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斷想
呂進
創格，繞不開的大題目
新詩在“現代轉型”上的文學史價值已是不争之論。然而，文學史價值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文學價值，它絕對不能取消這樣一個藝術事實：排頭兵隻是排頭兵，一百多年過去了，新詩至今還隻是有待成熟與有待完美的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态和現代詩歌的中國形态。和後起的小說等文學的散文品種相比，新詩在中國讀者那裡獲得的認同度并不理想，新詩的一些似曾相識的争論（比如詩的“變”與“常”、詩的大衆與小衆、詩的生命價值與使命價值、詩的明朗與晦澀、詩的藝術純粹與社會參與、詩的自由體與格律體等等）在近百年間不斷地去而複來，周而複始，争而無決。舊體詩詞近年的重新活躍，就是嚴厲的警告：這些問題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在“破格”之後，新詩如何“創格”，這是繞不開的大題目。
新詩應該是當代詩壇的當然主角
今人寫舊體也是現代文學的範疇，自由體新詩、格律體新詩、今人寫的舊體詩，這是當下詩壇三劍客。除了一些在馬背上寫詩的政治家以外，柳亞子、魯迅、郭沫若、郁達夫、俞平伯、陳寅恪、趙樸初、吳宓、臧克家、聶绀弩等等留下了多少名篇佳制啊，可以說，現代人寫的舊體詩的确多有佳作！然而，舊體終究屬于古代漢語。啟功先生曾說：“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詩是嚷出來的，宋詞是講出來的，宋以後的詩是仿出來的。”也就是說，雙音詞和多音詞居多的現代漢語，具有當代色彩的新鮮詞彙，都會使當代人在古體裡感到捉襟見肘。作為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态，新詩應該是當代詩壇的當然主角。
新詩要找到回家的路
回顧新詩的曆史，聞一多“勒馬回缰寫舊詩”，臧克家“老來意興忽颠倒，多寫散文少寫詩”，在新詩人中，絕不是個别現象，這反映了新詩人對形式的困惑。其實何其芳至少早在1944年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開始了他的思考。他寫道:“中國新詩我覺得還有一個形式問題尚未解決。從前我是主張自由詩的。因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達我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但是現在，我動搖了。”這是先行者的敏感和智慧啊！
新詩首先要找到回家的路，要和傳統接軌。新詩是在與幾千年的傳統詩歌美學的斷裂中誕生的，它是一種無章可尋、無源可清的文體：中國新詩并不起于中國，所謂的第一首新詩——胡适《關不住了》其實是翻譯詩；新詩在形式上采用标點符号和分行都來自異域。新詩的開創人胡适與郭沫若在新詩初期做出了錯誤的導向。比如胡适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起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嘗試集自序》）郭沫若在《三葉集》中也主張詩應該“打破一切形式”，“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也不失其詩”，并且稱新詩是“裸體美人”。這些詩文不分的言論給新詩的美學建設造成負面作用，新詩的先天不足、新詩的飄忽不定由此而生。
新詩的内容必須形式化
新詩之新絕不可能在于它是“裸體美人”。對于詩歌，它的美還在衣裳。新詩的内容必須形式化，“裸體”就不是“美人”了。自由體新詩一定要有自己的文體規範。應當說，沒有文體規範就沒有詩。散文注重“說什麼”，詩歌更看重“怎麼說”。詩的審美表現力和審美感染力，都與文體規範有關。作為藝術品的詩歌是否出現，主要取決于詩人運用詩的文體可能的成功程度。
許多自由體詩人早就習慣了跑野馬，對于倡導詩體重建、倡導形式感和分寸感一概反感和反對，認為這是在妨礙他的創作自由，在給他制造麻煩。野馬拒絕籠頭。但不知他們想沒有想過，藝術總是有限制的。藝術的美、藝術家的才華正是在巧妙地運用這限制中得到發揮。像現在這樣下去，會不會妨礙讀者的讀詩興趣，會不會取消新詩在藝術領域的生存。
讀者都沒有了，新詩都沒有了，你要那自由有何用。對于詩來說，形式就是内容。沒有形式，就沒有了内容。沒有形式感的人，可以去幹别的，但絕對不能做詩人。
自由詩是現代世界的潮流。新詩是現代的産物，迄今的中國新詩史可以說基本是一部自由詩史。可以肯定，中國新詩今後也會一直都有自由詩。不過，自由詩如果真要是詩，就得遵循詩的文體規範。自由無邊，自由出了詩的邊界，和詩也就沒有關系了，和詩歌讀者也就沒有關系了。而且，如果一個民族隻有自由詩，它的藝術生态就肯定不正常，用何其芳的話說，“這是一種偏枯現象”，這也許正是一個民族詩歌不成熟的标志。
現代人也需要格律體新詩
現代人需要格律體新詩。因為，現代人的有些詩情隻有格律體新詩才能完美地表達；因為，中國讀者主要習慣于欣賞格律詩美。格律與現代并不沖突。格律體新詩主要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藝術實驗問題。不是理論家來定法則，詩人依照法則來寫詩。沒有這樣狂妄的理論家，沒有這樣愚蠢的詩人。一切在于實驗。現在有了許多格律體新詩的探索，但由于還沒有公認的格律标準，是以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格律體新詩。從陸志韋到聞一多再到何其芳，再到當代一些為此努力的詩人，中國格律體新詩已經擁有豐富的藝術積累，但陣地不多，優秀的格律體新詩很少，聲勢不大，影響不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清醒地走出廢名時代
中國詩歌的三千年曆史上，最早興起的是自由詩，但是最有成就的是格律詩。嚴格地說，中國古代詩歌傳統就是格律詩傳統，中國幾千年詩歌培育出的讀者就是格律詩讀者。是以，自由詩基本是百年新詩的單一詩體，這顯然是一個大缺憾，給新詩的發展帶來許多負面效應。新詩百年而仍未在中國大地上立足，不能不說，新詩在詩體上的單軌發展是一個重要原因。廢名當年曾在《新詩應該是自由詩》裡宣稱:“我們新詩就應該是自由詩,隻要有詩的内容，然後詩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怕别人說我們不是詩了。”這畢竟是新詩早期之論。但有人至今居然還堅持說，“自由”就是新詩的特點，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是詩人的權利，這至少是不負責任之論。閉眼不看新詩當下的困境，閉眼不看詩人當下重建詩體的努力，還固守這種“理論”，還生活在廢名的年代，實在令人費解。
呼喚三大重建
呼喚“破格”之後的“創格”，呼喚自由體和格律體新詩的詩體重建，這是曆史賦予詩人、詩評家、詩歌編輯的責任。新詩需要在個人性與公共性、自由性與規範性、小衆化與大衆化中找到平衡，在這平衡上尋求“立”的空間。當下的新詩面臨三個“立”的使命：在正确處理新詩的個人性和公共性的關系上的詩歌精神重建；在正确處理自由性與規範性的關系上的詩體重建；在正确處理小衆化與大衆化的關系上利用現代科技條件的詩歌傳播方式重建。重建就是規範，就是确立詩之為詩、華文新詩之為華文新詩的基本審美規範。
（作者系重慶市文聯榮譽主席、西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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