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稱書房為“文房”，其中陳設清雅。文房清供本是文人書寫工具，在千年的流傳中逐漸形成代表文人審美意趣的書房陳設。這些“尚意”的形象與表達在曆史的洪流中記載甚少，但繪畫的“記錄”功能使得今天的我們可以一窺古代文房的清雅樣式。
早期華夏文明中，文房用具多是記錄生活。當圖繪記事應運而生，畫與書也就成為文明的載體與标志。早期文字除書與布帛外亦多契刻，而刀與筆的出現，則推動了圖畫向文字的發展。傳說毛筆由蒙恬發明于戰國，但從書寫痕迹看，殷商時期已經可熟練運用毛筆在甲骨上書寫文字。墨與朱砂作為早期顔料的代表，皆取自天然，甲骨文中就有墨書一類，雖出土較少，但也證明當時墨的應用。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曾伴出毛筆與墨丸，墨丸墨色烏黑透亮，墨性濃黑光潔，是現存最早的塊狀合成墨。從“刻于骨甲”到“書于竹帛”，筆墨的應用與文字的發展皆在商周時期發生了質的飛躍。
紙張的出現早于傳說中的東漢蔡倫造紙，1957年西安出土的灞橋紙是西漢武帝時期紙張遺物，是大陸最早的植物纖維原料紙。紙質粗糙，表面也不夠平滑，雖不易書寫文字，卻将“蔡侯紙”向前推進了一個世紀。
(漢) 墨丸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硯是基于墨的發展而生的，将合成的墨精細研磨、去除雜質，才能将書寫文字的墨色與墨性表達出來。據《西京雜記》考，時至漢代硯即已出現，隋唐以後随着制硯技術的改進與文人需求的增強，硯已不單單是研磨墨丸的工具，更多成為文人雅士玩賞、收藏之物。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化受西來風格影響的轉變期。南朝文人的清談不羁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邊地風情互相碰撞，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類型多樣而繁榮。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13号墓的墓主人生活圖紙畫為大陸現存最早的十六國時期紙畫，由六塊大小相近的紙拼接而成，紙質厚實，呈土黃色。畫面橫向展開，依次繪出行圖、墓主休憩圖、庖廚圖。畫中顔色鮮豔濃麗，筆觸已出現中鋒、側鋒之分，可見此時的毛筆筆頭應有較長的筆鋒。
(東晉) 陸機 平複帖 (局部) 紙本墨筆 縱23.7厘米 橫20.6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相較于紙本繪畫資料的稀缺，晉唐時期的書法名作與名家則是中國書法史中最燦爛的篇章。紙張代替絹帛用于書寫，大體源于魏晉時期，晉陸機《平複帖》是大陸存世最早的名人法書真迹，世稱“墨皇”。《平複帖》凡九行，為陸機問候友人手劄。全幅以麻紙為地，雖因紙面損傷而散失部分字迹，卻可見晉唐紙本艱澀的本質。其中墨書介于章草、今草之間，字型猶存隸意，卻不似隸書波磔分明，左右翻飛間可見全以硬芯筆寫成，雖秃筆枯鋒卻盡顯賊毫，是隸草演變過程中的代表書作。
(晉)王珣 伯遠帖(局部) 紙本墨筆 縱25.1厘米 橫17.2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晉)王珣 伯遠帖(局部) 紙本墨筆 縱25.1厘米 橫17.2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王珣《伯遠帖》與前文《平複帖》為現今僅存的兩件晉代名人書法。“書聖”王羲之并無真迹傳世。王氏一門世代擅書，僅族侄王珣有此短箋留存，風神俊朗，潇灑流利，行草用筆之精微，可謂稀世之珍。清高宗乾隆皇帝對此帖也倍加珍視，以側理紙裝裱并禦筆親繪木石圖以表珍愛。側理紙是魏晉名紙，晉王嘉《拾遺記·晉時事》：“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理，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可見魏晉名紙對當時書法名作的出現确有不少輔助。
