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偉民
來源：“江漢考古”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獲得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湖南澧縣雞叫城聚落群布局圖（圖源：“文博中國”微信公衆号）
前 言
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的認識與研究，大體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前，重點在辨析考古學的文化性質，建構文化序列。當時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認為，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經過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湖北龍山文化）幾個文化發展時期。第二階段是八十年代末以後，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大力開展，發掘了不少新遺址，也發現了不少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這些陸續發現的新遺存的年代看起來都比大溪文化早，如湖南發掘的皂市遺址，在其下層就發現了新遺存。彭頭山遺址的發掘還發現了比皂市下層更早的遺存。湖北的城背溪、枝城北等遺址也發現了遠早于大溪文化的遺存。學術界明顯感覺到，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的軸線會要大大向前延長。是以，大約從九十年代中葉開始，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序列就已經被重新認識，這個序列是：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湯家崗文化· 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區—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是在這個時期，學術界認識到江漢平原漢水以東的新石器文化譜系的源頭和漢水以西及洞庭湖區存在差别，可能來自另外的譜系。後來，經過相關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漢東地區發現了邊畈文化和油子嶺文化遺存。進而，有學者提出長江中遊地區實際上存在以二進制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結構。以漢水為界，北、東地區是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江漢平原漢水以西和洞庭湖地區，是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又過去二十多年，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文化相關問題的認知，本文試做簡要梳理，并就相關問題進行讨論。
一、文化程序中的多元與一進制
截止目前，長江中遊具有考古學文化明确時空特征的最早新石器文化仍然還是彭頭山文化。固然，彭頭山文化之前，有一些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存，如湘南地區存在以玉蟾岩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有陶器、磨制石器，也出現了水稻，被認為是新石器文化的早期階段。同時，在澧陽平原也發現了比彭頭山文化遺存更早一些的遺存，如臨澧華垱遺址、澧縣宋家崗遺址也發現了距今年代超過1萬年的陶片，陶片特征與彭頭山文化相似。同時，澧陽平原舊石器時代末期的石器特征與彭頭山文化石器形态亦有明确的承繼關系。湘南玉蟾岩一類新石器早期遺存與南嶺地區同時期遺存有明确關聯，理應納入“南嶺中心帶”文化體系。南嶺地區特别是以桂東北甑皮岩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與彭頭山文化有一定的關系。華垱一類遺存目前的情況尚不清楚。
