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亞文化是邊緣青年的高雅文化嗎？

1994年4月20日，中國實作與國際網際網路的全功能連接配接，從此開啟網際網路時代。20多年來，網際網路深刻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伴随着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在具有相對架空感和間離感的網絡空間發展出了頗具特色的青年亞文化，其風格和表現較之社會生活和傳統文化發生了顯著流變，與傳統的文化秩序在沖突和共存間共同發展。

較低身份位階作為一種保護機制

戴維·英格利斯在《文化與日常生活》中認為，各階層慣習的特征來源于各階層的社會條件，将由“本性”決定的日常行為歸為文化現象的産物，社會等級被文化地鑲嵌在身體中，并且部分地通過作為社會權力的身體的世俗行為，深刻地影響度過每一個平常日子的方式。其觀點在皮埃爾·布爾迪厄基于社會階層而定的身體技能觀點上回收了一些，但依舊昭示社會條件對于慣習的重要引導。

前段時間，網上傳播頗廣的“成年人的崩潰隻需一個瞬間”短視訊引發諸多共鳴。對于青年群體來說，校園生活的印迹尚未完全淡退，而在社會生活中需要直面來自工作、家庭等各方面較大的壓力，同時處于事業起步期的青年在生活中處于相對較低的身份位階，在現實面前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瀕于崩潰的負面情緒。沒有哪個人能夠在極度不确定和不安全感的心理狀态下很好生活，對于單一個體來說，處于越大的人群，就越感到寂寞和孤立。面對衆多境遇不同的他人，個體必須越來越退守到自身當中以便抵抗自身與他人社會條件的差距，就像鴕鳥、蝸牛一般，通過屏蔽一切來學會如何應對社會生活産生的諸多問題。在網絡空間戲谑追求“躺平”、自嘲為“廢柴”等，皆是通過自嘲行為将自己置于相對較低的一個身份位階，以此獲得片刻的緩解和寬慰，成為很多青年生活的常态。通過瞬間的宣洩和釋放，即使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依然面臨困境，至少在片刻得到了釋放。而這種瞬間通過網絡傳播時，處于相同身份位階的青年很容易産生身份認同和共情體驗，在一定程度上，網絡成為片刻逃離現實的“庇護所”，同時也成為情緒釋放的理想空間。當自身的身份位階與所面對的壓力存在較大差距的時候，适當下沉身份位階有利于自身的情感思想和實際情況相自洽，成為心理防線的重要保護機制。

早些年在中國網際網路上，殺馬特群體是極具争議的存在，較之于被教化和規訓後更為周正的群體，五顔六色的長發、稀奇古怪的配飾、誇張濃豔的妝容，不僅是審美上的另類，同時也是文化上的另類。路易·阿爾都塞在《論青年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為了認識一種思想的發展，必須在思想上同時了解這一思想産生和發展時所處的意識形态環境，必須揭示出這一思想的内在整體，即思想的總問題。”觀察殺馬特群體，并不能僅局限于其表征，而應放在社會發展程序中城鄉斷裂的大環境中，作為殺馬特的小鎮青年，自出生之刻開始即被置于社會運作機制中，在社會中解決問題的通常方式的規制下，對其施以批判之外，我們更應看到五顔六色長發下的底色，他們在青春期有着同樣的迷惘、期待與躁動，隻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表達出來。在社會學家喬爾·查農看來，社會不平等并不是社會苦難的唯一起因，但是它在解釋這方面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這些不平等源于社會模式自身，進而是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内在的一部分。社會模式通過多種方式教導并加強社會文化，使之成為一種很重要的保守力量，就像很多人從小被灌輸“隻要肯努力工作，就能爬到頂層”一樣，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接受了教化，也接受了在社會生活中的定位。但在教化相對缺位的小鎮和鄉村，當小鎮青年遇到社會化存在缺口的網絡空間，他們難得地發現有一個地方可以拒絕接受被給予的定位，成為個體情緒散發的重要視窗。盡管很多殺馬特青年在成長後都接受了進廠打工等社會生活的規訓，但在成長過程中卻完成了風格化的文化表達。

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認為，對文本和實踐的分析必須考慮到生産這些文本與實踐的曆史條件。有一些觀點更是認為，還應考察相應的消費過程與接受情況的曆史條件。随着社會的發展，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小康社會如期建成，小鎮和鄉村的生活水準得到了顯著提高，現今網絡上的小鎮青年的面貌和模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殺馬特群體作為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斷片，應當在網絡空間文化史上留下一個印記。

群體性狂歡與網絡空間的身份互認

囿于社會公德的規訓，除卻“申奧成功”“中國男足打進世界杯”等重大議題，相對小衆的議題在現實公共空間難以用呐喊和嘶吼等激烈方式進行情感表達，此前EDG奪冠粉絲上街慶祝就引發了是否“擾民”的讨論，因而網絡成為呐喊和嘶吼的理想空間，表情可以足夠誇張，文法也無需規範，隻要不觸犯法律法規或違背道德即可以被允許。這種飽含國家民族榮譽感的狂歡，包括了樸素的愛國情感，也包括了青年亞文化因國家民族榮譽而進入主流語境的釋放。