晉唐時期，随着家具由低矮的坐具向胡床、胡凳的發展，原本的書寫方式也配合坐具的變遷而不斷更新。現藏大英博物館的東晉《女史箴圖》是顧恺之傳世畫作中樣貌最忠實的一本，此作雖被認定為唐代摹本，但畫中仍然忠實記錄了東晉時期各類名物圖像。《女史箴圖》是晉人張華以曆代賢妃事迹撰文，諷刺惠帝時賈後專權，并借此教育内廷婦而作的“苦口陳箴、莊言警世”名篇。卷尾女史雙手執筆于手卷，正表現了此時毛筆硬挺适于持卷書寫的習慣。
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楊子華《北齊校書圖》卷則向我們呈現了不同于顧恺之的北方繪畫風格。此作雖為宋摹本，但仍保持畫作原貌。北齊畫家楊子華是當時著名的人物、車馬畫家，筆下駿馬生動傳人，曾引起觀者在夜間産生聽聞馬聲嘶鳴的幻覺,被稱“畫聖”。北齊世祖高湛在位時（公元561—565年）任直閣将軍、員外散騎常侍，供職宮廷，非有诏不得與外人畫，成為當時北齊宮廷禦用畫家。他所畫人物形象豐滿圓潤，融合胡風的健碩體态，有别于顧恺之的“秀滑清麗”，畫風影響唐人，具有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此作所畫為北齊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遜等十一人負責刊定國家收藏的《五經》諸史的情景。圖中胡床之上可見清晰的辟雍硯。《禮制·王制》記載：“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辟雍源于早期太學建築，為天子講學之所。東漢蔡邕《明堂丹令論》載：“取其四面環水，園如璧，後世遂名璧雍。”魏晉南北朝硯中，有帶足圓盤形最為流行，此硯硯池圍繞硯堂，如辟雍環水，故名“辟雍硯”。早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南北朝則演進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硯、辟雍硯，到了隋唐時期則發展出圓形多足的辟雍硯。
東晉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三希”中，除《伯遠帖》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亦為佳作。此帖為王羲之寫予“山陰張侯”雪後問安的短劄。雖為唐人摹本，卻因使用“影拓”技法而忠實保留了王羲之作品面貌。“影拓”原以唐代硬黃紙雙勾摹拓而成，硬黃紙以白紙經黃檗染潢可驅蟲，再浸蠟捶打，質地透亮而光滑；雙勾摹拓則将原本中的字迹細節逐筆精摹，形成與原作一緻的筆迹。宋代趙希鹄《洞天清錄》記：“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辟蠹。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黃紙，皆唐人仿書，非真迹。”“影拓”除傳世王羲之諸多摹本外，另有遼甯省博物館藏《萬歲通天帖》（王氏一門書翰帖）為代表。此本中，除将原作筆墨摹拓廓填外，還以烏絲摹除原本缺損蟲蝕之處，成為研究王氏一門書帖面貌的一手資料。
(唐)禹受洛書傳說圖 甘肅敦煌藏經洞出土〔英〕大英博物館藏
