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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吳仲豪 編丨Lulu
來源丨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
1839年，達爾文結婚了，作為進化論創始者、信奉“優勝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學家，不知道他有沒有思考過自己的後代會如何發展、“進化”。
一項追蹤資料告訴了我們答案，即使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發展，到了達爾文的第五代子孫，達爾文家族依然保持着較高的社會地位：在二十七個玄孫中，有六個大學教授，四個作家，一個畫家，三個醫生，一個著名環保人士，以及一個電影導演。
無獨有偶，在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我們非常熟悉的作家金庸（查良镛）以及現代派詩人穆旦（查良铮），兩人不僅是堂兄弟，而且都出身于代代相傳的書香世家——海甯查氏。
往上追溯，海甯查氏不僅在明清兩代出了許多進士，其中還有康熙皇帝的文學侍從，是以查氏祠堂中有康熙皇帝禦題的對聯和匾額，可見其文士傳統一直延續到近代文壇的兩大人物：金庸和穆旦。
可見，無論中外，無論從先祖追蹤子孫，還是從子孫追溯先祖，社會地位高的家庭，其子孫後代延續“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這個研究結論來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裡·克拉克教授。他在其著作The Son Also Rises所揭示的秘密為：社會地位的流動是緩慢的，出身于高社會地位家庭的子孫有非常大的可能（0.75）繼續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樣繁榮”。
這颠覆了人們普遍相信的“富不過三代”的認知。
子孫“照常升起、照樣繁榮”
什麼影響了社會地位的流動？
很多人認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肉眼可見的。住房、車輛、收入、職位、教育水準，綜合起來就可以“估算”他處于社會的什麼地位。
然而并非如此。用克拉克教授的話來說，這隻是一個人的“表現型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會地位”，這個是隐性的、潛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會地位。
這就好比如果一個人的父母是大學教授，這種深層潛藏因素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的受教育水準？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會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會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遺傳不在探讨範圍之内，而是指在家庭關系中形成的家庭環境、文化環境中。
克拉克教授指出了能夠代表“基因型社會地位”的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家庭或家族内的教育（主要出現在讨論中國社會的章節），另一個是婚姻。
1. 為什麼隻有“富不過三代”，沒有“文不過三代”？
家庭教育作為“基因型社會地位”的表現，可以展現在教育資源和文化遺産兩方面。
在分析中國社會時，克拉克教授指出，如果一個人的“表現型社會地位”是出身于貧困家庭，但他卻擁有一個顯赫姓氏的大家族（有着優質教育資源和高社會地位），那這個人有很大可能通過其“基因型社會地位”而改變自己的“表現型社會地位”。
在晚清民國時期，名門大族設定專門的族學供同姓子弟接受基礎教育，同時有專門的族田給同姓子弟用于教育支出。
著名曆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童年時期每個月能領到宗族分發的五塊錢“膏火費”，也就是讀書時要用到的蠟燭、燈油錢。
如果說“族田”“族學”這些教育資源還算是具象的，那家族或家庭中的“文化遺産”則是一種更為隐形的傳承。
先來說家族的文化遺産。中國家族有着重視“文教”的傳統，無論是前面提到的無錫許家（許鳳藻、許倬雲）、無錫錢家（錢基博、錢鐘書）、海甯查氏（金庸家族），都秉持着“詩書之家”的家學淵源。
每一個後代都必須以讀書受教育作為維持家庭地位的主要方式。同姓子弟均能通過科舉取士的機率極低，但隻要其中有一個人能取得舉人資格，那整個同姓家族的教育資源和社會地位就可以延續下去。
比如許倬雲所在的許家，在無錫的開壇始祖最高職位曾到湖南巡撫（1764年），到許倬雲出生的1930年，按30年一代來算，經過了5-6代人。
雖然在五代人的發展中并沒有取得大的成就，但每一代人都秉持“讀書傳家”的家風，直到許倬雲的父親許鳳藻成為海軍将領以及海關監督，才又達到家族地位的一個高峰。
曆史學家許倬雲
除了家族的文化遺産，在更小的家庭範圍内，家學的淵源對子女的影響更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這種說法是很有依據的。
許倬雲日後成為曆史學家，深受童年時期父親的影響。抗戰時期的重慶，許倬雲和父親每天聽BBC的新聞，裡面有提到關于歐洲和中國戰場的報道之後，父親就會在地圖上标出來，并且從戰争的角度來分析給許倬雲聽，而父親書架上的曆史書也成為許倬雲最早的讀物，是以，對于他來說，“父親不僅是父親，也是我的老師。”
