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寺，賈敏
烏克蘭難民危機
在整個歐洲，向烏克蘭難民提供援助的龐大收集和傳遞系統網絡正在興起，在某些情況下是正式組織的，但往往隻是由普通人盡自己的力量來管理。在法國農村的一個小城市，《雅各賓》作者Nathan Akehurst在一次短途旅行中看到了不少于三個自制的标志，指向這種幫助。同時，在志願者的支援下，波蘭鐵路部正在瘋狂地重建一條線路，以運送該地區的人們。在波蘭和烏克蘭邊境的Przemysl車站為需要的人留下嬰兒車的圖檔已經傳開了。
整個歐洲大陸的城市已經為入境的烏克蘭人免費提供公共交通。捷克共和國，一個實際面積與蘇格蘭差不多的國家，已經宣布它有能力吸收多達25萬烏克蘭人。歐盟的内部邊界仍然堅定地開放。
2022年3月17日，羅馬尼亞敦布勒韋尼，烏克蘭難民Rahela Captari抱着孩子在一個由體育場館改造而成的烏克蘭難民臨時避難所内。
這是在令人沮喪的幾周中的一線希望。然而，作為一個多年來一直關注并從事移民和難民保護工作的人，作者看到這種情況并意識到人們一直都有能力做出這樣的反應，感覺也是複雜的。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裡，歐洲一直在努力建設世界上最暴力的邊界之一，包括與每年數以千計的溺水事件有關的例行推回（pushbacks）。僅在過去幾天就有數十人溺水身亡。
然後，還有在利比亞将人們送回奴隸制的那種交易，以及一個巨大的、不斷擴大的海上軍事和監視基礎設施網絡，以及對救援人員的普遍定罪。現在，烏克蘭的反應已經證明，這些機構有能力不策劃一場野蠻的運動。歐洲在去年秋天迅速向逃離塔利班的阿富汗人關上了大門表明，直截了當的種族問題和地緣政治的考慮決定了這種明顯不同的反應。
當然，援助難民總是正确的事情。英國内政部最初的做法，似乎是對烏克蘭人像對其他逃離戰争的人一樣反社會（在戰争的頭兩個星期，隻有50名烏克蘭人獲得了簽證）。這裡隻是說，歐洲對尋求安全的烏克蘭人采取的相對自由的做法，是如何暴露出其通常的行為不僅殘忍，而且極無必要。
多年來，歐洲各政治派别的政治家和評論員都告訴人們，歐洲大陸已經滿了，讓人們進來隻會鼓勵更多的人遷移，而且大多數難民都不是真的。在烏克蘭的情況下，這種膚淺的論點已經消失了。即使是通常強烈反對移民的政府也沒有接受這些觀點。無數手忙腳亂的歐洲政客告訴我們不可能和不切實際的事情現在正在發生，而且速度很快，規模很大。
這對整個難民保護工作的積極影響需要迅速加以把握。首先，這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有很大的更新潛力。歐盟專員Josep Borrell已經警告說，随着危機的持續，可能會有多達500萬烏克蘭人逃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态度很容易随着時間的推移而開始轉變，是以我們需要確定在歐盟為烏克蘭人提供最大限度和長期的服務，包括工作和社會保障的權利，無論烏克蘭醞釀加入歐盟的情況如何。
其次，全球範圍内的流離失所現象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水準，而且目前的不穩定狀況很有可能會産生更多的問題。戰争已經在推動先前存在的燃料危機，并引發了對第三國糧食短缺的擔憂，導緻一些國家通過囤積糧食進一步危及供應。最後，對那些逃離家園的人表現出非同尋常的人情味的同一個歐洲，也即将加強其在其他情況下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的能力。
3月22日，歐盟的新“戰略指南”将在歐洲理事會上得到準許。這是歐洲防務的一個宏大的新行動概念，是以，它所涉及的遠不止是移民。但是，邊境暴力的更新被寫進了該戰略的DNA。
在難民群體中，也有種族問題值得注意。《衛報》報道，兩周前，在烏克蘭的Alani Iyanuoluwa逃離了基輔。在穿越歐洲的途中，這位24歲的姑娘希望能在倫敦與家人團聚。然而，她已經在法國港口滞留了10天，因為她是奈及利亞人。越來越多的難民聲稱英國政府無視逃離烏克蘭的黑人，他們的經曆再次引發了種族問題讨論，Iyanuoluwa是其中之一。
批評者說，雖然英國住房大臣Michael Gove的難民接收計劃對人數沒有限制，但它與政府的阿富汗人簽證計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承諾第一年隻提供5000個名額。當該計劃最終于1月開放時，人們發現這些名額中的大部分将被已經生活在英國的阿富汗人占據。以前的擔保計劃于2015年啟動，主要針對叙利亞難民，但受到官僚主義的阻礙，七年來提供了大約700個安置名額，而Gove承諾為烏克蘭人提供“數萬個”。
