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鎮說》——赓續中國式傳奇與傳神的鄉野小說

□李桂奎

逄春階是我大學期間的同窗同桌摯友，彼此知根知底，投合相得。其為人也，貌寝而多情。樂和時，常咧嘴呲牙，眉開眼笑；傷情處，經常會淚飛頓作傾盆雨。其為文也，以好“說”著名，妙語如珠，作品活脫可讀。從在《大衆日報》開設“小逄觀星”文藝評論專欄，點評明星故事，赢得粉絲若幹，到近年“老逄說故鄉”，醉心演說生活在芝鎮祖祖輩輩的故事，如此說來說去，已說了大半生。這裡推出的《芝鎮說》是一部“姑妄言之姑聽之”的小說，主要根據鄉裡之傳聞而成，加上春階本人目睹耳聞的所動所感，演義百年家族之興衰際遇，以及千裡故鄉之風雲變幻。該小說先是在報紙《農村大衆》連載，并轉載于各大媒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讀者。而今，在應濟南出版社之約結集出版之際，我特為小序于前，既為傳達作者創作意圖，與特立獨行的作者對話交流，又提供一份閱讀指南，試圖給廣大讀者閱讀以引導，頗有傳承古人所謂“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之意。

首先，《芝鎮說》富有野味，是一部洋溢着民風民俗的鄉野小說。

《芝鎮說》有何特色？一言以蔽之曰：野。鄉野中富含民間智慧，可以給予流失的文化以滋補。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在孔老夫子看來，禮儀文化一旦流失于上層社會，就需到民間去尋找填補。明清時期，王世貞等文壇名流又有所謂的“史失則求諸野”之說。在他們看來，作為鏡子的正史一旦失效，也隻能向民間去尋求補救。再說，古人早已把小說視為“稗官野史”了。可見，小說天生與野性、野味有着不解之緣。基于這一文化傳統，逄春階在《芝鎮說》中抓住“野”字做文章，充分張揚以“鄉野”為主的民間世俗社會的生機活力，是充分利用了小說這一文體的優勢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野”有其特殊地位。其本意為“野外”“荒野”，由土地及地上的樹木構成。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曰：“野，郊外也。”引申開來，“野”字又有“野性”“野蠻”“粗野”等意味，滿含原始生命力以及草根文化氣息。

在中外文化傳統中，“野”與“酒”仿佛孿生兄弟，彼此成就着對方。可以說，中國式的“醉态思維”“醉态形象”以及相應的酒氣豪情，與西方尼采所命名的“酒神精神”遙相呼應。在中國，“野”不僅滿含某種西方式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而且還常染上本土的天地壯氣和人類自身的狂飙突進。就齊魯文化而言，它除了溫文儒雅的一面，還另有一種野性氣度和風韻。生活于這片神聖土地上的小說家常常不缺乏酒神精神的蓄積和野性的生發。其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就善于拿“酒”做文章，且不說其《酒國》是在借酒場說官場，就是其他一些小說也多善于借酒事叙說人情世态。被改編為電影的《紅高粱》更是憑着一曲“喝了咱的酒”，唱得蕩氣回腸，豪情萬丈，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階與莫言先生是山東濰坊老鄉，亦師亦友。他們皆天性好酒，又都善于在創作中談酒論醉，分别在小說創作中傳達出當地人的嗜酒情懷以及粗豪的鄉土精神。總體看，《芝鎮說》叙述國事與家事，以酒氣與醉态點綴，既得天獨厚，又能别出心裁。

更出彩的是，《芝鎮說》生動鮮活地傳達了傳統酒文化下的鄉俗民情，并進而對民族的精神心靈，對社會的風俗民情有着較好的傳達。既然“酒”被視為一種愛物，待客自然少不了酒。盛情的待客之道既是傳統酒文化縮影，也演化為某些鄉裡風俗。為表盛情，營造其樂融融的熱鬧氛圍，主人總是千方百計地勸客，故有“喝酒望人醉”之說。這在年年歲歲鄉情四溢的芝鎮更是蔚然成風。如，小說津津樂道地叙述芝南村有個“悠筐擡醉漢”的風俗。公冶德鴻的大嫂說這風俗是芝裡老人發明的，當然她是聽她嫲嫲說的。具體情景是，上新麥子墳，“芝裡老人請自己的叔伯兄弟七個聚在一起，擺開場大喝，那是祭祖酒，也是豐收酒。加上芝裡老人，一共兄弟八個按年齡大小，找準自己的位置坐下，吆五喝六，開喝。劃拳、猜枚、壓指……一喝就喝高了。他的七個兄弟都喝得站不起來。芝裡老人吩咐，找來七個悠筐，把兄弟七個裝在筐裡，一個一個擡回家去。從那以後，誰家設酒局，門口就擺着悠筐。事先把悠筐打掃幹淨，裡面鋪着油氈紙，等着往家擡醉漢。”如此場景叙述，既讓人忍俊不禁，又理在其中，妙趣橫生。

