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周代學校教育，傳世文獻如《周禮》、《大戴禮》和《禮記》等都有記載，出土彜器如西周康王時器《大盂鼎》《師湯鼎》《作冊麥方尊》及穆王時器《靜簋》等的銘文也有記載，前人做過不少研究，尤以楊寬《周代的貴族教育和重要禮制》論述西周學校最為詳備，這裡不拟重複。
《先秦史十講》
我們隻想着重指出，西周學校是貴族學校，分國小、大學兩級，“禮、樂、射、禦、書、數”是學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而“禮樂”是其核心，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了解禮樂文化、維護禮樂制度、具備禮樂精神的統治階級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周公“作樂”，不僅建立起不同于殷商的完備的雅樂體制，而且建立起三代以來最為完備的“樂教”體系，這一“樂教”體系又是周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我們現在還缺少周公時期學校教育和具體“樂教”的第一手資料，但通過出土西周彜器銘文和傳世文獻資料，仍然可以推測出周公時期的學校教育狀況以及“樂教”在其中的地位。
因為西周教育具有連續性，西周中葉禮樂制度的完備正肇自周初制度的創始。《周禮》雖為後人所編輯，但“《周禮》中的社會制度，階級關系，土地規劃，都是根據西周的階級基礎而制作出來，這些基礎，春秋以後逐漸消失，沒有人能夠僞造。
周公是西周開國後的主要當政者，他又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因襲商法，比如根據‘田制’改造成井田，加以周族本身的傳統而制造出種種典章制度，有偉大的氣魄，足以‘建立起這個龐大王朝的大系統來’”[1]。
周公後裔魯世家季文子曾說：“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2]證明春秋中葉魯國貴族仍然熟悉《周禮》。是以，我們說今傳《周禮》中有周公“制禮作樂”的制度遺存，是有充分根據的，出土文獻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3]
《周禮正義》
西周教育分為國小和大學兩個階段，分别教學不同的教育内容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由學有專長的職官執掌。
清道光初年陝西郿縣禮村出土的《大盂鼎》銘文記載有周康王指令貴族子弟盂入貴胄國小事[4]，《作冊麥方尊》則記載了康王親率群臣在大學（辟雍）舉行大禮和習射的情況[5]。
《禮記·内則》雲：貴族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6]。也證明朝廷對貴族子弟的教育有制度性的安排，其教學内容和教學方法因學齡不同而有差別。
而據《周禮·地官司徒》載，大司徒“是以五物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引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7]即是說，“樂教”雖不是國家教育安排中的唯一内容，卻也是國家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禮注疏》
為了讓貴族子弟掌握好“樂教”的相關知識，周人建立了龐大的樂師隊伍，逐漸形成細緻的專業分工。據《周禮·春官宗伯》雲：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 》《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緻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8]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幹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9]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撃拊，下管，撃應鼓，徹歌。大飨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10]
這裡所提到的“樂教”在内容上已經相當完備，朝廷進行“樂教”的教師除上述樂官外，尚有大胥、小胥、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镈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幹、鼓人、舞師以及瞽矇、眡瞭等1600餘人。
《宋本周禮疏》
周公“作樂”時是否有這樣完備的教學内容和這樣龐大的師資力量，雖不能貿然斷定，但從周公“作樂”開始已經有了明确的“樂教”安排和專業分工則是肯定的。盡管史稱成王“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11]，但那隻是說周公的“制禮作樂”在成王時得以完善，并未否認周公的創始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周代“樂制”是配合着“禮制”進行的。周人十分重視禮儀，而禮儀往往展現在樂器、樂音、樂語、樂舞等樂儀上，故樂師掌“教樂儀”。
例如，“王出入，（大司樂）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恺樂》。”[12]
“凡射，王以《驺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13]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大師）令奏鐘鼓……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14]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幹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15]
孫诒讓總結說：“古樂大節凡五，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笙入，次間歌，而終以合樂，合樂則興舞，此賓祭大樂之恒法也。”[16]
《孫诒讓稿本彙編》
不過，這種“禮樂相将”的形式所追求的不是感官刺激[17]，而是進行着社會思想文化的教育和禮樂精神的培養。
所謂“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裡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是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幹戚，習其俯仰诎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8]，強調的就是“樂教”在周代社會生活中的政教作用與文化功能，尤其重視情感熏陶和精神感受。
“樂教”在周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還展現在其與周代官員培養和選拔的緊密聯系上。
《禮記·王制》載：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凡入學以齒。将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19]
《禮記正義》
從這套培養及選拔官員的制度來看，大樂正（即《周禮》中的大司樂）、小樂正（即《周禮》中的樂師）、大胥、小胥這些樂官在其中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樂教”實為培養官員的重要手段，并且有十分嚴格的學績考核制度，優秀者會得到選拔和授官，不合格者會得到處罰，“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這種制度化的“樂教”，不僅貴族子弟必須接受，郊野之民也同樣要接受。據《周禮·地官司徒·舞師》載：“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賈公彥疏：“雲‘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20]