Runnymede Trust的進階政策經理Alba Kapoor說，英國對烏克蘭危機的反應提出了平等問題，因為有人聲稱，逃離沖突的黑人往往被“非人化”，被視為非洲移民而不是烏克蘭難民。她說：“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逃離戰争、恐怖和迫害的有色人種沒有權利獲得與其他人平等的待遇”。
“我們仍然面臨着無法正确地将來自全球南部的人視為人類，如果他們試圖逃離戰争和迫害。這是一個可悲的地方——不僅僅是政府，還有媒體。”Kapoor說，不需要Alan Kurdi——2015年被拍到躺在土耳其海灘上死亡的叙利亞男孩——時刻，來激發對逃離戰火的難民的支援。
政府專注于根據難民的來源來看待他們，這種做法需要重新審查。種族平等基金會首席執行官Jabeer Butt說：“我們不能盲目地接受一個分級制度，即根據國籍來确定人們的需求的優先次序。這感覺就像被政府要求接受，在英國，我們重視某種膚色的人的生活，而不是其他人。”
Iyanuoluwa和另外兩名奈及利亞學生一起住在法國的Boulogne-sur-Mer。這三個人都害怕回到奈及利亞，因為有綁架和販賣的危險，但他們說，作為非烏克蘭國民，他們沒有資格參加英國的計劃，盡管其中兩人在英國有家人。“我們來自戰争，他們告訴我們，沒有烏克蘭護照就不能來英國，但英國應該考慮戰争開始時生活在烏克蘭的所有居民。”
一群人因為是黑人而被當局從其他烏克蘭人中分離出來。他們包括來自肯亞的Kevin Kanjuru，他的家人在英國，一個在北安普頓擁有英國公民身份的叔叔也是當地的議員。還包括在烏克蘭生活了12年的奈及利亞人Michael Uwandu，但他與9歲的女兒和比他更早逃離的烏克蘭前伴侶分開，并與他們失去了聯系。這位37歲的老人在2月底獲得了烏克蘭公民身份，但在領取護照之前不得不離開。Uwandu應該有資格參加Gove的計劃，但缺乏公民身份證明似乎阻礙了他的申請，他有一個妹妹，是英國公民，還有一個表妹在英國，正試圖加入。
其他被滞留的人包括一名阿富汗難民，她在烏克蘭擁有難民身份，但沒有資格參加贊助計劃，盡管一名英國國民表示願意贊助她。慈善機構Care4Calais的創始人Clare Moseley說：“英國幫助烏克蘭難民來英國的計劃嚴重偏向于烏克蘭國民。但他們并不是唯一的家園和生活被沖突摧毀的人。”
倦怠如何成為了當代流行詞
韓秉哲十多年前的著作《倦怠社會》近年來頗受關注，在讀者中引起了無數共鳴。近日，The Baffler雜志刊文介紹了宗教學者Jonathan Malesic的新書《倦怠的盡頭：工作為何将我們抽幹以及如何建設美好生活》（The End of Burnout： Why Work Drain Us and How to Build Better Lives），這項研究為了解這種時代病症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Charlie Tyson用一個笑話開始了這篇題為“新神經衰弱”（ The New Neurasthenia）的書評：銀行家、TikTok紅人和哈裡王子的共同點是什麼？答案就是倦怠。心理學家對倦怠的研究已經進行了50年，醫生、社會工作者等特定職業内部從很久以前就開始呼籲警惕倦怠。但在過去兩年間，倦怠的文化地位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描述特定繁重的人際服務工作的從業者的被耗盡狀态的專有名詞，而是在所有精英行業中不斷延燒。
Tyson随即指出倦怠的新近流行和大流行有很大關系。新冠大流行也帶來了勞動者疲憊的大流行。管理不善和看似無休止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态造成的壓力和社會混亂制約了勞動者的承受能力。但倦怠的普遍存在不能僅僅歸因于大流行，雖然護士、教師和其他一些工作者的筋疲力盡是倦怠言論增多的部分原因，但最熱衷于使用這個詞彙的是技術、金融、媒體等領域受過高等教育的遠端工作者。那麼，倦怠究竟是世界衛生組織歸納的一種慢性工作壓力引起的綜合症，是抑郁的一種形式，還是支撐我們的工作世界的想象走向幻滅的标志？