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由于酒是糧食釀制的，因而老百姓特别愛惜。尤其是在那個缺糧少食的年代，人們更是倍感“吃了不疼撒了疼”。小說有一段文字寫年少的公冶德鴻與爹爹換酒回來，不小心滑倒冰上，酒從壇子灑出，爹不僅自己“立即趴下，兩手支着身子，下巴貼着冰面，屁股撅撅着，在冰上吸溜吸溜地舔”，而且還喝令年少無知的兒子：“你這個小死屍，還不快趴下喝，還等酒肴啊！”如此情景，真是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感到心酸。盡管作者沒用“玉蟻”“玉醅”“玉酒”“玉醞”“玉醑”“玉液”“玉液金波”“玉液瓊漿玉人杯”“玉漿”“玉膏”“玉瀝”“玉西東”“玉東西”“玉尊”“玉觞”“玉醴”“玉髓”等“玉”字打頭的字詞和“芳醁”“芳蟻”“芳醪”“芳醑”“芳樽”“芳醴”以及“金漿玉液”等“芳”字當頭的貴物品的詞來形容酒的珍貴，但從這個細節，我們可以看到，樸素的父子二人是如何以實際行動視酒為愛物，不舍得浪費點滴的。

當然，在這部小說中，醉态描繪并非為獵奇而作，它是與關于人物的野性傳達結合在一起的。尤其是開篇第一章《芝鎮醉景》，真是一幅幅酒氣四散的底層風情畫。閱讀中，我們會被每一個煥發着活力的傳奇故事和創新力的人物所感動和震撼。

另外，《芝鎮說》文筆活潑，用語樸實，散發着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作者在大量運用方言土語的同時，還不時地運用了不少俗稱，如将枸杞稱為“狗奶子”，将灰塵稱為“醭土”等等，并在叙事流程中予以簡要解釋，增加了鄉土親和力。至于所叙鄉情風俗、名物器具以及方言口語，更是百般考究，同樣令人感到信實而親切。

其次，《芝鎮說》叙述公冶家族命運，富有傳奇色彩和傳神風韻。

中華大地的廣大鄉野，散落着千家萬戶，形成不同的家族群體，而各個家族的命運又與整個國家的、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每個名門望族往往都會經曆災難劫難考驗，經過血雨腥風的鍛造，有各自不同的興衰際遇、起落沉浮。因而，高明的小說家在寫家國天下時，常常聚焦于家族。家族小說古已有之，諸如《金瓶梅》、《歧路燈》、《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等，已不絕如縷。至現當代，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等更是紛至沓來，令家族小說家園蓬荜生輝。

生存、災難與活着，是家族小說的千古詠歎調。且不說餘華曾經直接以《活着》為題，寫大時代背景下徐福貴經過社會變革的人生以及其家庭屢遭苦難的命運，就是陳忠實的《白鹿原》也以寫白鹿原上白、鹿兩大家族見勝。其中，白嘉軒的大兒子白孝文在堕落過程中，多次發出“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等感歎。說到家族淚潸然，容易撥動心弦。無論傳達怎樣的精神，小說家在家族書寫上總會顯得一往情深。記得小說家王安憶曾說過：“沒有家族神話，我們都成了孤兒，栖栖惶惶。我們生命的一頭隐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另一頭隐在迷霧中。在那黑暗當中，尚有着一線遊離的光明，那便是母親的姓氏。”家族之于每一個個體人生，其意義可謂大矣！正是帶着如此情懷，王安憶推出了其深情的自傳式小說《紀實與虛構》。這部小說運用交叉的形式輪番叙述兩套政策，既梳理了帶有生命性質的家族的“樹”一般的曆史縱向關系，又橫向鋪展了“水波”般的帶有人生性質的社會橫向關系。逄春階的《芝鎮說》生發生長于以往古今家族小說豐厚的土壤之上，尤其是在公冶家族叙事中某種程度上采取了許多家族小說的為文經驗和行文政策。其中，既包含着有意的吸取，也隐含着無意的不謀而合。

