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古代文士和官吏中，他是中國封建社會裡，唯一一個不願讓人擡轎 ，不嗜酒色财利，拒絕奢淫，也是唯一死後沒有任何遺産的宰相。他品德高尚，為人質樸節儉，好學慎思，深通經術，不以自身榮譽進退為意，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他就是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 。中國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在哲學上，王安石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政治上，王安石主張變法，想要通過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内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
但是在書法上，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所存于世的墨迹卻遭到不小的争議，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王安石的書法真迹确實傳世很少，現存公認的真迹隻有兩幅，一幅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過從帖》，一幅是上海博物館藏的《楞嚴經旨要》卷。從這兩幅真迹來看，鑒賞觀念不同，評價也就會截然相反。如果用傳統的書法藝術鑒賞眼光，或者從世俗欣賞的喜好來看，那确實很難受到推崇和喜愛。
《過從帖》紙本行書， 26×32.1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帖可看出王安石用筆卻沉穩有力，筆筆到位，其字重心一般落在右下方，穩中有勢，顯見奇古風骨。
《宣和書譜》曾談到：“荊公作行字，率多淡墨疾書，未嘗經意。”是的，在章法上王安石略顯急促率意，行筆較快，卻毫無矯柔造作的痕迹，這是作者法古而出新的重要标志，全篇字裡行間都散發着濃郁的魏晉書家風氣。
北宋王安石行書真迹《楞嚴經旨要》卷，紙本29.9×119cm，上海博物館藏。
《楞嚴經旨要》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親自校正的楞嚴經卷文字。自署"餘歸锺山，道原假楞嚴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時年六十五歲。
通篇布局有“斜風細雨”之勢，看似漫不經心，其實飄逸的韻味就在鋒毫中表露出來。字型接近楷書而稍帶行書筆意，墨色淡雅，點畫清勁，雖然行與行之間很緊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無缭亂的感覺，從中可以看出王安石退隐林泉的心态。
王安石對筆畫的安排，不論橫、豎、撇、捺，還是轉折迂回處，都蓄意突出個人特色。
此篇可歸于三點特征：一是随意，筆底自然生發，多率意而作；二是奇古，有晉宋間人的筆墨，風度俊逸，飄逸不凡，格調很高；三是獨創，不循法度，在書法淵源上難究其遵循。畢竟王安石行事非常有主見，故其書法也顯露出獨立特行的個性。
米芾曾說：“文公學楊凝式，人少知之。”黃庭堅評曰：“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就連後期南宋的朱熹和明清的一些書家也對王安石的書法有很高的評價。可見王安石的書法并不簡單，他善于撷取前人之長，融為己意，捉筆出鋒，娴熟自然，以表達他爐火純青的韻緻和性靈的流瀉。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有喜歡的，就有不喜歡的，最不缺乏的就是争議，即使王安石的書法備受像米芾、黃庭堅、朱熹甚至是蘇轼這樣的書法大家推崇，卻仍然有其他書家的不同發表看法。
葉夢得曾在《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歹字者”。意思是說王安石的字使人感覺極盡醜化、诋毀之意，居然都能把落款“石”字寫得像“歹”字，實屬不該。
據坊間傳聞，王安石曾給皇帝上奏章署名時，将自己的名字中“石”字寫成“歹”字，使皇帝看後大驚，以為王安石要起歹心，有造反之意，是以還差點被殺頭。可見王安石的字有這麼多得争議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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