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作者 | 燎原

向上、朝下,或波浪式……實驗室裡,陳斌看慣各種表達醫學檢驗結果的曲線,但這回,他隐約感覺自己的人生曲線也是向上的。

15年前,大學畢業後,陳斌在家鄉縣城一所公立醫院從事檢驗工作。“一個月8000塊錢。”陳斌說:“和手術醫生比,檢驗人員收入隻能算中等偏下。”

三年前,陳斌從公立醫院辭職後,來到深圳一家醫學檢測機構從事檢驗工作。

和公立醫院不一樣的是,老闆隻要能賺到錢,發錢的空間和自由度就更大。現在,擁有進階職稱的他,“一個月可拿近3萬元”。近三年,他老闆也越來越大氣。

這和2019年底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有關,伴随着是第三方醫學檢測機構的蓬勃發展。這些機構裡,有一幫專注于尋找新冠病毒的人。

個體及行業發展的背後,也有鮮為人知的風險、糾結、掙紮、堅韌與努力。

01

抉擇,做還是不做?

葉長欽是廣東韶關人,大學學的是醫學檢驗。1993年大學畢業後,他到東莞市厚街醫院檢驗科工作,後任主任技師。

後來,他從醫院離職。4年前,葉長欽創辦廣東明志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下簡稱廣東明志),并任總經理。

在東莞執業近30年,東莞市衛生系統很多人都和他很熟,大家習慣以“葉主任”來稱呼他——

“葉主任,你們現在每天做多少?”

“還沒做。”葉長欽回答。

這是2020年3月16日,葉長欽和東莞市衛健局相關從業人員的對話。此前一周,即2020年3月9日,廣東明志作為東莞市衛健局第一批準許開展新冠核酸檢測的機構,但廣東明志沒在第一時間開展。

“當時我就想拖着,先觀察觀察。”2022年4月8日,在廣東明志公司,總經理葉長欽向南風窗解釋當初猶豫不決的原因:“一開始,病毒來勢洶洶,我們還不熟悉,心裡沒底。”

“萬一實驗室發生洩漏,怎麼辦?”葉長欽說:“我要對大家的安全負責呀。”

東莞市衛健局催他的第三天,東莞市疾控中心從業人員又來電,還是那句話:“葉主任,你們現在每天做多少?”

“還沒做。”葉長欽實話實說。

“為什麼還不做?”東莞市疾控中心急了。

“那時我才知道,不做不行了。”葉長欽直言:“我們不上,誰上?”

随後,葉長欽帶領同僚正式開展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廣東明志醫學檢驗實驗室内,檢驗人員正在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工作(來源:受訪者提供)

“老闆把我們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微笑着給我們打氣,但當我們真的轉入實驗室那一刻,老闆也流淚了。”陳斌告訴南風窗,作為第一批進入實驗室“打撈”新冠病毒的檢測人員,當時頗有番“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感覺。

“新冠疫情發生後,大家處于比較恐懼的狀态。”劉永紅告訴南風窗,當初他的抉擇同樣不容易:“市裡問我能不能開展時,我就去問我們周主任,他說技術層面沒問題。”

劉永紅是東莞蘭衛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董事長,周主任是東莞蘭衛基因擴增實驗室主任周建華。退休前,周建華是常平醫院的PCR主任。

新冠病毒剛出現時,每個人避之唯恐不及,卻有身邊人選擇和病毒近距離接觸,并以“打撈”新冠病毒為業時,家人自然反對。

“剛開展新冠病毒檢測業務時,大部分同僚願意擔當并開展這個工作,也有幾個同僚因家屬反對而離職。”劉永紅說,當時條件比較艱苦,充滿不确定。

02

壓力,在病毒之外

“家裡人都反對,包括我老公。”葉麗瑛向南風窗直言,當時,她老公聽說她參與檢測後很生氣,也很反對,這給她很大的壓力。

葉麗瑛早前在大嶺山人民醫院從事檢驗工作,2018年3月,她來到東莞蘭衛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上班,目前是東莞蘭衛實驗室副主任。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東莞蘭衛醫學檢驗實驗室(來源:受訪者提供)

