，一直陸陸續續地拍了三個多月，去了北京、河北廊坊、成都、上海、鄭州、武漢等。我在裡面，既是脫發的當事人，同時也是紀錄片的創作者，去尋訪全國各地備受脫發困擾的男發友們，和它背後的産業。
發友袁先生，采訪期間一直背對鏡頭
有一位在河南的袁先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他從19歲開始，就不敢在公衆場合脫下自己的帽子。在采訪時，他一直都背對着鏡頭。
有一次下大雨，他的帽子丢了，就穿着雨披去公司。因為帽子丢了，他跟上司請假回家。上司問他為什麼要披着雨披，他不敢說因為自己沒有頭發，問他為什麼要請假，他也不敢說，是因為要回去找帽子。
朋友到他家做客，朋友出門了，他一個人在家，門還虛掩着，他終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沒想到門忽然開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回頭才發現，隻是一陣風把門吹開了，他就躲在被子裡一直哭。這個細節狠狠地刺痛了我。
最後促使他改變的是，家裡一位長輩的去世。在葬禮上，他發現自己戴着的帽子成為一個阻礙，隻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決心找朋友東拼西湊借錢做了植發，頭發長出來不少，可面對我時他還是戴着帽子。
采訪前，他再三跟我們确認，是否會保護他的隐私。他用一句話承認了他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大衆展示了我最軟弱的地方。”
發友大多隻願意模糊出鏡
發友們其實都藏得很深，他們隻願意和同病相憐的人傾訴。紀錄片的同僚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潛伏在各個論壇、貼吧裡，通過各種蛛絲馬迹去留言和聯系發友。我去跟發友見面前，沒有做任何了解，防止會有預設。
有一位武漢的大學生，他給女孩告白。因為脫發，女孩血淋淋地拒絕了他：“你自己心裡有數。”可他給自己填了個詞 ，“你自己心裡有點x數”，他打心底裡先把脫發的自己否定了。
有一個發友，一度跟自己的父母處于一種崩潰的狀态，他說脫發都是因為基因不好，甚至對自己的基因很羞恥。有的人甚至想要去自殺。這是讓我很震驚的。
發友羅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時都是完美形象
羅林川老師，脫發22年了。他在妻子面前，24小時都是完美形象，無論睡覺、洗澡，從沒有摘下過假發。他跟别人交流的時候，極少用“假發”這個詞，而用“發片”代替。
羞恥感、自卑、焦慮、心虛都是發友中比較普遍的情緒。但當中，也有看起來是已經“走出來”的發友。
發友李閃光，很活潑，很坦然
李閃光，他是一個B站up主，他非常開誠布公地分享自己脫發的故事，甚至呈現自己不戴假發和戴假發的一個前後的對照。看到他戴上假發後的樣子，網友留下的評論都是贊不絕口。
他處于一種臨界的狀态，看起來很活潑、很坦然。
但我跟他聊天後，我會存疑，我覺得這種坦然後面，還是有隐患的。如果他需要靠跟自己的粉絲互動，才能源源不斷地擷取一種認同和信心的話，一旦這些東西改變或者消失了怎麼辦？
發友朱志彬，可能是全中國第一個數毛囊的人
還有一位叫朱志彬的發友，他可能是全中國第一個數毛囊的人。
原本醫院承諾要給他種3500根毛囊，他做完手術之後，認為手術不太成功。他自創了一種“井字數毛囊法”，發現醫院隻種了2000多根毛囊，于是把醫院告上法庭。
他就像《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蓮》那樣，在這幾年間，拿着一大沓的申訴材料，來來回回奔走于法院、監管局、第三方檢測機構之間。
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毛囊變成了他的執念。或許我們會想象他的故事很極端，但接觸下來，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在這裡面受到了極強的一種擠壓，才對毛囊那麼執着。
