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閱讀的嬗變》看國民閱讀素養的培育

【學界新著】

■陳 曦

■出版業應利用大資料，正視閱讀概念已然發生變化這一事實，實作内容、營銷、管理多方面的數字化；當然，無論如何轉型，出版業始終是内容行業，出版人最重要、最應當堅守的角色還是優質内容的“把關人”。

讓資料把閱讀變得有迹可循，也會讓人們強化對閱讀行為的控制力。嘗試建立“閱讀共同體”也是養成良好閱讀習慣的一個好方法。

在某個閑暇時刻，翻開自己早就期待閱讀的一本紙質書，制定了詳細的閱讀計劃，然後準備細細品讀。誰知，才翻了幾頁，就聽見手機的消息提示音，是不是又有什麼急事需要處理？于是，你放下書本打開手機，剛處理完消息，新聞軟體又彈出一條重大新聞，你認為有必要了解這一事件，于是又開始浏覽新聞。一不留神，已經看了半小時手機，書卻還沒看多少。這種現象，有專家稱之為“閱讀困難症”。

“閱讀困難症”更多地指向進行深度閱讀的障礙。我們仍舊每天在閱讀，但如今，多數人的閱讀主要在電子裝置上進行，依托于新媒體，呈現出碎片化、淺閱讀、圖像化的趨勢。久而久之，造成了深度、嚴肅閱讀的難以持續。前些日子，作家、出版人許知遠就在播客節目裡坦承自己也有了些“閱讀困難症”的症狀。這一“病症”擴散很廣，甚至已經“感染”了一些書業從業者。

那麼，稱這種現象為“病症”是否合适？這是否隻是新媒體時代閱讀嬗變後的合理結果，還是媒介更疊造成的必然趨勢？我們每天都在進行“閱讀”，思考的也常常是“閱讀”的内容，但對于“閱讀”這一行為本身的變化及其對我們認知的影響，我們又是否有過深入關注與思考？在世界讀書日前夕，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浙江省首批“之江青年學者”吳赟出版的《閱讀的嬗變：新媒體閱讀的多元考察》（簡稱《閱讀的嬗變》），系統梳理了“閱讀”在中國不同曆史環境下的變化，對公衆當下的閱讀行為進行了全面觀照，極具創新地建構了新媒體閱讀使用意向等理論模型，對出版行業轉型路徑、國民閱讀素養提升政策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議，為療愈當代社會中的“閱讀病”提供了解決方案。

媒介更疊導緻閱讀“更新”

誠如20世紀原創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資訊”——媒介決定它所表達的文化的本質，那麼，當我們閱讀的媒介逐漸數字化的時候，我們從閱讀中所獲得的是否有所改變？也正如閱讀與語言研究學者瑪麗安娜·沃爾夫所說，“我們不僅是所讀圖書的産物，而且也是閱讀方式的産物”。那麼，閱讀方式的變化如何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與閱讀效果？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新媒體環境下的“閱讀”概念予以清晰界定，結合現實探讨“新媒體閱讀”的特點。《閱讀的嬗變》一書對“閱讀”和“新媒體閱讀”進行了新的界定，多角度地探讨了新媒體閱讀行為中的資訊素養構成和心理認知機制，建構了新媒體閱讀行為的資訊接受模型。作者将“閱讀”界定為讀者對視覺輸入的語言文字材料進行解碼進而擷取資訊、提取意義的心理過程，将“新媒體閱讀”定義為通過網際網路、移動通信等現代資訊技術，以電腦、手機等數字化裝置為載體和傳輸工具，擷取包括文字、聲音、圖檔、視訊在内的多媒體合成資訊和知識，完成意義建構的一種超文本閱讀行為。新媒體閱讀具有資訊豐富、友善快捷、個性化強、易複制、互動性強等特點。從這組定義就可以看出，新媒體可謂讓閱讀“脫胎換骨”，它大大拓寬了閱讀概念的邊界，豐富了閱讀的形式。

美國學者保羅·萊文森的補償性媒介理論認為，任何一種後來的媒介，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媒介的補償，這種補償又會産生新的缺陷。的确，這些“時髦”的閱讀載體，一方面讓我們欣喜地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們也有着顯而易見的缺陷。

其中一個明顯的缺陷是，如今新媒體的普及讓資訊更快、更多地抵達閱聽人，人們的注意力也逐漸渙散，尤其是95後、00後等網際網路原住民，由于自小就沉浸在網際網路環境中，對新型數字媒介依賴度更高，閱讀也更容易碎片化、傾向于淺閱讀。《閱讀的嬗變》一書中針對大學生群體閱讀行為的研究就很好地驗證了這一點，融合閱讀行為日益成為大學生閱讀行為的主流，但目前大學生融合閱讀行為存在不足，數字閱讀行為比例過高，“深閱讀”與“淺閱讀”失衡明顯。

盡管人們可以借由實踐、聽聞抑或其他方式擷取知識資訊，但閱讀仍舊是不可摒棄的，深度閱讀更是在一個知識領域内深耕所必需的。是以，“閱讀困難症”極有可能導緻社會個體擷取知識資訊的深度不足，對知識資訊的思考能力受到削弱。

