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更隐蔽、也更加深遠持久的新冠疫情“次生災害”
撰文 | 陳曉妍
來源 | “醫學界”公衆号
戾氣像疫情一樣快速蔓延。這是居住在上海寶山的陳瑤近日來最強烈的感受。自從4月1号封控以來，小區居民們足不出戶已經二十多天。起初，小區還算安穩，但近些日子，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有人吵架的聲音。
上周清晨，樓道志願者在通知居民做抗原檢查時，被一位老住戶罵哭。有的居民執意下樓遛狗，與前來勸阻的民警起了沖突，動手襲警。有時，吵鬧聲穿過寂靜的小區：“來啊，往死裡打。”她聽到有人挑釁着大喊。陳瑤意識到，封控期延長之後，人們積攢下來的負面情緒，或許已經到了某種峰值。
社群居民呼籲體諒志願者
疫情下的心理健康問題，猶如水面下的暗礁。比起疫情帶來的直接影響，心理健康層面的影響是一場更為隐蔽，也更加持久的“次生災害”。
前北京大學副教授、臨床心理學博士，精神科醫師徐凱文向“醫學界”表達了他的憂慮：“沒有任何一場災難，像今天的新冠疫情這麼複雜，席卷全球，造成持久和嚴重的影響。”
在他看來，新冠疫情有點像慢性病，反反複複。疫情最終帶來多大的影響，至今仍還難以評估，“但現在至少有一個共識——疫情肯定對人類心理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沖擊。”
疫情之下，
人為什麼會變得敏感、易怒？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仍在執行着最嚴格的防疫措施。徐凱文博士告訴“醫學界”：“小區封禁，生活狀态被打亂，一定會給人的心理造成很強的負面影響。”活動不受限制、工作正常進行、擁有親密關系的陪伴，這都是人心理健康重要的基礎。但疫情破壞了這一切。
北京安定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姜長青，是最早接觸疫情心理健康問題的專家之一。在他看來，長期封控下，焦慮、憤怒、抑郁，都是最常見的情緒問題。
有些特殊人群，比如患病者，或是家中有人去世的群眾，還會出現明顯的應激反應，比如自我封閉，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不跟人來往。有的則會陷入興奮狀态，變得愛說話、容易發脾氣。最嚴重的，還會出現自殺的傾向。
無處不在的負面資訊，也讓身在上海的陳瑤覺得喘不過氣。網上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數、部分病人無法就醫的新聞、弱勢群體發出的求助，變成一條條消息推送，不停轟炸着她的手機。有一段時間，她沒法集中精力工作，陷入迷茫與絕望感中，排斥一切關于疫情的新聞。
徐凱文博士認為，疫情給人帶來的心理創傷，很大一部分是失控感和無力感。普通人接觸負面消息，但無力扭轉現狀，就會陷入焦慮和抑郁情緒中，甚至還會出現“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是指一個人并沒有親身經曆創傷性事件，隻是目睹或聽說就産生了與當事人相似的症狀。）
是以，徐博士建議，普通居民，尤其是本身心理狀況就不太好的人，應該盡量避免接觸這些資訊，隻關注政府釋出的防疫訓示和通知即可。
姜長青主任也建議，關注新聞，但不要時刻關注新聞。武漢疫情期間，專家呼籲普通人每天關注新聞不超過10分鐘。此外，姜主任認為，要把焦慮等負面情緒看作正常的事情，接納它，而不是努力擺脫它。越想擺脫，心理負擔反而越大。
崩潰，猝死，自殺，為何頻頻發生？
4月12日下午，上海市虹口區衛健委幹部錢文雄在55歲這一年不幸身亡。
4月14日，71歲的上海小提琴家陳順平不堪病痛折磨，自殺身亡。
此外，網傳上海一女子求助外賣員給27公裡外父親送菜，在遭遇網絡暴力後自殺。
在不受新冠病毒直接威脅的地方，為什麼還會有生命接連逝去？
徐凱文博士曾撰文指出，在巨大的壓力下，人會變得瘋狂，無法理性思考。在負面資訊和情緒的圍追堵截下，隻看到問題和危險，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可能，進而做出草率的決定。
“無論多麼心理堅強，身體強壯，人在長期的壓力和危險下，都會導緻身心耗竭，出現比較嚴重的身體和心理崩潰的情況。”徐博士寫道。
徐凱文，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心理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在本次上海疫情中，也有一線防疫人員發生過類似狀況。4月12日中午，徐彙區天平路街道永康居民區總黨支書記張臻接到了居民于老先生打來的電話，老人身體不适，但家裡缺藥、斷糧，想去醫院做CT，跟居委會反映了很久也沒有得到回應。
