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即将來臨的時候，91歲的許倬雲先生給年輕人們說了這樣一句話：世界如同過去一樣，永遠有許多難測的風雲要來。時時刻刻要準備，面對自己的風雲，不要亂、不要慌。
許倬雲先生持續思索中華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變化（ Becoming）之大潮中分析中國應如何自處，也期盼中國能正确認識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
時代的風雲越是變化莫測，我們越需要大曆史的視野，去思考那些“大問題”。元旦前，插圖版《說中國》重版出來。在這本關于中國曆史的經典著作中，許倬雲先生圍繞着“中國究竟是什麼，我們究竟是誰”這一經典問題，從政權、經濟、社會和文化觀念四個關鍵方面，梳理中國的廣土衆民如何形成一個堅實的共同體，為讀者勾勒出了中國曆史的面貌。
本期劃重點
直到今天，俄羅斯和東歐一般對“中國” 的稱呼，還是“契丹”。南方的宋國，則是另一個“桃花石”， 甚至于遼國滅亡後，遷移到中亞的西遼，也是一個“桃花石”。
遼（金）和西夏，與宋代中國時戰時和。這兩個國家與宋國之間的關系，并不同于過去匈奴、突厥與中國。他們并不志在侵入中國、取得土地，他們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
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 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适應的能力。
宋、遼、金和西夏的時代
許倬雲
中國傳統的王朝叙事隻以宋代作為中國的朝代，而将遼、金和西夏放在中國的曆史圈外。如果隻是以宋作為中國史的全體，其實并不完整。宋的疆域也并沒有涵蓋漢唐的全部疆域。漢唐砥定的中國，除了包括北面和東北的遼、金，西北的西夏，實際上還有唐代曾經非常強盛的吐蕃和藏化的南诏。如果隻以宋代表中國，那麼，宋所處的情況是列國制度，不是一統天下。自從日本的漢學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的課題，至今，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還在不斷讨論其具體意義。這些讨論往往不太顧及宋已經不是全面的中國。也很少人會注意，唐宋轉換的過程之中，中亞出現的伊斯蘭力量，對于東亞的列國情勢和文化面貌有多大的影響。
海峽兩岸的曆史學，對于這一段，還是以宋遼金元作為一個機關。隻是，經常處理的問題不外乎胡化、漢化，和南北之間的戰争與征服；幾個北方機關，并不常常被認為是曆史主體的一部分。這裡，我們考察的角度，則是将這幾個機關合在一起，把它看作東亞的主要部分。
01
唐宋轉變，牽扯的不僅是國家層次的主權問題，也牽扯到文化的演變和不同地區文化的面貌。要論這個大轉變，不能隻将殘唐五代當做期間的過渡期。唐代的變化，要從安史之亂開始。讓我們借用《長生殿》作為譬喻：“開元、天寶”由極盛而至大亂，唐明皇和楊貴妃由“太液”、“芙蓉”，一落為“魂銷馬嵬”、“劍閣聞鈴”，俄頃之間，“小宴”的歡樂，卻被“漁陽鼙鼓”打亂了一切。
安史之亂作戰的範圍，西起朔方，東到燕山。河北的叛軍是諸種胡人和漢人的軍士，唐室派遣的軍隊又何嘗不是胡漢多種方式的混合？早期的将領，如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以及後期的将領，如仆固懷恩，都是不同種族的胡人。和郭子儀齊名的李光弼，本身也是胡人，他帶領的河東軍，又何嘗不是胡漢混合的軍隊？唐室拉來的外援—回鹘與吐蕃的軍隊，幫助唐室收複了許多城市。唐室承諾的條件，則是将土地還給中國，子女金帛由他們帶去。這幾十年來的擾攘，關隴、河北之間兵戈不斷，城市破壞，百姓流散，中原從此一蹶不振。中國的文化和經濟中心，是以完全轉向南方。這一地區的人口成分，也有相當徹底的變化——東北、西北和北方的各種胡人都留下了他們的基因，和當地的漢人混合，形成後來華北的族群。
唐代藩鎮圖，引自《絢爛的世界帝國 ：隋唐時代》，第 134 頁
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形同獨立。五代時，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這一片土地，直到明代才恢複為漢人的疆土。從安史之時到明初，整整有五六百年，這個本來是中原的一部分，卻成為北方政權的基地。契丹和女真先後以河北為南土，加上北方的草原，建構起龐大的國家。西北的唐古特（突厥、蒙古人對西夏或黨項族的稱謂），在南北朝的晚期已經接受了從東北來的鮮卑，在今天黃河第一曲的地方另成力量，最後獨立為西夏。契丹人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和唐古特人建立的夏，在中亞人的口中都被稱為“桃花石”。直到今天，俄羅斯和東歐一般對“中國”的稱呼，還是“契丹”。南方的宋國，則是另一個“桃花石”，甚至于遼國滅亡後，遷移到中亞的西遼，也是一個“桃花石”。是以，東亞各國固然有彼此分野，從中亞的角度看來，這一大片地方卻并不是僅由“中國”兩個字就可以代表。
燕雲十六州，引自《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 ：宋朝》，第 36 頁