讀《芝鎮說》，你會覺得其中不乏莫言小說關于家族叙事的影子在。衆所熟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接二連三地講述了富有生命力的紅高粱家族故事，其中“我爺爺奶奶”的故事，既飽含感天動地的豪邁和野性，又不免存在幾分愚昧和殘酷。作為第一人稱叙述者的“我”似乎擁有一種“戀祖”情結。有論者指出：“在某種意義上，家族史被抽取出來，置換成一場浪漫的民間傳奇故事，正史與野史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進而完成了當代文學從啟蒙到反啟蒙的書寫……在莫言這裡，國家話語/家族命運、正史/野史、家族文化/當代政治、性/愛卻被非常完美地融于一體，也完成了當代家族小說的一個奇迹。”在這方面，《芝鎮說》可謂接踵而至。

《芝鎮說》将芝鎮公冶家族的祖上附會為公冶長，大有深意。衆所周知，公冶長是孔子女婿，懂百鳥語。在春階筆下，他是一個呵護着公冶家族的幽靈，其是是非非又成為公冶家族的基因，還成為齊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增強曆史文化感，春階将小說中的公冶德鴻與曆史上孔子弟子公冶長聯系起來。小說通過寫公冶德鴻翻閱《論語·公冶長第五》，告訴人們公冶長何以成為孔子女婿：“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并進而圓轉地将公冶長無罪而身陷囹圄的命運與其因通鳥語的貪婪受過的故事附會在一起，寫道：“原來，我的祖先公冶長還因貪嘴獨享了烏鴉提供線索的大肥羊，遭到烏鴉報複性暗算，深陷一樁人命案做過牢。好在孔子深明是非，非但沒有怪罪，反倒将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延續了我們公冶家族兩千多年的香火。”随後，寫公冶長墓地的枸杞不被鳥兒啄食：“鳥兒見了那枸杞紅就興奮。奇怪的是，公冶長墓上，卻沒有一隻鳥。墓周圍喜鵲雖不少，在銀杏樹、楊樹、柳樹上做了窩，飛來飛去，但就是不飛到墓上，不啄枸杞。”這種傳奇化筆墨，富有興味，發人深思：或許是因為公冶長懂鳥語，其靈魂仍在與群鳥對話，不讓它們破壞護墓的枸杞；或許另有世人一時還難以明白的神奇道理。

在春階筆下，傳奇化大多出于耳目之内，出于日常生活常理，而非出自奇想于耳目之外。如，為傳達枸杞（芝鎮當地俗稱“狗奶子”）延年益壽的神奇效果，便借用了一個眼鏡老者所講的故事叙出：“宋神宗熙甯年間，蘇東坡任密州太守，曾騎着毛驢踏青，快要到達公冶村時，見有一年輕貌美的少婦正攆着個胡子花白的老人打。那拐杖掄過來掄過去。蘇東坡忙派随從上前責問：‘你何故這般打罵老人？’那少婦道：‘我訓自己的重孫子。’‘你重孫子？’蘇東坡大吃一驚。原來，少婦已有小二百歲了，老漢也已小八十了。他受責打是因嘴饞，弄得皮松牙掉，沒了人形。東坡倒頭下拜，向老嫲嫲讨教。老嫲嫲見來人仙風道骨，便說四季服用狗奶子。這老嫲嫲和她的重孫，就是公冶家族的人。”由此可見作者處理曆史與名物的想象禀賦之娴熟，以及将常理（枸杞延年益壽）傳奇化（百歲少婦追打八十孫子）的能力。

也許，除了小說家絞盡腦汁地杜撰和編造，大千世界本身就存在“無奇不有”的因素。隻要小說家善于還原，巧于捕捉，叙事的傳奇性便自然流出。《芝鎮說》所叙公冶家族婚喪碰在同一天這個故事，紅白較量，正庶紛争，劍拔弩張的看似不合常理，然而根據春階的提示，此确是鐵的事實。而且，若不是“我爺爺”公冶祥仁出面調和，這兩大活動可能引發悲劇。作為三縣名中醫的爺爺公冶祥仁，秉大醫精誠遺訓，以中醫思維，富家國情懷，明事理，解疙瘩，挽危局，忍辱負重，是作者用心力寫出的芝鎮的靈魂人物。

自古以來，作為曆史與現實活态的野性最能顯示中國小說叙事的傳奇化與寫人的傳神性，常常會在與社會馴化的文化博弈中占上風。《芝鎮說》立足于齊魯大地上的一個鄉鎮百年間發生的故事展開叙述，其中不少人物皆有原型，乃至有作者自己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善寫人物的野性，而野性的突出表現又是剛烈與叛逆。《芝鎮說》洋洋灑灑地寫了革命者陳珂、王辮、牛二秀才、芝裡老人，以及七爺公冶祥恕、雷以鬯等富有剛烈與叛逆精神的鮮活人物。作者注重寫人之傳神，用力将預設的公冶家族中的老嫲嫲、公冶祥仁、公冶祥敬、公冶令樞、公冶德鴻等幾代人物寫得活靈活現。