對野人的“樂教”也許沒有對國子的教育那麼系統和嚴格，但“樂教”貫徹于整個社會教育體系之中則是顯然的，包括周天子分封的各諸侯邦國。
為了推動各諸侯邦國加強“樂教”，周初創設了“賜樂”制度，以推動“樂教”的普及。周初分封時，武王曾賜給康叔“大呂”，賜給唐叔“密須之鼓”、“姑洗”等樂器和樂人，[21]到周公“制禮作樂”時形成“樂則”，作為周天子“九錫”的内容之一。
清康熙間刻本《禮記集注》
《禮記·王制》雲：“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将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将之。”[22]“樂則”是包括樂器、樂舞、樂人在内的符合被賞賜者身份地位的一整套樂儀，含有宗法等級提示和政治評價的意味在内。
例如，周公的後裔封于魯,就得到天子賞賜的天子樂儀，作為對周公特殊功勞的褒獎，曆代魯君都可以使用，以緻春秋時期吳公子季劄聘于魯，“請觀于周樂”，歎為觀止。[23]
天子不僅賜諸侯樂，也賜大夫樂；各諸侯仿效天子，有時也賜大夫和士之樂，這便進一步擴大了“樂教”的影響。
《儀禮·鄉射禮》“主人取爵于上筐獻工，大師則為之洗”，鄭玄注：“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賈公彥疏：“天子、諸侯官備，有大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雲：晉侯歌鐘二肆，取半以賜魏绛，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24]
西周彜器銘文有天子賞賜大夫樂器與樂人的記載，如《大克鼎》便記有周孝王冊命善夫克并賜其“史小臣、霝、籥、鼓鐘”之事。[25]
故《史記·樂書》雲：“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谥而知其行。”[26]這樣，“樂教”便與社會政治治理和文化建設有機地統一起來。
中華書局版《史記》
“樂教”在各諸侯國推行的好壞，雖然取決于各地方諸侯的重視程度，但周天子的督促則可以有效防止他們的懈怠或敷衍。
周設有大行人一職，“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王之是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見；五歲遍省；七歲屬鄉胥，谕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谕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27]。
周天子除定期巡視各地方諸侯外，還派遣大行人、小行人到各地考察，考察回京要向周天子彙報各地風土民情，包括“樂教”執行情況：“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劄喪、兇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28]
行人提供各諸侯國的政治教育現狀，以備天子了解各諸侯國國情民意。天子依據所掌握的各方面資訊對諸侯進行獎勵和處罰直至征讨，即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29]，這就保證了朝廷政令暢通和“樂教”的落實。
應該承認，這種上下一體的政治結構、教育體系和周天子控制地方勢力的能力，在殷商時代是不具備的，那時沒有成體系的制度化“樂教”也是容易了解的。
《周公》
明晰的“樂教”思想、完備的“樂教”體系以及有效的“樂教”管理是從周公“制禮作樂”開始的，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這是因為，在周公之前，如果說有“樂教”，那也隻是指傳授器物使用和術數層次的技藝，如怎樣吹笛、怎樣擊磬、怎樣歌詠、怎樣舞蹈等等。而且這種技藝主要服務于原始宗教與祭祀。
例如，賈湖遺址的骨笛是随葬品，“随葬骨笛墓葬的墓主，主要為成年男子。由此可以推測，這些墓主人生前可能都有着一定的特殊地位。他們既可能是部落或氏族中的首領，也可能是部落或氏族中能溝通天地、人神的巫師。他們是骨笛的主人，或許也是骨笛的制作者與使用者”[30]。
而孫家寨遺址出土的屬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的“有組織的舞蹈”，其人像“頭上墜下的‘發辮’與下腹體側的‘一道’都見于下項：下面的一道與其說是飾物不如看做男性的陽物或陽物的伸展或誇張。從這兩點看，使人懷疑這不是純粹娛樂性的舞蹈的畫面”[31]。
這種陶盆也很可能是巫觋作法的道具，至少是反映着這一時期的巫術。[32]即是說，史前時代的樂器殘存和樂舞資料，隻是那些壟斷原始宗教和祭祀的巫觋們獨占的工具而已。
正如趙敏俐所說：“從本質上講，巫的職能是溝通人神之間的關系，歌舞隻不過是它用以降神或進行相關巫術活動的一種手段而已，是以，我們隻能說他們是那一時代的精神生産者，而不是最早的專職音樂家。”[33]
《中國古代歌詩研究》
如果說巫觋集團中必然會存在事實上的聲樂、器樂、歌舞等技藝的教學關系，那也隻是巫觋内部“通天”權力的讓渡和“通天”手段的傳承而已，而不是針對整個社會群眾的文化教育，更非後人所說的“樂教”。
盡管這裡的教育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巫觋集團内部也形成了一種傳統，但那隻是“巫教”的傳統，而并非中國“樂教”的傳統，則是很顯明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劉師培以為“樂教”在上古時就已經存在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周公“制禮作樂”所形成的制度性的禮樂文化和“樂教”體制，不僅規範着人們的社會行為，維系着天子與諸侯的血親關系，而且潛移默化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态，指導着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禮樂文化的成立結束了巫觋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根深蒂固的影響，開辟了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新紀元。正如張光直所言：“周朝統治的九百年開創了激動人心的新紀元，在此期間，在全中國的廣大範圍内，中華文明的諸方面都經曆了一些根本性變革，這些變革終于導緻了古代中國形成的終結，是中華帝國及其持續到2000年以後的傳統風範的開端。”[34]
《古代中國考古學》
盡管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但禮樂文化的影響并未根本消退，經過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學者們的闡釋和弘揚，禮樂文化的精髓被發揚光大，成為中華文化傳統的核心内涵，影響中國後來各個方面的發展。[35]
不過，也需要指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禮教”得到高度重視，“樂教”卻逐漸萎縮，以緻後人誤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禮儀文化”，稱中國為“禮儀之邦”，視儒家教育為“禮教”，而“樂教”的意義和價值受到扭曲，逐漸淪為典禮服務和感官刺激的工具。
《漢書·藝文志》雲：“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讴，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36]武帝時期的朝廷樂府，雖尚有“觀風俗，知薄厚”之義，但與西周時期的樂官和“樂教”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1]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下卷《宗周的禮樂文明》第二《周公對于禮的加工與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頁。
