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代学校教育，传世文献如《周礼》、《大戴礼》和《礼记》等都有记载，出土彝器如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师汤鼎》《作册麦方尊》及穆王时器《静簋》等的铭文也有记载，前人做过不少研究，尤以杨宽《周代的贵族教育和重要礼制》论述西周学校最为详备，这里不拟重复。
《先秦史十讲》
我们只想着重指出，西周学校是贵族学校，分小学、大学两级，“礼、乐、射、御、书、数”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而“礼乐”是其核心，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理解礼乐文化、维护礼乐制度、具备礼乐精神的统治阶级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周公“作乐”，不仅建立起不同于殷商的完备的雅乐体制，而且建立起三代以来最为完备的“乐教”体系，这一“乐教”体系又是周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现在还缺少周公时期学校教育和具体“乐教”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出土西周彝器铭文和传世文献资料，仍然可以推测出周公时期的学校教育状况以及“乐教”在其中的地位。
因为西周教育具有连续性，西周中叶礼乐制度的完备正肇自周初制度的创始。《周礼》虽为后人所编辑，但“《周礼》中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土地规划，都是根据西周的阶级基础而制作出来，这些基础，春秋以后逐渐消失，没有人能够伪造。
周公是西周开国后的主要当政者，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因袭商法，比如根据‘田制’改造成井田，加以周族本身的传统而制造出种种典章制度，有伟大的气魄，足以‘建立起这个庞大王朝的大系统来’”[1]。
周公后裔鲁世家季文子曾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2]证明春秋中叶鲁国贵族仍然熟悉《周礼》。因此，我们说今传《周礼》中有周公“制礼作乐”的制度遗存，是有充分根据的，出土文献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3]
《周礼正义》
西周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分别教学不同的教育内容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由学有专长的职官执掌。
清道光初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的《大盂鼎》铭文记载有周康王命令贵族子弟盂入贵胄小学事[4]，《作册麦方尊》则记载了康王亲率群臣在大学（辟雍）举行大礼和习射的情况[5]。
《礼记·内则》云：贵族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6]。也证明朝廷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有制度性的安排，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因学龄不同而有区别。
而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因此五物者（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引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7]即是说，“乐教”虽不是国家教育安排中的唯一内容，却也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礼注疏》
为了让贵族子弟掌握好“乐教”的相关知识，周人建立了庞大的乐师队伍，逐渐形成细致的专业分工。据《周礼·春官宗伯》云：
大司乐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 》《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8]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齐》。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9]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撃拊，下管，撃应鼓，彻歌。大飨亦如之。大丧与廞。凡小祭祀，小乐事，鼓朄。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10]
这里所提到的“乐教”在内容上已经相当完备，朝廷进行“乐教”的教师除上述乐官外，尚有大胥、小胥、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韎师、旄人、籥师、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鼓人、舞师以及瞽矇、眡瞭等1600余人。
《宋本周礼疏》
周公“作乐”时是否有这样完备的教学内容和这样庞大的师资力量，虽不能贸然断定，但从周公“作乐”开始已经有了明确的“乐教”安排和专业分工则是肯定的。尽管史称成王“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11]，但那只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在成王时得以完善，并未否认周公的创始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周代“乐制”是配合着“礼制”进行的。周人十分重视礼仪，而礼仪往往体现在乐器、乐音、乐语、乐舞等乐仪上，故乐师掌“教乐仪”。
例如，“王出入，（大司乐）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12]
“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13]
“凡国之小事用乐者，（大师）令奏钟鼓……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14]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15]
孙诒让总结说：“古乐大节凡五，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笙入，次间歌，而终以合乐，合乐则兴舞，此宾祭大乐之恒法也。”[16]
《孙诒让稿本汇编》
不过，这种“礼乐相将”的形式所追求的不是感官刺激[17]，而是进行着社会思想文化的教育和礼乐精神的培养。
所谓“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8]，强调的就是“乐教”在周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教作用与文化功能，尤其重视情感熏陶和精神感受。
“乐教”在周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其与周代官员培养和选拔的紧密联系上。
《礼记·王制》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19]
《礼记正义》
从这套培养及选拔官员的制度来看，大乐正（即《周礼》中的大司乐）、小乐正（即《周礼》中的乐师）、大胥、小胥这些乐官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乐教”实为培养官员的重要手段，并且有十分严格的学绩考核制度，优秀者会得到选拔和授官，不合格者会得到处罚，“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这种制度化的“乐教”，不仅贵族子弟必须接受，郊野之民也同样要接受。据《周礼·地官司徒·舞师》载：“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贾公彦疏：“云‘掌教兵舞’，谓教野人使知之。国有祭山川，则舞师还帅领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20]