除唐代書法外，唐人畫迹亦見有文房用具。敦煌藏經洞中曾出土《禹受洛書傳說圖》，相傳文字尚未發明前，伏羲氏因治天下有道，目睹“龍馬”背負河圖并從中得到陰陽、四象、八卦的啟示。此畫為殘本，另有禹受洛書段殘，畫中伏羲身着冠服，手持筆、卷，面對高大的龍形馬蹄異獸，奮筆疾書，火光熊熊，可見早期執筆手寫之姿。
除站立書寫外，唐代亦出現伏于低矮幾案書寫的形象。
(傳）唐 王維 伏生授經圖（局部）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唐王維《伏生授經圖》是現存争議最小的王維畫迹。圖中描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博士伏生将《尚書》藏于壁中，至漢初年伏生已年過九十，文帝派晁錯求學《尚書》二十八篇的故事。畫中伏生雖年邁體弱，仍伏案不倦，雙手展卷指證，似在向畫外之人講授《尚書》。面前八曲足幾上可見用完擱置的随行硯與毛筆，座下蒲團前方另有手卷與小罐狀硯滴，另一側則放置已經用經帙打包好的手卷。畫中随形硯狀如天成，隻中心硯池微凹，墨色黝黑，下側輔以木架承托，足見此硯并未過多雕琢，全取自然之美。本卷曾藏于北宋宣和内府，足見畫中所見應為宋前之物。
晚唐時期，随着坐具與幾案的逐漸增高，書寫的習慣與形态也愈發趨于現代。大英博物館藏《地藏十王圖》是根據唐《地藏十王經》所描繪。畫中地藏菩薩頭戴僧帽，雙手執禅杖與寶珠，半跏坐于石台之上。左右随侍專司善惡記錄的善惡童子與十殿閻王，前景畫崔判官、僧道明、獅子、持筆吏，牛首獄卒正押解戴枷魂魄在鏡前觀看生前殺牲之罪。畫中十殿閻王側身相對，桌案已改為高足方桌，并裝飾帷幔案裙，桌上除判生死罪福的書卷外，另可見置于案側的箕形硯。箕形硯又稱“箕鬥硯”，形如畚箕，又因硯尾外撇似“風”字形而名“風字硯”。最早可見于南北朝時期，盛行于唐代。
五代 周文矩 《琉璃堂人物圖》卷（局部） 絹本設色
五代是一個承前啟後的時代，政權分裂，百家争鳴，孕育出了豐富的藝術流派，這其中對北宋藝術的影響尤為深刻。南唐最為風雅，皇帝不僅是藝術的贊助人，更是藝術的追求者。周文矩是南唐時期較負盛名的人物畫家之一，後主李煜在位時（公元961—975年），任翰林待诏。筆下人物、佛道繪畫皆精。《文苑圖卷》是傳世周文矩繪畫中極為精到的一件，此卷原為《琉璃堂人物圖》内容後半，全卷應繪唐代詩人王昌齡詩友琉璃堂廳前詩會場景。畫中文房概覽，松下一人卧于石台之上，執筆托颌若有所思；面前童仆正手執墨錠，在硯堂中悉心磨墨。卷尾二人捧卷品讀，身後都籃似為文具盒，頗為引人注目。
紙墨之于書法，以南唐李廷墨、澄心堂紙最為著名。南唐李超、李廷父子所制之墨“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多制于保大年間（公元943—957年）。北宋滅南唐後，廷墨便輸入内庫，成為宮廷珍藏，至徽宗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更是“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台北故宮博物院現藏存世唯一李廷制“翰林風月墨”，長方略薄，滿布斷紋，墨面黝黑如漆，正面有泥金草書“翰林風月”四字，背面朱書三字已不可辨，可謂稀世之珍。
(北宋)蔡襄 澄心堂帖 紙本墨筆 縱24.7厘米 橫27.1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給友人寫去一封短劄，委托搜尋南唐名箋——澄心堂紙。澄心堂紙為南唐後主李煜設局令承禦監所造禦用紙，因藏于澄心堂而得名，相傳其質“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歐陽修、梅堯臣、蔡襄等人皆賦詩語贊。蔡襄《澄心堂帖》紙質缜密光潔，很可能就是蔡襄用來作為讓受信人搜尋澄心堂紙樣本。此時蔡襄年五十二歲，用筆莊重，結體端正，筆墨體态雍容，可謂其晚年崇尚端重書風的代表作。