電子競技一直以來都和“網瘾”等負面标簽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在于沉迷遊戲的案例和後果對社會大衆感觀上的沖擊，另一方面則關乎社會主流視角對邊緣認知的失真。實際上，電子競技和玩遊戲具有極大的分野，電子競技已經成為杭州亞運會競賽項目，其競技性質得到進一步确認。另一方面，此前有電競俱樂部邀請遊戲愛好者參加體驗營，衆多學員紛紛“中途退營”，也将其與玩遊戲更加割裂開來。此次EDG奪冠，不僅引發粉絲狂歡，更被一些主流媒體所關注，或可以看作為社會生活所承認。在雅克·拉康看來，我們從出生那天起就處于“匮乏”的狀況之中，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想方設法克服這一狀況，都在孜孜不倦找尋着“充盈”的瞬間。網絡空間相對多元的價值為社會生活中被壓抑的情感提供了釋放的空間，緩解了社會生活中的自我焦慮、社交焦慮和社交壓力，可以直接抛卻身份而僅因一個簡單單一的話題産生互動、形成認同，在片刻或短暫時間裡産生“充盈”。在即将正式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前，《人民日報》微信公衆号推出創意互動産品《今天，發條微信一起點亮武漢》，使用者點選海報圖檔，即可将武漢地标建築圖檔由黑白變為彩色，實作“點亮武漢”的效果，成為刷屏熱傳的爆款融媒體産品。這種在重要節點将新聞傳播與使用者情感有效連接配接，使使用者在參與互動的過程中，産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實作了技術創新、内容傳播和閱聽人參與的高度統一，使用者通過指尖點選的方式參與到中心議題，打破了現實時空的界限，從中獲得了共時性在場性體驗，形成了和武漢人民在一起的感受，釋放了因疫情而壓抑已久的情感。

豆瓣上有個建立于2019年2月的“考試失敗垂頭喪氣互相安慰聯合會”小組，其介紹中即有一句“很多時候并不是我們不夠努力，隻是缺少一點考試運罷了”的暖心話語。在這裡，有網民分享自己考試失敗的經曆求得安慰，也有網民訴說面對考試的焦慮，通過“樹洞”形式的空間，更多給予了網民心理陰暗面表達的空間，給負面情緒制造了一個相對可控的“垃圾場”，給了網民将其丢棄的機會，并創造性地施以轉化，兜住那些因為困境快要放棄自己的人。有觀點認為，動物在面對應激反應時，不僅僅隻是戰鬥、逃跑或是對應激産生衰竭反應，還可能彼此團結起來。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基于自己的價值判斷去喜歡他人或厭惡他人，在網絡空間中亦是如此。當在社會生活或社會關系中遇到困難和差距，在網絡空間進行“抱團”，在不同社會背景的個體間締結了關聯，形成了有機團結的社群形式。人們由于有着不同的社會生活而産生不同的偏好，當遇到相同偏好或境遇的他人時，更容易産生良性的互動。在個體面對困境時，通過找尋相同境遇的個體，不僅有助于負面情緒産生一定緩解，同時有助于處于相同困境的人形成有共同利益的、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組織，并在群體内部産生互助行為，加強内部成員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這種感受傳導到個體身上，會産生正向的力量感，網絡空間為尋找相同境遇個體、做好負面情緒轉化提供了更大便利。

以含混溢出既定文化秩序

在傳統社會視角中，人們會認為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誠然，各階層慣習的特征來源于各階層的社會條件，在皮埃爾·布爾迪厄看來，對“文化的”和“經濟的”方面相對富有的人來說，更容易産生“閑适”“優雅”的觀念，而更多面臨生存的迫切問題的階層來說，其慣習更多指涉“必需品的品位”，也就是基于“樸素實在”和“直截了當”。

我們應當漸漸認識到，這種觀點有些過于激烈地将個體表現為既定階層文化的純粹産物，但尤其在當下網絡空間，随着更多具有含混意義的文化産品創造出來，高雅文化與大衆文化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團在網絡上走紅便是很好的例證。其最初的《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在哪裡了》，将社會生活中的片刻點滴以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将“樸素實在”“直截了當”的内容以“閑适”“優雅”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難以區分高雅文化或是大衆文化的樣式，對既定文化秩序産生了一定的沖擊。從傳統觀念來看，合唱屬于藝術世界的範疇，一般由被定義為藝術家的人們圍繞着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組織起來從事高雅文化活動，而接受文化活動的“閱聽人”亦有一定藝術鑒賞水準。在保羅·迪馬喬看來，在文化産業中所處位置不同的群體會基于不同的原則對藝術進行等級劃分。藝術家試圖通過使用“專業等級”來控制自己和他人聲望的發展，例如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想将作為藝術形式的高等文化小說與女性寫的流行小說差別開來。但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既定的文化秩序中含有的人為規制的因素，在當下網絡空間顯得并不那麼有力。一般來說，文化客體通常是自行其是的，有時其内容異常豐富但解讀卻很困難，但在網絡空間，無論是享譽世界的大師，還是藝術院校的畢業生，都要接受網民基于自身條件和判斷能力的審視，而由網絡空間得到的評判、傳播固然攸關于藝術水準的高低，也關乎于網民的個體喜好。對于《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在哪裡了》來說，無需對樂理知識、歌詞創作談出一二，隻要一個簡單的“好聽”“有趣”就已經足夠了。而對于合唱團的成員來說，原本人們對從事合唱工作人士“專業”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期望也因其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消解，成為對藝術世界高度專業化的反叛。

