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的《十四天》，書寫新冠疫情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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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燈好書評委 | 王春林（山西大學教授、《小說評論主編》）

姚鄂梅的《十四天》，盡管有着某種令人遺憾的＂未完成性＂，但從整體上來說，它仍然是一部極其罕見的勇于直面新冠疫情，能夠真切關注和思考與新冠疫情緊密相關的人類生存境況及其精神現實的長篇小說。如果說戈爾丁的《蠅王》所試圖思考表現的，是那些被困在一座小島上的十二三歲孩子之間為争奪生存資源而導緻的自相殘殺，而激發出的人性之惡的話，那麼，姚鄂梅的《十四天》裡，就是要通過兩個家庭的小切口而進一步思考表現，在一場突入其來的新冠疫情所導緻的隔離情況下，人們内心深處的人性之惡是怎麼樣被激發出來的。

文 ／王春林

在公元2020年，也就是農曆的庚子年到來之前，無論是哪一個人類個體，恐怕都難以料想到，不僅在這一年，即使時間的腳步已經延展到了2021年中的今天，整個人類都依然會深陷在新冠的巨大劫難中而步履維艱。

很大程度上，如此一種情形，很容易就能夠讓我們聯想起毛澤東當年所曾經感歎過的“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的著名詩句。一方面，我們當然得承認，包括醫學在内的人類現代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另一方面，一個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的沉重制實卻是，我們在面對很多變異後的病毒時都會顯得束手無策。别的且不說，單隻是那看似“微不足道”的新冠病毒，就已經嚴重地破壞了人類原本的正常生活秩序。至今猶記，在經曆了“二戰”的劫難之後，西哲阿多爾諾，曾經富含深意地強調：“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複存在。”他的意思并不是說在經曆了如同奧斯維辛這樣的苦難後，詩歌（或者說文學）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是要借助如此一種極端的方式告訴社會公衆，在經過了奧斯維辛這樣慘絕人寰的劫難之後，詩人或者說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所持有的思想價值立場應該而且必須發生某種根本的變化才對。盡管說一個是人禍，另一個則是天災，具體的來曆和成因的确稱得上是判然有别，但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從2020年起于不期然間所遭遇的這一場迄今都未見有徹底終止之勢的新冠疫情，也同樣可以被看作是如同奧斯維辛一樣的巨大劫難。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這場新冠疫情的劫難之中，或者未來徹底終結之後，詩人或者說作家到底應該怎樣對疫情本身以及疫情對人類存在所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以文學藝術的方式進行必要的沉思，也毫無疑問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

盡管說并不那麼盡如人意，但我們卻不能不注意到，其實，早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就已經有一些敏感的作家捷足先登地以小說創作的形式回應這場新冠疫情劫難。伴随着時間的推移，進入2021年之後，這一方面的作品，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在漸次增加的過程之中。雖然說其他的同類題材作品也肯定各有千秋，但如果僅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來說，截至目前，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部長篇小說，很可能是姚鄂梅的這部篇幅不算太大的《十四天》（載《收獲》雜志2021年第3期）。

一部長篇小說，為什麼要被命名為“十四天”？在沒有閱讀作品之前，僅隻是這個标題，就已經引起了我足夠的現實聯想。一般來說，新冠疫情期間人們被迫自我隔離的時間也就是十四天。難道說，這是一部直擊當下時代新冠疫情現實的長篇小說嗎？實際的情況也的确如此，展卷不久，當我讀至“入住”部分，讀到劉子建的嶽父一家竟然打破原定計劃，以自駕車的方式提前在臘月二十八這一天抵達宜都這一故事情節的時候，就已經強烈預感到這是一部以迅捷的方式直擊新冠疫情的長篇小說。這裡，一個不容回避的關鍵問題是，姚鄂梅到底會采取一種什麼樣的方式藝術地切入到疫情現實之中。

我們都知道，當下時代的中國社會，雖然在所謂現代性的沖擊下，家庭或者家族觀念的重要性，較之傳統時代已經降低了很多，但與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和民族相比較，我們卻依然是最重視家庭或家族觀念的。這一方面，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類似于“家國一理”或者說“家天下”這樣一種語詞迄今為止的依然普遍流行。大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很多作家才會在他們的寫作過程中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選擇家庭或家族作為自己的切入點。借助于家庭或家族的透視，作家往往可以巧妙地折射表現總體意義上的社會問題。這部《十四天》中，姚鄂梅的睿智之處，也首先展現在她選擇了家庭這樣一種基本的社會細胞作為自己的藝術切入點。

