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周原是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西周遺址，近年在遺址核心區域又确認了形狀方正、規劃嚴謹、規模龐大的城址。周原即金文中的“周”和“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金文中的京即鎬京，是關中東部的重要城邑和交通樞紐，也是周王的遊獵地，但武王以後已不是都城。将鎬京誤認為西周首都始于戰國時期，可能出自在同一地區立都的秦人。
西周王朝的首都号稱宗周，兩千餘年來的傳世文獻都認為它在鎬京，即今天的沣東遺址。然而，現代考古工作越來越多地揭示出考古發現與傳統說法間的沖突。本文的主旨，是論證周原遺址為宗周，是周王朝真正的首都；西周金文中的京即文獻中的鎬京，在西周大部分時間内不是首都。筆者将立足考古背景，檢讨文字材料——後者是解決政體和地方名稱的關鍵。文章分為兩部分，相對獨立地讨論周原和鎬京的問題。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周原遺址的性質
周原是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西周時期遺址，自确認以來已經過了80年的探索曆程，但它在西周曆史上的地位至今尚不明了。學界對周原遺址的性質有多種看法，認識逐漸深入。以往較有代表性的看法依據大量發現的銅器窖藏，認為周原是西周貴族的聚居地，因為這裡是周人發祥之地、宗教和禮儀的中心[1]。随着考古工作的進展，特别是出土文字資料的積累，近年來多位學者指出周原即西周銘文中的“周”，根據銘文記錄的周王活動，提出周原在一段時間内是西周實際上的政治中心，名義上的首都仍是宗周鎬京。目前對周原的性質一般概括為“都邑性遺址”，這是在問題尚未解決情況下的籠統說法。
周原遺址的性質不明，一方面是由于傳世文獻對西周時期周原的記載不詳；一方面是因為考古工作還不充分，遺址的結構、布局不清，重要遺存發掘較少。近兩年來，周原考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城市遺址。這促使筆者對周原遺址的性質進行了認真思考。通過檢讨文字材料，考察已知考古發現，将這兩方面的證據結合，筆者認為周原是西周時期最重要的都城，是西周王朝真正的首都。
（一）周原稱“周”
為了與“宗周”“成周”相差別，當代研究常見以“岐周”指稱西周時期的周原。“岐周”一詞始見于《孟子·離婁下》和《逸周書·作雒》，是戰國時期追述性的叫法[2]。從《大雅·綿》中的“周原膴膴”（周地的原野很肥沃）、《大雅·大明》中的“來嫁于周”能看出西周時當地的地名應是“周”。關于這一點，學者們根據出土文字材料做了更有力的論證，主要證據包括：
1.史牆盤銘文記載微氏家族的先祖投靠周人後，“武王則命周公舍寓，于周俾處”。說明微氏在周地有居所，而微氏曆代的銅器窖藏于周原莊白附近，學界一般認為銅器窖藏離貴族宅邸不遠[3]。唐蘭、李學勤、劉雨、尹盛平等先生都指出銘文中的“周”指周原[4]，換句話說，當時的周原地名為“周”。
2.周原甲骨中有以下兩條蔔辭：
祠自蒿于周。（H11:117）
丁卯，王在周，乎寶蔔曰……
（H1:133+H11:52）[5]
蔔辭内容說明占蔔之地在周，而蔔甲就出土在鳳雛甲組建築廢棄後的灰坑裡。一般來說，使用過的占蔔材料不會被遠距離搬運。
3.周原遺址的鳳雛、禮村、齊家等地點出土了不少刻有“周”字的陶器和石器，據雷興山、趙慶淼先生統計已多達36件。雷興山先生指出“周”銘陶器集中在周原出土，說明這些陶器制造于周原，反映了周原就是陶文中的“周”[6]。另外，沣西馬王村等地偶見“周”銘陶器，或許是由于陶器仍有一定的流通性，有待将來陶器産地的研究。
除了上述證據，有銘銅器的出土地也很能說明問題。筆者統計了銘文含“周”地，且所述事件發生在“周”地的銅器出土地（表一）。這樣的銅器目前見有121件，其中69件有出土地資訊，32件出土于周原地區，其他的散見各地。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周地的豐鎬或洛陽分别隻出土了5件和2件[7]。這些銅器的主人是周人貴族，銘文内容大多是他們在周地接受冊命，作為官員為王朝服務。這一方面說明周地是行政中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銅器出土于周原的原因。舉例來說，生活于西周中期的貴族裘衛，他曾在周的大室接受王的冊命，也曾在周駒宮舉行的典禮前與其他貴族發生涉及皮毛的交易，學者指出他的職務是《周禮·天官》的司裘，屬王室官員之一。裘衛家族的銅器即窖藏于周原遺址的董家村西。再如毛叔之子師湯父，他曾在周新宮的射廬接受周王賞賜的弓、矢，由此推測他服務于周舉行的射禮，或直接參與了射禮，并且表現優異，他的稱謂“師”也說明他是一位王朝的軍事官員。師湯父的墓葬發現于周原遺址的齊家村東[8]。記載周地之事的銅器集中出土于周原，直接原因是貴族在周原為官，他們生活于周原、埋葬于周原，其銅器鑄造于周原、使用于周原、作為财産随葬或窖藏于周原——周原就是銅器銘文中的周。
表一 記載“周”地事件的銅器出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漢唐人的注疏把《尚書》若幹篇章中的“周”解釋為鎬京[9]，影響到當代學者仍認為“周”是鎬京，或認為“周”可指岐周、鎬京，甚至成周多地[10]。從出土文字資料來看，西周時“豐”“鎬”“周”“成周”的使用泾渭分明，并不存在用“周”指稱多個地方的現象。認為多地稱“周”是後世學者了解産生的問題。将傳世文獻中的“周”了解為周原都是講得通的，後文還會涉及這個問題。
（二）周原稱“宗周”
這部分要論證的問題是周原不僅稱“周”，也稱為“宗周”。
早在20世紀50年代，陳夢家先生就提出了西周時期的宗周是周原，但信從者很少。按照傳統說法，“宗周”二字意謂周是天下宗主。《小雅·雨無正》“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左傳·昭公十六年》引作“宗周既滅”，杜預注：“言周舊為天下宗。”《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周本紀》“宣王即位……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複宗周”。童書業先生《春秋史》指出：“宗周者，表周室為天下之宗主也。”周原在先周、西周時期的地名都是“周”，是周王長期居住、施政的地方（參後文），有周王室的大量宗廟、宮殿（周地的宮室名稱在金文中最為豐富），稱為“宗周”其實是很合适的。有一種看法認為西周“祖文王、宗武王”，是以武王營建的鎬京才能稱宗周；還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宗周”之“宗”指宗廟，這都未免太過拘泥。“宗”字本義雖然是宗廟，但字義已有引申。洛邑雖有宗廟，西周時隻稱新邑、成周，顯然不是有宗廟就會稱宗周。隻有周王長居的王朝都城才能稱為宗周。孔穎達《尚書正義》說：“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11]
秦漢以來将“宗周”解釋為鎬京。吳大澂、陳夢家、李學勤等學者認為西周銘文材料裡的京即鎬京，意見尚未獲公認，但是正确的，本文第二部分将詳細申論。“京”在兩篇銘文（士上諸器、麥方尊）裡和“宗周”同時出現，所指為兩個地方。京并非“宗周”，秦漢後以為宗周是鎬京是不可靠的。
同時，“宗周”與“豐”（作冊卣）、與“成周”（士上諸器、靜方鼎、史頌諸器、小克鼎）也都有出現在一篇銘文裡的情況，所指顯然不同。陳夢家先生指出，宗周不是豐、鎬、成周中的任何一地，則最可能指周地[12]。換句話說，宗周和周是一個地方。
在年代較早的文獻《詩經》《尚書》裡，“周”“宗周”兩詞都指周王朝的都城，但“宗周”使用得很少，隻出現過3次（另有“周宗”1次）；“周”使用得很多，出現過20次。兩者沒有在一篇文獻裡同時使用的情況。漢唐的注疏一般把周和宗周當作一地[13]，從使用情況來看，這是合理的。如果宗周指一個都城，周指另一個都城，那麼周王朝的都城宗周隻出現寥寥數次顯然不合情理。“宗周”是“周”的異稱才好了解“宗周”使用次數很少的現象。
出土西周金文中“周”和“宗周”的使用情況與傳世文獻類似，“宗周”使用的較少，有27篇銘文；“周”使用的很多，有69篇銘文。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兩者從來沒有同時出現過。我們知道，一篇銘文裡普遍用一個地名指稱一地，這是因為在一篇銘文中用兩個地名指稱一地容易引起了解混亂。反之，兩個地名從未同時出現，或者因為它們所指的是一個地方，或者因為它們毫不相幹。宗周、周如果是西周的兩個都城，它們的關系就很密切，不被同時提到的機率是不大的。西周銘文常涉及王和貴族在兩個都邑的活動，成周和周曾被同時提到（頌器、小克鼎、應侯視工鐘），成周和宗周也曾被同時提到（士上諸器、靜方鼎、史頌諸器、小克鼎）；鎬京和周曾被同時提到（高卣），鎬京和宗周也曾被同時提到（士上諸器、麥方尊），這都是銘文涉及兩個都邑的例子。在成周—周、成周—宗周，鎬京—周、鎬京—宗周的并列關系裡，周和宗周正好相當，可能是所指相同的地名換用[14]。
将“宗周”和“周”看作一地需要解決一些問題：為什麼一個地方會有兩個不同的名稱？它們使用時的差異在哪裡？這需要認真考察“周”和“宗周”出現的語境。筆者把所有提到“宗周”的銘文彙內建表二，可以看到銅器作器者身份和作器緣由的幾種情況：
表二 銘文涉及“宗周”銅器的作器者身份
第一種，諸侯及其下屬，包括獻侯、燕侯、晉侯，燕侯的下屬堇、晉侯的下屬
、邢侯的下屬作冊麥、衛侯的下屬
，共7例（銅器多出土于諸侯墓地）。諸侯作器的緣由是到宗周述職或參加典禮，諸侯下屬作器的緣由包括随從諸侯述職或被差遣到宗周辦事。諸侯及其下屬被分封到外地，他們把“周”稱為“宗周”很符合“周為天下宗”“諸侯宗周”的意思。
第二種，諸伯及其下屬，包括庸伯、滕國某伯的下屬史
[15]、楷國楷仲的下屬
