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章開沅先生去世後，我一直想寫點文字略作紀念，但自知不夠“格”，亦不知從何落筆。 2022年1月初，在某舊書網偶然發現幾封章先生寫于1982至1983年的信劄，筆者僥幸拍得其中一通章先生于1983年緻葉萬忠的親筆信，史料價值很高，全文照錄如下：
葉萬忠同志：
劉老師等一行來蘇，承熱情接待，工作進展迅速，十分感謝。隻不知你身體好些沒有？希多珍重。
全國史學規劃會二十一日将在長沙舉行。“七五”規劃，近代經濟史是重點之一。天津商會檔案已拟有編選規劃和第一輯内容介紹寄我處，希望你與望齡同志能趕緊起草一個有關蘇州商會檔案選編的整體設想，以後能送出會議，争取列入國家規劃，則以後工作當可得到更多支援。（這個設想需經局、館上司審閱，最好是列印十來份）。
小馬、朱是研究所學生，他們此次出差，帶有一部分計劃内的教學任務，希在工作安排上适當照顧，并多多加以指導。如果人力緊張，唐文權同志亦可投入一部分力量。他在九月以前，除備課、搬家外，還可以抽出一些時間協助此項工作。有些鉛印或油印的文獻，最好是影印或照相，以節省抄寫之勞，你和劉老師等可以騰出手來在編、選、注方面多下些工夫。
社團檔案希能早點注意，在商會檔案一事前後即可着手選編。出版問題，我們可以聯系，現在的工作條件比過去好很多。
問候小林、屠、姚諸同志。
專頌
撰安
章開沅
5.4
章先生信頁1
章先生信頁2
此信是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與蘇州市檔案館開展深度合作，編選利用蘇州商會檔案的初始見證。章先生所用的信紙頗有來頭，擡頭是醒目的“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底下還有一行小字“聯絡地點：武昌華中師範學院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成立于1978年，在章先生和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期間。研究會名稱之是以不是全國性的，則是聽取黎澍的建議，将範圍限定在中南地區，以免内部“失和”。是年底，第一屆理事會在中山召開，章先生被選為理事長。“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是“文革”結束後，由章先生牽頭，在曆史系建立起來的，開始時隻有他、陳輝、孫玉華三個講師，外加還是助教的劉望齡。研究室于1984年更名為“曆史研究所”，後于1999年升格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章先生認為，要辦好一個研究所，其主持者“必須有一個頭、一副肩、一雙腿”，概言之即有思想、敢擔當和勤走動。回想當年，三冊本《辛亥革命史》陸續面世，但章先生沒有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他已經下決心要布局謀篇，“再續前緣”。早在1964年，借調在北京的章先生曾參與籌建“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工作委員會”（簡稱“史調會”），調查工作的重點就包括民族資産階級、買辦階級、江浙财閥及商會，他還随同楊東莼先生前往天津，看到了天津商會檔案，對商會檔案的價值有了初步認識。可惜，因為受政治運動的沖擊，調查工作最終流産。1980年元旦前後（按：據《章開沅口述自傳》，章先生是1980年元旦左右去的。但據更早的章先生親撰的“《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序言”，他說自己是1981年元旦前後去的，為了寫《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産階級》這篇論文。馬敏教授認為可能是章先生在寫序時誤記了，因為章先生在1980年的講課中提到蘇州商會檔案的發現經過），章先生第一次到訪蘇州市檔案館（按：因為章先生特意與唐文權聯系，請他導引去蘇州市檔案館）。他一直記得剛接觸蘇州商會檔案時的情形：
檔案積滿灰塵，堆放在蘇州市檔案館的地下倉庫裡。天氣頗冷，從業人員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個打點滴用的玻璃瓶子，裡面注滿開水，用手捂着，驅除寒意。我連那種瓶子都沒有。後來，他們送給我一個玻璃瓶，但我又不能用，因為抱着玻璃瓶就沒有辦法去看檔案，做記錄。（《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07-308頁）
“其作始也簡”。蘇州市檔案館的從業人員不會想到，因為眼前這位年齡五十開外，身着灰色軍便服、頭戴帽子，笑容可掬的學者的到來，雙方居然會結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原本常年堆在地下倉庫吃灰的蘇州商會檔案将重制天日，後面許多曆史研究者的學術生命将與此挂鈎，世人是以項研究對蘇州這座城市将有新的認識。