在這部很難說哪一位是小說主人公的長篇小說中，整個故事情節的始作俑者，是地處鄂西南地區的宜都市一位特别好面子的名叫劉玉成的普通市民。劉玉成和妻子秀芝一起，育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劉子建，是一個不通事務，隻知道讀書的書呆子：“大兒子子建拖到今年（當指2019年，筆者注）夏天才結婚。這個隻會讀書的老實坨，一直都是劉玉成兩口子的心病，不是操心他讀書，恰恰相反，他讀書從來不讓人操心，隻要是讀書以外的事，沒有一件不讓人操心的。”單隻是戀愛結婚一事，就足以讓劉玉成夫婦操碎了心。因為早在大學期間就一廂情願地單戀上了一位比自己高一屆的師姐的緣故，他竟然把自己的婚姻問題一耽誤就是很多年：“女同學就是子建的初戀，也是子建的災難，因為她，子建把自己與整個世界隔絕了。”既如此，最終成為他妻子的武漢本地人圓圓的出現，對早已為兒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劉玉成夫婦來說，簡直就是天大的福音。由于宜都和武漢相隔太遠，兩親家連同婚禮在内，也一共隻是見了兩次面。沒想到，就在婚禮上第二次見面的時候，這位心胸不夠寬闊的劉玉成卻心裡頭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定要和居住在大城市裡的親家比一比的念頭：“那一刻劉玉成認識到，這場和親家的無聲較量，他不是輸在金錢上，也不是輸在地位上，他是輸在見識上。也可以這麼說，表面上，是他輸給了親家，實際上，是宜都輸給了武漢。他服氣，又不服氣。當時他就在想，一定要找個機會扳回這一局，讓親家知道他并非一無是處。”從根本上說，劉玉成如此一種看似莫名其妙的精神情結，其實也還是自卑心理在作祟的緣故。

既然如此，他一個扳回面子的計劃就是，一定要想方設法把武漢那邊的親家請到宜都來過一次年。這樣也就有了婚禮上兩親家之間的一段對話：“婚禮後的家宴上，劉玉成說：我這兩年沒幹别的，就做了一件事，我弄了個房子，三層，七八百個平方。親家大驚：哇！土豪啊！什麼時候喬遷新居啊？我們一起喝杯喜酒！劉玉成說喬遷就算了，現在連結婚祝壽都限制規模了。我有個想法，孩子們是第一年，我們親家也是第一年，不如我們合在一起過個年吧，過年誰也管不着，正好也免了孩子們兩邊跑，怎樣？親家笑呵呵地說：我看可以。”盡管親家在當時也曾經特别強調自己是一個六口之家，但一心一意想要借助于這個機會好扳回一局的劉玉成，卻根本就沒有把這六口人當回事：“親家說，我算算，我現在可是六口之家，一大家人哦，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劉玉成說，沒我多，我加在一起十一口。兩人哈哈大笑：十一加六，一十七。一四七，三六九，好吉祥的數字！”就這樣，一方面是由于劉玉成實在意欲通過對自家三層樓房的炫耀而扳回面子，另一方面也由于親家吳爸爸絲毫都沒有推脫的積極配合，兩家人合并在一起度過2020年春節的計劃，也就被提上了正式議事日程。但其實，被劉玉成用來加以炫耀的資本，也即那套聽上去特别了不起的面積多達七八百平米的三層樓房，其來曆帶有突出的“誤打誤撞”性質。盡管在劉玉成自己的感覺中，“幸虧當年沒有跟風給她（指劉玉成的妻子秀枝，筆者注）辦‘農轉非’，老老實實當他的‘半邊戶’。想想看，農轉非三萬多（八十年代的三萬），如今的地皮費三十八九萬，就因為他一個正确的決定，竟然全都省了，一分錢都不用出！”但事實的真相卻是，并非劉玉成有非同尋常的先見之明，能夠預見到未來的社會發展趨勢，而是當時的他，根本就沒有能力替自己的妻子“農轉非”，沒想到到頭來随着時世出人意料的遷移，劉玉成的如此一種不作為，竟然“歪打正着”地成為了一種帶有突出先見之明色彩的“正确”抉擇。一個已經退休在家的普通市民，如此這般地因自己當年的無能而沾沾自喜到如此一種不知廉恥的地步，其虛榮和淺薄，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