由此，我們大緻了解到彭頭山文化的發生，或許是在本土舊石器文化末期的基礎上，受到南嶺地區文化的影響；或是南嶺中心帶的甑皮岩·玉蟾岩一類遺存文化因素向北輻射，導緻澧陽平原出現了彭頭山文化。随着發掘的進展和研究的持續，我們對其文化特征、聚落特點等已大體了解，對其覆寫範圍和分布地域、曆時性變化過程，也有所了解和認識。據研究，彭頭山文化中晚期，其文化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一支向北發展，産生了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的出現，或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其中的主體因素當是來自于澧陽平原的彭頭山文化。其發展的過程中，來自淮河上遊的賈湖文化對長江中遊産生了明顯影響，陶器特征上可看到城背溪文化有典型賈湖文化的因素（圖一）。是以，有理由認為城背溪文化所處長江沿岸，它的産生和發展有來自彭頭山文化和賈湖文化南北二進制文化因素的影響。
淮河上遊屬于廣義的中原地區，中原地區對長江中遊的作用，在賈湖文化時期表現得較為明顯，但是在這之後似乎減弱。恰在此時，另外一個區域對長江中遊産生了影響，這個區域是長江下遊。甚至，彭頭山文化的解體，彭頭山文化向皂市下層文化的過渡和轉變都可能與長江下遊有關。彭頭山文化向新文化過渡時期新出現了一些文化因素，最明顯者是新出現了圈足器，而圈足器不是彭頭山文化的傳統，即使将其納入彭頭山文化，也隻能算是外來因素。圈足器卻是長江下遊上山—跨湖橋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長江中遊由彭頭山文化向皂市下層文化過渡的時候，圈足器正好出現。洞庭湖東岸的黃家園遺址出現圈足器，其不遠的塗家台遺址和墳山堡遺址也出現了圈足器，長江沿岸的城背溪等也出現圈足器，澧縣魯家山遺址出現不少長江下遊的因素。意味着彭頭山文化的末期，或城背溪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來自長江下遊的文化因素對長江中遊産生了作用，最後導緻這裡的文化發生變遷（圖二）。而來自于北邊的賈湖文化隻是文化因素影響的作用，并沒有導緻彭頭山文化裂變，真正導緻彭頭山文化解體的力量來自于長江下遊。有的學者認為長江下遊的文化因素對長江中遊影響非常之大，不僅波及兩湖平原，甚至還遠涉山地河谷，在沅水中上遊地區催生了高廟文化。總之，大約是在距今7600年前後，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乃是因為外文化因素對這裡産生了影響。長江下遊文化因素對長江中遊産生影響的結果是導緻了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距今10000多年來的整體格局發生了變遷，從此，圈足盤成為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的重要因素。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變遷，既有内部的變化過程，也有來自于外部文化因素的影響，至于大小與強弱，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表明，文化變遷的動力，絕非一進制複始，而是多元更新。
皂市下層文化時期長江中遊出現了多支文化并存的格局。在長江以南地區主要是高廟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長江沿岸或者江漢地區主要是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峽江沿岸，不過漢東地區似乎也有分布，如天門土城遺址下層，黃岡地區的謝家墩後崗等地點，都發現了類似城背溪文化的陶片，意味着城背溪文化在江漢地區已有大範圍分布。前文已述，圈足器的出現導緻彭頭山文化解體，繼而出現皂市下層文化與城背溪文化。亦即彭頭山文化的主體因素是被這二支文化繼承。但是，地處沅水中上遊地區的高廟文化，卻是與上述二支文化有明顯差異。其陶器上的紋飾、生業形态等都與城背溪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判然有别。進一步分析還發現，高廟文化不僅分布于沅水中上遊地區，湘江流域中上遊地區也同樣有分布。換言之，在原來彭頭山文化分布的大學營，即彭頭山文化的分布範圍裡，後繼者是皂市下層文化。如果追根溯源，彭頭山文化在其發展的中晚期分别受到賈湖文化和上山文化的影響，城背溪文化與皂市下層文化大體當是彭頭山一進制體系受外來文化影響而出現。高廟文化是否也是這個體系之下發生，卻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固然，高廟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有彭頭山文化的影子，它與皂市下層文化或城背溪文化雖說不是同一性質的文化，但在不少陶器形态上還是有一定相似性。