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關注“方志四川”！
我曾在《星星》打工
藍 幽
上世紀80年代初，身為金河磷礦勞工的我因為幾首小詩在報刊接連發表，有幸在複刊不久的《星星》詩刊充任了近一年的“業餘編輯”。
《星星》詩刊創刊号
“業餘編輯”這個頭銜，年輕的朋友恐怕很難了解，但在二三十年前卻風靡一時。那時，文學新潮波推浪湧，文學期刊也如雨後春筍。但編輯人才青黃不接，前輩們便想出從作者中找編輯的辦法，或借調或聘用或兼職到編輯部幫忙。由于不在編制内，遂冠以“業餘”二字以示差別。遴選的過程也很簡單：凡有作品給前輩們留下印象的皆可入圍，幾位老編輯交換一下看法，沒有異議就給作者所在機關發函，一經同意便通知作者。據我所知，還沒有一位作者不願去《星星》的。在我之前，在國内已頗有名氣的詩人熊遠柱、賀星寒、駱耕野、傅天琳、李鋼都先後去《星星》做過業餘編輯。那情形，如同短暫的留學，除從稿件中接觸全國各地詩人外，有時也有詩人到編輯部拜訪，與我們作無拘束的交流。
1981年傅天琳留影
我是主編白航從流沙河老師那裡了解我後被召到《星星》的。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流沙河老師與我是近鄰，我結婚後，家就安在他祖宅所在的巷子口。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坦率地對我說：“我是真正的右派喔”。意在要我慎重考慮是否和他交往下去。但那以後的七八年間，我每次回家，都會去他老宅海闊天空地閑聊，又大多在夜間，因為白天他要去拉大據、釘木盒。參與閑聊的還有他的老侄——比他還年長幾歲的餘伯奎先生。多年後，我去看望他，還憶起這段“川西三家村夜話”。夏夜酷熱難眠，三人“葵扇驅蚊，粗茶佐談”，有時竟至子夜過後方散。他曾特意為此撰寫一聯贈我，上聯：“鬧市華燈燦”，下聯：“荒園夜話多”。
1988年，《星星》詩刊創始人白航（左）和流沙河（右）在一起（圖檔來源：新華文藝）
令我特别敬佩的是流沙河老師的博聞強記。談話間，他常引用古今中外典籍中的片斷，還附帶作一番解讀。流沙河老師是我認識的第一位真正的詩人，而且是學者型詩人；他使我對“詩人”的稱号敬畏有加，以至後來我也被人介紹為“詩人”時，心裡總會感到不安和愧怍。
我不知流沙河老師是如何向白航老師介紹我的，去《星星》時我已年近不惑，而發表的作品還達不到十件，慶幸之餘，我一門心思想的是盡快提高詩歌賞鑒能力，盡快“進入角色”，不至于讓老師們失望。
《星星》創刊于1957年1月，不久即因發表流沙河的《草木篇》及曰白的《吻》被嚴厲批判。“反右”時，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峽、白堤等幾位創刊詩人均被劃為右派分子，遭不公處理後，一去20多年。此後，面目全非的《星星》維持到1960年10月被“精簡調整”而停刊。直到1979年10月，時隔20年後才複刊。
《星星》詩刊創刊号（圖檔來源：封面新聞）
《星星》最初如流星一閃而過，但它對中國新詩的奉獻有口皆碑，它所撒播的詩歌種子遍及中華大地。複刊後的《星星》結集幾代新老詩人，又一度成為新詩探索前行的引領者。此刻，當我寫下這幾句話時，仍油然想起我踏進成都布後街2号（省文聯大院）那種崇敬與忐忑混雜在一起的心情。
布後街2号，民國時期成都市區的一處豪宅，曾是熊克武将軍的公館。四川省文聯機關進駐後，庭院格局原封不動，院中琪花碧草茂盛、梅竹亭亭、蘭菊暗香，文聯于此，得其所哉。大院附近的院落聚居了不少作家、藝術家。我曾在晨起散步時，看見老作家艾蕪拿着筲箕排隊買豆芽，也曾隔窗看見女作家包川在房檐下捅蜂窩煤。他們都很樸實，居家過日子與普通群眾一般無二，不同的是彬彬有禮的氣質。我向艾老打招呼“早上好”，他聞聲即躬身還禮“早，早！”街上的居民們也受了些感染，很少大呼小叫，文聯大院一帶是很清靜的。
《星星》編輯部在大院後面的左廂，那房間不足20平米，五六張老式寫字台，十來把椅子，入門沿左牆有兩架書櫃，另有一張長條桌，置放暖水瓶茶杯之類，多少顯得寒酸。平時大家各自在寫字台上選稿、編稿，非常安靜，隻在標明編好的稿子送審時，與主編白航或副主編陳犀有近乎悄悄話一樣的交流。