家學的影響對子代來說不是“大張旗鼓”顯而易見，而是“潤物無聲”的滋養，作為信念、精神、文化遺産在代際之間流傳下去。為什麼“合适的配偶”不是車與房，而是看祖輩？
2. 為什麼“合适的配偶”主要看祖輩？
除了教育之外，好的婚姻對于維持或提升社會地位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觑的。
克拉克教授認為，“适合的配偶”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門當戶對”，而是要深入分析“基因型社會地位”。
換句話說，從婚姻的角度來分析“基因型社會地位”，不僅要看本人，還要從其全家乃至全族去看。不光看TA爸媽、兄弟姐妹，還要看TA的堂表親，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等。一旦TA的親屬關系中出現過高社會地位的存在，也暗示着TA在未來達成高社會地位的高可能性。
其實中國傳統的精英家族“深谙其道”。
許倬雲在回憶錄中提到，無錫的許、華、孫、錢等幾大家族都有聯姻的習俗——“結老親”。
“結老親”不是從财富角度來看是否比對，而是作為文人大家族，大量成功的祖先進一步增加了子孫獲得高社會地位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基因型社會地位”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同樣值得一提。
晚清民國時期，受現代新思潮的影響，長三角地區大家族往往開風氣之先，辦實業、興新學。許多開明的大家長不僅讓女兒從纏足的夢魇中解脫，而且讓她們上女校，接受中西教育。
比如在《合肥四姐妹》一書中，就講述了合肥書香世家張家在晚清民國時期的發展。
重點在張元和、張充和、張兆和、張允和四姐妹身上，她們在傳統大家庭的文化“熏染”中，不僅接受了新式教育，還習得了傳統教育。
四姐妹各有所成，後分别嫁與昆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從家族的社會地位延續和傳承角度來看，四姐妹比她們的同胞兄弟們更具代表性。
合肥四姐妹及她們的家庭
總體來看，無論對男性還是對女性，基因型社會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今天的社會流行着高嫁、高娶的“攀高枝”擇偶理念，選擇标準從身高長相，到學曆工作，再到“房車标配”不等。這些，均屬于表現型社會地位。
一個人的整體表現中有沒有展現出家庭文化的（多代）傳承，有沒有良好家庭教育的積累印記，才是更重要的。這些隐而不顯的，不是一兩代的快速長成，而是多代、長時期的浸潤和積累，更為寶貴。
為了下一代，
父母能為孩子做些什麼？
我們來看看中國傳統精英家族是怎麼做的。
以無錫錢氏（錢鐘書家族）為例，錢氏家訓為“讀書傳家”，世代書香。到了錢基博這一代，他精通文史，後成為教授、古文名家，弟弟錢基厚擅長工商實業，成為無錫商會會長。
錢基博的兒子錢鐘書從小博聞強識，對文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理科可以說一竅不通（清華入學考試數學隻考了15分）。
錢基博對錢鐘書的教育理念不是“全才”，而是将興趣和禀賦發展為擅長。
出于對兒子的觀察和了解，他着重培養錢鐘書在文學和曆史上的涵養，對錢鐘書而言，這是他日後成為中國文史大家的必不可少的“家庭教育”。
錢鐘書故居
而錢鐘書的堂弟、錢基厚的兒子錢鐘韓，他從小的興趣更傾向于工科和理科，父親錢基厚作為無錫工商商會會長，非常重視實業和科技對社會的作用，這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錢鐘韓及其同胞弟妹，他們無一例外都選了工程、光電等工科專業，并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理勞工才。
同樣的家族傳統，卻能根據孩子不同的禀賦和興趣，将上一代的優勢發展為下一代人的教育資源，并且讓“家庭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的堅厚基石，最終決定了一個孩子最終能飛多高、走多遠。
錢家的故事不僅暗合了克拉克教授強調的長時期的影響（書香世家），也肯定了短時間内（一代人或兩代人）子孫的努力。正是在錢基博、錢鐘書這兩代人之間，錢家的社會地位到達了不曾有過的高峰。
可見，每一代人在社會地位上的積極争取和積累都很重要，隻有積累到一定的量變，才會産生質變。
在1830年代，英國精英姓氏進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機率是普通姓氏的50倍，但到了2010年，這個比值降到了6倍。
這意味着在180年内，選擇了教育這條途徑的群體中，有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進入到英國最頂尖學府。
這個結果無疑與普通人越來越重視教育、支援教育有關。就像老生常談的那樣，在每一代人之間持續獲得高等教育水準，是維持和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标準。
當然，今天的我們已然更懂得尊重個體的差異和選擇，也更明白多元化發展的可貴。精英教育未必适合每個孩子，但是，具有終生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對孩子們來說将是必選項。
是以，父母從自身一代開始做起，為子孫後代創造“文化遺産”和家庭文化環境，也許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