Jonathan Malesic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有關倦怠的話語。新聞界對倦怠的處理，以Anne Helen Petersen寫于2019年的知名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為例，往往強調倦怠的勞動者的不懈努力，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堅持完成自己的工作。Malesic認為這樣的描述通過将這種疾病與“不斷工作的美國理想”并列顯著提升了倦怠的聲望。但這充其量隻是對倦怠的部分看法。
心理學家克裡斯蒂娜·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是倦怠研究的創始者物，馬斯拉赫倦怠鑒定是标準的倦怠評估，她認為倦怠有三個組成部分：疲憊；憤世嫉俗或去人格化（例如在醫生中可以發現他們将患者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需要治療的人）；以及一種無效或是徒勞感。将絕望的勞動者描述為勞動英雄的叙述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倦怠會損害你的工作能力。Malesic寫道，一份“精确的診斷清單”可以減少對倦怠的寬泛使用，同時幫助受到這種疾病折磨的人尋求醫學治療。而作為一名宗教學者，他将倦怠診斷為一種靈魂的疾病，他認為這源于我們關于工作的理想和我們的工作的現實之間的差距。美國人對于工作可以提供的東西抱有強烈的幻想：幸福、尊重、身份、社群。而現實要糟糕得多。自1970年代以來，在許多經濟部門中，勞動條件都趨于惡化。随着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不平等和不寬恕，很多人在幻想中加倍努力，希望通過永不停歇的辛勞，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成為想要成為的人，Malesic說這是一個虛假的承諾。
Malesic的這項研究與他自己的經曆有關。雖然表面上有着完美的工作，他是一位終身教授，在自己喜愛的宗教、倫理和神學領域教學，同僚聰明友善，薪資福利都令人滿意，但私底下，他成了過去自己的外殼，下午幾乎不能去上課，在異地婚姻中感到孤立，他會在晚上吃冰淇淋喝啤酒。他的學生悶悶不樂，漠不關心，容易厭煩和抄襲，他們損壞了他的精神。辭職之後，Malesic決定弄清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這不完全是抑郁，因為談話療法和抗抑郁藥對他都沒有幫助，而辭職是有效的。他斷定他的病是倦怠。
傳奇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提出“社會學的想象力”，即對于我們自己的經曆如何反映更廣泛的社會和曆史力量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将看似私人的麻煩和公共問題聯系起來。倦怠作為一種個人疾病，反映出的是一個破碎的勞動系統，正是這種重新構想的首要對象。倦怠作為一種心理概念出現的時間大緻平行于美國經濟史上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1970年代，戰後的榮光消退，不平等開始飙升。20年前臨時工行業的興起預示來了未來的發展。在顧問的建議下，企業開始裁員。Malesic指出，“臨時工成了理想的勞動者。”勞動者開始被視為負債而不是生産力的來源。在放松管制和工會力量衰落的助推下，企業實作了從資本到勞動力的大規模風險轉移。與此同時，日漸占據主導地位的服務業對勞動者提出了新的情感要求。在服務性工作中，我們的個性與情感是“主要的生産資料”，它們是雇主租用并控制的。
在這樣的語境下，一種新的工作道德準則得以确立：社會學家艾莉森·普格（Allison Pugh）稱之為雇主和雇員之間的“單向榮譽制度（one-way honor system）”。如果員工希望獲得（或保住）一份工作，他們必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時要知道雇主并不覺得自己有回報的義務。有一個事實值得重複：自 1974 年以來，勞動生産率一直在提高，但實際工資卻始終持平。與此同時，似乎是為了彌補日益不穩定的經濟，我們對工作的幻想變得更加強烈。努力工作可能是美國最普遍珍視的價值觀。皮尤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80% 的美國人用“勤奮”形容自己，超過所有其他特質。如果如Malesic 所說，倦怠源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那麼倦怠就是對理想主義者的懲罰。