回憶2020年年初“打撈”新冠病毒的情形,她說,因擔心自己感染并傳給家人,當時她和同僚連續2個多月吃住在公司,“不敢出公司大門,更不敢回家。”

和葉麗瑛一樣吃住在公司的,還有實驗室技術員以及負責标本運送的50多個同僚。近3個月時間裡,他們晚上就在公司打通鋪睡覺。

“頭發長了都沒法理,像野人一樣。”東莞蘭衛實驗室主任吳窮告訴南風窗,“因為當時沒人敢來理發,我們也不敢放他們出去理。”

近3個月後,大家對病毒逐漸熟悉了,之後才敢回家。

不過,此後的工作壓力依舊很大。“經常加班到晚上11至12點。”葉麗瑛說她老公對此不能了解,“早上8點上班,下午6點就該下班了,為什麼經常忙到晚上11至12點都回不來?”

“晚上11-12點,他老公經常來電話騷擾她。”東莞蘭衛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陳澤宇笑言。

“在他看來,一家公司那麼多人可以輪班,可我家裡就你一個。”葉麗瑛說,做新冠病毒檢測時,會面臨很多突發情況,“比如今天預計檢測5萬管的标本量,突然哪個地方又有疫情,多出一批标本來,怎麼辦?”

“你不可能不處理?大家都在等着要這個結果呢。”葉麗瑛的老公後來也想明白了:“事情總得有人去做。”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圖檔攝于東莞蘭衛實驗室(攝影:燎原)

新冠病毒檢測的主要特征是,标本量大、出報告時間緊,且采樣主要在白天進行,之後才将一批批标本運到實驗室檢測,晚上是争分奪秒檢測的黃金時間。

早前,上級要求48小時出核酸檢測結果,後來要求24小時内出結果,再後來要求12個小時内出結果。”特别在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時,時間的要求更短。

東莞蘭衛實驗室主任吳窮記得,有的标本還沒從采樣現場運回到實驗室,劉永紅就開始催他要結果了。

“劉總!你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吳窮不服,直接“抗議”。

“你别跟我談壓力!我壓力比你大!”劉永紅也不示弱,叫了起來。

後來,吳窮也了解了。他私下告訴記者:“大規模核酸檢測還在進行時,很多鎮上司就開始催劉總要結果了,劉總壓力也很大,瘦了十多斤。”

因為很忙,加上檢驗人員多是女孩,作息沒有了規律,出現十多個女孩的“例假”也沒有了規律。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檢驗人員多為女孩,高強度的大規模核酸檢測使許多女性檢驗人員月經周期紊亂。圖檔攝于東莞蘭衛實驗室(攝影:燎原)

葉長欽說,有天晚上,已經很晚了,有位市上司還給他打電話直言:“你這結果不出,我睡不着呀。”

葉長欽說,在曝出确診病例後官方所進行的大篩,上司都要等到出結果才放心。

對個體核酸檢測而言,同樣也很着急。“個體檢測大多是急于出行或看病需要,如果結果遲遲不出,就會影響别人出行或看病。”葉長欽說,來自病毒之外的責任和壓力,非常大。

假陰性或假陽性也是行業面臨的巨大壓力。政策要求檢測機構“逢陽必報,初篩必報”,但從技術層面來講,很難徹底避免假陽性。

“它有一定機率,尤其是當陽性标本多的時候,機率就相對較高。”陳斌說,假陽性可能是某個環節引發的,特别是實驗涉及很多步驟和環節也都是人為的,如果某個環節出問題,就可能導緻實驗結果沒那麼準确。