和東亞諸國抗争的，唐代以來則是回鹘和吐蕃。唐代以後，阿拉伯興起的伊斯蘭大帝國占領中亞的大部分，回鹘也終于伊斯蘭化，歐亞大陸就成為三角關系：東亞各國（桃花石），藏傳佛教據有的吐蕃，伊斯蘭化的中亞地區（這裡的祆教、摩尼教、北傳佛教等的影響，都已經被伊斯蘭教取代了）。中國與西邊貿易的傳統“絲綢之路”，除了過去經過河西走廊進入南疆的路線，更重要的交通線，則是經過蒙古高原的西南邊，進入西伯利亞南部和北疆的一條大路。中國南方出産的絲帛和瓷器，一方面可以經過這條路線，由遼和西夏轉遞到中亞，另外一方面則是走海路，經過南海諸島、印度尖端的錫蘭，然後進入紅海和波斯灣。
從東西貿易而言，西方隻知道這些貨品是從東亞的大陸來的，他們并不在意那裡是幾個中國，或是幾個“桃花石”。在他們心目之中，東方最大國家是龐大的遼國——也就是契丹，其疆域東到海濱，西過金山，掌握了最大部分的北區路線。中間又有一個偏南支線，經過西夏的黑水，進出北疆。這兩個國家，是以成為“東方”廣大地區的代名詞，代替了過去的“漢”和“唐”。
02
遼（金）和西夏，與宋代中國時戰時和。我們必須了解，這兩個國家與宋國之間的關系，并不同于過去匈奴、突厥與中國。他們并不志在侵入中國、取得土地，他們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這些絲帛，大概也成為商品，被轉運到西方謀取利潤。是以，宋代對北方敵國，并不常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币來購買和平。宋、遼之間還有南海香料的轉運，将南海諸島出産的各種香料，經過遼國運往西方—遼國獲得的是中轉利潤。日本和高麗那時沒有在東西貿易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他們和中國之間也有商品的來往。
例如，宋國自己産銅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購買銅斤。高麗也常常承擔日本和宋之間的中轉貿易。至于宋和回鹘、吐蕃等之間的關系，河西和隴右具有重要的轉運作用。宋國已經沒有可以養馬的地方，必須經過西方這條道路，以購買草原上的馬匹。對宋而言，戰馬不夠，和平的貿易卻是雙方都可獲利。從這些角度來看，我的讨論角度就和單純的漢族民族主義、正統主義的傳統看法，有相當的差異。
吐蕃的情形，又與北方諸國不同。唐代晚期吐蕃強盛，正是在大唐衰微之時。唐、蕃之間的沖突，是晚唐重要的邊防問題，兩國之間時戰時和。吐蕃曾經掠取大批的漢人，驅趕入蕃，來補充人口的不足，今天的西藏人口是以已經有相當大的漢人基因在内。吐蕃的領土西向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帶，是當時中亞和内亞的大國。稍後，由于伊斯蘭集團的對抗，吐蕃逐漸喪失喜馬拉雅山以西的領土。憑借着藏傳佛教的力量，吐蕃的影響力轉向東南亞一帶和中國的西南部——例如在雲南立國的南诏。吐蕃和宋之間，由于有這些中間地帶起絕緣作用，反而沒有發生尖銳的沖突。
宋自居是中國正統，可是，眼看着四周的鄰邦都比自己強大，甚至人口僅有數百萬的西夏，由于兵強馬壯，也不是宋能夠抵禦的。開國之時，宋太祖擔憂大将擁兵自重，就像他自己一樣可以随時取代皇位，于是杯酒釋兵權，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機。宋國是以重文輕武，武備不振。如前文已說，宋的周邊，能夠養馬的地方都已經屬于契丹或西夏，那個時代，沒有馬匹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力。雖然自居為正統，宋終于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币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财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這是宋國開國以來就必須面對的兩難之局。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若論文化的高下，遼國和西夏都相當程度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在生活方式上雖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隻是飲茶；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藝，從考古的資料看，這兩個北方的胡人國家持有的水準并不低于中國，無論是瓷器、冶金、編織、建築等，都達到了與當時宋國同樣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鋼劍鋒利無比，東方稱最。兩個北方國家的醫術和算術，由于接受唐代已經綜合的東、西傳統，而且頗已普及民間，其水準也不下于宋人。遼國和西夏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國傳統的典籍。從他們的著作看，水準也不低下。遼與西夏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書寫文字，借用漢字部首來書寫拼音文字。遼文（契丹文）還有大字、小字兩種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寶山 2 号遼墓壁畫《蘇蕙寄錦圖》。墓葬的墓主為遼代契丹貴族，但是，這些壁畫的題材和風格都顯示出唐五代漢地的藝術色彩
南北相比，隻是宋國的都市化比北方國家高出一籌。畢竟，北方兩個國家還是一半以牧養為生，一半才是農耕和城居；而宋國完全是精耕農業，配合市場經濟和區間貿易，構成一個綿密的商品經濟的交換網絡。
