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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撥弄下的個體及其宿命|關于葉兆言小說《儀鳳之門》

曆史撥弄下的個體及其宿命|關于葉兆言小說《儀鳳之門》

葉兆言長篇小說《儀鳳之門》首發于《收獲》2022年第一期

  《儀鳳之門》是葉兆言的新作,其看似以儀鳳門作為小說故事發生的背景,但講述的其實是南京城的近現代史。即是說,這是以一座城門為觀察點講述一個城市的曆史。曆史地看,儀鳳門是南京的“後門” ,出了儀鳳門就是下關碼頭和長江邊,這一地帶距離南京主城區實際上頗遠。作者以儀鳳門為觀察點,其實是想寫出城市的邊緣外部如何決定并影響城市的中心和内裡的過程。

  這樣一種思路與小說的人物關系設定和叙事結構頗為契合。小說以底層小人物楊逵為主人公,講述近現代以來中國動蕩頻仍的時代大潮中他如何從一個無足輕重的黃包車車夫,一步步上升為下關地區舉足輕重的商人的故事。按照這種寫法,楊逵應該是一個英雄或枭雄。但事實是,自始至終,我們從作者對楊逵的描寫中看不出楊逵有多少過人之處。他既不勇猛強悍,也并不足智多謀;既無宏闊的眼光,也不敏銳多思;既無宏大志向,也并不顯得深謀遠慮。我們所看到的僅僅隻是,楊逵顯得有些主見或略為冷靜而已;他做起事來并不像他的兩個兄弟水根和馮亦雄那樣容易沖動或不計後果。歸根結底,楊逵其實是一個乏善可陳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平庸之輩竟成為下關地區的重要人物。這就涉及個人與曆史的關系問題。小說在一步步展現楊逵成為下關地區舉足輕重的商人的同時,也常常凸顯他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的事實,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為避戰亂或動亂,他常常躲進日本人開設的亞細亞旅館,乃至最後搭上了心愛的妻子的性命。小說結尾,作者以“尾聲”的形式簡要交代了妻子死後楊逵的人生寫照,那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人生狀态——隻是被日常生活的慣性所推動,無喜亦不深悲。這或許正是楊逵的本來狀态吧。

  小說表面上是在講述楊逵同水根和馮亦雄間的人生故事,三個人的命運起伏構成小說的主線與支線;但其實,三個人的命運,無不與一個叫張海潮的人緊密勾連。水根殺人事件,使得張海潮以警察的身份出現,但張海潮的真實身份是革命黨,他看中了地處城外的楊逵他們的客棧,以之作為革命黨人的據點,楊逵等人是以稀裡糊塗地牽涉進清末的反清鬥争中去,楊逵的人生從此大變。楊逵的發迹,雖一方面有貴人張海潮相幫,一方面靠着他自己的聰明才幹,楊逵的成功卻并不具有必然性,葉兆言似乎也并不想寫出楊逵的強大的主體性來。小說中,楊逵雖貴為主角,但他其實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性格模糊不清、行動辨識力不強的人物。即是說,楊逵實在隻是一個“牽線木偶”,他隻是偶然地被張海潮選中而後迅速崛起。循此線索不難發現,小說中楊逵之外的能人強者,諸如張海潮,甚至馮國璋、孫傳芳那樣的主政南京的軍閥頭目,又何嘗不是曆史的“牽線木偶”呢?他們看似強大,實則是色厲内荏,虛弱無能得很:他們被帶入曆史的洪流中去,也同樣并不總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們也都是一個個主體性不強的人物。這樣一種無奈和被主宰的命運的表現,雖然不一定是葉兆言寫作此書的本意,但其實早已經镌刻在儀鳳門的城牆和城門上,其最終無不指向或象征着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的宿命:南京或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命運正是那種可以稱之為外部決定内裡——城外決定城内、國外決定國内——的表征,所謂或個人或城市命運的身不由己正展現在這裡。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本想在一個男人、一座城門和一個城市之間建立起某種神秘的關聯,以此差別自己此前大多數的作品,但事實上,三者的命運變遷隻是偶然地交織在一起。這種偶然表現為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近現代中國的曆史命運之走向。對于這種走向,身處其中的人們自然是看不清想不明,是以他們也就大多紛紛成了曆史的“木偶”,沒有多少作為個體的人的主動性或主體性。但究其實,這似乎也是葉兆言的小說所刻意或努力呈現的效果。他無意構築與鈎沉近現代以來發生在南京城内外的革命正史(固然,要想構築近現代以來南京城的革命正史誠非易事,但也并非沒有可能),他的南京叙事幾乎看不到曆史前進的巨流或潛流,自然也就隻能呈現曆史頹敗下的南京城中芸芸衆生的混沌人生。從這個角度看,他的主人公們固然被曆史詭異的巨手所撥弄,但曆史的巨變同樣也給他們機會以凸顯自己有限的主動性,比如說日寇鐵蹄入侵之下以愛國的名義表現出來的名士風流與遺民餘恨(《追月樓》),或城傾之前浪漫愛情的絢爛綻放(《一九三七年的愛情》)。這可以說葉兆言一直以來的南京書寫的秘密之所在,《儀鳳之門》自然也不例外。

  但這并不表明《儀鳳之門》就無新意存焉。對葉兆言而言,這部作品的意義可能還在于城市叙事的表現角度。近些年來,城市傳的寫作似乎已成潮流,葉兆言也曾躍躍欲試,寫下了《南京傳》,但他似乎更傾向于小說文體。《儀鳳之門》嘗試以下關地區作為表現南京近現代程序的角度,其從南京的邊緣進入到南京城的書寫的做法,讓人想起夏商的《東岸紀事》和張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這些都屬于從城市的側面入手表現城市的嘗試。所不同的是,《儀鳳之門》的作者一直以來都在從事關于南京城的書寫,這一次自然可以看成是其延續和深化。這麼說并不是要否定葉兆言的探索,而隻是想表明一點,即當作者嘗試把城市的曆史、城市文學的表現角度同城市的無主體性宿命勾連在一起時,三者之間内在的勃谿固然讓我們感覺到文本内部的張力及其豐富内涵,同時也令人疑惑不已:這到底是在建構有關現代南京的前世今生,還是在做着暗中解構的工作?

(作者:王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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