佳紙名墨滋養下的南唐畫院可謂人才輩出。王齊翰為後主李煜時翰林圖畫院待诏，勞工物、佛道，兼擅山水、花鳥。現藏南京大學博物館的《勘書圖卷》是其傳世名作，此卷除卷首徽宗趙佶瘦金書題名，更有蘇轼、蘇轍、王诜及金代史公奕等人題跋。巨大的山水屏風下，文士長須寬衣，閑來挑耳，側對書案。案頭橫置文房筆墨，卷冊堆積，架于硯池旁的毛筆墨色尚濃，應是表現勘校休憩之時。身後胡床堆滿待勘卷冊，更有難得一見的大軸，可見此時卷軸書畫裝裱已頗具規模。
（北宋）沈遼 行書動止帖 紙本墨筆 縱二十七點一厘米 橫三十六點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兩宋時期，随着内廷文藝的發展，散于各地的文人階層也逐漸進入士族、朱門的交際圈。雅集遍布，詩會品古的文人生活亦逐漸被宋代上層所接受，成為一時風潮。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北宋沈遼《行書動止帖》原是沈遼寫與友人的問病短劄。沈遼長于詩詞，尤精書法。此帖用筆意氣高古，字裡行間神韻俊逸，極見功力。帖用水紋砑花箋，紙面潔白無瑕，字迹猶如浮于流水之中，更顯飄逸。蘇轼《書蒲永畫後》言：“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闆水紙争工拙于毫厘間耳。”所謂“印闆水紙”，應是沈遼此帖所用水紋砑花箋。宋錢康公《植跋簡談》曾載“蠲紙”，原為吳越（公元907—978年）頂替蠲賦的珍貴白紙。文房中所謂“衍波箋”或即為與水紋砑花箋相似的特種書畫紙。
佳紙難得，尤以晉唐故紙、小幅箋紙最為少見。宋黃庭堅《審教帖》中曾有：“欲為索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可見此時書寫紙已分大小，随用就幅已經成為信劄與書卷用紙的共同特征。
宋代随着文人賞石玩古意趣的生發，硯學也随之發展。古時用來研墨的硯台也成為镌刻文人題記的書齋風雅之物。《硯譜》載：“所用澄心堂紙、李廷墨、龍尾硯三物，為天下之冠。”傳說蘇轼極愛龍尾硯，曾多次賦詩贊美。黃庭堅亦有《硯山行》詩：“日輝燦燦飛金星，碧雲色青端州紫。”認為龍尾硯中的名品金星石，可比肩端州紫硯。作為藏硯名家的米芾，曾有《紫金研帖》傳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講蘇轼曾借得米芾摯愛的紫金硯，因喜愛備至，臨終竟“囑其子入棺”。此紫金硯原為紫金石所制，米芾《鄉石帖》記“新得紫金右軍鄉石”，《寶晉英光集》則雲：“吾老年才得紫金石，與餘家所收右軍硯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下。”以紫金硯與王右軍（王羲之）硯并峙，可見此硯品質之上乘。
北宋硯有陶、瓷、石、木等多種材質，體積精巧者僅數寸，大者盈尺。蔡襄《緻彥猷尺牍》中曾講：“大研盈尺，風韻異常，齋中之華，繇是而至。”足見北宋巨硯之冠。宋徽宗趙佶《文會圖軸》描繪唐太宗時期十八學士，意在稱頌當朝人鼎之盛，文治勝唐。娑羅樹後石台之上，可見筆墨硯台，旁有古鼎相佐，正是宋代文人崇古的表現。
宋 薛紹彭 草書大年帖頁 故宮博物院藏
南唐時已頗為珍貴的李廷墨至宋時已近失傳，此時佼佼者為張遇墨。蔡襄曾記：“世以歙州李廷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張遇、孫處厚皆為制墨名家，并以煤代松煙，将制墨技術變革。宋神宗熙甯九年（公元1076年），魏公蘇頌同修國史，禦賜即為“承晏笏挺雙脊龍墨、張遇丸墨、澄心堂紙”，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可見内廷所藏張遇墨亦珍貴。故宮博物院藏宋薛紹彭《大年帖》是寫予北宋宗室、畫家趙令穰的一封短劄，薛、趙兩人皆為當時著名藏家，文中薛紹彭希望借觀趙氏所藏李承晏、張遇所制名墨，若是真品願以薛氏自藏王羲之《異熱帖》交換，也足見當時張墨之貴。