其實，章先生并非學界看到蘇州商會檔案的第一人。此前有幾位學者去檔案館，從業人員很熱情地拿了一些商會檔案，請他們評判其價值，結果被認為研究意義不大。這讓當時整理檔案的業務骨幹葉萬忠“很不服氣”。恰好章先生來蘇州，葉萬忠就請他再看看，“如果他也說沒什麼價值，那就把這些資料封存起來”。章先生對這批檔案的價值給予高度肯定，他和葉萬忠也是以一見如故。商會檔案中儲存了稀見的市民公社檔案，章先生“慧眼識珠”，不僅在信中建議葉萬忠能早點“着手選編”，而且在《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産階級》一文中予以公允的評價。葉萬忠佩服章先生的史學識見，他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道：
如市民公社問題早在1965年清理檔案時就向人請教了，結果未得到任何令人滿意的解答。翻遍了所有的曆史工具書也渺無記載。開放曆史檔案之初，我又曾向一些有關的“家”和“師”讨教，可惜不是搖首勿答，便是語焉不詳，更有個别不學無術的人，居然絕妙地稱它是“莫名其妙的東西”。唯獨章開沅教授閱檔後認為頗有學術研究價值，積極建議我們組織編纂并大力支援出版。（葉萬忠：《編纂蘇州商會曆史檔案幾輯史料的體會》，《檔案文獻編纂學參考資料》，檔案出版社，1987年，438-439頁）
章先生回校後，在課堂上和馬敏這些大學生分享此新發現。1982年春，馬敏和朱英考上章先生的研究所學生。章先生打破教學正常，讓馬敏和朱英跟着劉望齡老師去蘇州市檔案館，參與商會檔案的整理、編撰工作。他們在蘇州一待就是大半年（馬敏：《紳商是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資産階級”》，《澎湃新聞·私家曆史》，2018年1月4日）。如今學界知名的馬敏、朱英兩位教授，就是章先生信中的“小馬、朱”。需要指出的是，因為時間久遠，當事人的憶述難免存在模糊或者偏差之處。章先生和蘇州市檔案館雙方雖然很想早日動手整理這批商會檔案，但一來章先生“苦于手頭工作過于繁重”，二來研究室人手不夠，隻能往後推遲。馬敏、朱英成為章先生的研究所學生，某種程度上說是補充了“新鮮血液”。一直到1983年3月18日，章先生答複葉萬忠，已經确定由劉望齡帶馬敏和朱英前去協助整理商會檔案，大概于3月31日或4月1日抵達蘇州。食宿方面，最好安排在蘇州市招待所，一則便于工作，二則節省費用，因為時間長，花錢太多，無法報帳，而且研究所學生的出差夥食補助标準也較低。
馬敏的碩士研究所學生入學通知書
那是一個萬象更新的年代，但是物質條件相對簡陋。武漢蘇州相隔遙遠，出差一趟十分不易。朱英教授回憶說：當時他們從武漢去南京、上海以及蘇、杭都沒有直達火車，一般是坐輪船到南京或上海，光是坐船到上海就大約要兩天兩夜，再轉火車到蘇州。有一次，他還坐過十餘小時長途汽車到南京，再轉火車到蘇州。他們在蘇州就住市政府招待所，檔案館也是市政府下屬機關而且位于市府大院裡，印象中招待所普通雙人間條件很一般，吃飯就在市政府食堂，感覺尚可。剛去的幾個月主要是熟悉檔案與編輯，後來才利用星期天參觀了一些景點。馬敏教授至今還記得，他們是從武漢乘船（三等艙）先到南京，然後改乘火車（硬座）去的蘇州，确實住在市政府招待所，他和朱英住一間房，早上有免費早餐，還碰上來拍電影的明星郭凱敏（電影《廬山戀》的男主角）等人。
章先生寫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葉萬忠和劉望齡“趕緊起草一個有關蘇州商會檔案選編的整體設想”，屆時送出五月下旬在長沙召開的全國曆史學科規劃會議，“争取列入國家規劃，則以後工作當可得到更多支援”。就在這個重要會議上，《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列入“六五”規劃（按：此處說是“六五”規劃，章先生信中又說是“七五”規劃，是因為這個會議有雙重任務，一是落實“六五”規劃，二是讨論“七五”設想）。根據規劃會議的協定，《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實際上包括三套叢書：“其一是《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主要收入具有相當學術水準的專題研究和地區研究的著作；其二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整理選編各種價值較高且比較系統的重要史料；其三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譯叢》，翻譯介紹國外各流派較有影響的代表作或史料價值較大的著作。”（章開沅：《應該加強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通訊》第一輯，1983年12月，第3頁）為推動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相應成立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編委會。編委會辦公室設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日常工作由丁日初主持。8月24日，編委會在滬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編委會以下委員：章開沅、丁日初、茅家琦、張仲禮、徐元基、黃逸平、洪葭管。經過讨論，推選章開沅先生任編委會主任。
