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詩歌到共和國詩歌，江蘇詩壇的文學地理伴随文學制度的變動，也在迅速的嬗變之中。江南文化氣候在作為文化精英的詩人詩作中的顯現，仍然是和舊詩模糊的地理邊界相呼應，詩人們的故土屬性真正顯示為“江蘇意識”的極少。1949年，随着新中國的建立，詩人們開始從國族的籠統歸屬和東西南北的方位歸屬，逐漸在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中變換為居住地的省市行政區劃歸屬。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普遍化特質也決定了江蘇詩歌的地域化特征難以深潛到地域文化性格的集體無意識層面，在省際行政區劃的範疇内圈定的詩歌地理，亦難以呈現出地方性。直到經曆了20世紀90年代商品化大潮的沖擊，詩歌隐匿在時代物質主義的潮流之下，詩人群落在民間改寫了主流化的聚集方式，相應的文化空間也逐漸帶有亞文化氣息。這種地方風格的積聚在21世紀變得更加明顯。
江蘇詩歌作為共和國新詩發展的文化地理單元，其曲折的發展曆程和美學的多樣化展現與共和國文學的整體狀貌有頗多應和之處。大緻經曆了四個時期：上世紀50-60年代的共和國頌歌、人民頌歌和新生活頌歌的寫作期，60-70年代的低迷與沉寂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複興期，以及80-90年代的繁榮期和21世紀20年來江蘇詩歌地方性的逐漸成型。江蘇詩歌在四個階段的發展中，逐漸實作了詩歌地域特色的複歸和詩人個性的彰顯。
1949年到1966年，江蘇詩人們與其他詩人一樣，加入了讴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比較活躍的詩人有臧雲遠、趙瑞蕻、沙白、憶明珠、孫友田、黃東成等。詩人們熱情洋溢地展現自己對新社會、新生活的贊頌，用洪亮的合唱将個人的聲音納入到了集體的合聲中。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伴随社會動蕩，江蘇詩歌出現了一個低潮期，詩人們幾乎停止了歌喉。在上世紀50年代，新生的共和國推崇并培育社會主義大合唱的全民詩情，并形成一股洪流，整合了來自于不同區域文化生态的詩人，對文壇進行了深刻再造。江蘇詩壇也彙入了這股洪流之中。對聞捷、路翎、高加索、化鐵、章品鎮、王若淵、丁芒、鮑明路、臧雲遠、趙瑞蕻、沙白、憶明珠、孫友田等詩人詩作形成的江蘇詩歌版圖進行解讀，可以看到以萌生于延安的紅色詩情為主流，江蘇詩歌毫無例外，也加入了這場宏大的頌歌合唱。聞捷詩歌的紅色血統使他能快速彙入時代，成為詩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良好範本。《天山牧歌》的讴歌勞作是以西域為背景的，但在語言風格和審美氣質上，顯現出江南的和美格調。
在當時，其他“江蘇詩人”亦如聞捷一樣，在大衆化抒情的整體趨勢中，為一種熱烈而趨同的集體生活歌唱，“個體”的存在主要顯現為詩歌中攜帶的淺層的地域特色。與聞捷相比，帶有“七月”詩學背景的江蘇詩人化鐵，則顯示出某種同樣為時代所歡迎的陽剛之氣。化鐵詩歌在上世紀50年代的存在引人注目，帶有最大程度的個性化語言的閃現，詩行在同時代詩人中卓爾不群，為江蘇詩歌保留了詩美的火種。這種語言傾向深植在很多知名詩人終生的創作中，即使在後來“新歸來詩人”的寫作中，也能看到“衆口一詞”的公共語習慣已經成為這一代詩人難以擺脫的話語命運。江蘇詩歌在新生的共和國需要戰歌和頌歌的時代，作出了自身不可或缺的貢獻，這也預示個性化語言和抒情美學人格恢複的道路同樣漫長而艱巨。