當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感到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所有的掙紮以及糾結，背後都是一種成因複雜的“不自信”。
一位發友正在接受植發手術前的咨詢
2021年最新的資料說，每6個中國人就有1個是脫發，總共有2.5億中國人有這樣的困擾。這麼大的人群，催生了一整個圍繞“脫發”的行業，是以在探訪完發友後，我也走訪了這個産業。
比如假發村，我總在想象，假發村到底是怎麼樣？我就到了河南許昌的假發村，進了村就一路走一路問。
見到有一個正在加工假發的作坊，幾個大媽、老奶奶，用一些傳統的工具在那梳理假發。我們平常看到店裡面，賣幾萬塊錢一頂的假發，原來是從這裡出來的。
當我看到滿屋子都是假發的時候，也看到了背後一種龐大的社會情緒。
“植發”被很多人當做最後的救命稻草
除了假發，“植發”被很多人當做最後的救命稻草。我找到了好頭發網的創始人徐峰老師，他算是脫發圈的“老炮”，也是我入門植發行業的領路人。
他給我看了不少用藥治好脫發的患者圖檔，給我講了不少植發行業的内幕：“如今的植發盛行，是社會、機構販賣焦慮的結果，許多其實不需要植發的人都跑去植發，脫離了醫療的本質。”
采訪的一位行業人員坦言：植發後可能會變“小龍人”
他給了我三條警告：
第一，毛囊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取出來的時候肯定會弄壞一些。一小時要取1500-2000個毛囊，其實成功率不高。
第二，毛囊取出來，種到前面也有風險。
第三，植發後，可能會變小龍人。
公立醫院的植發門診
接觸到公立醫院的謝祥醫生
植發其實屬于醫美領域，目前市場裡邊，主要分為公立醫院和民營機構這兩類，他們的營運驅動力和溝通過程都不大一樣。
像我們采訪的北醫三院是其中比較出名的公立醫院，整個過程跟求醫問診一樣。
我接觸到的謝祥醫生一年前也做了植發手術，很嚴謹。他告訴我，即使成功種植，也需長期用藥維持 ，不然，頭發該掉還得掉。
公立醫院不會很急切地說服你去做手術，也不會給你承諾，一定保證成功率。但第一次會診就能見到主診醫生，他會一直跟着你的診療過程，直到給你動刀子那天，也是同一個醫生。
民營植發機構，是一種商業邏輯在運作
民營機構裡邊，它是一種商業邏輯在運作。它會跟你簽合同，跟你一些許下承諾，保證95%以上的毛囊成活率，甚至有打折。
一般去做咨詢的時候，首先見到的是接待的護士和咨詢師，他們會給你用各種儀器去分析你的毛囊的萎縮程度，要植多少根頭發，再一并算價錢。主診醫生，一般是要到手術的時候才能見到，咨詢師很可能不會出現在最後的手術台上。
民營醫院的咨詢師還信誓旦旦地跟我說：“植完發，再做個眉毛，年輕五歲沒有問題。”在民營機構裡，自己更像是一個消費者，前後的檢查、養護，流程更多。
哪個好哪個不好，其實大家的标準也不大一樣。我在片子裡貨比三家，但得出的結論也不适合拿來就用，其實還是因人而異，需要大家親自去比對。畢竟，植發是一個非常慎重的選擇。
完成一台植發手術，需要4-6個人
我們都知道一台植發手術，它實際上是由4~6個人的小團隊去完成的，你的手術成功與否，不僅僅取決于給你主刀的醫生，還要看整個團隊是否專業。
我真的想知道，如果我做植發手術的話，我會面臨怎樣的一個風險？
是否像很多新聞報道中的那樣，做植發手術的從業人員并不那麼專業？這是否是普遍現象？以及這些不專業的人，他們會流向哪裡？
準備卧底植發教育訓練班
我們就找了一家植發教育訓練班去卧底，去一探究竟。
這是一個學費為3800元，為期3天的植發速成班，電話裡的人介紹，前兩天學理論，第三天實操，零基礎包教包會。
在我腦子裡面，預設教育訓練班很有可能像傳銷組織一樣，會收繳全部手機，關起來集中教育訓練，環境特别惡劣。雖然并不是這樣，但還是完全超乎我的意料。
組織者見到我們，連身份證都沒看，全程沒有問我們之前有沒有學過醫，有沒有從醫資格證，在微信上轉了學費，就能學。教育訓練班所在的地方還挺富麗堂皇，甚至提供咖啡、水果。在上課的過程中，還可以随時用手機拍。
植發教育訓練班
我們本來是準備用隐匿型錄影機拍攝的，後來發現 人人皆拍的時代下，課堂上每個人都會拍照錄像，是以就用手機拍攝了全過程。
第一天的理論教育訓練，講師在一個早上就進行了植發的知識轟炸，非常密集的知識點都要學員記下來，我的筆記本也密密麻麻地寫滿了。