但無論如何，對姚鄂梅的《十四天》這部長篇小說來說，劉玉成這種炫耀心理的存在卻是非常必要的。很大程度上，劉玉成的如此一種炫耀心理，非常類似于阿基米德所需要的那個支點。阿基米德說，隻要有那個推想中的支點存在，他就完全可以撬起地球。我們說，如果缺少了普通市民劉玉成那種難以遏制的炫耀心理，整部《十四天》也就喪失了故事情節的根本内驅力。也是以，如果從一種假定性叙事的角度來說，劉玉成的炫耀心理，實際上所構成的也就是一個基本的叙事前提。

正如同那個無知的漁夫不小心打開了所羅門王的瓶子，放出了已被封押很多年的魔鬼一樣，一心隻想借助于自我炫耀的方式挽回面子的劉玉成，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所無意間打開的，也正是一隻極其類似于所羅門王瓶子的“瓶子”。

盡管早就做好了接待親家吳爸爸一家人的各種準備，但出乎劉玉成預料的一點是，吳爸爸他們竟然會“違約”提前出現在宜都。按照此前的計劃，因為在宜都過完年後，吳爸爸一家還要繼續前往重慶，“是以武漢一家隻能放棄自駕，于臘月二十九乘高鐵到宜昌，宜都這邊派車去接站”，但由于子建他們兩口子突然改變行程，要繞道北京辦事，便決定等到他們兩路人馬會合後，“再通知宜都的接站人員。”但誰知，還隻是在臘月二十八，吳爸爸他們一行就已經以自駕車的方式突然出現在了宜都。

雖然說劉玉成夫婦一直被蒙在鼓裡，但叙事過程中的一些蛛絲馬迹，卻已經隐約透露着社會局勢的逐漸惡化。一個是口罩的突出出現，“一個戴口罩的年輕姑娘走了過來，那是圓圓姐姐”，“劉玉成這才發現，圓圓媽媽也是有口罩的，這會兒她把它套在手腕上。”再一個是吳爸爸一家表現的不夠正常：“大家聽了，都不說話，隻是嗯嗯、哦哦，心不在焉，劉玉成有點疑惑，如果他們真的對這個城市不感興趣，為什麼又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望着外面呢。”另一個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說完他自己也發現問題了：從荊州過來兩個小時都不要，他們怎麼一臉瞌睡，像開了夜車的樣子？”然而，一直等到子夏他們從南京回來，事情的真相才開始逐漸浮出水面。先是，在得知吳爸爸他們全家都已到來的消息之後，子夏的激烈反應：“媽你不知道嗎？武漢現在有很厲害的傳染病，他們當中有木有人咳嗽？有沒有人發燒？”緊接着，就是吳爸爸他們在從鹽池河返程宜都的路上，武漢封城消息的正式釋出。

雖然一直到這個時候，劉玉成都仍然處于懵懂的狀态之中，但吳爸爸一家人的激烈反應，卻足以說明事态的嚴重。若非如此，吳爸爸也不可能在和大女婿發生激烈的争執之後，幹脆不管不顧地扣押了他的車鑰匙。就這樣，一方面，是按照此前的計劃，劉玉成和吳爸爸他們兩家人的确聚集在了劉玉成家的三層樓房裡，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年節就此拉開了帷幕。另一方面，伴随着隔離令的下達，一場意想不到的現實和人性劫難，也開始逐漸地降臨到這兩個臨時拼湊在一起過春節的家庭之上。但在正式開始他們長達十四天之久的居家隔離生活之前，首先爆出火花的，卻是子夏與吳爸爸他們的一種短兵相接。先是子夏那充滿咄咄逼人火藥味的率先發難：“我直說了吧，按規定，從武漢回來的人，與武漢來的人接觸過的人，都要自我隔離十四天，你是不知道這個規定還是想明知故犯？不光他們要隔離，現在連我們也要隔離了，我們跟他們一樣，這個屋裡的所有人，都成了被懷疑對象，哪都不能去。”接下來便是吳爸爸的即時回應：“我敢保證，我們一家都是安全的”，“其次，我對我們家的免疫能力非常有信心”，“這次到宜都來，實在是因為當初有約，如果不是有約在先，我們也不會貿然離家。其實我現在也很焦慮，一來給你們添了太多麻煩，二來我在武漢還有很多親戚朋友，我非常擔心他們，還好，到目前為止，他們都沒事。”一種實際的情況是，吳爸爸的這段自我表白有真有假，真正可謂虛實參半。一方面，吳爸爸他們的到來，的确是因為有約在先。否則，無論武漢的情況怎樣緊急，他們大概也不會想到要到親家這裡（中國的倫理文化使然）來逃避疫情劫難。但在另一方面，吳爸爸他們的違約提前以自駕車的方式到來的如此一種行為本身，就說明他們的到來，的确隐含有不容否認的逃避現實疫情的内在動機。

