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天，這廂“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那邊“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徜徉于不老青山，流連于槳聲燈影，有人感歎“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有人期盼“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在中華文化的大家園中，江南文化可謂“千年智慧的集大成者”，獨樹一幟，獨具魅力。它像一座橋，連通古典的中國與現代的中國，連通大衆文化與精英文化，連通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
近來，從集大成之“江南文化研究”系列圖書、《江南文化百科全書》到小切口的《江南的春山與秋水》《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等，江南人、江南事、江南物與江南之美得到更為多樣的呈現、更為生動的講述、更為深入的闡發。
「繁盛」
江南人住繁華地，雪月風花分四季。
古典名著《紅樓夢》一開頭寫道：“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阊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早在春秋時期，“吳市”就因據三江五湖之利而聞名遐迩；漢代，就是響當當的東南大都會；隋唐大運河的拓浚，進一步促進了蘇州的商業繁榮與市場發展；到明清時期，蘇州阊門更被喻為“天下第一碼頭”。
城市之外，江南鄉村的生活同樣值得說道。
嘉善北面的西塘，至今仍是享譽全國的遊覽勝地。舊時，白天的集市貿易活動與熱鬧的生活，使得這個小鎮在文人眼中别具韻味。明代有詩雲：“旭日滿晴川，翩翩賈客船。千金呈百貨，跬步塞齊肩。布褐解市語，童烏識僞錢。參差漁網集，華屋競烹鮮。”
清明時節，在嘉興長水塘邊的馬王廟，村民們會利用這段空閑時光舉行娛神活動，所謂“撾鼓賽神三日會，險竿健舞疾于梭”；秋天到來時，又熱衷于鬥蟋蟀等，所謂“年少一時争放櫂，漫乘秋興到風泾”。這裡的風泾，特指明清時期一半屬于嘉善、一半屬于金山的棉布業名鎮楓泾。
富饒之外，美與自由更是江南要義。
在《春風十裡》中，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胡曉明由衷地感歎：江南的靈魂很大一個部分，悄然隐含在曆代江南美麗的詩詞歌賦與傳說、故事、戲曲中。
“魂兮歸來哀江南”，最早由澤畔詩人屈原唱出不忍去國的江南深情；“江南可采蓮”，是漢代最富于江南水鄉風情、歡愉而自由的民間情歌；松江那一道莼菜鲈魚羹，解救了張翰一家，也召喚了無數秋風起而思鄉的江南遊子；“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莺亂飛”，居然感動了一個大字不識的将軍從江北歸來。
自從太守詩人白居易唱了“江南好”“一半勾留是此湖”，便成為所有看到西湖的人離開時共有的心魂不舍；另一位太守詩人蘇東坡不僅留下一條美麗的蘇堤，也留下了有關西子、高僧、名山、古寺太多的動人相思。
北宋江南“三秋桂子、十裡荷花”的富庶想象，竟驚動了北國的騎馬豪傑揮師南下；“寒山寺的鐘聲”“家在江南黃葉村”“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的怆然而溫馨，交織出一幅歲月靜好、止泊生命、潤澤人心的圖畫……
茶、荷花、杏花、梅花以及古寺、煙月、鐘聲并非江南特有的東西，但江南之是以成為江南，正是有一個奇妙的人文機制。一旦與江南相聯系，一旦在江南，一旦江南的詩人或畫家将這些東西唱出來、畫出來了，這些美好的東西就會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開明」
江南是一個生産“美”、釋放“美”、傳播“美”、放大“美”的地方，“江南”本身也被放大、被生産出來，成為一個美美與共的“中國意象”。
在上海市方志辦推出的《江南文明通鑒》中，借由對江南人、江南事、江南物的闡釋，如江南的士人、農民、商人、望族，江南的信仰、民俗、科舉、教育，江南的稻米、絲綢、園林、戲曲等，讓江南的美、江南的文明得到了“綜合檢閱”。
《江南的春山與秋水》則由表及裡，從山川之美、人物之美、詩歌之美入手，深情講述江南各地的風土人情與曆史文化。在作者洪亮看來，江南是一首單純的朗誦，又是一曲盛大的合唱。“江南文化的氣蘊如此深厚，已發的歌聲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将發的歌聲早已金嗓癢癢、呼之欲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江南文化深情、含蓄、細膩、溫婉，又帶有一絲傷感的情調，似乎充滿了女性色彩。江南的故事裡，除了江南細雨和箫管絲竹之外，總會有一位“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女子來當主角。