當然，也不排除可能來自長江下遊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的影響。此外，高廟文化的很多因素與廣西東北部以甑皮岩為代表的一類遺存也有很多關聯性。比如甑皮岩第五期文化遺存的不少因素在高廟文化出現。甑皮岩第五期文化遺存中的一些因素，也與桂陽千家坪遺址文化遺存中的某些因素相似（圖三）。前述彭頭山文化的源頭可能與廣西東北部以甑皮岩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有關聯，高廟文化中這種文化因素的關聯再一次展現，意味着南嶺地區文化對長江中遊産生影響的過程，從彭頭山文化一直延續到了高廟文化産生與發展的階段。高廟文化的分布範圍，正處在南嶺地區向兩湖平原過渡的中間地帶，同時表明長江中遊距今7600~7000年之間确實存在二進制結構的文化體系，這種二進制結構就是以高廟文化為代表的南方體系和以城背溪·皂市下層文化為代表的北方體系。當然，這個“南北”隻是相對于長江中遊本區域内的南部和北部兩個區域空間而言的，至于這兩個空間的内部是否還存在更小的小區域差異，情況并不清楚。
距今7000年前後，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二進制結構格局又有了新的變化。原來的高廟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層文化陸續解體，新出現四支主要的考古學文化，即分布于洞庭湖及其周邊的湯家崗文化、分布于峽江地區的柳林溪文化、分布于漢東地區的邊畈文化和分布于漢水中遊的下王崗一期文化。湯家崗文化是皂市下層文化受到高廟文化的沖擊和影響而出現的，它的很多因素都繼承了高廟文化的傳統，尤其是印紋白陶，陶器上的紋飾圖像，乃是高廟文化的傳統（圖四）。柳林溪文化是在原來城背溪文化的基礎出現的，當然也受到三峽地區楠木園文化的影響。柳林溪文化中還有另外一些外來因素：戳印紋圜底釜、篦點紋折腹碗等來自湯家崗文化；平底缽、深腹缽來自老官台文化李家村類型；其刻畫符号或與黃淮地區有關，刻畫符号最先出于賈湖文化，後來也在雙墩文化出現，柳林溪文化的刻畫符号似乎不能說與此無關。漢水中遊的下王崗一期文化被認為是棗園文化的地方類型，受賈湖文化影響而産生。漢東地區的邊畈文化則是在中原黃淮地區文化的影響下而産生。中原地區、淮河中上遊、南陽地區距今7000年前後，鼎文化都較為發達。八裡崗一期、下王崗一期等遺存都存在相當多的鼎，邊畈文化受上述文化的影響，其以鼎、亞腰形器座為特征的紅陶系器物群，多是來自于上述地區。
在絕對年代上，湯家崗文化、柳林溪文化、邊畈文化、下王崗一期文化都在距今7000~6300年左右。在這個年代範圍内，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明顯的是多樣性的，還沒有成達一體化。這個多元，仍然是南北二進制結構體系。即以湯家崗文化·柳林溪文化為代表的南方體系和以邊畈文化·下王崗一期文化為代表的北方體系。北方系統以鼎為特征，南方系統以釜、圈足盤為特征。
距今6300年以後，長江中遊的文化格局又迎來了一次新的重組。長江中遊的西南片區（南方系統)，原來湯家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分布範圍裡，産生了大溪文化。長江中遊的東北片區（北方系統）則是在稍晚出現了另外的考古學文化——紅陶系油子嶺文化。與此同時，東南片區的湘江流域則出現了不同于大溪文化的新的考古學文化——堆子嶺文化。漢水中遊是仰韶文化（西陰文化）分布區（圖五）。
大溪文化是在湯家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基礎上産生的，它主體吸收湯家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因素的同時，也接受了外來文化的因素。圈足盤和釜是明顯的原有本地文化因素傳統，但是大溪文化一期也出現了三足缽、折腹亞腰器座、矮領廣肩罐、假圈足碗等新因素的器物。這些因素大體來自長江中遊的北邊和東邊。如下王崗一期就有亞腰形器座、矮領廣肩罐。淮河流域則是假圈足碗、三足缽流行的地區，如雙墩遺址、侯家寨遺址、龍虬莊遺址等，均有這類器物存在，大溪文化的這些因素極有可能是來自于上述地區。大溪文化産生與發展過程中，還持續不斷地受到北方和東方文化因素的影響。比如洞庭湖地區大溪文化二期出現單耳杯、圈足罐、高圈足豆，也出現了璜、玦、墜類的玉器。這些因素與皖江及長江下遊黃鳝嘴、北陰陽營、崧澤等東方文化有明顯的關系。