無論如何，如果從一種叙述學層面上的預叙角度來說，子夏和吳爸爸他們在長達十四天的隔離生活開始之前的如此一種互不相讓的短兵相接情節，卻也在很大程度上預言或者說昭示出了未來十四天隔離生活過程中，這兩個家庭之間抑或各自内部那簡直就是不可能被回避的尖銳沖突沖突，以及那人性本然層面上的惡。

與被封城的武漢有所不同，宜都的具體隔離，從大年初一的那一天開始。面對着有關部門下達的隔離令，劉玉成他們一家，所必須做出的一個選擇，就是如何處置來自于武漢的親家吳爸爸一家人。盡管遭到了子夏尚且算不上多麼激烈的隐約反對，但出于維護親戚之間親情的目的，劉玉成最終決定還是要不惜冒險也要把吳爸爸他們留在自己家裡：“我決定了，我們不報。武漢的親人們你們也不要有其他想法，你們是我千呼萬喚請來的，我一定會對你們負責到底，不過這幾天你們得受點委屈，白天盡量不要出來，盡量不要拉開窗簾，不要給外人看到，尤其不要給别人聽到你們的武漢口音。”也是以，盡管仍然有着不可避免的淺薄與平庸一面，但這個時候的劉玉成，因了把吳爸爸他們斷然留在家裡，卻也還算得上是一位重然諾有擔當的男人。

這個時候的劉玉成根本就無法料想到，自己一時慨然大義地把吳爸爸他們一家留下來不要緊，關鍵的問題在于，正是他的這一慨然舉動，因為置身于新冠疫情這一特定時期的緣故，到頭來竟然會引發一場嚴重的親情倫理危機。更進一步說，在這場意外出現的親情危機中，伴随着原本光鮮亮麗的生活表象背後一種千瘡百孔的生存本質的被揭示，那種潛藏在内心深處的人性本然之惡也會随之而大發酵與大爆發。

首先是個人生活秘密的被迫呈示。比如，子夏的不堪生活狀況。先是她離異的婚姻事實。隻有在這一次回宜都過年的過程中，她那早已變成事實的離異情形才被父母知曉。在子夏到家之前，先期到家的，是她的兒子又又，以及又又的“弟弟”裡裡。面對突然出現的裡裡，劉玉成夫婦備覺驚訝：“什麼？你生二胎了？這麼大的事怎麼沒告訴我們？”于是馬上在電話裡質詢子夏，得到的結果，自然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離異事實。但也隻有在子夏偕同裡裡爸爸一塊回到宜都的家裡，在時日不長的相處過程中，劉玉成夫婦方才得以進一步了解到，卻原來，子夏和裡裡爸爸僅僅是大城市裡依照協約在一起搭夥過日子的一對男女。面對着萬分驚訝的父母，子夏給出了自己的理由：“說了有用嗎？我說我一個月工資隻有一萬左右，完全用于我們母子的日常生活都不夠，你們信嗎？”“是以我幹脆什麼都不說，唯一的出路是找個人搭夥過日子。是以我們沒有婚禮，也沒有結婚證，萬一将來有問題，能省掉很多麻煩！這樣挺好，AA制，生活成本起碼節約了百分之五十。”借助于這樣的一個細節，在充分凸顯城市的年輕人子夏，與劉玉成夫婦這樣的傳統市民之間巨大觀念差異存在的同時，作家更是巧妙寫出了現代城市人日常生存的一種艱難處境。然而，劉玉成夫婦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伴随着被隔離時間的推移與延長，子夏還會有更大的生活秘密被迫無奈地暴露出來。

這就是，原本以為子夏的确曾經出國到非洲呆過幾年，沒想到，事實的真相竟然是，子夏因為行兇砍人而被關到監獄裡呆了幾年：“我把又又爸爸砍了。”圍繞到底為什麼行兇砍人，子夏和父母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你沒說砍人。/你們也知道我的脾氣，不是計劃好的，是一時沒忍住。/秀枝終于緩過氣來，咬牙切齒地開罵：殺千刀的！他做了錯事還報警？怎麼不閹了他？/子夏接着說：我正是這麼想的。判了三年。”一方面，如果不是因為突然遭逢了新冠疫情，子夏的如上這些秘密恐怕一時間很難被暴露。但在另一方面，作家卻也試圖對子夏性格的成因有所探究和表現：“她生下來就好強嗎？還不是怪你，重男輕女，天天對兩個兒子說，你們‘務必給我考上大學’，‘子夏我不管，她反正是别人家的人’。就是你這些話刺激了她，她才發奮讀書，才養成這種性格。其實秀枝心裡清楚，除了這個原因，還有别的，子夏身上不知為什麼，就是沒有别的女孩子那股溫柔勁兒，說話直來直去，硬邦邦的……”實際上，除了少年時來自于家庭教育的性别歧視之外，子夏如此一種不通人情的硬邦邦性格的養成，恐怕更多卻是拜成年後嚴酷生存環境所賜的結果。