事實上，由于收入和地位提高，江南女子很早就可以走出家門、抛頭露面。蘇州的端午競渡，最盛于山塘，“至端陽前後十餘日，觀者傾城，萬船雲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鬓影衣香，霧迷七裡”。在揚州，“江南中元節，每多婦女買舟作盂蘭放焰口，燃燈水面”。遇迎神賽會，江南各地即搭台演戲，男婦群聚往觀，甚至出現“婦女至賃屋而觀”的情形。
江南農村婦女，同樣生活得有滋有味。這些“大腳蠻婆”，直言快語，無拘無束，農閑時和男子一樣追求精神上的松弛。比如，“今常熟、吳江、昆山、嘉定、上海、無錫各縣城隍廟俱有園亭，亦頗不俗。每當春秋令節，鄉傭村婦，雜山歡呼，說書彈唱”。
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江南社會對待女性的态度日益開明。雖然也曾倡導女性節烈觀，但江南人大多有不同看法。紹興人汪輝祖就直言：“不妨聽其自便，以通人紀之窮；強為之制，必有出于常理外者，轉非美事。”
有了“通情”，就能“達理”。清末閨秀施淑儀編輯的《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共收錄1262名女詩人作品。其中，浙江524人，江蘇465人，占總數的78%。
海外研究者也驚訝地發現，僅在明清兩代，中國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過了現代之前整個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總和。這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揭開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伊沛霞的《内闱》、高彥頤的《閨塾師》和曼素恩的《綴珍錄》，分别聚焦宋代、明末清初和盛清時期的中國女性寫作與生活。其中，《綴珍錄》還獲得了海外中國史研究領域最權威的列文森獎。
曼素恩是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曆史學系教授，曾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她另外一本著作《張門才女》，隆重推介以“三代賢母”而揚名四海的常州張氏家族。江南女性挑起家庭重擔的可歌可泣事迹，引得曾國藩、馮桂芬等人盛贊不已。常州張氏隻是世代業儒的寒素之家，然正因如此，它的故事才更接地氣、更為真實。
「責任」
1996年，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同時獲得該獎項的，還有張平的《抉擇》、阿來的《塵埃落定》和王安憶的《長恨歌》。
獲獎後，王旭烽沒有停下手中那支筆。26年後，在2022年春天，她推出了近40萬字的長篇小說《望江南》。
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最後一件是茶。中國人的日子裡，茶是寬餘悠長的餘味，是日子的韻緻、人的神氣。王旭烽以寫茶名世，這一盞茶竟是越泡越濃越酽，在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中寫茶人茶事，寫出了金石聲、風雷氣。
新作叙述了新中國成立前後近20年間江南茶葉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與人物命運。在翻天覆地的大時代中，王旭烽寫出了江南煙雨浸潤中的中國人的選擇和敞開、融入和奮進；在時代的激昂與風雷聲中，王旭烽寫得悠遠低回又蕩氣回腸，寫出了茶香和茶性，寫出了江南文化的詩意和力量，寫出了中國的風度、情懷和品格。
這是春天的味道，也是人生的滋味。
茶的國度還有着“天下”的廣度。書中寫到了日本茶道，寫到了格魯吉亞的茶園，寫到了東南亞的錫制茶器，還寫到了美國人喜愛的冰茶……不論杭家人還是他們的老對頭吳家人，不論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美國人、南洋人，在巨大的差異之中始終有一些本質的聯系在發生微妙的作用。這一脈牽扯天下的細線之源，在作者筆下就起于“江南”。
正如作者所感言的，“這部作品的創作，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便在于意識到小說中從來就沒有邊界清晰的斷代史”。無論曆史如何前進、文化如何演變、人世如何變遷，中華民族一直在艱難曲折中前行。“我相信，永遠有着向光明進發的人們，而中華民族的曆史不管怎樣的迂回曲折，都不曾失去江南茶人的優雅和穩健風範。”
從金石聲到讀書聲，從茶人到文人，江南人始終不忘的是那一份對家園的責任。從北宋到晚明，從晚清到近世，“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為衆多江南學人、志士的共同心聲。
以江南士紳為例，明代上海地區的舉人、進士總計有547名。另據記載，松江一府府學生員在3000名左右，加上嘉定、崇明，總計應在4000名以上。