概括而言，《芝鎮說》這部小說既注重叙事婉曲，化平實為傳奇；又注重意趣營造，适當地注入一些親朋好友提供的噱頭和笑料，令人感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無疑增強了傳奇性與可讀性。當然，作者還經常通過傳統“無巧不成書”技法，制造傳奇性。如王辮與公冶祥恕在赴俄留學路上的不期而遇，這種傳奇性橋段不僅将一對青年男女粘合在一起，而且使得叙事更加嚴整，削減了不少零亂的頭緒。

再次，《芝鎮說》注重“理”“事”“情”融合，令人感動中心悅誠服。

一篇或一部文學之成為經典，離不開“理”“事”“情”三要素的完美結合。在中國文論史上，清代葉燮論詩，首度提煉出影響深遠的“理”“事”“情”三字真意（呼應“風”“雅”“頌”三字古意）。詩歌文本創構如此，小說文本創構何嘗不是這樣。總體上來看，《芝鎮說》面向世态人情，在叙事追求傳奇化，寫人追求傳神性的過程中，注重了“理”“事”“情”的融合。

在《芝鎮說》精巧編織的故事中，生活于芝鎮上的祖祖輩輩留給“我”的不僅是“一杯一杯複一杯”的酒量以及走南闖北、豪氣萬丈的膽量，而且還留給“我”刻骨銘心的“内傷”。為了情感的注入和叙事的友善，春階亦化身入小說，選取第一人稱“我”展開他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說，小說中的公冶德鴻就是作者逄春階的化身或影子。不言而喻，《芝鎮說》文本内部回蕩着作者的一往情深的一腔熱情“情”。尤其是，細心的讀者不難感受到作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鴻良善人格的内心深處還存在較為嚴重的自卑、膽小、焦慮、恐懼等“内傷”，這種内傷是從親老嫲嫲景氏那裡遺傳來的，像那條長在腰裡的胎記，揮之不去。此無計可消除之情，使得德鴻始終無法自由自在，甚至壓得他難以喘息。

讀者諸君可能要問：一個大家族何以如此對待心地一個本性善良且勤謹的女性？原來這是罪惡的賤妾觀念造成的。在傳統社會，庶出地位卑賤，延續後世的支脈，也受到影響。小說中親老嫲嫲景氏的賤妾身份帶來的心理陰影一直波及到公冶德鴻。作者寫祖孫兩代人的性情，滿含“一把辛酸淚”。之是以寫得動情，寫得感人，是因為這段文字是作者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曆敷衍而成的。在文學史上，寫小妾制度之害，前有唐傳奇《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後有《紅樓夢》中的賈環，他們都是庶出的代表。尤其是賈環，在被賈府主子另眼相看的環境中長大，性格似乎遭到扭曲，屢次的抗争都被周圍的人物解讀為惡毒。在曆史上，袁世凱是一個庶出者。在春階看來，他的人生悲劇似乎與庶出有關。《芝鎮說》反複叙及被世人解讀為“複辟”的袁世凱稱帝，事實上也發自一種内傷的驅動。小說寫芝裡老人不斷地開罵袁世凱：“這個小妾生的孽種！就是娘胎裡壞！孽種，葬送了好好的共和國。”“我爺爺一聽，臉漲得通紅，脖子上的青筋一下一下直哆嗦：‘芝老，芝老，你罵袁世凱我雙手贊成，您别說他的出身，他是……’芝裡老人喝高了，愛絮叨，又重複了一遍：‘妾生的孩子，賤命！他跟《紅樓夢》裡的賈環是一路貨色，胎裡就壞。’”也許說者無意，但聽者有心。“妾生”二字不僅令當爺爺的公冶祥仁敏感，更令孫子公冶德鴻刻骨銘心。《芝鎮說》還借助公冶祥仁與公冶靈樞以及神鳥弗尼思的言論，對“袁世凱稱帝之因”展開一番探讨，将袁世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稱帝的原因歸結為喝了芝鎮的酒一時沖動；而之是以會杯酒沖動，畢竟還是因為庶出的内傷。關于這種人生細處的精神分析推論，不無道理。