面對老人的不滿，張臻也變得失控：“我也很着急，我也很憤怒，我也很生氣，但是我們無能為力......也許哪一天我承受不了了，我先退出了。”
在媒體采訪後，人們才得知，張臻從3月12日起就駐紮在屬地社群，已經30多天沒有回家，沒法跟在浦東的父母妻女見面。在接到老人的求助之前，張臻還在緊急轉運一名孕婦，為高齡過世老人料理後事。
徐凱文博士觀察到，一線抗疫人員常常面臨壓力過大的問題。上海疫情中，很多一線抗疫人員都是本地的，本身是疫情的受害者，又需要長時間在高壓下超負荷工作，也會面臨情緒崩潰和能量耗竭，自身的狀态岌岌可危。
這在2020年的武漢，早已有前車之鑒。當時，疫情發生後，湖南省衛生計生監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輝一直守在防控一線，帶隊到各大醫院發熱門診、車站碼頭、疾控中心、高速公路的路口、關卡等地，督導疫情防控措施。2月1日淩晨，因勞累過度，張輝局長因突發心梗，搶救無效去世，終年56歲。
徐博士認為，要保證好一線抗疫人員的休息，給予足夠的支援和保障，因為隻有幫助好一線人員，他們才能夠更好地幫助别人。
而對于封控中的普通居民來說，應該怎麼做，才能盡量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徐凱文博士認為，一個重要且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與人的“連接配接感”。他解釋道：“雖然經曆了很糟糕的事情，但你不是一個人獨自面對，你有家人、朋友、社群的支援。”
這點在汶川災後心理援助工作中得到過驗證。徐凱文博士曾與《大河報》記者朱長振一起關注映秀、都江堰的10個失獨家庭長達十年。在所有類型的心理創傷中，失獨是最嚴重的一種。徐凱文觀察到，想讓人從這種巨大的創傷中走出來，除了政府的政策救助，還需親朋好友和所在社群提供的社會支援。
在上海疫情中，社群團長、樓道志願者們維持着社群居民的生活供給和秩序。以往互不相識的鄰居，開始守望相助，再次體驗到鄰裡關系的溫暖。在徐凱文博士看來，這是對心理健康非常有幫助的行為。他也在思考，如何讓小區裡的人通過非接觸的方式做一些活動，促進社群團結融合和了解支援。
疫情帶來的心理影響，至今難以評估
疫情與其它災難全然不同。
徐凱文博士指出，首先，絕大多數災難會在短期内結束，但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多，何時結束仍是未知數；其次，災難通常都是局部的，沒有一場災難像新冠一樣，席卷全球範圍内的每個人。再者，一般性的災難不會對整個人類帶來生活方式的巨變，但新冠疫情做到了，這使它具備了“集體創傷”的特征。在疫區之外，沒有被感染的人，也會因為集體創傷而抑郁。
在姜長青主任看來，從2020年至今，對大多數人來說，疫情慢慢演化為一種“慢性應激源”，成為心理健康問題一個潛在的、長期的誘發因素。
姜長青主任近期接到的咨詢中，有一位患者因為疫情原因，收入來源斷了，商鋪也出租不出去，家裡存款很少，每個月還有房貸車貸要還。經濟重壓下，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2020年後，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的迹象正在顯現。徐博士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說明這一點：疫情導緻2020年抑郁症患者增加約0.53億，增加幅度約27.6%；此外，疫情導緻2020年焦慮症患者增加約0.76億，增加幅度約25.6%。
徐博士發現，疫情之後，青少年自殺率是往年的兩三倍之多。這類問題，目前都還在研究當中。
集體創傷會給人類帶來多大的心理影響？徐凱文主任認為，這個問題至今難以評估，也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因為疫情尚未結束，也遠遠談不上治愈集體創傷的問題。
從調節焦慮、抑郁的角度來看，徐博士指出，首先要調整自己的心态。接受疫情可能會長期存在的事實，再看看有沒有機會改變，不要去想象疫情在某一天會突然消失，生活會完全恢複正常，這種期待越強，當它實作不了的時候，挫敗感就會更強。不去控制無法控制的事，隻有接受焦慮，才能夠消除焦慮。
北京安定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姜長青
（根據受訪者要求，陳瑤為化名）
來源：醫學界
責編：鄭華菊
校對：臧恒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