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起源，似乎并不像商人那樣撲朔迷離，無外乎傳統的
陝甘說
與三十年代興起的
晉南說
兩種，然而細琢起來，也頗費思量，充滿趣味。
那麼，
關中
與
晉南
？到底哪裡才是先周正身呢？
探索先周的淵源，必定要首先辨識出先周文化，然後步步上溯，才可能揭開周人起源的神秘面紗。
身着羌族盛裝的美女
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關中及鄰近地區商代遺址在洛陽鏟下重見天日，深究這些遺址的文化核心因素與内涵，大緻分為三種類型：
商文化、鄭家坡文化、劉家文化
。其中，商文化并不包含先周文化算是考古界定論，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需要重點說明的有兩點：
在商代的關中及臨近地區，根據已發現的遺存文化的内涵與地點分布，與以上三類考古學文化并行的有可能為先周文化的新文化被發現的可能性已被排除。
陝甘地區自古以來便是多民族混雜居住之地，各遺址間互相影響、融合，導緻考古學面貌紛繁複雜，本文隻對有可能是先周文化、或對先周文化有明顯影響的、該地區範圍廣的主要考古學遺存加以探讨。
重點說一下
鄭家坡文化
。
鄭家坡文化，是一類以鄭家坡遺址為代表的考古文化遺存，是以更合适的名稱為
鄭家坡類遺存
。主要位于關中東部和西部偏東，向西不過周原一帶，時代從殷墟二期偏早，至文王作豐時（對鄭家坡文化的上限，學界有不同聲音，但一般認為不早于殷墟一期），鄭家坡的大多數陶器類型、骨器、石器、蔔骨的制作與燒灼等與西周的文化面貌最為接近，（房屋的建造形制亦與西周早期相似，但因關中一帶房屋遺址都差不多，是以不作拿來比較的因素。）與西周早期有着明晰而有機的承襲關系，甚至一些文化因素延續至西周晚期，是以，說鄭家坡類遺存是先周文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在考古界也得到學者一緻的認同。關于鄭家坡的考古學報告已有很多，有興趣的小夥伴可自行搜尋，本文不複贅述。
以
劉家墓地
為代表的
劉家文化遺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點，因與鄭家坡文化關系密切，做一下簡單介紹：
劉家坡文化位于扶風北約15公裡處，與長武碾子坡文化面貌類似，但也有學者将碾子坡歸于鄭家坡遺存，劉家文化時間上限在二裡頭晚期，下限可到周武王之時。
劉家墓葬的早期，呈現出濃厚而獨特的葬俗，鮮明的特點明顯有别于其他考古學墓葬，而後期則受到鄭家坡文化的影響，象征着鄭家坡文化勢力對劉家文化的浸潤。
有較多的證據，證明
劉家文化
屬于
甲骨文中所記述的神秘羌方
：
從玄鳥到白石，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愛愛的小崇拜
首先文獻記載寶雞地區是古代姜戎的起源，姜羌同源。
羌人有着崇拜白石的習俗，
近年來在茂汶縣南新鄉别立寨石棺葬中發現古羌人用白石随葬，考古專家夏鼐先生早年在甘肅寺窪的發掘中，發現用大礫石随葬，說明遠古居住在洮河流域的羌人即有用石頭随葬的習俗。
劉家墓地無論大人、小孩皆随葬河卵石，陶器的口部也常常被石塊壓上，而這一習俗可能正是羌人對白石崇拜的反映。
《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羌人披發，劉家墓葬的死者頭部曾出土銅質雙聯小發夾，應是墓主披發時所用飾物。
矢為姜姓，矢國墓地出土過屬于劉家文化的高領乳狀袋足分檔鬲，這也是劉家文化族屬為姜戎的另一佐證。
事實上，陝甘青一帶的考古學文化諸如大地灣、馬家窯到辛店、寺窪、劉家墓葬等大都呈現出獨特的考古學面貌，這一帶是古羌的發源地，約六、七千年前古華夏族正是從古羌分化演變出來，走向中原各地，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迸發出文明的火花。
關于披肩發，古羌人表示有話說
和
長時間并行存在，考古學反映出來的兩者勢力範圍的變遷，和文化面貌互相影響、融合等等，恰與古史記載相符合。
在漆水河兩岸，鄭家文化遺存較為密集，而在西、北之地則是劉家文化遺存的勢力範圍。兩種文化有交界地帶，首先，在
殷墟一期前後
，商文化勢力一度波及鄭家坡與劉家文化的交界線一帶，表明此時殷商勢力強盛，據甲骨文中的記載，武丁時用大量羌人祭祀随葬，數量達到整個殷商王朝的高峰，故此考古學現象似可對應商王武丁時期。
而到
殷墟二期偏晚
，交界地帶出現了鄭家坡文化的遺址和大量因素，此時的“小邦周”在向西擴張。
殷墟三期階段
，這一地區又出現了以劉家文化遺存為主的特點，鄭家坡則向東退縮趨勢，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對應事件有可能是古公亶父遷岐。
而到了
殷墟晚期
，不僅交界線一帶又成為鄭家坡文化遺存，鄭家坡文化還向西推至更遠 的地區，劉家文化有被融合和同化的現象，而商文化則明顯向東退縮。此期周人勢力迅猛發展壯大，應是王季曆到文王之時，小邦周的強勢擴張引起商王的關注，進而導緻了文丁殺季曆事件的發生。