自古以來，史學家解決不了的懸案，可以從小說家言那裡找到答案。如，關于唐憲宗的死因，《舊唐書》“諱言”其實。後世曆史學家通常根據裴廷裕《東觀奏記》的詳細記載，認為是唐穆宗害死的。另據《後妃傳》記載，是因為憲宗“後庭多私愛”，遲遲不冊封妻子郭氏為皇後，而遭到她謀害，也似乎言之有理。但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卻在小說《續玄怪錄》中的“辛公平上仙”中找到了答案，認定影射唐憲宗被太監閹黨謀害，并将這一塵埃落定的結論寫到其《金明館叢稿二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中。春階有切身經曆和切膚之痛，因而寫袁世凱稱帝，寫公冶德鴻的性情命運，感同身受。其诠釋袁世凱稱帝之因，盡管未必能獲得廣泛認同，卻能自成“一家之言”，給人以振聾發聩的啟迪。

看官，如果你願信以為真，不妨就當一回《芝鎮說》這種驚世駭俗言說的忠實信徒吧；如果你不願相信，就權當姑妄言之姑聽之的“小說家言”，不必當真。無論是否當真，無容置疑，春階是投入情感寫作的，并借以療救郁積在心頭的傷痕。

為有效地傳達“理”“事”“情”，《芝鎮說》的叙事之道也顯得很絕妙。在“情”與“理”傳達上，公冶德鴻這個親曆、親動心、體驗者，更多地肩負着“傳情”角色。小說從作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鴻出生寫起，顯然主要是在按照其人生軌迹，追尋“我”的前輩的足迹，乃至追尋“我”的祖先蹤迹。相對而言，另一個特殊角色，即公冶家族祭奉的不死神鳥弗尼思，則扮演了一個全知全能的“旁觀者”以及“旁白者”角色，随時釋疑，随時探讨問題，随機揭示謎底……這個角色的設定有效地強化了叙事之“理”。

《芝鎮說》“理”“事”“情”融合也展現在善作叙事經營上。它綜合運用正叙與倒叙、補叙與插叙的時空鋪展與穿越，制造故事的跌宕起，伏縱橫捭阖。尤其是别具匠心地采取了時空錯綜、時空跳躍的叙事方式探尋公冶家族的命運，既祭奠那些逐漸消逝在曆史煙雲中的靈魂，又對他們看似平凡的過往加以褒貶性的評說。

由于《芝鎮說》最初以報紙連載的形式推出，因而也多多少少地帶有傳統章回小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叙事效果，加之以關鍵話語作為小标題，足可引領或撬動每一部分的情節。這也與當今大多數小說節節黏在一起顯得有所不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芝鎮說》都算得上是一部傾情用心之作，較好地完成了“理”“事”“情”三位一體的文本創構。

《芝鎮說》仿佛一部鮮活的家族史，緻力于叙事與抒情交織，不僅讓讀者感受這個世界是如何運轉和流轉的，而且還讓讀者領略、領悟人生的真谛；《芝鎮說》仿佛一幕劇，在以芝鎮為主的社會舞台上，傳奇化的角色扮演與傳神性的角色表演活靈活現；《芝鎮說》又如一幅畫卷，為曆史，也為現實，繪制出芝鎮這一脈人的傳神的性情與傳奇的故事。

另外需要說的是，《芝鎮說》踐行了某些創作理念，意義非凡。

在《芝鎮說》的具體寫作中，逄春階志在有所超越和開創，既努力超越以往人們對“百科全書派”“現實主義派”“典型人物派”等寫作高标的執迷和限制，又努力超越通常史書和地方志記載的那般局促，還努力超越上世紀“鄉土小說”“鄉愁小說”之藩籬，轉而着力從中國傳統的“傳奇化”“傳神性”等活性審美文化和理論體系中汲取營養和力量，另創辟“鄉野小說”新路，獨樹一幟。

春階一向為人謙和，樂于吸取各種建言。當我正緻力于将近年關于中國叙事學、中國寫人學以及中國抒情學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時候，《芝鎮說》也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而正式投入創作。他不僅前些年就認真讀過我關于“中國寫人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還廣泛接受近些年各路好友的提醒、鼓勵和幫助，并自覺将相關建言一并轉化到其妙筆生花的小說寫作之中。

除了身體力行和文論上的踐行，逄春階還在《芝鎮說》中若不經意間對周易、中醫藥等着墨點染，自覺傳遞中華文化與中國精神，彰顯中國審美旨趣，深得一個偉大時代的主旋律。

行筆至此，我忽然想到，在西方世界，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創作的中篇小說《野性的呼喚》與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與原型理論互相支撐；在東方本土，春階熱衷創作的《芝鎮說》與我熱心探讨的“傳奇化”“傳神性”理論是否也可以達成某種有效的呼應呢？讀罷一部洋洋灑灑的《芝鎮說》，我恍然感到，文論研究隻要面向文學文本，就不會淪為“空對空”或“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