[16]，共3例。他們作器的緣由是到宗周述職、參加祭禮，或跟随上級到宗周受了賞賜。西周時期稱為“伯”的人，有一種是受到周人承認的地方首領，即所謂邦伯[17]。他們的地位比諸侯低，有的受諸侯統領，但和王朝的政治關系、空間關系與諸侯和王朝之間的類似，如盂受封的“夷司王臣十又三伯”（大盂鼎）、宜侯夨徙封時的“奠七伯”（宜侯夨簋），考古工作發現了墓地的伯、倗伯、霸伯。這種邦伯的性質類似于晚商時期的方伯，有一些可能就來源于被周人征服的方伯或臣服于周的同盟。
第三種，管理各地駐軍的官員，包括管理曾鄂師的靜，監管豳師的善，為豳師冢司馬的
，正成周八師的克，共4例。他們作器的緣由都是受到王的任職指令。西周時期各地的師雖然是中央職官，但在派駐外地這點上與諸侯相似，名義上還是諸侯的輔佐，如監豳師的善要“胥佐
侯”。
第四種，身在成周的貴族官員，包括士上、公太史的下屬作冊、王姜的下屬叔、管理成周商賈的史頌，共4例（上一類的克也可以歸屬此類）[18]。作器的緣由是到宗周述職，或者從宗周、成周兩地中的一地至另一地執行事務。成周是周王朝統治東部的中心，設定有很多貴族官僚，也有克這樣執行王命而居留一段時間的。成周的貴族官僚在銘文中以“宗周”稱周，有和成周相差別的用意（提到“宗周”的銘文，經常出現“成周”，“宗周”與“成周”對言[19]），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成周貴族也以周為天下之宗，這一點與諸侯們并無本質的不同。此外，例19中的
是公仲下屬，“公仲”從稱謂來看不像諸侯，或許類似公太史，是一位居于成周的貴族。
第五種，包括
鐘、大盂鼎、班簋3件，作器者是周王和盂、班這樣的進階貴族。3器銘文都談到了文武受命（西周講“天命”的銘文基本屬于周王和進階貴族），用“宗周”似有莊嚴的修辭意味，強調“赫赫宗周”之意，如鐘銘文說“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尤為明顯。
最後是微鼎、同簋、
簋、
簋4器，銘文用“宗周”似乎沒有特别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排除作器者身在外地的可能。例如微和同兩人分司九陂和場、林、虞、牧，管理自然資源的職務可能要求他們離開王都（微鼎出土于陝西商洛）。邑于奠的和司田人的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因素。綜上，銘文中稱“宗周”的銅器，大部分作器者為身在諸侯國和成周的貴族（以比較确定的前4種計為19/26，超過7成），少數可能出于修辭的意圖。對比表一中稱“周”的銅器，可以看到作器者大部分為身處王朝中樞的貴族。這個趨勢是很明顯的。這就是說，銘文用“宗周”或“周”的差别，主要是由作器者的不同身份和口吻造成的。
上引例證中有一些貴族曾在周和成周兩地為官，随着身份視角的轉換，他們所作銅器的銘文也出現了“周”和“宗周”的變化，這從具體個人的角度，說明稱“周”或“宗周”，取決于叙述者以何為本位。例如本為周地貴族的克，在十六年受命“遹泾東至于京師”、十八年受賜田人的兩篇銘文中都以“周”稱都城，但在二十三年受命“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師”的銘文中以“宗周”稱都城。分析原因，這是由于克成為了派駐成周的官員（其後所作的大克鼎也稱“宗周”），對成周官員來說，周應鄭重地稱為“宗周”。又如史頌器（鼎、簋）和頌器（鼎、簋、壺、盤），由于曆日銜接、器主私名相同，一般認為是一人作的器物，但史頌器銘文稱“宗周”，頌器銘文稱“周”，這個問題也可以從作器者以不同本位叙述的角度了解。依據兩篇銘文的内容，事情經過可以做如下複原：頌是一位周地的貴族。三年五月丁巳日，頌受命省視蘇，這是一項臨時的差遣。尚未及成行，頌又在甲戌日被指令管理成周新設定的商賈[20]。這項新的任務可能因蘇距成周不遠，可以一并執行，不過從儀節來看是一項經過冊命的正式、長期的職事。頌由此成為了長駐成周的官員，身份發生了轉變。頌器和史頌器都是事後鑄造的，銘文為追述[21]。頌器的作器緣由是受到周王冊命，是以用王朝官員的語氣，并可能轉寫了命書，把首都稱為周。史頌器的作器緣由是接受了蘇賓贈的璋、馬、吉金，屬于自作器，此時他已經長駐成周，從轉變後的成周貴族本位出發，是以稱首都為“宗周”。盧連成、趙慶淼先生認為一人所作多件銅器中出現的不同地名适用“排斥法”，不是一個地方。筆者認為，銅器中出現“周”和“宗周”兩種叫法的克和頌都有在成周為官的經曆，這顯然不是偶然的。貴族官僚一生的職務和任職地點并非一成不變，他們在不同的情景下對周原有“周”和“宗周”的不同稱呼，這是一件容易了解的事。
總體來說，外地貴族在與周發生聯系（如朝見），并且是以作器時，銘文中會出現“宗周”；周本地貴族很少使用“宗周”，這是西周銘文裡“宗周”比“周”出現少很多的原因。當然，外地貴族稱“宗周”僅是趨勢，由于“宗周”隻是比“周”多了一層政治含義，但所指的地方仍相同，他們偶爾用“周”也并無不可。例如應侯視工鐘銘文說“王歸自成周，應侯視工遺王于周”，按上文所說的規律，應侯應把“周”稱為“宗周”。不過銘文内容揭示，這套編鐘制作的背景是應侯護送周王自成周返周而受賞，應侯身在周地[22]，且編鐘鑄造于周地，這可能是銘文的口吻按周地一般習慣的原因。無論如何，這樣的例子據筆者所知是很少的[23]。
總結這部分的讨論，宗周和周是一地。如果宗周和周是兩個地方，那麼在諸侯所作的銅器中應該兩個地名都能看到，在王朝大臣所作的銅器中也應該兩個地名都能看到。在諸侯銅器中基本隻看到“宗周”，在王朝大臣的銅器中基本隻看到“周”，最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宗周”和“周”為不同群體從不同視角對一個地方的稱呼。陳夢家先生在當年論證宗周為岐周時，就已經指出6件提到“宗周”的銅器銘文“凡此多涉于諸侯朝見周王之事”，可謂洞見。宗周和周為一地，意味着宗周就在周原。傳世文獻都說宗周是西周王朝的正式都城，這從出土文字材料記錄的朝見、述職等内容來看是沒有問題的[24]，隻是秦漢以後将宗周錯置在了鎬京。關于宗周的得名，唐蘭先生曾提出是在成周建成後，這是很有見地的[25]。但與唐蘭先生推測不同的是，宗周不是鎬京改名而來。宗周的名稱是從“周”地發展來的，周初分封諸侯和建設成周兩件大事使原來的周地成為了天下之宗，由此獲得了宗周之名[26]。
（三）周原、豐鎬的考古材料比較
根據文字資料，周原是周和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如果抛開宗周為鎬京的成見來觀察考古證據，這點表現得更加明白無遺。
周原和豐鎬都已開展了數十年的考古工作。從遺址規模來看，周原的面積約33平方千米，是商周時期超大型的城市。沣東遺址的面積約9.2平方千米，沣西遺址的面積約8.6平方千米，兩者相加17.8平方千米，是周原的一半[27]。從中心區域城址的規模來看，周原小城的面積約1.75平方千米，遠大于同時期的琉璃河、姚家原等諸侯城市。大城的面積約5.2平方千米，與同時期的成周城相當[28]。豐鎬遺址目前都還沒有發現城址，估計将來應有發現，但沣東、沣西8-9平方千米的遺址内不太可能容納5平方千米的城址。
從遺址内涵來看，周原調查發現有上百座夯土建築基址，已發掘的鳳雛三号建築面積超過2180平方米，是目前西周時期規模最大的單體建築。豐鎬遺址在客省莊、花園村、落水村等處發現有27座夯土基址，規模最大的4号基址面積1800多平方米。周原調查、發掘的帶墓道大墓已有9座，豐鎬隻在張家坡發現有4座帶墓道的井叔墓。周原已經出土700多件西周各階段的青銅器，王器7件（早期至晚期）；豐鎬有記錄的銅器400多件，未見王器出土。周原的各類遺存都比豐鎬豐富，背後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貴族官僚、更多的财富。
從遺址布局來看，周原遺址選擇在寬廣的原面上。新發現的城址形狀方正，小城北部分布大面積夯土，可能是宮殿區；已發掘的鳳雛建築，方向與城址完全一緻；大城内以往發現大量銅器窖藏，可能訓示貴族官僚的官署、宅邸，城市明顯有嚴謹的規劃。豐鎬遺址附近為大面積的水域低地，遺址主要在高起的郿塢嶺上，城市的規劃目前還不清楚[29]。需要辨明的是，自郦道元《水經注》以來，一直有看法認為漢武帝開鑿昆明池對豐鎬遺址的破壞很大[30]。但現代考古工作找到了西周時期的遺址邊緣和漢代昆明池的範圍，發現遺址附近的地形變化不大，漢唐昆明池是以當地本已存在的天然水域為基礎修建的，這些天然水域也就是周代文獻中的靈沼、辟雍、滮池等水澤[31]。
從區域視角來看，作為王畿的關中地區是出土西周銅器最多的地方。我們統計了銅容器的數量、分布來考察各個時期貴族的密度[32]。圖一顯示了整個西周時期銅器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到周原遺址所在的關中西部出土銅器數量明顯高于豐鎬遺址所在的關中東部。關中東部的貴族較少當與西周時期的開發程度有關[33]。以周原遺址為中心，關中西部存在一個顯著的銅器密集出土區。周原遺址本身記錄到銅器716件，豐鎬遺址記錄到432件，隻有周原的6成。
圖二至圖四顯示了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銅器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到周原始終是最主要的一個中心，豐鎬則在西周中期後明顯衰落。周原遺址記錄到西周早期銅器174件，西周中期銅器237件，西周晚期銅器294件；豐鎬遺址記錄到西周早期銅器143件，西周中期銅器176件，西周晚期銅器100件。豐鎬出土的銅器在各個時期始終少于周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結果有很強的人為幹預，不是在随機條件下産生的。由于豐鎬遺址存在長年系統的考古工作，墓葬發掘數量遠超過周原[34]，主動發掘所獲的銅器（198件）比重很高，占全部出土銅器近半數（47%）；周原發現的銅器大部分是偶然原因出土的，主動發掘所獲隻占16%。可以想見，如果兩個遺址墓葬發掘工作的程度相同，出土銅器數量的差距肯定會更大。
為了排除考古工作開展程度造成的影響，我們可以隻觀察各種原因的偶然發現（豐鎬的工程建設略多于周原，但兩地情況相差不多）。西周早期出土銅器的機關，周原發現了55個，含102件銅器，豐鎬發現了37個，含56件銅器；西周中期機關，周原發現了31個，含84件銅器，豐鎬發現了11個，含37件銅器；西周晚期機關，周原發現了49個，含402件銅器，豐鎬發現了16個，含128件銅器。無論是機關數還是銅器數，周原大約都是豐鎬的2-3倍。