对野人的“乐教”也许没有对国子的教育那么系统和严格，但“乐教”贯彻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之中则是显然的，包括周天子分封的各诸侯邦国。
为了推动各诸侯邦国加强“乐教”，周初创设了“赐乐”制度，以推动“乐教”的普及。周初分封时，武王曾赐给康叔“大吕”，赐给唐叔“密须之鼓”、“姑洗”等乐器和乐人，[21]到周公“制礼作乐”时形成“乐则”，作为周天子“九锡”的内容之一。
清康熙间刻本《礼记集注》
《礼记·王制》云：“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22]“乐则”是包括乐器、乐舞、乐人在内的符合被赏赐者身份地位的一整套乐仪，含有宗法等级提示和政治评价的意味在内。
例如，周公的后裔封于鲁,就得到天子赏赐的天子乐仪，作为对周公特殊功劳的褒奖，历代鲁君都可以使用，以致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叹为观止。[23]
天子不仅赐诸侯乐，也赐大夫乐；各诸侯仿效天子，有时也赐大夫和士之乐，这便进一步扩大了“乐教”的影响。
《仪礼·乡射礼》“主人取爵于上筐献工，大师则为之洗”，郑玄注：“君赐大夫乐，又从之以其人，谓之大师。”贾公彦疏：“天子、诸侯官备，有大师、少师、瞽人作乐之长。大夫、士官不备，不合有大师。君有赐大夫、士乐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晋侯歌钟二肆，取半以赐魏绛，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24]
西周彝器铭文有天子赏赐大夫乐器与乐人的记载，如《大克鼎》便记有周孝王册命善夫克并赐其“史小臣、霝、籥、鼓钟”之事。[25]
故《史记·乐书》云：“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26]这样，“乐教”便与社会政治治理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华书局版《史记》
“乐教”在各诸侯国推行的好坏，虽然取决于各地方诸侯的重视程度，但周天子的督促则可以有效防止他们的懈怠或敷衍。
周设有大行人一职，“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见；五岁遍省；七岁属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7]。
周天子除定期巡视各地方诸侯外，还派遣大行人、小行人到各地考察，考察回京要向周天子汇报各地风土民情，包括“乐教”执行情况：“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28]
行人提供各诸侯国的政治教育现状，以备天子了解各诸侯国国情民意。天子依据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对诸侯进行奖励和处罚直至征讨，即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9]，这就保证了朝廷政令畅通和“乐教”的落实。
应该承认，这种上下一体的政治结构、教育体系和周天子控制地方势力的能力，在殷商时代是不具备的，那时没有成体系的制度化“乐教”也是容易理解的。
《周公》
明晰的“乐教”思想、完备的“乐教”体系以及有效的“乐教”管理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这是因为，在周公之前，如果说有“乐教”，那也只是指传授器物使用和术数层次的技艺，如怎样吹笛、怎样击磬、怎样歌咏、怎样舞蹈等等。而且这种技艺主要服务于原始宗教与祭祀。
例如，贾湖遗址的骨笛是随葬品，“随葬骨笛墓葬的墓主，主要为成年男子。由此可以推测，这些墓主人生前可能都有着一定的特殊地位。他们既可能是部落或氏族中的首领，也可能是部落或氏族中能沟通天地、人神的巫师。他们是骨笛的主人，或许也是骨笛的制作者与使用者”[30]。
而孙家寨遗址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的“有组织的舞蹈”，其人像“头上坠下的‘发辫’与下腹体侧的‘一道’都见于下项：下面的一道与其说是饰物不如看做男性的阳物或阳物的伸展或夸张。从这两点看，使人怀疑这不是纯粹娱乐性的舞蹈的画面”[31]。
这种陶盆也很可能是巫觋作法的道具，至少是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巫术。[32]即是说，史前时代的乐器残存和乐舞资料，只是那些垄断原始宗教和祭祀的巫觋们独占的工具而已。
正如赵敏俐所说：“从本质上讲，巫的职能是沟通人神之间的关系，歌舞只不过是它用以降神或进行相关巫术活动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我们只能说他们是那一时代的精神生产者，而不是最早的专职音乐家。”[33]
《中国古代歌诗研究》
如果说巫觋集团中必然会存在事实上的声乐、器乐、歌舞等技艺的教学关系，那也只是巫觋内部“通天”权力的让渡和“通天”手段的传承而已，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民众的文化教育，更非后人所说的“乐教”。
尽管这里的教育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巫觋集团内部也形成了一种传统，但那只是“巫教”的传统，而并非中国“乐教”的传统，则是很显明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刘师培以为“乐教”在上古时就已经存在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周公“制礼作乐”所形成的制度性的礼乐文化和“乐教”体制，不仅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维系着天子与诸侯的血亲关系，而且潜移默化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指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礼乐文化的成立结束了巫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开辟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新纪元。正如张光直所言：“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持续到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的开端。”[34]
《古代中国考古学》
尽管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但礼乐文化的影响并未根本消退，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们的阐释和弘扬，礼乐文化的精髓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内涵，影响中国后来各个方面的发展。[35]
不过，也需要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礼教”得到高度重视，“乐教”却逐渐萎缩，以致后人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仪文化”，称中国为“礼仪之邦”，视儒家教育为“礼教”，而“乐教”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扭曲，逐渐沦为典礼服务和感官刺激的工具。