生性剛硬的子夏之外，還有生性一貫懦弱的子建。說子夏有不為人知的秘密，有人相信，連同一貫與世無争的子建，也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了。而且，從小就隻知道讀書的“學霸”子建的問題，竟然也還偏偏就出現在了他的學業上。子建問題的迹象，最早展現在他看似莫名的偷偷哭泣上。在隔離生活開始的第一天，圓圓就在不經意間發現了子建的表現異常：“他沒動靜，她支起胳膊，探身一看，子建的手機放在一邊，眼睛閉着，眼窩裡都是濕的。怎麼啦？他捂住眼睛，叫她不要理他。她趕緊縮了回來，躺好。”盡管乖巧的圓圓沒有進一步探究，但内心裡的疑問卻實在無法打消：一個看電影都從來不哭的人，難道可以在這個特定的時刻因武漢的被封城而哭泣嗎？隻有到後來，因為隔離的問題，與姐姐子夏發生尖銳的沖突之後，面對着咄咄逼人，公然提出要離婚的妻子圓圓，子建才被逼無奈道地出了事情的真相：“無所謂，随便你。子建突然啪地關了電腦，上床躺下。我懶得為這些事和你吵，我自己的事還管不過來呢，實話跟你說吧，我的論文評審好像出了點問題。”

具體的情況是，他的匿名評審，三個校外評審，竟然有一個沒通過。而這，實際上也就意味着，子建極有可能畢不了業。隻有聯系這種情況，我們才能夠徹底搞明白，卻原來，他之是以會一個人偷偷地哭泣，主要還是因為有一個匿名評審沒有通過的緣故。其實，他很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隻不過是因為心理的懦弱和逃避而沒有勇氣坦然面對。如果不是因為隔離問題遭到圓圓的猛烈攻擊，他很可能會将這一消息一直隐瞞到再也瞞不下去的那個時候為止。一直被蒙在鼓裡的子建，根本不知道，因他的學業受挫而最受傷害的，其實并不是自己，而是身為妻子的圓圓：“怎麼會這麼倒黴？不是說他從小到大都是學霸嗎？怎麼會連論文都通不過？如果真的畢不了業，那她的夢想呢？她計劃中的生活呢？她要怎麼向閨蜜解釋？”這樣一來，也就進一步牽扯出了圓圓自己一個不為人知的内心秘密。她之是以會和書呆子子建結婚，就與内心深處的這個小九九緊密相關。卻原來，圓圓的一個閨蜜，因為嫁給了一個後來出國做通路學者的大學老師，不僅可以随同出國陪讀，而且還帶回了一個擁有美國籍的孩子。雖然子建此人木讷無趣，但如果可以仿效閨蜜的做法如法炮制，倒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因是之故，才有了他們倆這樁看似不般配的婚姻。如果子建連博士都無法畢業，那不僅出國陪讀而且還想着帶回一個美國籍孩子的美夢也就隻能成為泡影了。

唯其因為如此，一旦聞知子建無法畢業，原本就已經因為隔離的事情而對丈夫抱了一肚子火的圓圓，便一下子爆發，暗自下定決心，等到武漢解封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他們之間的婚姻關系。其實，同樣處于生活秘密被暴露情形的，也還有那位文本地位不怎麼重要的姐姐。姐姐和國小同學宜修之間的秘密，出現在姐夫和子書一起“出逃”之後的第七天。這天晚上，圓圓意外地發現姐姐躺在被窩裡與宜修用手機聊天。面對着圓圓關于他們初戀的追問，姐姐給出的回答是：“不算吧，不知怎麼就被傳成那樣。他也被困在宜昌，他有親戚在那裡，離我們這裡隻有二十幾分鐘車程，我們不見個面都說不過去呀。反正我已經告訴了他我的位址。”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有了宜修的暗中相助，也才有了姐姐後來的搭送菜車傳回武漢。但就在我們以為姐姐和宜修之間将會有一點浪漫發生的時候，現實卻給出了一個不無殘酷的答案。當圓圓詢問姐姐是否和宜修在一起時，得到的卻是失望至極的姐姐一時的火冒三丈：“屁話！他他媽根本就沒有上車！還說：我沒說跟你一起去武漢呀！我真是驚呆了！上了車，我往上翻我們的對話，果然，從頭到尾都隻是我以為而已，神經病！”我們當然不是要鼓勵婚外的私奔，問題在于，當一個時代連同如許的一種“浪漫”都不存在了之後，這個時代的疾患事實上就已經非常嚴重了。究其根本，無論是子建與圓圓，還是圓圓的姐姐，他們這些生活秘密的暴露，都可以說是這一場疫情惹的禍。由此而進一步延伸出去，且不要說是子建和圓圓的這點生活秘密，極端一點說，整個人類的生活，也終将因這場突然降臨的疫情而徹底改變。