漢東地區邊畈文化解體後，這裡是一批以紅陶系為主體的文化遺存。漢水下遊的武漢地區，以面前畈、鐵門坎等遺存為代表。漢東地區則是以屈家嶺第三次發掘第一期、油子嶺一期一組、譚家嶺一期、龍嘴一組遺存為代表。目前學術界對于這類遺存還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這類遺存是油子嶺文化，而有的人認為這類遺存是漢水以西的大溪文化東擴的結果，是以這類遺存的性質是大溪文化。總之，對它的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由于受發掘資料的限制，其文化特征還不太明顯。希望将來有更多的發掘成果，以期更好認識這一批以紅陶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從紅陶系遺存向油子嶺文化過渡，相關遺存亦有發現，并以油子嶺一期二組、龍嘴二組、六合一期為代表。該類遺存在器物形态上已經具有油子嶺文化特征，雖仍以紅陶為主，但灰、黑陶數量已占較大比例。油子嶺文化的黑陶系遺存疊壓于前述紅陶系遺存的地層之上，屈家嶺第二次發掘的早期遺存及第三次發掘的第二、三期遺存、譚家嶺遺址第三期、油子嶺遺址第二期、六合遺址乙類遺存等均屬于此類。這是一批以鼎、曲腹杯、簋、豆為代表的器物群，它的發展有由紅、灰陶向黑陶演進的過程。出現的時間大體在距今5700年左右，相當于澧陽平原與峽江地區大溪文化第二期以後。此時長江中遊的東南部即湘東北、東南為代表的區域，仍然是堆子嶺文化。堆子嶺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域是湘江流域中下遊、資水下遊、沅水故道以南地區，典型遺址有湘潭堆子嶺、湘陰青山、嶽陽道人矶、臨湘的托壩。還有資水下遊的蔡家園、玉竹包、黃土壩等遺址。堆子嶺文化與大溪文化的分界線是在沅水故道的南側。近年在漢壽馬欄嘴、老墳山等遺址均發現了明确屬于堆子嶺文化的遺存。漢水中遊和南陽盆地，此時仍為仰韶文化所占據，學界也有稱為朱家台文化。另外，在随棗走廊還存在一支以雕龍碑二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由此看來，大溪文化時期長江中遊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考古學文化共同體，仍分空間、分流域地分布着多樣性的考古學文化。當然，這些區域間文化共同體的人們并非沒有交流，相反，他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比如堆子嶺文化持續受到大溪文化的影響，大溪文化在其中晚期也出現陶鼎，應是受到堆子嶺文化的影響。堆子嶺文化和漢東地區的紅陶系遺存也有交流，漢水中遊的仰韶文化同樣與大溪文化存在明顯交流。漢東紅陶系油子嶺文化遺存還受到了漢水中遊、長江下遊和淮河流域文化的多重影響。
二、從多樣到一體
長江中遊距今5700年左右的多支考古學文化中，漢東地區的油子嶺文化表現得最為活躍。油子嶺文化的産生本身就是多元的，它産生以後不久，自身發生了明顯的特征變化，這個變化就是由紅陶系變為黑陶系，意味着陶器的生産與制作——新石器時代的工業技術體系發生了變化。由紅陶向黑陶系演變過程中出現的先進生産工藝，帶動各方面的發展，進而顯示出油子嶺文化的蓬勃朝氣。于是，以黑陶系為特征，以鼎、豆、壺、簋、曲腹杯為組合的陶禮器，建構出油子嶺文化物質與精神特征，其一經産生，即以非常明顯的優勢，強勢向外傳播擴散。距今5500年前後，越過漢水向西擴張，越過長江向南擴張，遂使原來大溪文化的地方，悉為油子嶺文化所占領。漢水下遊和鄂東地區也在此時也盡顯油子嶺文化之風。是以，包括江漢平原、鄂東大部、鄂西峽江、洞庭湖周邊這些區域——狹義上的兩湖地區，出現了清一色的油子嶺文化，意味着單一的文化共同體首次在長江中遊出現，油子嶺文化第一次實作了長江中遊的一體化。當然，即便如此，仍然不排除在這個文化共同體的外圍有其他文化的存在，也不排除油子嶺文化共同體内部還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但這都不能改變其整合兩湖中心地區文化與社會的客觀事實。
經過油子嶺文化整合之後，長江中遊迎來了屈家嶺時代。屈家嶺文化是在油子嶺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主體繼承了油子嶺文化的因素。在多個重要遺址如城頭山、劃城崗、車轱山、石家河、屈家嶺等明顯可以看到油子嶺文化為屈家嶺文化所繼承，各小區域還自帶本區域的特征。雖有這些地方特征的存在，雖然在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還受到了外圍一些文化，如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某些影響，但屈家嶺文化的整體風格卻是高度一緻，無論将屈家嶺文化劃為多少個地方類型，其文化的整體性特征是相統一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屈家嶺文化時代的長江中遊從文化上是達成了統一的。從文化譜系上看，從油子嶺文化到屈家嶺文化，也是同一個文化譜系。如此則可大緻确定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長江中遊在文化上主體呈現的是一進制文化結構，從油子嶺文化整合開始，到屈家嶺文化時期，長江中遊完成了從多樣到一體的轉變。屈家嶺文化的分布地域範圍比油子嶺文化有明顯擴大。向西，進入三峽峽區抵達渝東，向南，溯沅水而上進入沅水中遊地區，向東越過大别山進入豫南，向北則直抵黃河沿岸。成為地跨長江淮河而北抵黃河的一支強勢考古學文化，擁有廣域的分布範圍和鮮明的文化特征，長江中遊也由此進入了屈家嶺時代。