《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6]武帝时期的朝廷乐府，虽尚有“观风俗，知薄厚”之义，但与西周时期的乐官和“乐教”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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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下卷《宗周的礼乐文明》第二《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文公十八年》，《十三经注疏》本，第1861页。
[3] 《周礼》作于何人何时，向有争议。一说出于周公，一说成于战国，均有难以自圆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言其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否定了康说。近年考古材料频出，张亚初、刘雨将西周青铜器铭文近900条官制材料与《周礼》对比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见氏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李学勤通过研究1975年陕西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青铜器铭文，认为裘氏为西周司裘，“司裘职掌的证实，无疑表明了《周礼》的真实可据”，因为“司裘这一官名，仅见于《周礼》，其他任何古书都是没有的”。（氏著《从金文看〈周礼〉》，《寻根》1996年第2期）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结论最为稳妥。本文谨慎选择《周礼》的可信材料作为论据。
[4]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三《青铜礼器、乐器及其他用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5] 王辉：《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第1471页。
[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地官·大司徒》，《十三经注疏》本，第703—707页。
[8]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乐》，《十三经注疏》本，第787—788页。
[9]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乐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93页。
[1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大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95—797页。
[11]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周本纪》，《二十五史》本，第18页。
[1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乐》，《十三经注疏》本，第790—791页。
[13]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乐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93页。
[1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大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96页。
[1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九《祭统》，《十三经注疏》本，第1607页。
[16]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春官·大司乐》，第1732页。
[17] 西周以后的“礼崩乐坏”，正是贵族统治者追求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结果，正好与周公创制相比较。
[1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45页。
[1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1344页。
[2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二《地官司徒·舞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21页。
[2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四《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本，第2134—2135页。
[2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十三经注疏》本，第1332页。“乐则”属天子“九锡”之一，“九锡”即“九赐”。“九锡”具体内容虽有不同说法，但都有“乐则”，如《公羊传》说“五曰乐则”，《礼纬含文嘉》说“三曰乐则”，《韩诗外传》说“四锡乐器”。《十三经注疏》本将“乐则”二字断开，“则”属下，误。
[23]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九《襄公二十九年》，《十三经注疏》本，第2006—2007页。
[2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十一《乡射礼》，《十三经注疏》本，第996页。
[25]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三《青铜礼器、乐器及其他用器》，第104页。
[26]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二十五史》本，第158页。
[2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大行人》，《十三经注疏》本，第890—892页。
[28]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小行人》，《十三经注疏》本，第894页。
[2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六《季氏》，《十三经注疏》本，第2521页。
[30] 王子初：《音乐考古》，第32页。
[31]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第六十四本，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5页。
[32] 张光直认为，仰韶文化的社会中“巫觋的任务是通天地，即通人神，已有的证据都说巫师是男子”，“巫师的作业包括舞蹈。巫师的装备包括鯨面、发辫（或头戴蛇形动物）与阳具配物”。（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第147页。）
[33] 赵敏俐：《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4]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六章《最早的文明：夏、商、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4页。
[35] 参见拙作《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6]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十五史》本，第531—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