閱讀《十四天》，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的一個故事情節設定，就是圓圓姐夫和子書他們倆的聯袂出逃。雖然隻是萍水相逢，但或許因為内在性情特别相投的緣故，他們倆很快就成了一見如故的好朋友。很大程度上，唯因他們的三觀高度一緻，是以才會有後來聯袂出逃事件的發生。盡管說圓圓姐夫的原初欲望是一定要想方設法回到武漢，與自己的家人們一起共度時艱，沒想到，等到他們倆真正地上路之後，才發現，因為各種路卡的重重設定，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如願地回到武漢。不僅回不到武漢，就是想要打退堂鼓，重新回到宜都也都不可能。既然前進不得，也後退不得，那他們倆也就隻能惶惶如喪家之犬那樣開着車四處漂泊遊蕩。從藝術形式的層面上來說，在一部聚焦家庭或家族内部生活的長篇小說中，作家姚鄂梅為什麼一定要設定這樣的一個情節線索，一定要讓他們兩位以聯袂出逃的方式溢出到聚焦視野之外，關鍵的原因在于，姚鄂梅試圖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跳出相對狹隘窄小的家庭或家族的範圍，借助于他們倆的視野，對處于疫情嚴重困擾下的中國社會現實做更為廣博和開闊的全景式掃描，進而為小說的核心故事提供一種足夠廣大的時代背景。打個未必那麼恰當的比喻，如果說劉玉成和吳爸爸他們兩個家庭的故事屬于攝影時的所謂近景，那麼，借助于子書和圓圓姐夫他們倆的聯袂出逃，作家試圖加以表現的，就是攝影時的所謂遠景，很多時候，隻有把近景和遠景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我們才可以相對全面地對當下時代的疫情現實有一種真切的了解和把握。

這一方面，最典型不過的，就是圓圓姐夫在途中所拍攝的那個後來被題名為《我見》的影展中所展示出的衆多照片：“這一次，主要是來自曠野的照片，幾乎每張照片都空無人迹，隻有一望無垠的農田，大多數并沒有播種，隻有秋天留下的禾樁；一些鳥在田間尋覓，累了就飛上電線，站成整整齊齊的一排；有人放牛，身後跟着一條大狗，人一臉愁悶，牛和狗卻惬意地甩着尾巴；菜園裡堆着積雪，綠色的蔬菜從積雪下探出腦袋，無人采摘；大路光潔，泛着黑光，以低窪的身姿無比威嚴地挺立在天地間。城鎮裡則是另一種景象，所有的店鋪都關着門，所有的行人都帶着口罩；許多人在晴天裡穿着雨衣；一個老人沒有戴口罩，在嘴上套了個柚子殼；一些戴袖章的人守在路口，阻攔人車通行；一些人在用挖土機挖掘公路，以形成路障；一個孩子把臉壓在窗玻璃上打量外面，他的鼻子被壓成了八戒鼻；一輛車停在路邊，滿身泥污，玻璃破敗，讓人想起它失蹤的主人；一個疲憊的男人，站在路邊掀起口罩抽煙；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在路邊疾走，邊走邊哭；一個中年男子推着一隻空空的輪椅回家，輪椅上擱着一根手杖；一輛救護車停在路邊，醫生們不敢去救躺在地上的那個人，他是從橋上跳下來的，他們不确定他是否攜帶病毒。”請原諒我這裡把姚鄂梅的相關文字全部照錄下來，不如此，就不足以看到疫情期間中國社會的一幅全景圖。出現在《十四天》中的這樣一個段落，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姚鄂梅用手中的文字“畫”出的一幅特定曆史時期的“清明上河圖”，出現在其中的那些芸芸衆生所表現出的，也正是一種時代的痛苦和憂傷表情。也是以，對于這樣一段文字連同圓圓姐夫和子書聯袂出逃這一故事情節，它們在小說文本中的重要性，我們如何估價都不過分。