為加強彼此交流，編委會定期出版《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叢刊。需要注意的是，叢刊最初曾以《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通訊》第一輯的名稱在内部發行，時間是1983年12月。在第一輯的“專題報道”中，不僅有章先生在信中提及的《天津商會檔案資料選編》一書内容簡介，還有署名“辛流”（據朱英教授說，辛流是劉望齡老師的常用筆名）寫的《〈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開始定稿》一文。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明确說，《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初稿已經編成，現已進入最後定稿階段”。接着說明叢編“拟分編六輯”，簡述檔案概貌，并重點介紹第一輯内容。然後文章提到選編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已納入全國‘六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之内”。選編小組由檔案人員和專業工作者相結合的方式組成。全書由章開沅、劉望齡、葉萬忠負責主持編輯，“參與第一輯選編工作的還有檔案館林植霖、屠雪華、姚開順和華中師院唐文權、朱英、馬敏等同志”。最後，文章提及第一輯于1983年定稿，1984年将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其他各輯，“計劃按一年一輯的進度，于五年内選編完畢”。
由此可見，劉望齡帶馬敏、朱英到蘇州市檔案館就是為整理叢編第一輯内容，前面馬敏教授所說的一待大半年，也确實如此。從4月算起，他們可能10月或11月才回武漢，工作周期從春季持續到深秋乃至初冬（據馬敏教授回憶，朱英因家裡有事，待了一段時間後先回武漢）。這樣的人生經曆對兩位曆史學研究所學生來說雖然辛苦，但很有實戰性，為其後續研究奠定紮實基礎。選編小組的工作效率很高，唐文權後來也加入其中，信中的“小林、屠、姚”即蘇州市檔案館的從業人員林植霖、屠雪華、姚開順。據《章開沅口述自傳》，唐文權曾因學曆低，調入華師一度遇阻，張舜徽先生甚至為此拍案而起，大聲說：“我連中學文憑都沒有，新中國成立前還能成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頗費一番周折後，唐文權終于在1983年正式調入華師。是以，信中說“他在九月以前，除備課、搬家外，還可以抽出一些時間協助此項工作”，應該是指唐的工作調動已經不成問題，當時忙着備課和搬家。馬敏教授說，唐文權老師一家就是和他們一同回的武漢。總之，這篇文章透露出來的資訊和章先生的信足以互相印證。
信中所稱“帶有一部分計劃内的教學任務”，據朱英教授回憶：在章先生安排下，在去蘇州市檔案館前後或者在蘇州期間（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劉望齡老師曾帶着他們去過南京、上海、揚州等地，在許多著名的近代史學者家裡聽“講座”和聊天，而且還在其家中蹭一餐飯（當時極少到餐館請客，一般都是在自己家裡待客）。由于大多是第一次近距離拜見這些大佬，深感機會難得，也頗受教益。這樣獨特的研究所學生“教學”以後恐怕不可能再有。至于這些“大佬”都有誰呢？馬敏教授在2018年3月接受許金晶的采訪時曾提到過，如上海華東師大的夏東元、陳旭麓，蘇大的段本洛，南大的茅家琦、蔡少卿。揚州大學的祁龍威，不僅給他們上課，還請他們吃了道地的揚州菜（馬敏：《我們一直關注孩子智商，忽略了怎麼做人》，《澎湃新聞·智庫報告》，2018年11月26日）。——既入“銅山開礦”，又可訪師問學，機緣造化，可遇不可求，令人心向往之。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後來并沒有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而是回到了華中師大出版社。書封上那行字——“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證明這套叢編不平凡的出身。不過，叢編實際出版過程相當漫長，可謂“好事多磨”。第一輯面世時，已是1991年。2004年，出版社推出第二輯，中間相隔十三年。“人事有代謝”，章先生的兩位弟子唐文權和劉望齡已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去世。一直到2011年，六輯全部出齊（馮會平、範軍：《〈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出版紀略》，《近代史學刊》第11輯，2014年）。2017年，《蘇州商會檔案續編》第一輯出版。