政治制度方面，遼國的政府結構是二進制的——契丹人的貴族和其他歸附契丹的遊牧族群，占有偏北的牧地；本來屬于中國的偏南地區，漢人卻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裡，以農業和商業謀生。是以，遼國的統治體制分為南北兩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漢人。而且，有些漢人居住的城鎮被劃為某些貴族的領地—例如，皇後、王子、皇親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養他們的日常生活。國家是一個戰鬥體，胡人是服兵役的主體，漢人不過是附屬的差役——在軍中，胡、漢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兩級制，當然引起北方地區漢人極度的不安與不滿。偏近南北邊界的一些漢人組織為地方性的武力，據地自保。他們有些是民間自衛組織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邊防部隊的延續。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占領北方時，還有若幹地方軍閥以“漢軍元帥”的身份存在，保持半獨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于遼國，國小人少，正因為如此，居于統治地位的胡人，和他們國内的漢人居民，其社會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内部族群的不平等，較之遼國情形更為嚴重。如此族群分歧，終于孕育了北方漢人的族群意識。
03
北方的漢人發展了族群意識，宋人立國的尴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漢之間的差别。大唐開闊的胸襟，本來是遠悅近來、來者不拒。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漢之間并沒有嚴重的階級差别。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并存，中國并不需要特别标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是以，這些外來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當自由地混合、重組，構成新的體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華化，東土佛教實際上已經不同于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南傳和中亞的佛教。
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長期混亂，各種胡人以中原為戰場，奪取中國的子女、金帛。喪亂屈辱之餘，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李翺遂在中唐以後提出對中國文化的檢討。從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廣并沒有出現出色的成績。韓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傳承，将儒家的終極關懷之處，歸結為一個“道”字，其内容則是儒家的仁、義、禮、智。站在儒家的立場，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将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确認華夷之辨、内外之分。
劇集《清平樂》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于儒家理論新的闡釋。宋學一脈，代替了漢代以下的儒學傳統。宋學的起始，在初期也是從宇宙論和知識論下手，其中采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卻是逐漸走向“内聖”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濟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論和知識論。北宋理學派别衆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們之間，相容、綜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經過靖康之變，國亡家破，隻剩半壁江山。宋代學者痛定思痛，開始注意到人間的秩序。朱子之學，特别注意人間的倫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倫常的規範之内。朱子在世時，朱學并沒有成為顯學，可是跟着時代的需要，朱學很快就成為儒家的正統。
兩宋學者組織的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可是從此失去彈性。儒家經過兩宋的錘煉，使中國文化思想成分，有一個明顯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學化，既有其時代的需要，也有其長久的影響。是功是過，将是我們不斷辯論的課題。