銅容器是貴族官僚階層的重要财富形式，是他們的物質反映，盡管也會轉手易主，但最終會埋藏在這個群體的居地附近。縱觀青銅時代的中原文明，集中大量青銅容器的地方都是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或許有研究者會設想西周以豐鎬為首都，貴族隻是在周地舊都建有宗廟或歸葬周原，但這樣的解釋不僅太過迂曲，也意味着周原應缺乏生活遺迹，這與考古證據反映周原的繁盛情況并不吻合。考古證據顯示，豐鎬在西周早期的地位比較重要，中期以後嚴重衰落；周原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即使在豐鎬最繁榮的西周早期，周原出土銅器的數量也多于豐鎬。在西周絕大部分時間内，周原的地位始終重于豐鎬。
（四）周原性質的變動過程
文字和考古證據共同表明，周原是西周王朝大部分時間内的首都。為了完整說明本文的觀點，筆者準備結合文獻、金文和考古材料，簡要梳理周原、豐鎬的變動過程。
按《詩·大雅·綿》《大雅·皇矣》《魯頌·
宮》《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商時期周王國的中心大緻位于今周原地區。考古工作表明，周原遺址先周聚落的面積達5-6平方千米，在關中地區同時期聚落中規模最大。王家嘴、雙庵、賀家、禮村一帶多次發現晚商銅器墓，新近發掘的王家嘴一号建築也訓示先周國家的都城可能位于此地[35]。
伴随着國家形成，占據關中西部的先周國家開始向關中東部擴張，此時會受制于關中東部老牛坡這樣的商勢力。《詩·大雅·文王有聲》記載了文王滅崇而遷豐、武王居鎬，豐鎬遺址也出現了和周原相似的先周晚期遺存。文王遷豐的目的是向東方繼續擴張。盡管形勢迅速變化，但文王、武王不可能預知曆史的發展，不可能預知周能夠克商，是以遷都豐鎬與其說是選擇正式都城，不如說是建立臨時的前進基地。
克商之後，為統治新征服的廣大領土，一個更靠近東部的政治中心成為必需。按《逸周書·度邑》和何尊銘文記載，武王時已計劃在洛陽盆地建立東都，隻是未及實施。《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征商“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武王征四方之後“朝至燎于周”“告于周廟”；《度邑》記載“王至于周”；《作雒》記載“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予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這幾件事說明武王時期的統治中心雖然在鎬，但周原仍非常重要。在文王、武王離開周原、以豐鎬為都城期間，周地可能分給了周公管理。周公之得名正是由于其封地在周。是以當微氏先祖投靠周人，由周公在周原為其“舍寓”便順理成章[36]。
武王去世後，統治中心很快發生了變化。據《尚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二次東征後傳回的是“宗周”；
鼎銘文則記周公東征傳回後祭于“周廟”。《左傳·昭公四年》《國語·晉語》記成王在岐陽召集諸侯盟會、賞賜多邦伯。保尊、保卣銘文則記此次大會的地方是“周”。又據《康诰》《召诰》《洛诰》記錄，在成周的建設過程中，成王、周公從西部出發的地方是“周”；《洛诰》說建設成周是“作周匹”，還明确地記成王說“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說明成王此時居周。傳統說法認為這些“周”“宗周”指鎬京，但前文已論證“周”和“宗周”指周原，且西周金文能說明“周”“宗周”與鎬京不是一個地方（詳見本文第二部分）。這些證據說明成王初年王朝西部的統治中心已經回到了周原。考古發現的周原小城始建于商周之際，大約相當于文王、武王都豐鎬時期至成王初年，城址的存在為統治中心遷移打下了基礎，也可能建城和遷都是一個連貫的事件。岐山周公廟遺址成為最終的周公家族采邑，也是因為周原重新由周王直接管理。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大概包括政治形勢和自然條件兩方面。一方面，随着滅商的完成，豐鎬作為前進基地的作用不複存在，而為了統治東方，豐鎬的位置還不夠靠“前”，成周才能真正實作這個功能。另一方面，西周時期關中東部還有大面積濕地沼澤，尚未充分開發，豐鎬的區域條件不如周原優越。定都豐鎬是周人擴張過程中的選擇，在新的形勢下，豐鎬對于鞏固本土、統治東方兩項任務都難堪大用，變得有些雞肋。或許有研究者會認為，周原雖然重要，但不妨礙豐鎬作為都城。筆者認為，在成周建成後，周原和豐鎬兩地隻會有一個真正的都城，不會同時并重，這是因為兩地相距隻有100千米，區位作用大緻重疊。漢唐時期長期依靠東西兩都統治，關中地區隻有一都，可以佐證這個道理。
成王在位期間似常居成周[37]，但會傳回宗周（周原）舉行大的祭典，這從獻侯鼎、士上器銘文可以看出。身為諸侯的獻侯回到宗周參加祭典，可能有朝見的意味，暗示周原是西部的都城。士上器銘文以大事紀年，透露成王某年在宗周進行了大禴的祭禮，（傳回成周時）在京（鎬京）停留，宴享鎬京貴族。
康王時期，周或宗周發生的朝見、獻俘、分封等事明确顯示王朝的首都在周原。燕侯旨鼎銘文說“燕侯旨初見事于宗周”，康王末年的大盂鼎銘文記載盂在宗周受封，小盂鼎銘文記載盂在周廟獻捷。需辨明的是，《尚書·畢命》有“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的語句，過去把它了解為“早晨從宗周出發，當天到達豐邑”，說明宗周距豐很近，以此作為宗周是鎬京的證據。但“朝”隻表示出發于某天的早上，與後面的到達時間沒有直接關系。《尚書·召诰》有“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講的是成王早上從周原出發，到達豐後停留，與《畢命》所說是一樣的事情，并不表明當天到達。夨令簋銘文中有“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句，從前文知道明公出發是在八月丁亥之後不久，比到達的十月癸未要早一月有餘，這裡的“朝”隻表示到達當日的早上，與出發時間沒有關系。
昭王時期，外地貴族因朝見而作的紀念銘文表明首都仍在周原。麥方尊銘文記載周王令邢侯就封于邢，邢侯先朝見于宗周。沒有差錯（從作冊卣銘文可知朝見要拜會多辟正，會在宗周逗留一段時間）。就封途中抵達京（鎬京）時，适逢周王在鎬京宴享貴族并
祀。次日，周王帶邢侯一起為大禮于辟雍，又嘉勉、賞賜邢侯。從後文授予臣兩百家來看，這有為邢侯就封送行的意味[38]。邢侯在周原朝見，然後在鎬京暫留、往邢地就封，一路向東。文意順暢。同屬昭王時期的作冊卣記載成周貴族公太史到宗周述職（見服于宗周），停留月餘後周王遣送他傳回。公太史行至豐邑時賞賜了随行的作冊。由周原到豐邑再往成周，一路東行，如此了解也十分順暢。如果按過去了解的宗周為鎬京，就需要解釋公太史傳回成周卻為何先向西行。從麥方尊和作冊卣兩篇銘文來看，宗周—成周的兩都統治結構确立後，豐鎬是西周貴族在東方和宗周間往返的必經之地（依曆史道路，豐鎬也是東南方前往宗周的樞紐）。整個西周時期，曆代周王反複莅臨東都成周，他們在宗周和成周間的旅行，也必然會在豐鎬逗留。周王在鎬京的活動記錄較多，除了文武舊都、遊獵之地的因素（參見本文第二部分），交通也應是重要原因[39]。
昭王以後，随着程式化的冊命金文材料增加，我們能看到周王在周地任命官員的很多行政記錄。除了周王在鄭地的少數記錄本文沒有涉及，周原無疑是最主要的西部都城。多位學者已經根據出土金文指出了周原是西周中晚期實際上的都城，現在我們根據周和宗周是一地，以及新發現的擴建于西周晚期的大城，可知周原更是名副其實的都城。
西周晚期政治動蕩時，周王必不能長居周原。但即使經曆國人暴動、厲王出奔，周原似乎仍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宣王末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記載逨在周康穆宮大室受冊命即是一個例證。《詩·小雅·正月》雲：“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果我們接受宗周指周原，那麼這條文獻反映直至西周末年都城都在周原[40]。考古發現周原小城城牆被較多西周末年的灰坑打破，說明城址的廢棄年代在西周末年。周原發現的大量銅器窖藏顯示很多貴族家族在犬戎入侵前夕都在此居住。豐鎬遺址發現的銅器窖藏遠少于周原，說明戎難自西向東波及鎬京，貴族有較充足的時間準備逃亡。這些考古證據都與文獻記載吻合。《古本竹書紀年》記“（幽王十年）伯盤與幽王俱死于戲（今臨潼）”；《國語·魯語》也說“幽滅于戲”，看來幽王在被戎人擊敗後向東逃亡。但《今本竹書紀年》說“（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殺王及鄭桓公”，似乎是說幽王死于宗周。由于鎬京與戲地相近，這個記載可能會被當作鎬京是宗周的證據。但考慮到《今本竹書紀年》的年代問題，這條史料的效力是值得懷疑的。
（五）文獻對周原性質的遺忘
下面，我們來探讨秦漢以後文獻對西周時期周原地位失載的問題。周原是西周王朝的首都，但不過幾百年後，東周末年的人竟然将此遺忘，轉而認為鎬京是西周首都，這既出人意料，又是十分有趣的現象，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