北宋 米芾 行書珊瑚帖頁 故宮博物院藏
筆架又稱筆格、筆擱，原為使用過程中為防止筆頭散亂而放置蘸墨毛筆的工具。晚唐羅隐《詠史》中即有“徐陵筆硯珊瑚架”語，至宋代以珊瑚随形為筆架者多見，《珊瑚帖》是北宋米芾唯一傳世畫迹，隻見帖頁左側信筆寫珊瑚一枝，虬曲自然，渾然天成，“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明杜堇《伏生授經圖》畫伏生教授晁錯《尚書》二十八篇的故事，畫中晁錯奮筆疾書，案頭所置即為山座珊瑚筆架。筆山亦作研山，除與珊瑚筆架組合外也可單獨使用，宋代魯應龍《閑窗括異志》稱其“遠峰列如筆架”，米芾就曾藏寶晉齋研山與蒼雪堂研山。至元明時期，研山已不僅為實用筆架，也為文房微縮山水陳設之一，與賞石、寫景相融，成為案頭獨特風景。高濂《燕閑清賞箋》記：“餘見宋人靈璧研山，峰頭片段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錢大，深半寸許，其下山腳生水，一帶色白，而起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僞為，此真可寶。”明吳偉《武陵春圖卷》中亦見此類山形筆架、闆硯與小罐形硯滴。
(明)杜堇 伏生授經圖（局部） 絹本設色 縱147厘米 橫104.5厘米〔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宋代文人嗜好燕居，常有數本消夏圖傳世。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宋人《槐蔭消夏圖冊》為個中翹楚。畫中文人高枕于山水屏風之下，怡然安睡，卧遊江山，身後桌案陳設多足硯、經卷包袱與斑竹毛筆、寶字形筆架。此類筆架多實用器，吐魯番阿斯塔納206号唐墓曾出土木筆架即如此物，隻兩側支架不外撇。畫中桌案左側另置一四足魚形金銅硯滴，此硯滴身為魚形，下安四柱足，猶如異形四足鼎，蓋頂上有長管狀口，應是以手按壓流入空氣，以此控制魚口處流水速度的裝置。古代硯滴重在精準出水，唯此才能保證墨汁顔色濃厚。前文唐王維《伏生授經圖》卷與《武陵春圖》卷中所見硯滴，則為較普遍的小罐形。
(宋)佚名 槐蔭消夏圖(局部) 絹本設色 縱25厘米 橫26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筆洗亦盛于宋，黃庭堅《緻公言通直執事尺牍》中言“本往乞一小盂子，研旁洗筆”，可知此時硯旁已陳設筆洗盛水專門清洗毛筆。宋代名窯瓷器中多見筆洗，尤以汝窯記錄最為全面。乾隆皇帝為了記錄他的古物收藏，曾特命清宮如意館畫師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兩度繪制銅、瓷器圖冊，其中《燔功彰色圖冊》與《埏埴流光圖冊》就是瓷器圖繪。《燔功彰色圖冊》中錄入兩件汝窯，其一為宋汝窯舟形筆洗。而收錄在《埏埴流光圖冊》中的則是宋汝窯磬口洗及宋汝窯舟形筆洗。對照傳世文物可知，《燔功彰色圖冊》所繪的宋汝窯舟形筆洗内底“中有如意暗花二，底微坳，有三釘”，應是現藏英國大衛德基金會的北宋汝窯青瓷橢圓洗。
文房清供本是文人書寫工具，在千年的流傳中逐漸形成代表文人審美意趣的書房陳設。這些“尚意”的形象與表達在曆史的洪流中記載甚少，但繪畫的“記錄”功能使得今天的我們可以一窺古代文房的清雅樣式。文房本為書寫與繪畫服務，流傳千年後卻已成了繪畫、書法所記錄的名物史的标志。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全文原刊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第33期，澎湃新聞轉刊時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