下午就開始給我們推銷，告訴我們，參加這次教育訓練班的學員，可以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在他們機構進行醫美，如果能拉來2、3個人，還會有回扣。我才明白，這其實是教育訓練班的真正目的，不僅是要開拓客源，并且要開拓下沉市場
用蘿蔔片練手
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上手了。講師給每人發了兩片蘿蔔練手，用來模拟植發。順帶給我們普及了提取毛囊的儀器，完了還給我們推銷這些儀器。
我們還有一個在手術室裡，觀摩植發手術的機會，在一個不保證徹底無菌的環境下，躺着一個打了麻藥的志願者。當醫生老師在取毛囊的時候，忽然一個女學生伸手想去看一眼機器，把醫生老師都吓了一跳。還有一個學員，幾次地在那裡摳鼻子。
整個醫療環境，到處都是不規範。看到每取一個毛囊，頭皮的部分就在滲血，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靠譜嗎？
最後，甚至要我們在志願者頭上動刀！每個人需要親自動手取2個毛囊，一共有19個學員，一共要取38個毛囊。
學員一個一個地上去取毛囊，
直到最後，醫生點了何潤鋒的名字，他隻能硬上
當時學員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糾結、抗拒這件事，直接給人提取毛囊，給人種頭發，我沒有這個資格去幫人做。直到最後，醫生點了我的名字，我隻能硬上。我取了鑽頭，努力了接近3分鐘，哆哆嗦嗦地，終于取了1個毛囊。
這是我跟植發行業最近的一天，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魔幻。
片中的女聲旁白
這個紀錄片有一個獨特的設計。
片子裡面有兩個視角，一個是我的視角，另一個是導演組的女性視角。《秃然發生》的女聲旁白，主語一直是第二人稱“你”，用一個女性的口吻，在審視着男性發友們——“我同情你們，可憐你們，猥瑣的代名詞...”
女性長期作為一個被凝視的對象，外貌、身材的焦慮經常發生在女性身上。但同樣的，當出現外貌焦慮的時候，男性也成為被凝視的對象。
有很多影視文學作品裡，很多人會把“猥瑣男”塑造成脫發的形象。這樣的一種社會認知，慢慢在大家心裡固化，成為一種審美标準。
發友張建宏
張建宏，是一個山西農村小夥。他在28歲那年全網征婚，經曆了三十多次相親仍然無果。他發的那條征婚視訊，被許多人嘲笑發量。他可能根本沒有那麼強烈的認知，說我的頭發可能影響了找對象。
後來得到一個植發機構的免費贊助，植發成功，也順利處了對象。可是好景不長，女朋友跟自己處得不好，悄悄走了。之後他還在不斷地相親，但是這回别人嫌棄的不是頭發，而是因為啤酒肚、身高等别的問題。
張建宏，可能是洪流當中最無力的一個，他一直都被審美标準、社會論述推着走。
我們采訪認識的朱玮，他是一個程式員，他選的方式就是光頭，他覺得那樣就是帥的、酷的。他跟我說：“為什麼你都這麼成功了，還要去在意自己的頭發？”
上海光頭協會，每個成員都很坦然
我在上海見到一群光頭協會的老外，他們絲毫沒有這樣的困擾。他們對我說：“你是個記者，你就應該勇于打破這種偏見。”這話其實誰都能說，我也希望我能夠自己打破這個規則，但你身在規則其中太難了。
我們的故事都不一樣，但又都一樣。這當中不僅僅是一個自我認知的問題，還是一種在社會觀念裹挾下的自我認知。
那天片子上線，有網友的觀點說，“有趣的靈魂是最重要的”。
但實際對許多人來說，外表的體面，它是某一種精神力量的樞紐，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他能夠很大程度上去解決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問題，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脫發的患者很多，但大家又仿佛是社會的少數派，被邊緣化。歸根結底，還是你能不能接受一個脫發的自己。
你要自欺欺人地告訴自己，不在意，其實很難做到。就像我，哪怕願意去拍這個節目，但拍攝的時候還是會擔心頭發在鏡頭中過于稀疏。也許，當我把自己的在意表達出來後，才能變得坦然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