從現存的傳世文獻來看，宗周為鎬京的說法在戰國末年已經流行，如此才會被《毛詩》和《史記》采納，成為後世統治性的說法。但我們并不能排除當時還有其他說法，甚至是正确知識的流傳。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贊語中說：“學者皆稱周伐纣，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蔔居，居九鼎焉，而周複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可見司馬遷見到過西周王朝都洛邑的看法，隻是出于他對西周史的了解（如武王都鎬），采信了宗周在豐鎬的說法。由前文引用的文獻可知，關于岐陽周原的地理知識在戰國至漢代得到了傳承，當時已經搞不清楚的是“宗周”指哪裡。這可能是因為，“宗周”本是西周時期有政治意味的正式用語，随着政治狀況的變化，春秋時期“宗周”一詞所指的地方也發生了變化。《穆天子傳·卷四》“自宗周瀍水以西”；《禮記·祭統》“即宮于宗周”，鄭玄注“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說明東周時期“宗周”可能曾被用來指周王所在的洛陽王城，這也就是司馬遷所謂“學者皆稱”的說法來源。随着政治的長期分裂、周室地位的下降，“宗周”到了戰國時大概已很少使用，西周時期的“宗周”在東方各國已不是普遍的知識。
另一方面，從宗周故地的社會記憶來看，關中地區在經曆西周末年的戰亂後人口離散，秦人到來後所收的“周餘民”數量不會很多，因為整個春秋早期的考古遺存在關中都不多見。周原遺址很快衰敗，周邊也未見春秋時期遺存，直到戰國晚期才有聚落再次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秦人對周原的往昔可能了解有限。太王遷岐的故事流傳了下來，但“宗周”這個不太常用的上層文化用語仍隻有上層才會了解。
相比周原的湮沒無聞，秦人對豐鎬還有一定了解，《左傳·僖公十五年》記載“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台”，說明秦穆公時靈台仍有建築、可以使用[41]。《史記·秦始皇本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集解引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說明豐鎬當地流傳着武王的傳說。豐鎬遺址見有較多的秦文化遺存，如花園村的春秋墓、客省莊的戰國遺址和秦墓。豐鎬的掌故可能借由靈台、鎬池得以流傳。
秦在統一過程中開始借西周的曆史傳統強調其合法性，據說周太史儋向秦獻公說“始周與秦國合而别，别五百載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史記·周本紀》），反映了這種政治意圖。也是在獻公時期，秦都栎陽。後來又都鹹陽。由于豐鎬遺址距離很近，秦國遷都關中東部也與向東擴張征服天下相關，作為西周舊都的豐鎬與秦立都的合法性發生了聯系。《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始皇以為鹹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豐鎬之間，帝王之都”這種觀念很容易衍生出“鎬京為西周首都”“鎬京為宗周”一類說法。其後，漢王朝建都長安是承秦而來，西漢時期這種觀念可能得到進一步增強。簡言之，豐鎬被當作宗周可能始于秦人。當它被《史記》這樣有影響力的文獻收錄，也就成為了“正确”的曆史知識。
西周王朝的首都隻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層面的問題，對于東周人似乎應該是人人皆知的知識，但在西周滅亡幾百年後形成的文獻中竟然已出現誤記，這看似匪夷所思的現象再次提醒我們，曆史知識的傳承并不取決于它的正确性。作為曆史研究者，即使面對流傳最廣的文獻也應保持質疑（西周都城的問題長期聚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傳統說法沒有被檢讨）。當然，這也是曆史研究的魅力。
二 也論京問題
金文中的京是西周史研究中衆說紛纭的問題。京是周王多次莅臨之地，是西周中心之一，但相當于文獻裡的哪個地方迄今尚無定論。京的确定牽涉宗周、豐、鎬、周等一系列地名的地位，關系着對西周史的整體了解。
“”字尚未确識，但多位學者認為它與“鎬京”之“鎬”毫無關系；“京”與“宗周”在兩篇銘文裡同時出現、并非一地，而秦漢以後皆相信鎬京即宗周。基于這兩個理由，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京不會是文獻裡的鎬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論證了宗周應指周原，不是鎬京，上述第二條理由便不再成立。這部分準備通過分析“”字的相關資料，重論目前鮮有支援的鎬京說。京即文獻裡的鎬京，這可以解決目前研究中的諸多疑難，使豐、鎬、周、宗周、成周各有歸屬。
（一）方地說的問題
已知的金文材料裡有20多條“京”和“”的記錄（西周早期到晚期均有出現），頻次排在“周”“成周”“宗周”之後。從這些記錄可以知道京少數宮室的名稱（上宮、溼宮、大室、中寝、學宮），附近有辟雍、大池，周王常往遊獵、祭祀、賞賜，特别是從吳虎鼎銘文可以知道應在畢的西北不遠。在這些資訊的基礎上，學者們大都通過曆史背景和“”字的釋讀來考證京。以往關于京的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鎬京說、豐京說、方地說[42]。前賢們在諸種說法内部又有細節上的重要不同（例如“方”位于何地）。劉雨、盧連成、趙慶淼等先生對此有清晰總結，本文不再贅述[43]。近40年來，鎬京說似乎僅有李學勤、周宏偉先生二人支援；豐京說因金文中另有周王屢次現身的豐地可以對應文獻中的豐，至今也不再有人支援[44]。現在學界的主流看法是把“”讀為“方”或“旁”，認為是《小雅·六月》“侵鎬及方”中的“方”，具體位置在豐鎬遺址附近。然而，這個看法所依賴的證據有很多疑問。
首先，《小雅·六月》中的“方”按文意和舊注是一個周北方的地名，不在腹心地區的豐鎬附近。“方”出現的語境是“
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泾陽”，前後地名的方位都比較明确，鎬、方隻能在焦穫和泾陽之間。《小雅·出車》雲“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說明周的北方有方地。傳世
司徒斧銘文“司徒北征蒿盧（？）”說明周的北方也有蒿地。劉雨先生為了證明這個蒿為腹心地區的鎬京，設想周師已被驅逐至鎬京以南，故雲“北征”。但這無異說鎬京已經陷落，且既雲“北征”，當有根據地在南，而鎬京以南20千米已為秦嶺山脈。黃盛璋、杜勇先生為了證明“方”是腹心地區的，提出“侵鎬及方”是指入侵的目的地，非謂到達其地，但這并不符合出土和傳世文獻中“侵”和“至于”的用法，趙慶淼先生對此已有精當闡述[45]。簡言之，認為方地在豐鎬附近既要推翻古人成說，但又無法暢通《六月》原文文意，為方地的文獻基礎令人無法信服。
其次，方地說把高卣（內建5431）銘文中“王初
旁”之“旁”當作“”的異文，論證“”應讀為“方”或“旁”。但“”字上方的“亼”為倒口，是古文字中一個穩定的偏旁，并不與“旁”所從的“
”通用，也沒有相訛的例子。高卣久佚，現存的是宋代摹本，“旁”字作“
”，與“
”字（楚簋）省掉或殘掉“茻”符後的“
”相似，完全可能是宋人的誤摹。現存出現“京”的銘文已有20多篇，沒有一篇寫作“旁京”。在這種情況下，使用一篇看不到原貌的銘文作證據是不合适的。
再次，方地說據以排除鎬京說的理由是金文和甲骨中已有寫作“蒿”的地方，如：
德方鼎（內建2661）：唯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王祼自蒿，鹹。王賜德貝廿朋，作寶尊彜。
周原甲骨H11:117：祠自蒿于周。
周原甲骨H11:20：祠自蒿于豐。
方地說認為“蒿”指文獻中的“鎬京”，則京自然不能再是鎬京。但是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蒿”應讀為“郊”[46]。德方鼎銘文的意思是從“蒿”開始迎武王神靈至成周進行祼祭；周原甲骨的意思是選擇在周還是豐進行祭祀，迎神的地方都是“蒿”。了解為從成周（洛陽）、周（周原）或豐（沣西）的城外之郊開始迎神是很順當的[47]。如果把“蒿”了解為鎬京，對洛陽、周原來說意味着要從數百裡外迎接神靈，這顯然是講不通的[48]。是以，西周銘文中的幾例“蒿”雖然可以和“鎬”文字通假，但指的并不是鎬京。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将“”字讀為“方”在文字學上缺乏充分的根據。方地說分析“”字從茻、“”聲，類比“
（蒿）”“
（春）”等字以“高”“屯”為聲符來看，這種可能很大，但已屬于推測。方地說進一步推測“”從亼、“方”聲，這就有些想當然了[49]。李學勤先生曾評價說：“關于這個聲符的一種誤導，是以為它以下半的‘方’為聲。下半作‘方’，不見得是從‘方’聲，而這個聲符又從來未見省為‘方’的。”[50]這是很冷靜、中肯的意見，“”不見得一定讀方。況且，從文字考釋的角度講，推測讀音後應以詞例驗證，方地說并沒有能夠提供充分詞例來證明“”應讀“方”。
回顧鎬京說和方地說的争議，持鎬京說的吳大澂、陳夢家、李學勤等學者一般是從大處着眼，盡管“字不能分析其音義所從來”，但依據京在西周的重要地位、稱京、有辟雍等條件，認為隻有曆史上的鎬京可以相當[51]。
持方地說的學者也認識到周王在京漁獵的辟雍、大池與《詩經》諸篇描述的鎬京附近之辟雍、西雝、滮池非常吻合，但以為“與鎬形音義無一可通”[52]，故否定鎬京的可能，主張京在鎬京附近。這意味着西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京，曆史上卻名不見經傳；而文獻中著名的鎬京，金文中又完全不見。以往解釋不見鎬京是因為金文裡稱“宗周”，但本文第一部分已論證宗周實際上指周原、不是鎬京。在這種情況下，京就是鎬京的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我們能在文字層面考證京就是鎬京，目前曲折複雜的問題就會變得簡單直接了。
（二）“”字蠡測
京問題的症結在于“”字沒有被真正識讀。李學勤先生正是看到了這點，才重新從文字層面對“”進行了探讨[53]。盡管他提出的看法因證據不堅強而沒有得到公認，但已為我們指明了途徑：首先應明确“”的構型、音、義。“”在古文字材料中雖然罕見，但甲骨文中有以下兩條蔔辭：