那時，《星星》每天收到的稿件與來信少則幾十件，多則一兩百件。誰先到，就用剪刀把信封的開口仔細地一一剪開，除有明确收信人的郵件外，老師和我們不分彼此，各取一疊，展開後先用别針在每件稿子上别一頁“星星處稿箋”，然後細讀。圈定選出的作品後，簡要寫上入選理由送審。
選稿時，可以調整作者自編的順序，組詩尤其受到關注，詩思的遞進、内在的關聯都要考慮，有時為把最恰當的首排在第一而煞費苦心。但老師們經常強調的是絕不可輕易地改動作品，除非明顯的錯漏或常識性“硬傷”。白航老師曾說：“在座的包括我，未必比作者高明，要尊重作者，這是規矩！”
1983年4月，全國新詩評獎投票台，白航（左）和艾青（右）在一起
在那近一年的業餘編輯工作中，我獲益多多，為我後來充任正式的副刊編輯奠定了好的基礎。至今，在看文友的作品時，我還下意識地抓起一支紅筆把看到的差錯一一改過，哪怕已經印刷成書。面對稿件，第一個湧上心頭的思緒，便是他為什麼要寫下這些文字，而不是着眼于辭藻華美、文筆流暢之類。這個積習便是當年老師們耳提面命且又一絲不苟督促的結果。
記得有一天，白航老師在臨近中午下班時突然大聲發問：“大家想，這一期《詩刊》上兩位四川詩人的作品，有沒有寄給過我們？”《詩刊》是中國作協的刊物，他的意思是，如果稿子确曾寄過《星星》而被我們忽略，那是不應該的，一定會讓作者失望。類似這樣商榷式的提問，或在處稿箋上寫上寥寥數字的批語（如“你未選的第4首似更好”，“第3首勉強些了，你看呢？”）常令我幾日自愧不安，而正是這些溫和又不失嚴肅的教誨，潛移默化影響着我，使我懂得“編輯”就是寂寞的利他主義者，其價值和快樂都在發現好的作品、好的作者，此外更無其他。在爾後的編輯生涯中，我常常想到這些，便惕然自戒，如臨淵履薄，絕不以一己之好惡定取舍。這也使我與一大批作者成了真正的朋友，彼此信任而情誼常在。
當時，《星星》的編輯周期約兩個月左右，即每個月底要編定兩月後出刊那一期的稿件并付排。緊接着便是校對下一月的清樣，三校後總編簽字付印。編定稿付排前，會有最後一次傳閱，意在集思廣益，發現問題。有時，大家會圍坐在方桌邊，各抒己見，這被我們一幫年輕人稱為“方桌會議”，老師們也平等地參加進來。在“方桌會議”上，任何一位編輯對某件作品提出異議，隻要理由充分，都會被抽換。為此，輪流主持編務的白航、陳犀二位老師總會預選一些作品作為備用。
正式的與業餘的兩代編輯坐在一起，毫無忌憚地就即将付梓的編定稿進行評議，這種情況也許是《星星》獨有的。因為其後許多年裡，我也曾接觸過不少文學期刊的編輯，在我談及這個環節時，他們的反應幾乎都是先詫異而後表示欽佩。現在想來，這種民主作風，一定也與幾位前輩的經曆有關，但我一直将此視為對作者、作品的尊重，對刊物的恪盡文責。要知道，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詩歌最活躍最繁榮的時期，詩歌主張的駁雜與詩美追求的多元是空前的，《星星》對作者的充分尊重，以及它開放式的辦刊，為青年詩人們提供了肥壤沃土。豪不誇張地說，這是四川成為詩歌大省的一大動因。
也有老師們規避我們的時候，但是這種情形很少——省文聯或作協要他們學什麼檔案、或到什麼地方聽報告，他們一般都不要求我們參加。我想這大概有兩層意思，一是他們認為業餘編輯非在編人員，沒有必要也沒有規定非參加不可；二是他們認為那是例行公事，犯不着把我們拉去浪費時間。但是如果有外地詩人來訪，《星星》做東請他們，老師們會一一通知我們“去陪陪，聽聽這位詩人的見解”。我曾在飯局上見到過鄒荻帆、邵燕祥、白峽、餘薇野、方敬、高纓等前輩，也曾陪同北島、舒婷、顧城、葉文福、雷抒雁等同時代著名詩人遊覽成都的一些名勝。他們都給我留下了率爾直言、平等待人、絕無做作的印象。這些接觸在一定程度上讓我窺見了當代詩壇的現狀，了解了詩人們正在思考的詩與社會、詩與時代以及詩藝走向等問題。他們也争論，争論很嚴肅，各自似乎都有很充分的理由。