抒情主體的頌歌人格長期成為江蘇詩壇的顯著特征，也是江蘇地方性難以成型、詩人聚落不具有自發契機的主因。直到1978年底，詩人們的創作熱情才再一次被喚醒，煥發出歌唱新時代的昂揚意氣。江蘇詩歌在新時期的繁榮，配合了這一文學複蘇的潮流，趙恺、王遼生、朱紅曾獲1979-1980全國優秀新詩獎，他們成為江蘇詩歌首批“歸來的詩人”；受知青詩歌和朦胧詩潮的影響，一批年輕詩人也在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江蘇詩歌，風格延續政治抒情詩和朦胧詩的格調，為80年代中後期江蘇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随着80年代校園詩歌的興盛，一大批校園詩人引領了江蘇詩歌的主流，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先鋒姿态。其中，包括中學生在内的校園詩人，為江蘇詩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20世紀後半葉，江蘇新詩的地域個性經曆了由共性的集體呈現到個性的逐漸顯現的轉變。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他們”詩派，成為江蘇詩歌一個真正的同人群體，其在實質上長達40多年的存在，對江蘇詩歌（乃至整個江蘇文學）意義重大。1985年，于堅、韓東、小海、丁當等詩人創辦了《他們》詩刊。1995年《他們》出版第9期，最後一期，《他們》結束。圍繞詩刊的創辦，形成了以南京詩人為主體的“他們”文學群落，攏聚的詩人和作家、藝術家有呂德安、普珉、于小韋、朱文、吳晨駿、陸憶敏、楊克、劉立杆、杜馬蘭、朱慶和、李樯、顧前、曹寇、毛焰等人。該詩歌群落作為一個特殊的民間文學社群，湧現出較多優秀作家、詩人，對江蘇文學的後續發展影響深遠。1989年春，車前子、周亞平、黃梵、一村、周俊、朱君等人組建“南京大學形式主義詩歌小組”，創辦詩歌刊物《原樣》，引起了較大影響。
韓東是上世紀80年代後率先進行文學話語革新并獲得成功的詩人之一。這表明文學已經初步具有了對“文革”美學損傷的自我療養能力，但這并不是文化的反叛，而是語言的反叛。韓東是較早有意識地把詩歌拉回平民社會的詩人。他一直尋找口語與藝術、平民生活與深刻潛質的契合點。長達30年的話語束縛，使作家很少有屬于自己的語言，而類似韓東詩歌中抒情主體的解放能夠最終引起詩語的新生。抒情者形象是低調的、沉默的，對于高亢的語調和感歎詞都非常排斥。韓東希望觸及到漢語的詩語本質，恢複真正屬于漢語的表意功能或詩歌功能。他以嶄新的不同于外傾的抒情方式，沉默、隐忍、喜怒不形于色，專注抵達細節，建立與世界的新關系。
20世紀90年代末的“斷裂”事件将江蘇詩人作家對文學語言的探詢引向深入。由此可以看到一種較為新穎的詩語，抒情姿态和風格也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預示了江蘇詩歌在21世紀的多元發展。2016年，何言宏、張維聯合發起了對江南詩人的詩學命名——“江南七子”，對陳先發（安徽詩人）、胡弦、潘維、龐培、楊鍵（安徽詩人）、葉輝、張維等七位詩人進行了地方性詩學的探讨。這是一次由民間文化人士和上海高校研究者聯合部分詩人促成的對江南詩歌地方性美學的提取，似乎提示在文學個性化的積累中，新詩的地域性格先于其他文體有了形成的可能。葉輝、胡弦、龐培等詩人的語言版圖已經成為地方性的建構主體，對江蘇省的審美精神形成反哺。這些探讨“江南美學”的新詩行動，在由車前子、黑陶、育邦、李德武、蘇野、臧北、王學芯、李樯、陳虞、蘇省、張羊羊、丁可、丁捷、成秀虎、麥豆等詩人構成的江南線索上，重繪了江蘇文學的文學地圖。策展人朱朱以其優異的語言天賦和藝術感悟力，在年輕一代詩人和藝術家中示範了新詩詩語的優雅潛質。孫冬、少況、高興等詩人參與的“新九葉詩人”的抟造令人矚目，再度提示人們翻譯作為地方性詩學的救贖之源。沙克等人發起的對“新歸來詩人”的詩學觀察，對更多長久保持詩心的詩人投以注目禮。在江蘇高校體系内，學者詩人們的詩學交流日趨密集，茱萸、李章斌、李海鵬、馬永波、王珂、戴濰娜、義海等也将江蘇塑成一個令人矚目的新詩詩學中心。當然，蘇北、淮揚等地的詩人，也于新的心境中喚醒了自身對日常的眷戀，漢語語義在蘇甯、王往、曹利民、張作梗等詩人身上有新的個體生發，也很難不被視為一種地方性的詩歌态度，他們皆是一個在不斷延伸中的江蘇詩歌地圖的令人心動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