當時，江南各府的情況大緻如此。以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而計，士紳總數應該在30000名以上，雖然隻占總人口的0.1%—0.2%，但從絕對數量上看，還是較為龐大的。
在古代江南，士紳有着較高的地位，也具有重要的責任和義務。明代華亭人陳繼儒便說：“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明清時期，江南賦稅沉重，本地士紳往往會利用自身影響力，推動朝廷進行賦稅蠲免和稅收改革。明代嘉定折漕的最終成功，就是士紳努力的結果。
不過，嘉道以後，随着人口的增長，江南各府的生員數量日益龐大，再加上太平天國運動等因素影響，很多人放棄舉業、開始經商。在紹興，甚至出現了專門以師爺為職業的行當。無論是經商還是入幕，都為江南士紳提供了另外一條出路。如盛宣懷、趙鳳昌、王韬、馮桂芬、李善蘭、徐壽等，都由此獲得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詩禮傳家：江南家風家訓的變遷》一書總結，江南地區的家風家訓雖重讀書科舉，但向來也強調各業皆本。随着西方列強的侵入和掠奪，朝廷上下倡導洋務運動，一些江南有識之士主張“商戰”以救國，認為隻有振興民族經濟、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才能救亡圖存。王韬還進一步解釋通商的好處，包括“工匠之娴于藝術者得以自食其力”“遊手好閑之徒得有所歸”“可以供輸糈饷”等。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傳統的“四民”觀念開始發生積極變化。1881年8月，《申報》發表《論考驗藝徒》一文，強調士農工商是平等的，認為“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執一業即可得一業之力，業雖有大小之分，而其是以謀食則一也”。
在轟轟烈烈的時代變遷中，上海走在了全國前列。甲午戰争前後，申城已催生出一批新的職業和行業，如企業管理、律師、建築師、設計師、報刊編輯、醫生、海關和銀行職員以及電話、電報、郵電、電力等。
年輕的榮德生赴上海習業後，其父來滬探望時囑咐：“勿必學商，可一同回去讀書。”榮德生的回答簡潔有力：刻已學商，亦可上進！
「有無」
江南文化是長三角地區共同的文化标記。其中的吳韻蘇風、皖韻徽風、越韻浙風和海派文化，各具特色又互相欣賞。
在經濟上，長三角地區地形的多樣化，確定了物産的多樣性，有利于區域内經濟品種專業化程度的提高。自宋代以來，江南内部就形成了産糧區、桑蠶區、植棉區、制鹽區的有機分工，包括商人、學人、技術人員在内的各種人員在江南地區頻繁流動。
比如，徽商到杭州、蘇州、常州、揚州等地創業，紹興師爺到江蘇、安徽等地發展，近代甯波、溫州、紹興、無錫、常州、合肥、安慶等地的商人、學人、藝人到上海謀發展，等等。
作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聯袂推出的“江南文化研究”系列圖書之一，《明清之際的江南社會與士人生活》對嘉定竹刻予以專章介紹。
嘉定竹刻與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消費喜好有着緊密關系。王士性曾說：姑蘇人聰慧好古，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動辄千文百缗。其中，自然包括嘉定竹刻。
江南技藝的背後，有着對工匠精神的體認與尊重——
當時，很多江南文人都有贊賞工匠的技藝精湛的文字留下。張岱還曾為手工業者發聲：“嘉興之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姜華雨之箓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缙紳先生列坐抗禮焉。”
還有人直接參與工藝品制作。“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錢塘人陳鴻壽在任宜興縣令時，親臨陶工生産現場，與制壺高手楊彭年、楊寶年、楊鳳年三兄妹合作，創出以自己的号命名的“曼生壺”。紫砂業因文人學者參與制作，被推到一個全新階段，類似于今天所說的産學研結合。
江南技藝的背後，還有對手工業的有效組織——
明清時期，蘇州工商業行會在160個左右，可以确定屬于手工業的有70多個，主要分布在絲織、印染、造紙、印書、冶煉、鋼鋸、包金、金銀絲、漆作、紅木、蠟燭、鐘表、刺繡、眼鏡等行業。
《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是上海交通大學曆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的專著，以68個“公所”“會館”為研究對象，追溯其發展曆程和内部權力運作，将這些工商團體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表達出來，力求還原傳統社會結構裡各類工商團體更全面、更細密的面貌。