正是這些接觸，以及在編輯部接待來訪年輕作者的經曆，促使我看了不少國内外的詩歌理論著作。一方面是感于自己的淺陋，另一方面是要以《星星》編輯的身份與作者對話，不多讀一點是要捉襟見肘的。那時，成都以及川内詩歌社團之多，今天的青年人是無法想象的。一所大學就有10個以上的詩社，像川大、川師（今四川師大）這樣的文理科大學，文學社團非常活躍，青年詩人們不僅與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大學詩歌團體交流頻繁，而且有的已嶄露頭角，小有名氣。他們常三五結伴來到《星星》，自報家門，然後與我們交流。他們意氣風發，差不多每一位都志存高遠，心裡裝着大詩人的夢。他們直言無忌，想到就說。記得有一天，一位川大“錦江”文學社的大學生徑直走到白航老師面前，詢問可不可以開辟“校園詩歌選載”之類的欄目，并聲稱他可以代為組稿。白航老師的答複是“提議很好，但我們還要具體研究一下”。在我離開《星星》後幾個月，《星星》果然有類似的欄目出現，隻不過好景不長，至于為何隻維持了不久就中斷，則不得而知了。
對詩的愛好也使素不相識的人很容易溝通，且在不經意間建立信任與友誼。在我接待過的大學生愛詩者中，有的後來在其他領域獲得成功，但仍不時與我通信（後來變成了通話）。有一位北方詩人，在去九寨溝旅遊後，居然專門繞道到德陽小住幾日，為的隻是和我一起“重溫那些沉浸在詩意中的歲月”——這是後來在他傳回河北後，寫給我的長信中的一句話，友誼之外，純然是以詩為共同的追求。川内詩友就更多互通音訊了，直到我作品日漸稀少，他們還輾轉傳話給我：要寫下去，不要辜負了《星星》。
民間詩歌社團大約是在校園文學影響下産生的，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其蓬勃之勢毫不遜于校園。當時有人評說：全國有的詩歌流派，四川全有；四川有些流派，外界未必有。這種說法有誇飾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彼時四川詩人群的強勢。對此，白航老師曾詢問過我對一些詩歌主張的看法。我也直陳己見，熱情贊揚了一些我較為熟悉的詩友和他們的社團。總的傾向，是希望這樣富有生氣的洋洋大觀能促成當代詩歌創作真正的百花齊放。不過，對過度晦澀的寫作，我也表示了反感，尤其是宣稱“寫給自己，哪要你懂”的那一路詩作。我不知天高地厚，左右逢源地褒貶，白航老師卻聽得十分認真，還不時點頭首肯。後來，我曾寫過一篇《他的眼睛後面有一片海》，發表在上海的《文學報》上，寫的就是永葆一顆詩心的白航老師。
《星星》詩刊創始人白航（圖檔來源：封面新聞）
離開《星星》時，老師們多有饋贈，沙河老師送我上海出版社寄贈他的一個十分精美的筆記本，并在扉頁上題有“條條道路通羅馬”的贈言；陳犀、藍疆老師送我他們的詩集；曾參明老師（女詩人嘉嘉的母親）送我一套剛出的“走向未來叢書”，參明老師的先生遊藜（當時《星星》特聘的評論編輯）則送我他珍藏甚久的一本别林斯基論文集。白航老師适逢他的《簡論李白與杜甫》出版，他送我一冊，并低聲對我說：你很自重，沒有利用《星星》的名号到處濫發作品；你還沒有什麼名氣，但老師們希望你有機會再來。他送我到布後街2号的大門外，握别時，又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詩人應該獨立不羁，那些社團來拉你，你要慎重。”
别後，我再沒有去《星星》打工，大約過了三四個月吧，《星星》老師們又送給我一份禮物——他們推薦我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協會。
匆匆三十多年，老師教誨，猶在耳際。離開《星星》之後，我确實是獨來獨往、茕茕乎散兵一個，加上不久即落入新聞界，詩人之夢漸行漸遠，到今天能對前輩說的，唯留存着對詩歌的虔誠而已。
（選自《德陽文史簡讀（三）》）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藍 幽
供稿：中共德陽市委黨史研究室（德陽市地方志辦公室） 德陽市政協文史委
配圖：方志四川
方志四川部分圖檔、音視訊來自網際網路，僅為傳播更多資訊。文章所含圖檔、音視訊版權歸原作者或媒體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