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說起保羅·策蘭，稍具文學與曆史常識的人，大概都會湧起兩種感受：一是，策蘭作為德語猶太詩人，證明了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能的”；二是，策蘭的詩歌讓人迷惑、讀不懂。他既被譽為“裡爾克之後偉大的德語詩人”，也被視作“當代德語密閉式寫作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多諾語）。
保羅·策蘭（1920－1970），二戰以來影響最大的德語詩人。1960年獲德國最高文學獎畢希納獎。著有《罂粟與記憶》《語言栅欄》《無人的玫瑰》《棉線太陽》等詩集。
策蘭詩歌的難以了解，從其在世之時，就一直引發争議，時至今日，讀懂保羅·策蘭其人其詩，也似乎成為一個世紀難題。本文為評論德國文學與文化史學者沃夫岡·埃梅裡希所著《策蘭傳》的書評。
撰文｜婁燕京
《策蘭傳》，[德]沃夫岡·埃梅裡希 著，梁晶晶 譯，雅衆文化丨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
将策蘭的詩與生平打通
一次交談中，策蘭說道：“我處在與我的讀者相異的時空層面；他們隻能遠遠地解讀我，他們無法将我把握，他們握住的隻是我們之間的栅欄。”“我的讀者”指向誰？普通讀者，還是非猶太德語讀者，甚至是猶太讀者？“相異的時空層面”是指不同時代，還是作為同時代的整個二十世紀？兩者之間的“栅欄”呢？是指詩學的、形式的陌生，還是曆史的、主題的隔閡？如何了解策蘭所說的“隻能遠遠地解讀我”，又在何種意義上做到與策蘭“遠遠地”“相遇”（“這是策蘭用來描述詩歌和讀者間關系的關鍵字”）？
這一切隻有回到策蘭的詩歌與生平，在兩者的互相證成中，才會在某個特殊的時刻相遇策蘭，而策蘭研究專家沃夫岡·埃梅裡希的《策蘭傳》一書無疑提供了讓我們與策蘭相遇的機會。
不過，為策蘭作傳，在沃夫岡·埃梅裡希看來，并非是一件想當然的事情，要想了解策蘭，必須重建關于策蘭的“閱讀的倫理”。一方面，策蘭的詩作晦澀難解，無法參悟，另一方面，策蘭的生平事迹又十分隐秘，兩者之間難以直接索引，形成實證性的互補。
策蘭妻子吉賽爾·策蘭的版畫。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策蘭的生平和詩歌中又充滿了重大的個人與曆史創傷，或者用策蘭寫給朋友信中的話說：“我從未寫過一行與我之存在無關的文字，我是一個——你也看到了——現實主義者，我自己方式的現實主義者。”策蘭的詩歌中滿布策蘭的“我之存在”，但策蘭以某種方式将這些生平事件陌生化到相當程度，形成“語言栅欄”。若要與策蘭相遇，就不能将此歸結為“純粹的藝術作品”，将策蘭的詩歌與生平差別對待，不能因為策蘭的詩學方式，而對策蘭生平置之不理。《策蘭傳》一書中，閱讀策蘭的新的倫理，就在于将策蘭的詩歌與生平重新打通，在于了解策蘭詩歌中的“資訊碼”。
解讀《死亡賦格》
“資訊碼”是策蘭在畢希納文學獎獲獎緻辭《子午線》一文中反複提及的一個重要概念。按照沃夫岡·埃梅裡希的解釋，“資訊碼”有多重含義：字面意為“業已存在之物”，“是月曆上的時間說明”，“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實與資訊”，“來源于曆史、政治、文學、語言，抑或個人經曆。”這些資訊碼出現在策蘭生命和思想的某些重要時刻，而且以獨特的方式深深烙印在策蘭的詩歌文本中，它們是了解策蘭的前提，也是可以為策蘭作傳的根據。或者反過來說，在埃梅裡希那裡，由于這些資訊碼的存在，“為策蘭作傳是可能的”，那麼了解策蘭也是可能的，盡管是隔着“栅欄”與策蘭“相遇”。
《策蘭傳》的一大關鍵點，即是解密策蘭詩歌中的種種資訊碼，将策蘭的詩歌文本、生平事迹、思想狀态互相勾連，既縷述策蘭的生平細事，又結合策蘭的詩歌作思想評斷，以一種綜合的、網狀的視角呈現一個真實、客觀的保羅·策蘭。
以沃夫岡·埃梅裡希對《死亡賦格》一詩的解讀為例。《死亡賦格》作為一首“世紀之詩”，既關乎策蘭的生平，也有關策蘭的詩學。埃梅裡希一開始從寫實性角度考證了《死亡賦格》中的相關細節，通過引用諸多證詞，将《死亡賦格》解讀為“對死亡集中營中恐怖狀況的描寫”。接下來，埃梅裡希則重點解讀了《死亡賦格》中來自“文學”的資訊碼，認為該詩是“醉心于文學的詩歌，引用通篇可見。”