[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十《文公十八年》，《十三經注疏》本，第1861頁。
[3] 《周禮》作于何人何時，向有争議。一說出于周公，一說成于戰國，均有難以自圓處。康有為《新學僞經考》極言其為西漢末年劉歆僞造，錢穆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否定了康說。近年考古材料頻出，張亞初、劉雨将西周青銅器銘文近900條官制材料與《周禮》對比研究，認為“《周禮》在主要内容上，與西周銘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頗多一緻或相近的地方”。（見氏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版）李學勤通過研究1975年陝西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青銅器銘文，認為裘氏為西周司裘，“司裘職掌的證明，無疑表明了《周禮》的真實可據”，因為“司裘這一官名，僅見于《周禮》，其他任何古書都是沒有的”。（氏著《從金文看〈周禮〉》，《尋根》1996年第2期）由此可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雲“《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結論最為穩妥。本文謹慎選擇《周禮》的可信材料作為論據。
[4] 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三《青銅禮器、樂器及其他用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頁。
[5] 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
[6]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二十八《内則》，《十三經注疏》本，第1471頁。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地官·大司徒》，《十三經注疏》本，第703—707頁。
[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樂》，《十三經注疏》本，第787—788頁。
[9]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樂師》，《十三經注疏》本，第793頁。
[10]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大師》，《十三經注疏》本，第795—797頁。
[11] 司馬遷著，裴骃集解，張守節正義：《史記》卷四《周本紀》，《二十五史》本，第18頁。
[12]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樂》，《十三經注疏》本，第790—791頁。
[1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樂師》，《十三經注疏》本，第793頁。
[1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大師》，《十三經注疏》本，第796頁。
[15]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四十九《祭統》，《十三經注疏》本，第1607頁。
[16] 孫诒讓：《周禮正義》卷四十二《春官·大司樂》，第1732頁。
[17] 西周以後的“禮崩樂壞”，正是貴族統治者追求感官刺激、貪圖享樂的結果，正好與周公創制相比較。
[1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十七《樂記》，《十三經注疏》本，第1545頁。
[1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十三《王制》，《十三經注疏》本，第1342—1344頁。
[20]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二《地官司徒·舞師》，《十三經注疏》本，第721頁。
[21]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四《定公四年》，《十三經注疏》本，第2134—2135頁。
[22]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十二《王制》，《十三經注疏》本，第1332頁。“樂則”屬天子“九錫”之一，“九錫”即“九賜”。“九錫”具體内容雖有不同說法，但都有“樂則”，如《公羊傳》說“五曰樂則”，《禮緯含文嘉》說“三曰樂則”，《韓詩外傳》說“四錫樂器”。《十三經注疏》本将“樂則”二字斷開，“則”屬下，誤。
[23]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九《襄公二十九年》，《十三經注疏》本，第2006—2007頁。
[2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十一《鄉射禮》，《十三經注疏》本，第996頁。
[25] 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三《青銅禮器、樂器及其他用器》，第104頁。
[26] 司馬遷著、裴骃集解、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二十四《樂書》，《二十五史》本，第158頁。
[2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大行人》，《十三經注疏》本，第890—892頁。
[2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小行人》，《十三經注疏》本，第894頁。
[29]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六《季氏》，《十三經注疏》本，第2521頁。
[30] 王子初：《音樂考古》，第32頁。
[31] 張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資料》，原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4）第六十四本，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35頁。
[32] 張光直認為，仰韶文化的社會中“巫觋的任務是通天地，即通人神，已有的證據都說巫師是男子”，“巫師的作業包括舞蹈。巫師的裝備包括鯨面、發辮（或頭戴蛇形動物）與陽具配物”。（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仰韶文化的巫觋資料》，第147頁。）
[33] 趙敏俐：《中國古代詩歌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藝術生産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
[34]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六章《最早的文明：夏、商、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04頁。
[35] 參見拙作《論周代禮樂文化的快樂精神——以先秦儒家闡釋為視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36]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二十五史》本，第531—5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