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一文写于1904年，当时王国维正沉迷于叔本华哲学，他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找到了共鸣，于是便进行了以西方哲学理论观照中国文学的可贵尝试。这一时期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即由哲学探讨转入文学研究的时期。
王国维
以《红楼梦评论》为契机，王国维转入对词曲的研究，此后《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相继面世。其卓然不俗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这篇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其中所说的“美术”相当于当下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
在文中，作者借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并结合老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其理论前提是这样的：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1905年排印本《静庵文集》目录
人生充满欲望，但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注定要陷入痛苦。这样一来，只有美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是解脱苦痛的一剂良方。美术又有优美、壮美和眩惑之分。在王国维看来，真正能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标准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有《红楼梦》。
基于这一前提，结合作品的实际，王国维提出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正所谓苦恼都是自找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
二、“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
《教育世界》所刊《红楼梦评论》
三、《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是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即“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因而属于“悲剧中之悲剧”。作品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四、《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
五、“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
也正是为此，作者给予《红楼梦》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足为大陆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
这种肯定在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都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将小说视作稗官野史、饭后闲谈的当时，则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王国维将饱受主流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小说作品称作“大著述”、“绝大著作”，实际上是开启了《红楼梦》在中国现代的经典化过程，意义重大。
《王国维全集》
另外王国维还提出，“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虽然本文意在探究《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但还是表示对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的关注。也许王国维太超前了，直到十几年后的1921年，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才算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回应。
总的来看，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体系，全文层次分明，说理透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和《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等不同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表述方式来看，这都是一篇具有现代色彩的学术论文，将其与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等人那种片段印象式的评点放在一起对读，可以明显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该文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论文，标准着现代红学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可讳言，这种以西方理论律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式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非议，对此问题应该放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来看。如果在当下用这种研究方法肯定是要受到批评的，毕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摸索，人们已经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
但在1904年，文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借径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方学术研究，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无可厚非。
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仅王国维如此，其后的胡适、吴宓、李长之、李辰冬等也是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红楼梦》及其他文学作品，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建立了中国小说的研究范式。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这一范式肯定是存在问题的，发现问题并进行改正，这是后来者应该做的工作，后出转精本来就是学术研究的规律。因此不能简单用当下的标准去苛求一个多世纪前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