庚辰蔔，王貞：朕徝。六月。（合集20547）
乙未蔔：其茲伊司，惠
。（屯南768）
其中的“
”與“”字所從的“
”顯然是一個字。它既然獨立成字，必有明确的音、義。這個字的相關資料不多，筆者在此想提出一個大膽猜測。字上從亼，下從方，造字本義可以從結構相同的“令”字得到啟發。“令”的古文字形寫作 “
”，上面的亼是倒着的口，下面是跽跪的人，字形表示上對下發出指令，是一個表意字。林義光《文源》卷六：“（令）從口在人上……象口發號，人跽伏以聽也。”比照“”的造字方式，“
”可能是與“令”意義關聯的“號令”之“號”的表意初文。
“號”“令”兩字可以互訓：《說文》“令，發號也”。《易·渙》“渙汗其大號”，鄭玄注“號，令也”（《文選·東京賦》注引《易》鄭注）。典籍裡“號”“令”又經常連言，如：
《國語·越語上》：“越王勾踐栖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禮記·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申嚴號令。”《吳子·勵士》：“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禮記·經解》：“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這些都說明“號”與“令”的關系十分密切。同時，兩者又有明顯的差別。“號令”義的“號”之後搭配的賓語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複數的三軍、人、民，或者是一個區域，如：
《莊子·田子方》：“何不號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陸德明《釋文》：“號，號令也。”《呂氏春秋·懷寵》：“故兵入于敵之境……至于國邑之郊……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高誘注：“號，令。”《禮記·樂記》：“鐘聲铿，铿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玄注：“號，號令是以警衆也。”
“號”的這種内涵正與“
”字從倒口在方上相應，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其字形表示的是對一個地方、一個區域發號施令。後來“號”字的一個含義，指通過可聽的聲音或可視的标志（不限于語言和文字）在大範圍内傳遞資訊，應來自這個原始意義。
“”字本身不常見，金文裡從“”的字隻有“”
，年代最晚的屬于春秋中期（
）。上述字又都不見于《說文》，說明這個“號令”之“號”的表意字可能在較早的時期就被其他字取代了。後來通行的“號”字目前最早見于西周中期的老簋。銘文中的
，張光裕先生隸定為
，陳劍先生讀為“沼”[54]。字左邊的部分從虍從号，張富海先生分析虍下“号”的形體說：“子善号，故‘号’字從口從子省。”[55]戰國時期楚官玺和簡牍中的“号”（
玺彙269；
望山簡），以及睡虎地秦簡和秦诏版中的“號”，就是從這類形體發展來的。
《說文·言部》：“諕，號也，從言從虎。”段玉裁注：“此與号部號音義皆同，口部唬從口虎亦讀若暠。凡呼號之聲虎為最猛，故皆從虎。”段注指出了一系清單示呼号的字從虎的用意。這樣看來，“號”字有幾個來源，從号、虎的字後來取代了“”這個“號令”之“號”的早期表意字（具體的時間還不清楚）。
（三）
詞例分析
前文分析了“”的構形，提出它可能是“號令”之“號”的表意初文。下面我們探讨從之字的詞例。
“”字從茻、從。“”作聲符，“茻”作意符，表示草木茂盛。“”在西周金文中的使用範圍非常窄，幾乎都用作地名，也就是後世文獻中“鎬京”之“鎬”字。“鎬”古音屬匣母宵部；“”的聲符是“號”，也屬匣母宵部，兩者讀音相同。從高聲和從号聲的字可以通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字裡都有很多證據，例如：《說文》“
，土鍪也。從
号聲。讀若鎬”；《說文》“
，石之似玉者。從玉號聲。讀若鎬”；北大漢簡《反淫》“載烏嗃之弓”，“烏嗃之弓”即文獻中的“烏號之弓”；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行行祠》“其謞曰大常行”，“謞”應讀作“號”。“”是“鎬京”之“鎬”的本字，“鎬”則是後起假借字。“”在西周金文中除了作地名，隻有卯簋蓋銘中見到不同用法，它是以成為确定“”讀音的關鍵。這篇銘文因涉及西周家臣制度而知名，但仍存在一些釋字問題和整體了解的偏差[56]。下面先寫出有關段落，再解釋筆者認識的理由：
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榮季入右卯，立中廷，榮伯呼令卯曰：在乃先祖考死司榮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人，不盄，
我家用喪。今餘非敢履先公又萑遂，餘懋爯先公官，今餘唯令汝死司宮、人，汝毋敢不善。賜汝瓒璋四……
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人……
過去你（卯）的祖父令你的父親管理人。人以往被了解為京的人民，但筆者認為“”應讀為“蒿”或“薧”，意為墓地。《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蒿裡召兮郭門閱”，顔師古注“蒿裡，死人裡”。這個意思字書也作“薧” ，《說文·死部》“薧，死人裡也”；《玉篇·死部》“薧，薧裡，黃泉也，死人裡也”。戰國時期的曾姬無卹壺銘文說：“唯王廿又六年，聖
之夫人曾姬無卹，吾宅茲漾陵蒿閑之無匹。”劉信芳先生指出銘文中的“蒿閑”即墓地、楚官玺中的“鄗閒□笙”屬于管理墓地的官員[57]。卯簋銘中的薧人是管理薧裡的人，即周代的冢人、墓大夫一類官員的下屬，則卯的父親曾任榮公家族的冢人一類職務。
不盄，我家用喪。
當不幸之時（指有人去世），傳遞我家用于喪葬的圹穴。“盄”通“淑”，訓善，“不淑”猶言不幸。《逸周書·度邑》：“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弔也有悲傷、憐憫之意，解為不被天所哀憫庇佑亦通。
“”舊釋“取”，裘錫圭先生在考釋“”字時，已據字形将卯簋此字改釋。“”意為付與[58]。
，字形作“
”，舊釋為“”，讀為“柱”；或認為不識。釋“”的原因，是将字的下半認作“朱”或“束”，整字認為與彔伯
簋蓋（內建4302）中的“”相同。在“取”應釋為“”的情況下，付與“我家柱石之臣”用喪，文義顯然不通。仔細觀察拓片，可以看到“穴”下之字的上端呈箭頭形，下端兩分，與“朱”“束”不同，應釋為“黃”。這個寫法和晚商時“黃”的寫法最近，與西周一般圈内加一橫的寫法有異。但是西周晚期此簋、琱生簋所從的“黃”仍能看到不加橫畫的寫法（圖五）。
從穴、從黃之字應釋為“圹（壙）”，穴為意符、黃作聲符。《說文·土部》：“圹，塹穴也。”“圹”字在三《禮》中專指墓穴，如《儀禮·既夕禮》“柩至于圹，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周禮·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圹，以戈擊四隅”。
喪，本指人死，《書·金滕》“武王既喪”，引申指哀葬死者的禮儀，《論語·八佾》“臨喪不哀”。“用喪”是賓語“圹”的補語，限定圹的用途。
今餘非敢履先公又萑遂，餘懋爯先公官……
現在我不敢踐踏先公墓葬舊有的墓道，是以我努力舉用先公的官員[59]。履，舊釋“夢（夢）”，通“蔑”；但因字形明确作“
”，今學者已普遍改釋“履”。裘錫圭先生曾詳細分析了西周金文“履”字的幾種寫法，其中倗生簋銘文的“履”與此字非常接近[60]。對比圖六可以看出它從上加眉形的“頁”，下部從舟，省掉了“辵”旁，釋“履”應無疑問。“履”意為踩踏，如《小雅·小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萑遂”，舊釋為“進退”，今讀為“舊隧”。“萑”字字形作“
”，從萑不從隹，字左邊的豎筆不像“辵”旁，可能隻是銅器表面的殘損，故釋“進”不确。甲骨文裡“萑”往往用作“新舊”的“舊”（圖七）[61]，西周金文下加“臼”可視作追加的聲符，由此推測“萑”本有“舊”的讀音。“遂”讀為“隧”，《玉篇·阜部》“隧，墓道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榮公是西周卿士一級的貴族，其墓葬帶墓道是可以肯定的。
銘文此句說明了舉用卯的原因——在墓地的活動不敢對祖先已有墓葬有所破壞，而卯的父親最了解榮公家族墓地的情況。《儀禮》《周禮》等文獻對冢人的職責有如下描述：
《儀禮·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鄭玄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周禮·地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屍。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鸾車象人。及窆，執斧以莅，遂入藏兇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屍。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為之跸，均其禁。”
按上引文獻，冢人主管授予兆域，正墓位，按尺度建造墓穴、墓道、墳丘等事，并繪有圖紙幫助管理。銘文雖然隻提到了圹穴和墓道之事，但顯然與文獻可以對照。
今餘唯令汝死司宮、人……
現在我指令你主管墓地的建築和看守人員。薧既為墓地，薧宮當為墓地裡進行祭祀活動的建築。西周的貴族墓地有一些墓上建築的發現，但還沒有發現過後世那種成規模的建築。現在既然有文字材料的證明，今後考古發掘當更加注意揭露墓地建築的形式[62]。薧人應為墓地的執事人員，按《周禮》的記載，冢人手下有府、史、胥、徒等上百人。