不得不說，古公亶父不愧是先周時代最為傑出的政治家，早期周人與羌方混雜而居，時常互相争奪生存資源，同時羌方也是商人欺淩的對象，野心勃勃、立志翦商的古公亶父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決心與羌方聯盟，他先是遷岐讓出一部分土地，聲稱“不忍心與羌人争奪”，以此來赢得與羌族的友好，進而娶羌人之女太姜為妻，并不惜趕走自己的長子泰伯、次子仲雍，而把與太姜之子季曆作為法定王位繼承人，有着羌人血統 的季曆，将周人與羌方的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進而成為翦商的主力軍。
總感覺《詩經二子乘舟》與太伯仲雍奔吳有着莫名的聯系
啰啰嗦嗦的說了這麼多，那麼先周的淵源在哪裡？周人又是來自何方呢？
在陝甘本土，也有着幾支早于鄭家坡文化，或者與鄭家坡遺存有着關聯的幾種文化遺存：
碾子坡
寺窪
：寺窪墓葬的人骨标本均晚于鄭家坡，下限要晚到西周早期，其典型器類—馬鞍形雙耳罐并不見于先周，而先周的器類也并不見于寺窪，顯然寺窪與先周并無傳承，實際上，寺窪與劉家墓葬有着更多的相似之處，二者均屬羌戎文化，劉家文化應是寺窪的一個分支。另一支辛店文化和寺窪情形類似，辛店并不比寺窪要早，兩者屬于同一時期并行的兩種文化，都與羌戎有關。
其實，從先周文化淵源的考古學探索中我們可以看出，形态學的證據是模糊的，在文化譜系的判定中人的主觀因素占了相當高的比例，導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對一種考古學面貌有着截然不同的釋義，加之在地域上相鄰近的族群之間必然會互相影響，文化、風俗各方面交流融彙，進而呈現出一派相似又相異的模糊的考古學面貌，導緻衆說紛纭，為我們的探索帶來困難。
古老的羌寨
九十年代
分子人類學
應用于考古，為揭開考古界的未解之謎提供了新的思路與證據，尤其在人類的遷徙與族屬的确定等方面，有着獨特優勢。
應用分子人類學工具來探索周人的起源，需要首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
周王室的父系單倍群類型
，幸運的是，這一支父系單倍群在科學家們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個基本明晰的結果。
在确定周王室的父系之前，先來看看屬于曾經輝煌延續幾百年的這一支系應滿足的條件：
在殷商晚期，有過小規模人口快速增長。
在西周延續時期，有人口快速暴發
主要分布地區在中國北方，特别是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
以劉邦家族的父系單倍群（劉漢家族單倍群已确定為O-F492）為參照，該單倍群在當今中國男性人口中約占比例1.8%，據史料記載，西漢末年時，劉姓皇室子弟多至遍地皆是，以此為參考，周王室單倍群所占比例也不會相去太遠。
滿足以上條件的父系單倍群很快被調查出來：
N-M128。
這一父系類型極大可能屬于周王室。
而之後的山西春秋時代黎侯西關墓中出土的兩個貴族樣本皆是N-M128。黎侯是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的子孫封侯，證明了科學家們此前對于周王室父系的猜測。
古人譜寫的那些壯麗的遷徙史詩
明确了周王室的父系類型，那麼N系人類的遷徙的足迹又是否有迹可循？在觀察N系族人遷徙的路徑時，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我們知道，近兩萬年前涉足東亞的古人類主要是O系與N系兩支，其中是以O2亞型為主，這一批走南方路線的古人類從西南地區進入東亞後很快四散擴張開來，在九州各地區創造了相對獨立，各具特色的古文化。
從梁州到雍州，再從雍州到并州，在瓶頸效應的不斷影響之下，人群的基因結構也發生着變化，約一萬年前到達并州的人們，
因某一個瓶頸效應的發生，原本占大多數的O系越來越少，而本不占優勢的N系卻在這裡越聚越多
，後期的一部分擴散至西伯利亞和歐洲，而留下來的則成為中國的N系主流。
而并州這個地區，剛好是以
山西太原地區為中心的一帶
，讓我們不由自主的聯想起晉南說所指向的
太原北郊光社文化
，有理由相信最早的先周族群正是在這裡聚集、生存、壯大，而後的一支族人遷往關中，帶往關中的是本族傳承多年的共同的習俗。
當然，分子人類學勾勒出的粗疏路徑并不能為先周的起源提供明晰的證據，但這一結論無疑是
周人起源晉南說的有力支援，為周人起源之謎開啟了新思路。
不得不佩服那些頂流的考古學家的廣博的學識和精湛的目光，而随着分子人類學研究的不斷進展，相信更多的遠古謎團會被不斷地揭開，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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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Y染色體單倍群與東亞族群演化》
《先周文化探索》牛世山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淵源探讨》李峰
《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尹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