屈家嶺文化另一個特點是它的擴張性，在其發達和強盛時期揮師北上，占據了黃河以南、淮河中上遊地區的大片區域，它的因素甚至影響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勢力範圍。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廣域空間裡，屈家嶺文化是不是保持它的高度一緻呢？經分析，各個區域還是存在着一些明顯的差異。比如洞庭湖一帶屈家嶺文化更多的是受到這個區域的油子嶺文化傳統類型的影響，鼎、豆、壺形器發達。漢東地區則更多的是受該地油子嶺文化區域因素的影響，鼎、碗、豆、罐、壺、薄胎彩陶杯、彩陶紡輪特色鮮明。當然還存在其他的區域差異，相關屈家嶺文化類型的研究已經就這個問題分析得很透徹了，此不贅述。最新考古發現，漢水仍舊是一條很重要的文化分界線。漢東地區如屈家嶺、石家河等遺址的文化特征一緻，但漢水以西就存在差異。城河遺址的墓葬就顯示了這種情況，這裡一批随葬器物的形态特征似乎更接近距離較遠的長江以南走馬嶺、城頭山同時期墓葬随葬器物，反而與距離較近而與漢水相隔的鄧家灣、肖家屋脊遺址的屈家嶺文化墓葬差别明顯。此中有深意，需仔細琢磨背後的原因。不過，城河遺址出土的某類特殊器物更接近石家河地區，比如筒形器、四耳器，這些可能極具宗教特征的器物，城河、屈家嶺、石家河高度一緻，而在長江南岸的屈家嶺文化遺存裡基本不見。
三、文化、古城與古國
屈家嶺時代一個最明顯的特點是它的城，目前長江中遊地區已經發現屈家嶺文化城址20座（圖六）。這些城的建造年代，有的是屈家嶺文化早期，也有的是屈家嶺文化中晚期，說明這些城的建造和使用有先後，也有共存。毋容置疑屈家嶺時代長江中遊的社會組織顯然已經進入複雜社會，但其具體如何定義，則還有難度。是一統江湖的古國，還是并存而互不統屬的小邦？此外，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厘清：屈家嶺文化時期長江中遊同時存在着數十座古城到底是什麼關系？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城獨大，其它的城是否都要從屬于這座中心城，而受其控制？簡言之，這些城之間是否已經形成了某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統屬關系？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的考古學的研究，包括陶器的類型學相對年代，甚至絕對年代如碳十四測量，還沒辦法精确到100年以内。即便以百年為計的話，完全有可能一群人在100年内的前10年和後10年分别築兩座城，那麼，先後相差90年的兩座城，在研究者的視野裡就可能變成了同時期的城。此外，這幾十座城到底對應着一群人？幾群人還是幾十群人？即這些城是否還需要分組，組内的城有多少，是先後還是同時？組與組之間是先後還是同時？等等這些問題，目前的考古工作還精細化不到這樣的程度。換個角度推測一下，假設屈家嶺時代長江中遊實際上存在着好幾支不同的人群，他們以某種方式而共存，那麼長江中遊就有可能形成A、B、C三種或者說多種人們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之間可能結成松散的聯盟，共同體内部則形成高度的統一。A、B、C三個共同體可能先後築城。每一個共同體的王，則可能帶領族衆在幾個地方先後築城。如此一來，還有的選項是：長江中遊的這幾十座城，可能是一支或幾支人群先後相繼而築；也可能是幾支人群先後同時而築。早期國家遷都是常事，先商、早商曾經多次遷都，也多次築城。早期楚國遷都也非常頻繁。那麼長江中遊的屈家嶺文化時期，是否各個人們共同體也可能由他們的“王”或“酋長”率領而多次“遷都”築城呢？或者說，目前長江中遊的這些城可否就是一支或數支族群多次遷徙而“都居”的結果呢？因為這種“遷都”完全有可能是受到各種内外因素影響，包括内部控制、調節、防禦、外來力量進攻、洪水等，都可能導緻頻繁遷都。個中緣由，還不能完全弄明白。