與儒學發展相并行的，則是宋代儒生的社會地位。宋開國以來，壓低過去武人的社會地位，重文輕武，政府中的職位全由文人擔任。開國以後不久，這些文職人員，大多科舉出身。唐代的科舉制度松懈，關說、援引乃是常事，其實并不認真考核舉子的學問和能力。宋代的科舉制度則是非常嚴密的規劃，不僅确定了如何考核舉子對經典的了解，也有許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們習慣于台灣的大學聯考和大陸的聯考，都會了解在這種考試制度下，記誦而不是發揮，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經過考試的磨煉，學生們往往失去了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宋代科舉出身，在政府中有相當的保障，一登龍門，名利雙收，對于儒生當然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方式，經過幾代的發展，就會孕育出一個讀書人的社群，在社會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試的知識範圍需要根據當時官方認定的理論來确定，參加考試的舉子們當然也就受這一套理論的熏染，難以有自己的意見。北宋王安石變法，對于儒家經學有一定的解釋，隻要“新政”存在，這一套官訂的學問就限制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學”的權威并沒有維持很久。但是，儒學本身的權威，卻從此成為中國思想不可撼動的力量。自漢代董仲舒以後，曾經有想将儒學定于一尊的願望，但這一個願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對于中國文化的整體而言，這一個結晶化造成的僵化，毋甯是災害大于貢獻。
儒生社會地位的穩固，其齊家治國的理想相當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後的家族不同于漢代的豪族，也不同于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個核心家庭上司很多附屬的人口所構成的社群共同體，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緣的組織，也許不過三五代的直接親屬，這些數十口到将近一百人的親緣族群，構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體。宋代開始，親緣團體擁有族産，作為照顧親人的具體福利，例如義學、養老，等等。讀書人成為一個社會群體，又能以親緣脈絡延續其地位，遂形成士據“四民”之首的優越地位。在每個縣級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稱耕讀傳家，若幹家族即可結合成為地方上的主要穩定力量，他們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見的利益集團。這種變化，确定了中古以後中國社會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變。
04
中國史研究上，所謂唐宋轉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一重大的轉變是多方面、各種條件的互動，是經過五代以後長期的演變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國的格局。回顧過去，“漢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國家體系内并不顯著。在宋代，四周同時存在幾個政權體制，雖然和典型的列國體制并不完全相同，終究還是有了爾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國本部之内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謂“漢人”。“中國”也在列國之中，被界定為一個以漢人、儒家為主的，配合佛、道來作為其本身文化的地區。若與東亞以外其他地區發展對比，歐洲的天主教會在這個時代淩駕于列國體制之上，伊斯蘭文化地區雖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領域之内以教領政，也是有一個普世性的政治系統。中國的發展，與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有其類似處，即儒家的普世價值性可以超越“中國”，可是“中國”終于失去了“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隻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沖擊，其各個教派隻能管到自己的教衆，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并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儒生是寄托在政權的體制内，朝代可以改變，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曆史的吊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适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适應的能力。
《說中國》（插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