但相比較而言，對于長篇小說《十四天》的思想藝術成功，最重要的卻是疫情現實對日常生活中的親情倫理所構成的巨大挑戰。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劉玉成和吳爸爸他們兩家自我隔離之後，子夏的再度隔離。其實，子夏對來自于武漢的吳爸爸他們一家的防備心理，從一開始，也就是十四天的隔離開始之前，就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子夏笑眯眯地說着客氣話，腳下不動聲色地退了兩步，媽媽不知是以，緊跟着進兩步，子夏再退，媽媽再進，子夏伸出手來，指着椅子對媽媽說：您坐您坐，不要客氣。媽媽剛剛告一段落，爸爸緊接着上前，這回子夏索性躲開了：不要客氣不要客氣，我去把茶壺給你們拎過來。撒腿就跑。”親眼目睹如此一種情形，旁觀者清的圓圓，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一股涼涼的細流自頭頂慢慢注入，圓圓從剛才的客套中已經看出端倪，子夏是在刻意和他們保持距離，可惜媽媽太投入，竟沒有注意到。”既然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防備心理，那到了後來，等到正式進入長達十四天的隔離期之後，子夏表現得愈發變本加厲，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在正式的隔離開始之後，子夏先是拒絕和吳爸爸他們一家在一個桌上吃飯：“子夏一家不想跟我們同桌吃飯了，理由是兩個孩子免疫力本來就低，不敢冒險，我心裡當然不舒服，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表示不滿，畢竟這裡是人家的地盤，我們又是從武漢來的，這就像是原罪一樣，不如暫且忍一口氣，就依她的，我們在二樓原地隔離，等十四天期滿後，看她還能怎麼說，最好那時封城令已經解除了。”吳爸爸這段要求自己家人一定要隐忍一時的話語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于“原罪”二字。作家的如此一種描寫，甚至能夠讓我們聯想起二戰時期同樣有着強烈原罪感的那些猶太人來。緊接着，僅僅是到了第三天，子夏就更進一步地生出了一定要在家裡與吳爸爸他們一家做嚴格隔離的想法：“子夏說：我有個建議，我們應該找個東西把二樓的過道堵起來，家裡孩子多，難保他們不會竄到二樓去，在隔離解除前，我們一定不能跟二樓有接觸，你們送飯的托盤拿回來要消毒。”接下來，到了第四天，子夏果然逼迫着自己的同居男友裡裡爸爸，開始了建造隔離牆的過程。針對子夏不顧劉玉成和子建的反對态度，堅持要建造隔離牆的這一舉動，子建給出了真正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負面評價：“你搞那麼大個東西幹嗎？這是家裡，又不是瘋人院，更不是監獄。”當子夏反複堅持：“能有什麼後果呢？你不朝這個東西看不就行了？什麼都沒變，照樣定時送飯，各種服務随叫随到”的時候，子建給出的尖銳反擊是：“關禁閉的犯人也送飯的。”不知道其他朋友的感覺如何，反正在我這裡，幹脆就把作家借助于生性懦弱的書呆子子建之口表達出的特别犀利有力的這兩句話了解成了《十四天》最核心的“文眼”之所在。

當然，與此緊密相關的，還有就是和子書一起經曆了漂泊無定苦難的圓圓姐夫，在重新回到宜都後所生發出的一種強烈感覺：“從他們在那個月黑風高之夜離家開始，他和子書，還有他們所有人，就都被囚禁在某個黑暗的隧道裡，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歡笑，就算他和子書後來逃出來了，一樣還是在隧道裡，隻是他們的那一條稍微寬闊一點而已。”諸如“瘋人院”、“監獄”、“被囚禁”以及“黑暗的隧道”等這樣的一些語詞，已經鮮明不過地暗示了某種解讀文本的理想方向。

