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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輕的詩藝，最重的人們
文/一川
李玫瑰的文本有一種獨屬于自己的叙事感，整體給人一種沉靜，有時也會因某個詩眼讓整體陷入某種寂靜的狀态，不喧嘩不騷動，某種程度上能從“藍鏡子”中看到自己，是因為人和水接觸的如此緊密，而非僅僅是作為人的水利工程，由此可見水依然是人的一部分。讀者能從一盤盤“向日葵”中得到，畫家米勒筆下的孤寂，而“為我所有”一個詞在整個文本中似乎在增強詩歌的節奏，又在另面反證了“萬物為我所用，非為我所有”的意圖。這種意圖隻不過是一條條食物鍊鋪開的結果。
李玫瑰的文本有一種在尋常事物和瑣碎生活中建立自身審美格調的能力，這是一種來源于自身經曆在詞與詞的造化中分析此在世界的能力。文本中的平淡不是動态流動，而用冷冷的畫面勾勒出幸存者勇敢的心。
如果非要選用一首曲子來品味她的作品那應該是巴赫的《G大調第一大提琴組曲前奏曲》，因為《與父親書》《梨花落》《對一張照片的描述》《對一個清晨的記憶》等等，在這一簾簾作品中不是一卷卷回蕩的波濤，而是細細小小的塵埃。記錄了在主體生活中細枝碎末才是人最本質的一種特征。
仿佛在李玫瑰的作品中，人的一生便是被屈指可數的世間塵埃所擠兌出來的。那是與子女雙親一遍遍相逢離别，那是與塵埃一次次撞擊，而回頭得到的僅僅是微薄的肉身。這時作為讀者便明白了。
“這世上，何曾有過死亡
不過是我們
活在了兩個平行的世界
兩行熱淚，是新修的鐵軌
在夜裡，泛着清光……”
作者關于生老病死的了解便很清楚了，作為生活中的幸存者也已經關照殆盡。可就這樣就結束了嗎？回到《冬日訪觀上水庫》這篇尋常的文本上，站立在“一百五十平方千米的藍鏡子”面前，那對生活期盼到底什麼呢？是那“夢中的高鐵”以絕無僅有的速度沖向死亡，又回到大地身上。去陪母親撿起大地上遺落的洋芋，那些洋芋已經藏在文本後面，打磨着另外一道棱刺，她倒映在西伯利亞的寒冷冰雪中，那些瑣碎的時光，緊随着貝拉·塔爾的《都靈之馬》一道前來，與影片中的父女不同的是在《母親在院子裡儲藏洋芋》這文本中是“我”和“母親”這個内容，不再設定性别，而是所有人的“我”，也同樣是所有的“母親”，這樣的設定将不會再重演尼采抱着被鞭打的馬匹，高喊“母親！我有罪”這樣隻會在内心中再次演繹“母親，我們本就有罪！”這樣的設定來源于《和外公收割向日葵》文本中提到：
“更加用力地捶打，會用小棒搓，會用手摳
直到所有的葵花籽都為我們所有
我們才會起身離開
并把傷痕累累的棒槌
丢棄在它一無所有的同類身旁”
這是對生命真實且透徹的了解，她沒有血肉模糊，刀光劍影，而以“勤勞”作為存在者最高道德的形象來诠釋人生來就“有罪”的假設。可以想到這種痛楚的鋒芒全部都埋藏在“都為我們所有”六個字當中。
一個詩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他（她）承受人類、民族、國家的苦難的程度，而一個高明的詩人則在于他（她）總能在最輕柔的一面收割最慘痛的一生。李玫瑰是這樣做的，将人類的痛楚挖掘的不露一點生色。或許不須要用太多證詞去了解“共同體”是什麼，而最重要的是，那種高超的智慧和詩藝都藏在，她最輕的幾個字上。
一川，知名詩評家、詩人，作品散見于《星星》《揚子江詩刊》《詩潮》《鴨綠江》《解放軍報》《人民武警報》等報刊和詩歌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