首先，《死亡賦格》開頭的沖突修辭法——“早年的黑奶”在前代和同時代的詩人作品中頻頻出現，在這樣的解讀背景中，埃梅裡希将此聯結到1960年代“戈爾事件”對策蘭造成的巨大困擾。同時，埃梅裡希還認為《死亡賦格》與策蘭的少年同窗伊曼紐爾·魏斯葛拉斯的《他》一詩在諸多層面有“驚人的相似性”，借此延伸出兩位詩人的早年交誼往事。
其次，由于兩人在詩歌觀念上的偏差，埃梅裡希認為，《死亡賦格》也是針對《他》的一首“論戰詩”。而策蘭所挑戰的對象，不隻是少年同窗，也是“在文學上對德意志傳統的一種嚴厲清算”。在埃梅裡希的分析中，《死亡賦格》對衆多德意志傳統如比喻、韻律的“不現形引用”，賦予了該詩“唯一的主題”，“即德國人雙重的大師氣質——藝術上的和殺戮中的。”
再次，與德意志傳統一起出現在《死亡賦格》中的，還有猶太傳統，這意味着“曾經相信德意志—猶太共存體的”策蘭，“開始重新走近他的猶太民族”，“在歐洲猶太人遭到毀傷的一刻”。
保羅·策蘭在閱讀中。
《死亡賦格》隐含了諸多生平與文學的資訊碼，埃梅裡希通過細緻解密，勾連出策蘭的前塵往事。
不過，關于《死亡賦格》的解讀并未就此結束，因為它“保留了一種迷人的美感、一種音樂上的魅力、一種近乎神秘的魔力”，這直接導緻了《死亡賦格》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被誤讀的情狀。
彼時的評論家們紛紛将此詩音樂上的和諧性看作對奧斯維辛的“克服”，一種閱讀上的享受和主題上的被純化，而策蘭在德國“四七社”的聚會上激昂地朗誦《死亡賦格》時，甚至被嘲笑成“念詩的樣子就像戈培爾”。策蘭自然越來越恐怖地意識到這些危險，幹脆坦言：“被說得太多的《死亡賦格》簡直成了口水歌，我再也不會進行那樣的合奏。”是以，在《策蘭傳》中，《死亡賦格》本身成為一個資訊碼，代表着策蘭生平與創作的某個“轉點”，詩人在此之後，“似乎已完全無法忍受自己原有的寫作方式”，那“來自沉默的見證”、詩歌的不可能性、對語言的不信任，逐漸攫取了詩人的表達心智，最終在策蘭的生命後期，詩歌語言不斷崩塌、瓦解，蛻變為“無人的玫瑰”（策蘭詩集名）。
隻有尊重詩的陌生性，
才有權閱讀它們
埃梅裡希對《死亡賦格》的追蹤解讀，展現出《策蘭傳》一書的寫作基點：尊重策蘭的原意，将策蘭的詩歌在閱讀中“當作完全現實的、立于時代之中的文字”，“尊重他的生命經曆，那令人精神狂亂而激憤的生命曆史”，通過對諸多資訊碼的穿插解讀、巧妙編織，讓策蘭的詩與人扭結一體，真誠地展現策蘭的一生。
《策蘭傳》資料翔實、叙事準确，策蘭生命史上衆所周知的一些事件，如克雷爾·戈爾的抄襲指控、與海德格爾的會面、最終的溺水而亡等等，都得到細緻簡潔的描述，其中暗含的一些“資訊碼”也被一一揭示。
不止于此，《策蘭傳》也呈現了一個更加多面的策蘭。比如，策蘭并非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在“二戰”結束後的布加勒斯特，策蘭“會笑，會玩樂”，“享受着愛情”，有一大串的女友，喜歡與朋友在通信中玩文字遊戲，并樂此不疲。
再比如，策蘭也有熱血澎湃的一面，與共産革命之間有着複雜的關系。“策蘭将‘帶有道德宗教印記的社會主義’作為自身信仰”，堅信“革命是‘别樣的開始、下層的起義、造物的奮起——一次簡直是宇宙性的徹底變革’”，被朋友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傷心人”。1968年的巴黎學運期間，策蘭也曾情緒高漲，在大街上與人手挽着手，“同大家一起激昂地高唱着國際歌”。二十世紀的衆多革命瞬間，總是會激起策蘭“共産主義者的舊日情懷”。
然而，盡管策蘭生命和文本中許多隐藏的内容被“破解”、被展現，策蘭其人其詩就會被讀者真正了解嗎？對種種“資訊碼”的破譯與策蘭所說的“隻能遠遠地解讀我”構成了何種關系？對策蘭來說，與自己的讀者，尤其是非猶太人德語讀者之間“被一道深壑隔離”，創傷曆史無法将心比心地以語言的方式共享，因而語言隻能“被表現為一種障礙”，因為一旦讀懂作品，便會産生與犧牲者和解的幻覺。是以，埃梅裡希也為《策蘭傳》的寫作設定了一條底線——“作為策蘭詩歌的讀者，隻有尊重詩作的陌生性，才有權閱讀它們。”
無論《策蘭傳》解讀多少策蘭的“資訊碼”，也隻是“遠遠地解讀”，埃梅裡希始終意識到讀者與策蘭之間的那一道“栅欄”，這“栅欄”宿命般地存在，無法移除，不能跨越，它就是與策蘭“相遇”的方式本身。或者說，隻有隔着栅欄，我們才能與策蘭“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