綜上，榮伯對卯一段話的大意是說，卯的祖、父都為榮氏的下屬，卯的祖父讓卯父為榮家管理墓地。當有人去世，由卯的父親付與墓穴（當然還包括其他下葬事宜，隻是銘文沒有詳述）。現在榮伯不敢對先公的墓葬有所損壞，是以舉用卯為官，繼續為榮家管理墓地建築和看守墓地的人。以往的意見對“”“壙”“履”“舊”等字的識讀存在問題，未能很好地疏通文義；把“”當作地名，認為榮伯任命了他的家臣管理京的宮室和人民。但從楚簋銘文可知（內建4246-4249），鄙由周王直接任命官員管理，是王室領地[63]。榮伯應無權力把這裡的宮室、人民交給自己的家臣管理。現在我們認為宮、人其實是墓地建築和守墓人，才能真正通讀銘文[64]。
卯簋銘文是一篇難得的涉及墓地管理的西周文獻，其内容值得從多個角度繼續深入研究，但對本研究的目的來說，它最重要的意義是說明“”可以假借為“薧”，提供了“”字讀音的證據。下面再來看商代甲骨文中那兩條蔔辭：
庚辰蔔，王貞：朕徝。六月。（合集20547）
乙未蔔：其茲伊司，惠。（屯南768）
第一條蔔辭裡的“徝”在此意為“巡”，它後面接的詞有兩類。第一類是名詞性的地名，作賓語，如“王徝方”“王徝
方”；第二類是動詞，如“王徝伐
方”“王徝正”（合集7231），“伐”“正”都是動詞，這種内容可了解為連動的巡行征伐（“正”也可能是征收的意思），“徝”字後也可能應斷讀。第一條蔔辭徝後的“”，《甲骨文字诂林》的按語解釋為地名，但筆者認為可以了解為動詞“號”，王貞問：是否巡行號令。甲骨文記錄商王多次徝于某方，《呂氏春秋·懷寵》說兵入于敵境要“發聲出號”；《莊子·田子方》“何不號于國中”。《周禮·地官》下的州長、黨正等官幾次講到聚叢集眾、宣讀邦法，說明了古代集會和口頭宣講的重要（今天仍然如此）。
第二條中的“伊司”是一個稱謂。甲骨文裡結構相似者有“龔司”“
司”，是受祭的死者。“”可能應讀為稱號、名號的“號”。《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币號”。“伊司”大概相當于鬼號、示號，是受祭對象的稱號。《周禮·春官·男巫》說“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可知受祭神主的稱號由巫師授予。這條蔔辭有可能是關于選擇鬼號的。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鎬京之“鎬”本來從“號”、寫作“”，改為從“高”聲的字大概是東周以後的事。金文裡的京應該就是傳世文獻中的鎬京。
（四）文獻中的鎬京與金文中的京
下面，我們通過比較傳世文獻對鎬京、出土金文對京的記載，來考察鎬京在西周的功能、地位。傳世文獻對鎬京一帶的記載比較豐富，主要見于《詩經》。
《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蔔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周頌·振鹭》：“振鹭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小雅·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鹙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大雅·靈台》：“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于牣魚躍。虡業維枞，贲鼓維镛。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于論鼓鐘，于樂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墨子·明鬼下》：“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國語·周語上》：“杜伯射王于鄗。”
上述文獻狀寫鎬京一帶的景物，有辟雍、西雝、滮池、稻田、魚梁、靈囿、靈沼、水草、水鳥、魚、鹿，集中于水域環境，這是由于豐鎬一帶多發源于秦嶺的水系、池沼；提到的周王活動有飲酒安居、鼓樂、狩獵，這是由于水域多魚鳥、南山多野獸，适宜建造統治者的苑囿，最著名者當然是上引的文王靈囿[65]。
考察西周金文，京發生的事有少量冊命和祭祀，其餘的可以分為三類（表三）。第一類是周王的漁獵、享酒及相關活動，多發生在4-8月，見于麥方尊、井鼎、伯唐父鼎、遹簋、靜簋、靜卣、老簋，占很大比重。銘文中出現的景物有辟雍、辟池、大池、大沼、舟龍、魚、鴻禽、虎、白鹿、白狼，與文獻反映的鎬京景物完全吻合。遹簋銘文的“王在京，呼漁于大池，王享酒”更與《魚藻》的内容非常相似。此外，楚簋銘文中楚受冊命“司鄙官内師舟”，也與鎬京附近舟船水域較多相應。
第二類是周王到京時對當地各級貴族的賞賜，見于
方鼎、白姜鼎、寓鼎、鮮簋、史懋壺，也占相當比重；這些銅器屬于京當地貴族，常出土于豐鎬遺址。
第三類是周王在京“”，有時與漁獵活動先後發生，見于士上諸器、麥方尊、高卣、小臣靜卣、伯唐父鼎。這類内容由于對“”字的認識尚存分歧，具體含義還不清楚，筆者在此僅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
學界對“”的意見大緻有兩種，一種認為“”是一種祭祀；一種認為與祭祀無關，讀為“館”，或了解為設食[66]。按“”字在西周金文中除了數見“京”，還有其他詞例也應統一考慮，如：
鼎（內建2740）：隹王伐東夷。祭公令
史旅曰：以師氏有司，後或
伐
。孚貝。用乍公寶尊鼎。
戍鼎（內建2708）：丙午，王賞戍
貝廿朋，在闌
（個），用乍父癸寶
。唯王闌大室，在九月。犬魚。呂方鼎（內建2754）：隹五月既死霸辰才壬戌，王
（？）大室。呂延于大室。王易呂秬鬯三卣、貝卅朋。對揚王休。用乍寶
。〔其〕子子孫孫永用。
作冊奂器（鼎、尊、卣、爵、觯）[67]：太保墉燕，
燕侯宮，太保賜作冊奂貝，用作父辛寶尊彜。庚冊。
在鼎銘文裡，“”後跟的是人稱“公”，構成動賓短語限定鼎的用途，“公”指的是上文的“祭公”，是生人，不會是受祭的對象。在戍嗣鼎銘文裡，“”是商王在闌的大室進行的活動，在作冊奂器銘文裡，“”是召公在燕侯家中的活動，如果說是某種祭祀，卻看不到祭祀的對象，是以這種可能性不大。從這幾篇銘文的意思來看，“”與飲食有關是更合理的設想。“”的字形從宀、從食，可能都是意符，表示在室内飲食。其餘部分有兩種寫法，一種作
，陳漢平、邬可晶先生認為是“丸”字[68]，另一種作
，一般都認為是“夗”（圖八）。“丸”和“夗”都是元部字，讀音相近、可以替換，很可能有表音的作用。根據這些因素推測，“”可能是表示設馔享賓一類意思的字。從高卣銘文“王初鎬”來看，是曆代周王要在鎬京舉行的比較重要的活動。筆者了解金文中的“京”，大約是指周王至鎬京宴享當地貴族。上述發生于京的第二類事情——周王賞賜京貴族，可能繼宴享之後發生，實質當然是一種籠絡手段。
綜上，出土金文中京和傳世文獻中鎬京的特征是一緻的，這肯定了京就是鎬京。金文和文獻反映鎬京的宮室不多，周王的活動罕見冊命、不見朝見等政務。黃盛璋先生曾指出：“王來居此地（京）是臨時性質的修養娛樂，百官大臣、中央官府，并不設在這裡。”盧連成、杜勇、周宏偉等先生也指出了京的遊樂功能。這些文字材料與考古材料反映的豐鎬遺址的地位和環境也是相應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文裡宗周發生的事情主要是周王舉行的大型祭典和諸侯朝見（詳見第一部分），從未見漁獵和等活動。這個差異說明鎬京不是周王朝真正的政治中心。
（五）鎬京非宗周
金文中的京就是傳世文獻中的鎬京，鎬京的确定使我們可以明了西周時期的宗周并非鎬京。
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但西周、春秋時期的文字材料都沒有明确記載宗周的位置。秦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則衆口一詞地說宗周即鎬京：
《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宗周，鎬京也。”《詩·王風·黍離序》：“《黍離》，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鄭箋雲：“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皇甫谧《帝王世紀》：“武王自豐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然而，西周時期的銅器銘文裡會同時出現宗周和（鎬）京：
士上諸器（內建5421、5422、5999、9454）：唯王大禴于宗周，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麥方尊（內建6015）：王令辟邢侯出壞，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愍。會王京，
祀。雩若翌，在璧
，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從，贊[69]，鹹。之日，王以侯入于寝，侯錫玄琱戈。
陳夢家、劉雨、尹盛平等學者指出，出現在同一篇銘文裡的不同地名不是一個地方。從所有相關銘文的文意來看，這個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古代銘文的作者們确實不會不加說明地在一段話裡用兩個不同地名指稱一個地方，造成令人費解的混亂。上述銘文說明，在西周文字材料裡宗周、鎬京是兩個地方，秦漢以後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論證了“宗周”之稱是在“周”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它與“周”實為一地，西周時期指的是周原。鎬京不是宗周，與這個結論是一緻的。
西周時期的鎬京，有王室的大型苑囿園林，周王逗留期間可以宴享、賞賜貴族、漁獵遊樂、訓練貴族子弟；由于宗周距離鎬京隻有幾日路程，周王也可以專程來此，偶有一些祭祀、行政活動。
至此，本文涉及的西周都城和主要中心可以明确如下（表四）：周和宗周指周原；新邑即成周在洛陽；豐即沣西；京即鎬京，在沣東。文獻和金文中皆判然有别，毫不相混。