在信中，章先生挂念着葉萬忠“身體好些沒有”。這絕非一句客套話。2012年11月，章先生、馬敏教授、朱英教授一起前往蘇州，出席《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全集首發式。活動結束後，章先生去醫院看望住院的葉萬忠，“葉老十分激動”，在旁的其他人目睹兩位老人相聚的親切場景，也“十分感動”。朱英教授至今還記得，當年他和馬敏皆未參加過檔案編輯整理，許多方面都是向葉老請教，受益匪淺。章先生還有一樁未了的心事——給弟子唐文權掃墓——唐去世時，章先生正在台灣政治大學任客座教授。唐文權的墓在一座茶山上，沒有正式的路，前一天又下雨，濕滑難行。八十六歲的章先生不顧勸阻，慢慢上山。掃墓結束，又艱難下山。回武漢路上，他還叮囑朱英，讓研究所在唐文權去世二十周年時編輯出版一部《唐文權文集》，後親為作序（朱英：《追憶章開沅先生》，《澎湃新聞·私家曆史》，2021年6月5日）。——“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章先生懷有一顆仁心。
記得章先生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文革”時，華師桂子山上三号教學樓的一個房間裡擺着一副戰棋，作為造反派的許多老師在那裡“鏖戰”過，以至于後來棋盤被磨損得看不清了。但很快就會有人用筆畫好，繼續“鏖戰”。等到運動結束，這些曾經意氣風發、青春年少的人兩手空空，一無所長。與此同時，在昙華林校區由澡堂改成的陋室裡，張舜徽先生沒有唉聲歎氣，而是不論寒暑晨昏，奮筆疾書，“雨季的時候，屋頂漏水，就找個盆子接一下，水從室外灌進來，就穿上雨鞋，繼續寫作”。數年下來，張先生撰寫了多部頗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為了謄寫《說文解字約注》，他寫秃了五十多支毛筆。——即使社會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處在人生最低谷時，不妨充實自己（《章開沅口述自傳》，248-250頁）。
十幾年過去，至今在腦海中仍會浮現第一次見章先生時，他面帶微笑、娓娓道來的神情。當初這位八十多歲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之是以讓一個後生小子覺得“好玩”，背後的奧秘是他有一顆“赤子之心”。明代的李贽曾言：“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章先生主張做學者要有勇氣與主流保持理性的距離，如此才可能進入做學問的最佳精神狀态——“虛”和“靜”。他的解釋是：
“虛”即是虛空，腦中沒有絲毫雜念，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羁絆，沒有項目，沒有考核，甚至于沒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論知識，将自己完全放空。“靜”即是甯靜，不生活在熱鬧場中，才能甯靜；心不為外界誘惑所動，才能甯靜。能虛能靜，便能神遊萬古，心神專一，思慮清明。“虛”“靜”的學者，在旁人看來，可能是“發瘋了，癡呆了，入迷了”。但這确實是做學問的最佳精神狀态。“虛”“靜”的學者，是純真的學者。越虛越靜，純真度越高。一個學者最終能達到什麼樣的境界，開創什麼樣的局面，和他的純真度是大有關系的。（《章開沅口述自傳》，311頁）
雖相隔數百年，但章先生的“虛靜說”和李贽的“童心說”是共通之理。
章先生不是一位成天安坐書齋的學者，他讀大學時，參加過一個進步學生社團名“爝火團契”。所謂“爝火雖微，卒能燎野”，時間過去愈久，想必會有愈多的人回望章先生的生平與志業。他的人生實踐及人格魅力，毫無疑問将提醒後來者，自己離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差距，尚有多遠？
（本文初稿完成後，經馬敏教授、朱英教授和張曉宇博士審閱，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還不厭其煩地回複了筆者的電郵采訪，補充諸多不為人知的曆史細節，在此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