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在他的名篇“有用的工作與無用的辛勞（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中暢想了一場讓所有工作都變得愉快的政治變革。Malesic卻認為工作根本不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自從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的研究問世以來，基督教思想經常被指責給人們灌輸了有毒的工作理想。但Malesic 認為毒藥可能會産生解毒劑。宗教崇拜、猶太人的安息日都是确證比工作更高的善的休閑活動。在那些工作處于邊緣地位或嚴格遵守限制的社群中：新墨西哥沙漠中的本笃會修道院，達拉斯一家看起來像是理想工作場所或有着超凡魅力的邪教組織的非營利組織，這些讓工作從屬于更高目的的社群都在促進其成員的成長的同時在經濟上生存了下來。
Tyson對Malesic此書提出的一項批評，是他對倦怠的政治價值判斷的模糊。倦怠究竟是弱者的武器、一種反抗不公正的工作系統的方式，還是自私自利的精英階層的新一輪矯揉造作？Malesic關注到了将女性和少數族裔推入倦怠的工作壓力，他對于殘障人士如何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對于工作的支配性想象的讨論——引用了殘疾藝術家Sunny Taylor的文章“不工作的權利（The Right Not To Work）”——也具有啟發性，但除了對于藍領工作如今也要求“白領工作道德”（不再允許脫離聯系）的簡單讨論以及對一名因在輪胎工廠工作失去了一根手指的自行車手的采訪之外，階級幾乎沒有進入過他的分析。他沒有提到倦怠在勞工階級當中是多麼普遍，書中的倦怠者大多是醫生和教授。
Malesic發現最接近倦怠的曆史現象是神經衰弱——19世紀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富裕的腦力勞動者中出現的一種精神耗竭狀态，關于倦怠的語言也出現在了關于神經衰弱的經典醫學著作中。這個明确的先例讓我們更有理由懷疑倦怠和神經衰弱一樣，是一種高高在上的疾病。正如丹尼爾·馬爾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陷阱》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目前經濟秩序的一個古怪特征是超級富豪工作得多麼努力。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主要由高管、金融從業者、顧問、律師和專科醫生組成，他們報告的工作時長極長，有時甚至每周超過70個小時。這些工作狂精英似乎不太可能在倦怠鑒定表的無效率名額上得到高分（疲憊和憤世嫉俗是另一回事），但富人設計的怪異的工作倫理似乎與我們對于倦怠這種文化現象的了解高度相關。Malesic哀歎的損害靈魂的虛假工作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屬于中上層階級的，很多勞工階級的勞工早就從經驗中了解了工作的剝削現實。英國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的勞工更容易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用處。
倦怠也不僅僅是一種美國現象。從中國的“躺平”風潮到日韓對過勞死的強烈抗議，都展現了人們對不人性化的工作理念越來越憤慨。瑞典和一切歐洲國家為倦怠的勞動者提供帶薪休假，芬蘭的倦怠患者可以參加有償的康複工作坊。但倦怠的主流化似乎不太可能帶來關于閑散的積極方面和追求不那麼異化的工作形式的更健全的公共讨論。這個術語之是以能夠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恰恰是因為它與那些迷戀過度工作的富裕專業人士産生了共振。如果勞工階級一直被排除在這個名額之外，倦怠就不會在知識工作者和勞工階級之間建立同盟。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