“有的是采樣環節出問題,特别是采隔離酒店等比較重要的危險場所,可能環境裡就有或手套碰到了,檢測也會出現假陽性。”陳斌說,再比如負責檢測的護士或受檢人,如果打疫苗沒過48小時就去檢測,也容易出現假陽性。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夜晚,核酸采樣工作仍在進行(來源:受訪者提供)

“初篩出現假陽性,技術上很難避免,隻能盡可能去避免。”陳斌所在公司的負責人袁琳直言,“但一旦出現假陽性,百姓生活受影響,上司壓力很大,也會認為你品質有問題,從省裡到市裡,相關部門都會過來找你反複核查。”

“品質是企業生命線,我們檢測機構肯定會盡最大努力確定,否則公司活不下去。”袁琳說,但從科學角度說,我們隻能盡可能“避免假陽性,杜絕假陰性”。

“特别是假陰性,”袁琳說,假陰性的影響更大,沒查出來導緻病毒四處傳播,就會帶來更大影響。

03

找到陽性了

葉麗瑛至今都覺得自己“很幸運”,這得從第一次“打撈”新冠病毒說起:那是2020年3月5日,當時還是單管采樣,東莞市茶山鎮采樣送去64個标本中,就有一例檢測出陽性!

第一天檢測就遇到陽性,當時,葉麗瑛和她的同僚都很興奮,感覺很“幸運”。這畢竟是他們第一次做這個實驗,早前,大家心裡都沒底。

葉麗瑛說,之是以感覺幸運,還因為檢測結果有陰有陽,才知道我們檢測的方向和操作模式是對的,才明白我們的品質和結果是有保障的。

但短暫的“幸運”過後,大家也害怕了,因為“一做就遇到陽性,接下來就更小心謹慎了。”葉麗瑛說,每個标本,他們都先進行外包裝消毒,之後放入烤箱烤。烤完後,檢驗人員再拿出來錄入資訊,進行下一步操作。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圖檔攝于東莞蘭衛實驗室(攝影:燎原)

“這個病毒怕熱,100度可能就可把它滅殺。”葉麗瑛說,但在56度的環境下需要烤30分鐘才能把它滅活。是以,每次檢測前,他們就先用烤箱滅活。

滅活就是把病毒傳染性降低,但滅活不會影響陰陽性的檢測結果。“哪怕病毒是死的,也能檢測出死陽性。”吳窮這樣形容。

當時,一個标準的“打撈”流程下來需要4個小時。葉麗瑛向南風窗介紹“打撈”新冠病毒操作的全流程——

首先是采樣。其次是标本運輸。再次是進入實驗室環節。

實驗室是尋找新冠病毒最為重要的場域。在實驗室進行前述提及的滅活流程後,就是資訊錄入,這涉及到區域、人名、電話、身份證号碼等資訊,便于在出現陽性時,防疫人員可迅速找到人。

資訊錄入後,就到加樣提取環節。因為早前的标本采樣是放在管子裡的,檢驗人員還需把其取出放到提取闆上,通過提取儀進行提取。

提取的原理是通過标本和提取試劑産生反應來完成,随後會出現反應液。檢測人員把反應液轉移到擴增闆上,通過擴增儀擴增後就可檢測出陰、陽性。

“整個過程是利用PCR的檢測原理。”葉麗瑛說,随着技術提升和流程優化,檢測結果也快了好多。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圖檔攝于東莞蘭衛實驗室(攝影:燎原)

東莞蘭衛董事長助理陳澤宇介紹說,以單個标本為例,如果現場采樣回來後馬上連貫檢測,一般1.5個小時就可做出來。

這主要也因如今所使用的采樣管本身就擁有病毒滅活的功能,這省去過去需要在烤箱進行30分鐘的滅活流程。

此外,以前使用的是2個小時試劑,現在廠家已有1小時10分鐘的試劑,縮短近1小時。

随着擴增儀等裝置和人員增加,檢測機構的檢測量也就提升很多。

04

一天30萬管

2022年1至3月底,廣東明志先後參與東莞和深圳的部分核酸檢測工作,一共檢出11例陽性,其中東莞10例,深圳1例。

“今年年初到3月底,我們一共檢了約300萬管,其中3月份就檢120萬管。”葉長欽說,由于大部分都是大篩,是以檢測人數遠超千萬人。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廣東明志從業人員正在進行核酸采樣(來源:受訪者提供)