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嶺文化發展的産物，它全面繼承了屈家嶺文化的傳統，并進一步發揚光大。石家河文化時期是長江中遊文化鼎盛時期，以澧陽平原聚落遺址而言，石家河文化遺址數量數倍于屈家嶺文化，江漢平原大體也是如此。石家河文化的分布範圍在維持屈家嶺文化分布區域的基礎上有所擴大。石家河文化在湖南的分布還越過了洞庭湖南岸，達到湘江中遊的湘潭、株洲地區。在湖北，則分布到鄂東南而形成堯家林類型，鄂東北越過大别山到達駐馬店一帶。
考察石家河文化時代的文化，不得不重點關注石家河城，從油子嶺文化到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這裡一直是長江中遊面積最大的城。在研究者視野裡，它是長江中遊新石器晚期的中心。但是，中心如何确定？面積是否是定義中心标準的必要條件，還需具體分析。如果石家河是長江中遊之中心，則不僅僅意味着其文化領先，也應有其它方面的領先，不僅僅是領頭羊的作用，還應有号令群城的作用。要研究這個問題，長江下遊或許可以參照。長江下遊良渚文化時期，環太湖地區已經形成了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良渚古城成了名副其實的王之都邑所在地，其它各良渚文化分布區域次級聚落中心與良渚古城的關系類似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種情況是不是在長江中遊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也同樣存在呢？目前來看，石家河古城在群城之中顯然具有最高等級。所謂最高等級，自然要以城的面積為基礎，這項名額定是不能缺失的。此外是特殊遺存，經觀察，有不少特殊遺物與遺迹率先出現于石家河古城，如筒形器、四耳器、彩陶紡輪、蛋殼彩陶杯、陶塑動物、紅陶杯堆積、帶刻畫符号的套缸等，這些遺存以石家河古城發現最早，數量最多，形态也最豐富典型。很多都并不屬于日常生活所用，而應該是具有宗教和觀念的表征物。這些在石家河古城普遍發現的遺存在其它城址裡隻是少量出現，或偶爾出現。這不是機率問題，而是現實的反映。與長江下遊不同的是，長江中遊不同于良渚文化以玉琮、玉钺來定卑尊，或是以某種特殊形态的人工遺存來表征其背後的政治文化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長江中遊已然形成了以石家河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共同體，文化的統一性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高峰。
結 語
總體考察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文化程序，既是不斷吸收外來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統一的過程，也是統一文化共同體内部各區域互動交流的過程。從該地區文化發展的曆史來看，本區域曆來是一個開放的地區，其考古學文化也是在内外文化交流融合碰撞的過程中産生和發展的。是以，長江中遊的史前文化曆史傳統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在發展過程中，南北二進制結構特征是較為明顯的。南北二進制，也正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結構，從史前時期到曆史時期，正是以這樣的二進制結構為出發點，創新出華夏文明的多元一體結構，才呈現出中華文化恒久的生命活力。
石家河古城繁榮階段，也是長江中遊史前文化與社會高度發達和鼎盛階段。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長江中遊，在史前中國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所覆寫的範圍和區域遼闊，它所創造的文化先進，很多的文化因素都為後世所繼承。它所創造的城壕體系，對中國古代城池和城市文明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代的稻作農業出現了像雞叫城那樣的耕作片區，在農業灌溉、園田化建設方面締造了一座豐碑。最近在雞叫城遺址發現的木結建構築，其空間布局、營造方法、榫卯結構等特征與後世的中國傳統建築有極其深厚的淵源，這是長江中遊史前文化對于中華文化的貢獻。在這樣的基礎上，中華文化由多元到一體，才形成了5000多年中華文明不間斷的延續發展，也由此鑄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輝煌的曆史程序。
作者機關：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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