如果說一定要堅持建造隔離牆的行動，已經強有力地說明着子夏内心深處潛隐的人性之惡，那麼，身為一家之主的劉玉成，在隔離過程中心态的先後變化，也在某一層面上呼應了相關主題的藝術表達。我們都知道，作為邀請親家一家人來宜都過年的始作俑者，劉玉成不隻是一開始，即使到了隔離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對吳爸爸他們保持着非常友好的态度。但是到了後來，尤其是愛子子建自殺未遂的事件發生之後，劉玉成的态度就不自覺地開始有所變化。特别是，當他意外發現了吳爸爸他們一家竟然有偷偷溜走的打算之後，他内心裡所沉潛的人性之惡，也就被激發了出來。具體來說，劉玉成的人性之惡，集中表現在他幹擾吳爸爸開車最終緻使汽車陷入一個名叫南風堰的湖塘的行為之中：“話音剛落，劉玉成猛地咳嗽起來，先是捂着嘴憋在喉嚨裡咳，緊接着轉為急風驟雨般響亮的爆咳，人也抽搐起來，縮成一團，失去控制地倒向吳爸爸，吳爸爸剛有刹車的念頭，方向盤已被劉玉成壓在身下，汽車飛快地朝左駛去，朝南風堰駛去。”“一股懸空感從腳底傳來，接着是下墜，像失控的電梯。”雖然吳爸爸并未由此而喪生，但劉玉成卻由此而變得一時心虛無比：“劉玉成一直躺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竟然并無大礙，隻是渾身乏力，膽小心虛，秀枝掉了一個盆在地上，在他聽來有若晴天霹靂。”道理非常簡單，正因為内心有愧，是以劉玉成才會感到心虛無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子夏和劉玉成身上相繼表現出來的人性本然之惡，促使我進一步聯想到了英國作家戈爾丁的長篇小說《蠅王》。如果說戈爾丁所試圖思考表現的，是那些被困在一座小島上的十二三歲孩子之間為争奪生存資源而導緻的自相殘殺，而激發出的人性之惡的話，那麼，姚鄂梅在她的這部《十四天》裡，就是要思考表現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所導緻的隔離情況下，人們内心深處的人性之惡是怎麼樣被激發出來的。

然而，在充分肯定姚鄂梅《十四天》思想藝術相對成功的同時，筆者無論如何都得指出的一點是，在我個人的期望中，這部《十四天》應該寫得更好一些，應該有更大的思想藝術力度。或許是因為姚鄂梅太過善良，對筆下的人物和故事都不夠狠，也或許是因為其他的一些原因，一個總體的感覺就是，愈是到了後半部分，文本的思想藝術力度就愈是有所減弱，以至于《十四天》最終成為一個有缺憾的文本。但好在作家不僅借劉玉成的感覺已經有所表達（“劉玉成從樓梯下鑽出來，一個人忐忑不安地站在外面。十四天以後會怎樣呢？十四天之後就可以自由走動了嗎？外面到處關門閉戶，對面馬路上幾乎看不到車輛，如果不是手機上不時地接到消息，真讓人懷疑是在做夢，在夢裡就是這樣，安靜，沒有聲音，也見不到人。”），而且也采用了一種開放性的結尾。更何況，從一種實際的情形來看，2020年一開始的十四天隔離禁足之後，由于新冠疫情并未有絲毫緩解，包括宜都在内的人們都依然還處在被迫隔離的狀态之中。所有的這一切，都使得姚鄂梅的這部《十四天》有着突出的“未完成性”。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願意和姚鄂梅一起，連同更多的讀者在内，繼續關注和思考與新冠疫情緊密相關的人類生存境況及其精神現實。

但在結束我的這一篇文章之前，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點是，姚鄂梅曾經專門引述《詩經·大雅》中的“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屍燕飲，無有後艱”這樣幾句話來作為小說的題記。這幾句話大概的意思，是要通過以美酒宴請“公屍”的方式來虔誠地祈求神靈不斷地降福給人間。隻有末句“無有後艱”，雖然從表面上看依然屬于祝詞的範疇，但卻也明顯地隐含有怎麼樣才能夠積極有效地預防各種災害禍殃的意思。由此可見，姚鄂梅之是以非得要把這些古老的詩句引述為小說《十四天》的題記，其根本的用意，恐怕正在于替人類祈禱的同時，也提請人類必須擁有某種足夠警醒的自我反思力量。

2021年6月8日淩晨0時30分許完稿于西安寓所

（本文為姚鄂梅 所著《十四天》一書的書評。作者為山西大學教授、《小說評論》主編 王春林）

中文原創 | 長篇小說

《十四天》

姚鄂梅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2年2月

顧名思義，《十四天》的全部情節緊湊地發生在十四天之内；故事背景設定在2020年初，湖北的一座小城宜都。猶如舞台劇一般，一個龐大的家庭組合在一起，他們将一起度過與外界隔離的十四天。沒有了工作與社交的距離，日日相對，他們的每一次喜怒哀樂都被放大，彼此艱難地磨合。十四天，既漫長，又短促，一切又重回正軌之後，“十四天”也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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