注釋
[1]劉雨：《金文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孟子·離婁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趙岐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逸周書·作雒》：“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予岐周。”[3]丁乙：《周原的建築遺存和銅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4]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考古與文物》叢刊第3号《陝西省考古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集》，1983年。[5]劉影：《周原甲骨新綴及相關問題分析》，《出土文獻》第9輯，中西書局，2016年。[6]雷興山：《由周原遺址陶文“周”論“周”地與先周文化》，《俞偉超先生紀念文集·學術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趙慶淼：《再論西周時期的“周”地及相關問題》，《三代考古》（八），科學出版社，2019年。趙慶淼先生認為沣西馬王村出土的陶鬲是豐曾稱周的證據。[7]例如，曹玮先生認為金文中“周”指豐，見曹玮《也談金文中的“周”》，《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郭沫若先生認為“彜銘中凡稱周皆指成周”，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令彜》，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8]羅西章：《陝西周原新出土的青銅器》，《考古》1999年第4期。[9]如《尚書·召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僞孔傳“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10]例如，尹盛平先生認為“周”指岐周和鎬京（《試論金文中的“周”》）；朱鳳瀚先生認為典籍和金文的“周”應指周王所居之都城，宗周、成周均可稱為周，見朱鳳瀚《〈召诰〉、〈洛诰〉、何尊與成周》，《曆史研究》2006年第1期；趙慶淼先生認為“周”可以指岐周、鎬京、豐（《再論西周時期的“周”地及相關問題》）。[11]見《尚書正義·召诰》，但孔穎達随後說“武王已都于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這是因為他不清楚武王之後王都又遷回了周原，詳後文。[12]陳夢家先生說：“宗周既非豐、鎬二邑，又為宗廟所在，于此冊命諸侯，疑即徙都豐、鎬以前的舊都岐周。”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10冊，1955年。[13]周和宗周一般都被當作鎬京，隻有少數的周被解釋為周原，如《大雅·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14]何景成先生根據宗周和周不曾同時出現，推測兩者含義相同，但他認為“宗周”為鎬京，“周”有時指鎬京，有時指岐周，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作機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15]史觯是首陽齋藏品。滕州莊裡西墓地被盜的M7出土成組的史器，可知史為滕國貴族。鼎銘文顯示他也曾随某位滕公狩獵而受賞。韓巍先生在《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青銅器與周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文中認為觯銘文中的伯是一位未即位的滕侯，如果此說正确，那麼本例可歸屬第一類。[16]楷仲大概是楷侯之弟，地位低于楷侯，是以附于此類。如果考慮器主也是楷侯下屬，也可以歸入上一類。[17]參看邵蓓《〈封許之命〉與西周外服體系》，《曆史研究》2019年第2期。[18]士上在周王離開成周、前往宗周和鎬京時受命殷見成周貴族；他的銅器成組出土于洛陽馬坡，由此可知士上為駐成周的貴族。公太史赴宗周述職（見服），必不是宗周當地貴族；作冊䰧卣出土于洛陽，由此推測䰧的上司公太史很可能是駐成周的貴族。公太史的器物還出土于湖北黃陂魯台山，大概反映了成周和南土貴族間的婚姻關系，成周是西周王朝經營南土的樞紐。叔簋的器型仿自一種晚商時期由南方輸入中原的硬陶瓿，年代較早。銘文中的王姜可能是武王後邑姜，她随成王居成周，故受其差遣的叔為駐成周的貴族。[19]《尚書》中使用“宗周”的《多方》《畢命》分别講到“洛邑”“成周”，也可以從“對言”的角度了解。[20]甲戌與丁巳相差17日，來不及在周和蘇間往返，是以可知頌未及成行。[21]銅器鑄造需要一個過程，所有銅器都不是所述事件當天制作的。陳夢家先生提出頌和史頌器為“同人同年同月異地之作”不确，它們隻是追述了同人同年同月發生的事情。他使用“排斥法”認為“宗周非周”也不恰當（《西周銅器斷代（二）》）。[22]西周早中期，周王朝依靠輸入長江流域的甬鐘成品拼湊成編，西周晚期才掌握了鑄造音律成列甬鐘的技術。西周時期流行使用編鐘的地區始終在關中—晉南，東方地區幾乎沒有發現。是以，整套應侯視工鐘隻有周原才能鑄造。[23]僅有的另一例是盂在康王二十三年稱都城為“宗周”（大盂鼎），二十五年稱“周”（小盂鼎）。[24]諸侯朝見的銘文集中于西周早期，中晚期尚未發現，這可能反映了西周政治的某種變化，值得深入研究。[25]唐蘭先生提出，成王把新邑改稱為“成周”，把原來的鎬京則改稱為“宗周”，見唐蘭《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第1期。[26]有一種觀點認為“周”是“宗周”簡稱，如吳其昌先生說：“金文例，凡單稱宗周，即簡以一周字概之。”（《夨彜考釋》，《燕京學報》第9期）。這颠倒了兩個地名的發展過程。[27]豐鎬遺址的基本情況可參看《豐鎬考古八十年》，科學出版社，2016年。[28]洛陽西周晚期城址的發掘報告沒有公布城址規模。依比例尺度量，城址東西長約2600米，南北寬約1900米，與周原西周晚期城址非常接近，見《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29]付仲楊：《豐京遺址水系與聚落布局》，《江漢考古》2019年第5期。[30]（北魏）郦道元《水經注·渭水》：“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31]胡謙盈：《漢昆明池及其有關遺存踏察記》“補記”，《胡謙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選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唐昆明池遺址的鑽探與試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10期；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西安市漢唐昆明池遺址區西周遺存的重要考古發現》，《考古》2013年第11期。關于辟雍的性質，傳統觀點認為它是一人工的圓形水池（辟，璧也；雍，也，水澤），中有明堂學宮，功能是禮制建築。但從周代的《詩經》（《大雅·文王有聲》《周頌·振鹭》《小雅·魚藻》）和金文中，隻能看出它是一處面積較大、可以漁獵的水體。是以，當代多位研究者已指出，辟雍本是豐鎬當地的自然水體（可能形狀近圓形）。筆者認同這種觀點。辟雍、靈沼、靈台和靈囿是一體，原是周代王室依托豐鎬附近的自然水系濕地修建的苑囿、園林，周王可以在此漁獵遊樂，也進行貴族子弟的軍事體育教育（漢代、清代都有在皇家園林中訓練貴族子弟的情況），偶有祭祀和行政活動。辟雍是大陸早期的皇家園林，漢代的明堂辟雍則是附會周代傳說建造的人工建築。在探讨西周辟雍時，不必落入過去經學的窠臼。[32]統計涉及關中地區出土的銅器2524件，見李月《關中地區出土西周銅器的統計與分析》，北京大學學士學位論文，2022年。[33]由于環境原因，新石器至西周時期關中西部的開發程度一直高于東部，聚落數量多于東部，參看宋江甯《關中盆地史前到秦漢時期的中心區轉移現象考察——兼論周原與沣鎬遺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34]據公開發表材料，豐鎬遺址主動發掘墓葬1038座，周原遺址主動發掘墓葬606座。豐鎬的墓葬被盜情況稍好于周原（被盜率57%，周原為70%），是以發掘出土了更多的銅器。[35]《陝西寶雞周原遺址2020～2021年發掘收獲》，《2021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22年。[36]（漢）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說：“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李學勤先生據此指出周原是周公采邑，但他認為這種狀況貫穿整個西周時期，見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37]參看趙光賢《成周考——兼與馬承源同志商榷》，《中華文史論叢》1989年第1期。[38]有一種觀點認為周王和邢侯在辟雍的活動發生于邢侯見于宗周的次日，并以此作為宗周、京相鄰的證據，這明顯誤讀了銘文。盧連成先生指出在辟雍的活動發生于周王