讀者的閱讀問題困住了出版人？

短視訊等視聽媒介業态近年來一路高歌猛進，各類營運商也在挖空心思争奪人們的注意力。當下，視訊、直播行業是否占用了閱聽人大多數的注意力？從衆多出版機構的行為可見一斑：許多出版機構把營銷重點放在直播帶貨上。“直播”“短視訊”這些媒介表現形式，相較于文字，确實更容易吸引讀者注意力，令人唏噓的是，紙質書承載的閱讀似乎呈現貶值之态。在直播間一聲又一聲吆喝的浪潮中，圖書也以“部落客力争的全網最低價”等噱頭被批量兜售，去年頗受争議的某部落客“一進制賣書”事件就是典型代表。不少出版人士對此感到憤慨，質問此舉對出版業究竟是振興還是絞殺。

今年3月1日，國家新聞出版署釋出的《關于做好2022年印刷發行重點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開展網上圖書市場秩序專項整治，将重點整治低價網絡直播帶貨售書。可見，在宏觀層面，直播賣書暴露的問題亟待治理。

出版業緣何受到網際網路如此強烈的沖擊？一方面，一直以來，大衆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追求快速、快感，短視訊行業契合了這一趨勢，一些人在圖像時代也容易對文字失去耐心。

另一方面，出版界亟需重視的是，出版業尚未針對此番浪潮做好足夠充分的轉型準備。《閱讀的嬗變》一書指出，一直以來，出版業被許多人視為一個強調藝術追求、專業經驗而缺乏科學實證的行業，這在出版市場行為中表現尤為明顯。日本出版學者清水英夫曾就出版活動中的随機性、偶然性與風險性闡述如下觀點：“作為企業的出版，是含有前近代性、近代性和超近代性的混合物。”長期以來，出版業一直都是被當作前近代企業的典型。許多出版業者身上表現出來的某些理想主義色彩，也使出版業多少帶有超越甚至脫離近代性的意味。出版人常常感歎行業的黃金時代已逝，由此也确需尋找轉型路徑。《閱讀的嬗變》一書就數字時代出版業的轉型提出了建議——出版業應利用大資料，正視閱讀概念已然發生變化這一事實，實作内容、營銷、管理多方面的數字化；當然，無論如何轉型，出版業始終是内容行業，出版人最重要、最應當堅守的角色還是優質内容的“把關人”。

社會應直面閱讀問題

既然不少公衆或多或少都有了些“閱讀困難症”，那就應該接受這個事實并放棄治療嗎？當然不是，越是在内容碎片化的環境中，我們越要直面“閱讀困難”，與怠惰“本能”做鬥争，為閱讀素養的流失築起堤壩。有研究指出，人的大腦的本能是趨利避害，由此會導緻人們更喜歡做一些輕松、無壓力的事情。網際網路上很多碎片化和娛樂化的内容正迎合了人腦這一需求。而擷取深度知識是一件嚴肅的行為，需要長時間集中注意力。是以，我們需要幫助我們的大腦抵制很多誘惑，想方設法地保證“深閱讀”的時長。《閱讀的嬗變》一書中提出的“量化自我”和“閱讀共同體”，都是人們療愈“閱讀困難症”的好方法。

“量化自我”概念由著名的《連線》雜志主編凱文·凱利提出，指人們出于自我檢討和自我知識獲得的目的，利用工具監測自身狀态與行為活動的過程。《閱讀的嬗變》梳理出得閱讀行為的“量化自我”包括三個方面：閱讀時長、閱讀成果、閱讀内容；具體方法有量化管理碎片内容，量化管理碎片時間，跟蹤閱讀注意力，借助興趣凝聚注意力，用可視化圖譜激勵下一輪閱讀等。總之，讓資料把閱讀變得有迹可循，也會讓人們強化對閱讀行為的控制力。

嘗試建立“閱讀共同體”也是養成良好閱讀習慣的一個好方法。在網絡閱讀APP上，閱讀已從私密行為轉向為半公開式的行為，人們可以記錄自己的閱讀行為并展示自己的閱讀所思所悟，或在社交軟體上分享自己的閱讀，這都讓閱讀行為有了更多曝光機會。在此基礎上，人們可以嘗試在閱讀共同體中和“書友”互相限制，畢竟，當閱讀和社交相融合，人們的社交行為存在一定的表演傾向，這種塑造自我良好形象的行為傾向也會激勵人們完成閱讀目标，以便在閱讀共同體中展示閱讀成果。閱讀共同體不僅能促成良好閱讀習慣的養成，而且更能促進人們基于閱讀進行思想的碰撞，以此形成更為開闊的視野。

無論對社會整體還是社會個體，“閱讀”都是應當持續關注探索的一個主題。《閱讀的嬗變》作者吳赟在出版研究領域深耕了二十年，推出了一系列著作，而今出版的這本新書堪稱一部關于閱讀問題的“輕百科全書”，無論是讀者、研究者還是出版從業者，相信都能從這本書中找到對于有關閱讀問題或閱讀困惑的可資參考的答案。

深度閱讀如同長途跋涉的艱辛旅途，其間所見、所得将會比浮光掠影瞥見的風景更珍貴、更難忘。人們嘗試在資訊大爆炸和碎片化的環境中建構自己穩固的閱讀體系，将會從閱讀中收獲更為深沉的幸福感。閱讀關乎民族素質和國民知識文化水準，持之以恒地閱讀、關注閱讀素養的變化及閱讀行為本身，是我們每個人都不該偷懶的必修課，而不是隻在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才關注這一議題。（作者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雲聽”用戶端編輯）

來源：中國青年報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