江南技藝的背後，還能看到“兩個江南”的互通有無——
比如“徽州三雕”，即具有徽派風格的磚雕、木雕、石雕。明代中葉以後，大量徽商從“平原江南”回到“山區江南”買田置地、大興土木，推動了徽派篆刻技藝的發展。2006年，“徽州三雕”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名錄。
徽派盆景始于唐宋，以梅花、黃山松、桧柏為代表性樹種，整體風格以蒼古奇特見長，主次分明，巧拙并用，藏露得宜。徽派盆景多采用普通瓦盆栽植，外面再加套盆。而套盆多有考究，常用景德鎮出産的青花瓷盆、宜興出産的紫砂陶盆。
江南技藝的背後，歸根結底凝結着勞動之美、創意之美、生活之美——
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紙上》，收錄江南散文名家蘇滄桑深入生活現場的多篇紀實散文，試圖重制風物之美、勞作之美、人民之美。
其中，《跟着戲班去流浪》濃縮百年越劇的辛酸苦樂，《牧蜂圖》裡的浪迹天涯，《春蠶記》裡“江南最後一代的養蠶人家”，《船娘》裡漂泊了30年的船娘，《冬釀》裡寂寞而執着的古法釀酒人……這些被忽略的現實人生，在掙脫概念化的存在後，變得如此鮮活，如此意味深長。
作者說：“我發現我遇見的每個人，從未吝啬過自己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态的勞作裡，深藏着難以想象的艱辛和無奈，也深藏着生生不息的古老美德，如一葉茶的苦澀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上矗立，在心坎上顫動。”
「星鬥」
江南地區山水相連、壤土相接，江南人民語言相近、習俗相通，江南文化認同感強、親密度高。
但僅就江南文化研究而言，過往有三個較為明顯的特點：一是多數止步于1840年；二是偏好于狹小的太湖流域，江南似乎隻有“中心”而無層級，整體意義偏弱；三是專題分解不夠，個案考察與比較研究相對薄弱。
知名江南社會文化史專家、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唐力行牽頭編撰的《江南文化百科全書》，分類撰寫學科與知識條目，包括地理、曆史、信仰與風俗、物産、名勝古迹、學術與文獻、文學與藝術、科技與教育、宗族、名人等專題，是一部高品質的工具書。
在江南，蘇州與杭州常常被并列提及，譽為“人間天堂”。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是馬可·波羅眼中“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還見證了李清照“知否人生”的風雨。
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人間杭州：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看上去更像是财經專欄作者吳曉波的“私人記憶”。
從5000年前良渚文明的誕生，到生生不息的運河帶來财富；從“天真正直”的白居易力排衆議、興建白堤，到“自诩為前世杭州人”的蘇東坡為杭州、西湖寫下的450多首詩詞；從胡雪岩的敗局之夜，到20世紀90年代以宗慶後、馮根生為代表的善賈者的“複活”，作者一直在試圖捕捉杭州城的城市性格與文化基因——
“這裡出忠臣不出猛将，出文士不出哲人，出商賈不出賭徒，出談禅者不出苦行僧，甚至偶爾出了一個國王，也缺一顆逐鹿中原的雄心。自然的美好風景、複雜的人文曆史與商業的繁榮，在杭州天衣無縫地交融在一起。”
與杭州“平凡、略帶憂郁而不頹廢”的氣質不同，蘇州的登場似乎更有“氣場”。用《二分塵土——江南人文空間的城鎮與村落》的分析來說，在運河南端的三座名城中，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轾”。
值得一提的是，書名中的“二分塵土”取自宋代蘇轼的“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編者與作者借蘇詞中對春色的描摹比拟中國城市的萬千氣象，又轉用“二分塵土”來比喻該書所重點探讨的江南“城鎮”與“村落”兩個研究對象，為相對嚴肅的學術研究增添一份活潑的人文情懷。
古吳軒出版社推出的《蘇州運河十景》，還以圖文并茂、中英對照的形式，詳細介紹了楓橋夜泊、平江古巷、水陸盤門等實景。
如果說楚國人伍子胥建造了蘇州城，那麼，同樣來自楚地的張繼則有力地推介了蘇州城。後者的《楓橋夜泊》，精确而細膩地講述了客船夜泊者對江南深秋夜景的觀察和感受，勾畫了月落烏啼、霜天寒夜、江楓漁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聲有色。
總之，從吳越金戈鐵馬、東晉衣冠南渡、宋元詩畫天地、明清市鎮繁榮，到近現代的海納百川、開放進取，江南文化是南北文化的千年交融，是華夏傳統與現代精神的文明結晶，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巨大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