祀于京的次日，這件事距邢侯朝見宗周多久銘文沒有交代，見盧連成《西周金文所見京及相關都邑讨論》，《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5年3期。[39]參看徐良高《周都選址豐鎬的奧妙》，《三代考古》（五），科學出版社，2013年。[40]馮峰先生根據虢宣公子白鼎的形制、紋飾，指出虢季子白盤作于攜王十二年，已進入春秋時期（見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銘文記載子白在周廟宣榭接受賞賜。如果是這樣，那麼直到春秋初年的二王并立時期，周原仍在被作為都城使用。[4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則認為是秦國靈台，未必是西周靈台。[42]鎬京說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10冊，1955年；李學勤《王盂與鎬京》《再說鎬京》，《傳統文化研究》第6輯，古吳軒出版社，1997年；周宏偉《西周都城諸問題試解》，《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29卷第1輯，2014年。豐京說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臣辰盉》，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方地說見王國維《周京考》，《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黃盛璋《關于金文中的“京（）、蒿、豐、邦”問題辨證》，《中華文史論叢》第4輯，1981年；劉雨《金文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王玉哲《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輝《金文京即秦之“阿房”說》，《陝西曆史博物館館刊》第三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杜勇《〈詩經·六月〉與金文京的地理問題》，《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本文提到的各家觀點，如無特别說明皆見于上引各文。[43]盧連成：《西周金文所見京及相關都邑讨論》，《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趙慶淼：《金文京若幹問題的再檢視》，《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4]參看劉雨《金文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盧連成《西周金文所見京及相關都邑讨論》，《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45]趙慶淼：《金文京若幹問題的再檢視》，《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46]李學勤：《釋郊》，《文史》第36輯，中華書局，1992年。[47]參看董珊《新見商代金文考釋四種》，《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诠釋》，中西書局，2019年。[48]郭沫若先生說：“周室在鎬京對武王舉行春祭，成王因事在成周未能親臨，故恭候其祭後之緻福。”（《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文物》1959年第7期）這是在誤釋“祼”為“福”字基礎上的解釋，且成王是祭祀武王的最關鍵人物，如有要事似應改變日期，而不是不前往祭祀。黃盛璋先生說祭祀連續在兩地舉行，但兩地連續的祭祀史無明文。這些解釋很難讓人信服。[49]具體觀點如，方濬益“從茻、從亼、從方，當為方之繁文”（《綴遺齋彜器款識考釋》）；王國維“當是從茻旁聲之字”（《周京考》《觀堂集林》卷一二）；郭沫若“字從茻聲，當從亼方聲，當即旁之古字。則蒡之繁文也”（《兩周金文辭大系·臣辰盉》）；黃盛璋“金文中的京、，從茻，（方）聲，隸定就是‘芳’（”《關于金文中的“京（）、蒿、豐、邦”問題辨證》）；王玉哲“字從茻從，而從今、方聲，甚為明顯”（《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50]李學勤：《再說鎬京》，《傳統文化研究》第6輯。[51]如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附錄》說：“古器多“京，舊釋旁京。大澂竊疑古鎬京，字必非從金從高之字……豐多豐草，鎬多林木，古從茻從方，它邑不得稱京，其為鎬京無疑。”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說：“金文鎬京之鎬作，字不能分析其音義所從來。是以決定它是鎬字者：《詩》《書》稱豐、豐邑，而鎬稱京；《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雍’，而辟雍即大池，西周金文的大池皆在‘鎬京’。”李學勤《王盂與鎬京》說：“從文獻看，周都邑中最常稱‘京’的是鎬京。岐周在古文字材料内稱‘周’（周公之周），豐即稱‘豐’，看來都不是此處讨論的地名。況且岐周和豐在武王以後都不再是王都了。最能同‘京’符合的，唯有鎬京。”《再說鎬京》說：“最能作為它是鎬京的證據的，是那裡有辟雍……在鎬京以外的其他地點，不能再有這樣的建築物。”[52]劉雨：《金文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53]李先生在《王盂與鎬京》一文中說“：問題的關鍵，看來還是在字的釋讀上。‘’字從‘’，從不簡從‘方’，許多人以為它從‘方’聲，恐怕是不對的。我大膽猜測‘’乃是後世‘敫’字的初文……從‘敫’聲的字都在宵部，和‘高’聲的字同音。此從‘敫’的字與‘鎬’通假，是自然的。”見《傳統文化研究》第6輯。[54]張光裕：《新見老簋銘文及其年代》，《考古與文物》2005年增刊《古文字論集》（三），第64-68頁；陳劍:《〈容成氏〉補釋三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5]張富海:《讀新出西周金文偶識》，《古文字研究》第27輯，中華書局，2008年，第233-236頁。[56]以往對卯簋蓋銘文的深入讨論不多，以郭沫若先生的意見最有代表性，他對銘文的關鍵部分僅簡短解釋說：“蓋謂不吊昊天，取去我家柱石之臣，因以不祿也。”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卯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57]劉信芳:《蒿宮、蒿閑與蒿裡》《，中國文字》（新24期），藝文印書館，1999年，第113-120頁。[58]裘錫圭:《釋“”》，《裘錫圭學術文集》卷3，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59]董珊先生認為“爯”可讀為“承”，意為繼承先公的舊職。見董珊《翼城大河口誓盉銘文的了解》，《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0]裘錫圭:《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裘錫圭學術文集》卷3。[61]陳劍在《殷墟蔔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一文中列舉了9個例子，見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2007年。[62]《大戴禮·明堂》有“蒿宮”一詞：“（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裡。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朝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落葉，終而複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其說認為蒿宮是明堂，但明顯帶有傳說、誇張性質。[63]參看趙慶淼《金文京若幹問題的再檢視》，《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64]或許“”正是“薧”的本字，京之得名是由于這裡為文王葬地，不敢遽斷，存此待考。[65]關于豐鎬一帶的苑囿，《孟子·梁惠王下》說：“文王之囿，方七十裡。”《孟子·梁惠王上》雲：“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66]劉雨：《金文祭的斷代意義》，《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劉钊：《釋甲骨文中從夗的幾個字》，《古文字考釋叢稿》，嶽麓書社，2005年。[67]王晶、曹大志、安妮娜、郭京甯：《琉璃河遺址出土西周重要銘文實證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中國文物報》2021年12月24日。感謝王晶女士提供的作冊奂觯銘文X光片。[68]陳漢平：《說四方與四方風名》，《屠龍絕緒》，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邬可晶《“丸”字續釋——從清華簡所見的一種“邍”字談起》，《〈中國文字〉出刊100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讨會會議論文集》，2020年。[69]“贊”字釋讀參看謝明文《試說麥方尊的“
”》，《古漢語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曹大志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