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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紅樓夢評論》一文寫于1904年,當時王國維正沉迷于叔本華哲學,他在《紅樓夢》這部小說中找到了共鳴,于是便進行了以西方哲學理論觀照中國文學的可貴嘗試。這一時期是王國維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即由哲學探讨轉入文學研究的時期。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王國維

以《紅樓夢評論》為契機,王國維轉入對詞曲的研究,此後《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著作相繼面世。其卓然不俗的開拓性研究為中國文學研究開辟了一片新天地,為後學者樹立了典範。

這篇文章共分五個部分,即: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和餘論。其中所說的“美術”相當于當下通常所說的“文學藝術”。

在文中,作者借用叔本華的哲學觀念并結合老莊哲學來解讀《紅樓夢》,其理論前提是這樣的: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态,“苦痛”是也。

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複于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

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系,即與苦痛相關系。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1905年排印本《靜庵文集》目錄

人生充滿欲望,但欲望無法得到滿足,是以注定要陷入痛苦。這樣一來,隻有美術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系”,“欲者不觀,觀者不欲”。這是解脫苦痛的一劑良方。美術又有優美、壯美和眩惑之分。在王國維看來,真正能符合這種超然利害物我标準的中國文學作品隻有《紅樓夢》。

基于這一前提,結合作品的實際,王國維提出如下幾個主要觀點:

一、《紅樓夢》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正所謂苦惱都是自找的,解鈴還須系鈴人,“《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

二、“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鵑的解脫是“存于觀他人之苦痛”,而賈寶玉的解脫則是“存于覺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的”、“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詩歌的”、“小說的”。是以,“《紅樓夢》之主人公是以非惜春、紫娟,而為賈寶玉者也”。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教育世界》所刊《紅樓夢評論》

三、《紅樓夢》“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這種悲劇是屬于那種“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劇,即“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因而屬于“悲劇中之悲劇”。作品具有“厭世解脫之精神”,而且其解脫與“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紅樓夢》的解脫為“自律的”。《紅樓夢》的價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

四、《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也符合“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

五、“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與“作者自寫生平”的觀點皆是錯誤的,因為“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

也正是為此,作者給予《紅樓夢》很高的評價,稱其為“自足為大陸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絕大著作”。

這種肯定在現在看來也許不算什麼,都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了,但在将小說視作稗官野史、飯後閑談的當時,則是需要眼光和勇氣的。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王國維将飽受主流社會排斥和歧視的小說作品稱作“大著述”、“絕大著作”,實際上是開啟了《紅樓夢》在中國現代的經典化過程,意義重大。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王國維全集》

另外王國維還提出,“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

雖然本文意在探究《紅樓夢》的思想内涵,但還是表示對作者、成書時間等問題的關注。也許王國維太超前了,直到十幾年後的1921年,胡适撰寫《紅樓夢考證》,才算是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的回應。

總的來看,文章五個部分之間有着較為明确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論述體系,全文層次分明,說理透徹,即先确立基本理論和批評标準,然後再談其和《紅樓夢》的契合關系,并從美學、倫理學等不同角度給予說明,最後對研究狀況進行評述,點出将來的研究方向。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箋說》

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表述方式來看,這都是一篇具有現代色彩的學術論文,将其與脂硯齋、王希廉、張新之等人那種片段印象式的評點放在一起對讀,可以明顯看到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

該文是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論文,标準着現代紅學乃至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開端,對後世影響深遠。

不可諱言,這種以西方理論律中國文學的研究範式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非議,對此問題應該放到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來看。如果在當下用這種研究方法肯定是要受到批評的,畢竟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不斷摸索,人們已經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弊端。

但在1904年,文學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建構中國文學的研究範式,借徑已經相當成熟的西方學術研究,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無可厚非。

這可以說是一個必經的階段,不僅王國維如此,其後的胡适、吳宓、李長之、李辰冬等也是按照這種思路研究《紅樓夢》及其他文學作品,經過兩代學人的努力,建立了中國小說的研究範式。

苗懷明:重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學經典重讀之一)

《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

這一範式肯定是存在問題的,發現問題并進行改正,這是後來者應該做的工作,後出轉精本來就是學術研究的規律。是以不能簡單用當下的标準去苛求一個多世紀前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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