大篩的特點是,大部分都是混管,比如十人混一管等。這樣,約300萬管的檢測量也意味着檢測人數近3千萬人。

剛摸索的階段,東莞蘭衛一天隻能檢測1000多個标本。但現在,“5萬管以下的标本,我們都不當回事。”陳澤宇說:“10萬管的标本要求我們在12個小時内把結果做出來,現在也沒問題了。”

加上正在營運的氣膜實驗室,東莞蘭衛一天的檢測能力已達20萬管。未來,随着實驗樓三樓裝修後投入使用,還可再增加10萬管的檢測能力。

這樣一來,僅東莞蘭衛,其檢測能力一天就可達30萬管。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來源:受訪者提供

檢測能力的增強,是行業快速發展帶來儀器和技術人員等急劇擴張的結果。

新冠病毒檢測的主要裝置是擴增儀,新冠病毒出現前,包括東莞蘭衛在内的第三方檢測機構主要服務于各大醫院,将三甲醫院、二甲醫院或基層衛生服務中心一些成本較高的檢測項目的樣本,集約到第三方機構檢測,醫院和機構通過合作分成的模式,解決優質醫療資源下沉的問題。

2019年底,東莞蘭衛擁有擴增儀裝置不超10台,公司員工不超60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如今東莞蘭衛已擁有擴增儀200台,正式員工超200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129人。此外,公司還有護士、後勤等兼職人員約600人。

“兼職人員工資半個月發一次。每半月,光是兼職人員的工資,我們就發300多萬元。”劉永紅告訴南風窗,“采樣人員工資是一個小時50元,包吃住,一天的工作量一般是8至10個小時不等。”

廣東明志2017年7月注冊,2019年4月4日拿到執業許可,早期主營惡性良性腫瘤早篩,進行個性化用藥指導。

但公司正式營運不到一年就遇到了新冠病毒,其在服務社會、參與新冠病毒的“打撈”中,迅速發展壯大。

“按照政府要求,在服務群眾健康中,我們公司也得到發展。”葉長欽說,公司一開始就11個人,現在是114人;實驗室的擴增儀也從一開始的1台發展到目前在用的58台。最近公司又增加20台投入使用;PCR實驗室也從1個變成3個。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檢驗人員使用擴增儀檢測樣本(來源:視覺中國)

東莞蘭衛是上海蘭衛醫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蘭衛醫學)控股子公司,2022年3月28日公司釋出的年報顯示,2021年蘭衛醫學共實作營業收入17.78億元,同比增長43.62%;實作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04億元,同比增長84.68%。

陳澤宇說,新冠剛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不敢試,對于未知的,大家也很恐懼,2020年初,廣東省衛健委發文允許東莞蘭衛做新冠檢測時,全省隻有六家,東莞蘭衛是其中一家。現在,廣東省内做新冠檢測的機構就有上千家。

“不應該隻看到公司财富的增長,我們付出也很大。”陳澤宇說,“我們頂住很多壓力,幫助政府分憂,服務群眾,也是以抓住了一個機遇,實作快速發展。”

“冒很大的風險!”陳澤宇說:“首先是否安全?公司很多技術員是女孩子,當時也在哭。其次從公司角度說,是否盈利?當時情況沒有明朗的情況下,我們就義無反顧去做了。”

尋找“陽性”的女孩,哭着頂硬上

來源:受訪者提供

(陳斌、袁琳為化名)

編輯 | 向由

排版 | 茜雯

關注南風窗,檢視更多精彩内容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