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日常生活的社會世界——“生活世界”——已經被“體系”所遮蔽。約翰·霍爾、瑪麗·尼茲在《文化：社會學的視野》中對此進行了解讀，認為這種變化的出現部分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體系理性化過程侵入了生活世界，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通過科層化的政府體系，以及生産商品、服務和資訊的企業體系組織起來，這一特征影響了環境、城市的特征、我們的食物、獲得健康的方式以及治療疾病的方法等。也就是說，日常生活的領域已經日益被外在的“體系”所組織，技術、社會力量等規定形成了一個對文化秩序的規定。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團等的出現，與既定的意義和事物的體系相區隔，出現了并不帶有強烈權力意味的難以稱之為秩序的文化現象，去除了傳統高雅文化世界中包含的特定展示場所、文化監控人、閱聽人等，更重要的是，借此高雅和通俗已經産生了文化的混淆，或者說邊界與以往相比顯得更加交錯。

于茫茫大漠中另造巴别塔

相較因社會生活中關乎金錢、權力、地位等現實因素和關系形成的文化秩序，在網絡空間中，即使難以确定是否創設了一種新的文化樣式，但至少和傳統文化樣式有明顯的分野，可以說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有所建立，亦可以看作是文化的勃發。

在哔哩哔哩、AcFun等視訊網站風靡一時的“鬼畜”視訊即是其中的顯著代表。其誕生之初，更多的是以對“嚴肅”的“嘲弄”而出現，和原有文本有着較強的關聯，随着這種樣式的發展，很多生産者開始以自身的文化立場對素材進行拼接，擺脫了原有文本的意義，成為全新的文化創作。“鬼畜”視訊以解碼的形式出現，又蘊含着編碼的過程。視訊制作者通過解碼的方式将“正統”文化下的語言概念和社會理念進行解構，而外在誇張的效果背後，是青年對文化秩序的思考和自身價值觀的表達。正如迪克·赫伯迪格認為的，其亞文化風格是作為噪音的美學，是由編碼者與解碼者的社會差異或文化差異所引起的，而發源則是由亞文化群體與主流文化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和階級差異催生的。話語的生産和傳遞既可以強化權力，也可以破壞并揭穿權力，“鬼畜”視訊出現之初，更明顯的是作為噪音的美學而傳播。對于作為噪音的美學的草根文化，其思考、了解、評價的方式和高雅文化一樣都具有“創造性”，一樣具有“藝術美感”。盡管“鬼畜”視訊取材于傳統的影視作品或新聞報道，但通過生産者的剪輯，絕大多數都已經完全無法表達其素材的本來意義，而是成為生産者表達其自身意義的鮮明載體。

和“鬼畜”視訊相仿，表情包作為網絡聊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卻聊天時是不同于文字的表現形式，表達了情感、情緒與态度外，表情包的生産、使用都是解碼和編碼的過程。表情包的生産許多取材自電影、電視劇、卡通片、新聞報道等的場景和人物，但對圖像的原意進行了消解，根據生産者自身的表意需求重新進行編碼，将自己的意義嵌套在原有的圖像上，形成了雜糅的作品，這個意義有時甚至與圖像的原意截然相反。“梗”是蘊含于表情包中的密碼，也是“正确”進行解碼的必要條件。能否“正确”了解表情包的内涵，也就是“梗”，是網絡空間中能否互認的重要标準，僅僅憑借表情包的使用和交換，就能夠确認是否是“自己人”，并由此産生群體認同，這能夠給予友誼和一定的安全感。對表情包的了解，一般能夠較為容易地窮盡其意義，也較少涉及到由于使用社會性的了解和欣賞的符号、慣例和審美觀而具有的文化意義。表情包是明顯的通過風格這種方式表達自己，對統一認知進行反抗以展現真實的自己，宣稱我就是我，而不是所做的工作或是扮演的角色。盡管在社會生活中可能“隻是”微不足道的一員，但在網絡空間中卻是意義的生産者。通過風格方式的意義生産，對生産者個性産生了拯救，成為自我表達的重要工具。而通過表情包的使用，激發和解放了諸多個體的個體意識，使閱聽人也充盈了“我與這個世界不一樣”的感覺，用現代性術語概括就是“個性”。

誠然，在更高标準審視下，網絡空間青年亞文化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我們在看到其缺點時，應充分考慮到其表征背後青年群體的成長環境、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等因素。正如格奧爾格·齊美爾所說，即使是最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對更為普遍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表達。同時，其中透露出的愛國、向上、拼搏等正向價值不可忽視，若加以合理的正向引導，将成為引領青年個人成長成才、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可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