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焦波第一次見面，山東老鄉李廣田的詩歌《地之子》便浮現在記者的腦海。“這大地，我的母親，我對她有着作為人子的深情。我愛着這地面上的沙壤，濕軟軟的，我的襁褓；更愛着綠絨絨的田禾，野草，保姆的懷抱。”
作為當年轟動全國的攝影作品《俺爹俺娘》的創作者，關于焦波，有很多标簽。記者、攝影師、導演，而他更認可“農夫導演”這個稱号，并深以為榮：“農民在土地裡種植莊稼，我們在土地裡種植故事。老百姓的糧食豐收了，我們的片子也收獲了。”
攝影界曾經有“焦波一輩子吃‘爹娘’這碗飯”的非議。初次見他，記者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子擰勁兒。除了《俺爹俺娘》，焦波近些年做了什麼？或許并沒有人能完全說得清。
深入交流後得知，近幾年的焦波“想盡量多拍幾個不同地方，看看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條件下的村子擺脫困境的過程。”鄉村一日千裡地發生變化，焦波将相機換成錄影機，為中國鄉村的曆史發展程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影像檔案。
為農民寫“史記”
“鄉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藝術的根，不管到什麼時候，我的鏡頭将始終對準最可敬、最可愛的農民。我想為鄉村寫史，為農民立傳，給農民留下一部影像史記”。焦波這樣概括自己對鄉村世界的執着記錄。
無論鄉村面對外力如何變化，焦波始終行走在鄉村大地之上，始終對鄉村世界投入了極大的關注，他用鏡頭忠實地記錄了當下農民與土地之間的複雜關系。
在焦波用鏡頭定格的鄉村世界中，面對城市發展帶給鄉村的巨大沖擊，既有力求為古老的鄉村輸入新鮮血液的叛逆者，也有急切地逃離鄉村與土地斬斷關系的人，更有執着地留守在土地之上的人。将鏡頭對準這些人物和鄉村世界，既展現出他對鄉村衰落的擔憂，也展示出他對鄉村出路可能性的思考。
杜深忠是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的主人公之一。數十年裡，他一直執着于自己的夢：關于文學，琵琶，一種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
村莊裡的人奚落他癡人說夢，不務正業。他也曾嘗試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學創作”，輾轉于山東各地幹苦力讨生活，卻一次次潰敗而歸。
你說他是一個普通農民嗎？不是。焦波說，這就是我想表現的農民的形象。不是整天面朝黃土背朝天，他有文化追求，有理想追求。這就是農民發展的方向。
第一次見到杜深忠，陽光跨過破損的木頭門檻擠進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長的亮光。焦波看到杜深忠蹲在陰影裡，左手拿着盛水的塑膠盆，右手拿着毛筆，在被光鋪灑的空地上蘸着水練書法。他們交流了起來，“焦老師，這個透進門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張非常好的宣紙。”
傳統的藝術叙事之中，農民被強加上落後、愚昧、麻木的符号或者标簽，而眼前的農民，“對美的感受太敏銳了”。這次見面後，焦波當即決定紮在杓峪村，完成國家電影局派給他的題目《鄉村裡的中國》。
2012年2月4日，農曆立春時，攝制組租下村裡的一個小院，拍攝正式開始。
紀錄片中，“心思不在蘋果地裡。他就不想管果園”“是咱村裡的一個才人。就是蘋果比别人管得少點。”杜深忠與妻子張兆珍的争論貫穿始終，兩人也被觀衆冠以“中國最會吵架的夫妻”的稱号。焦波回憶，當問及張兆珍這輩子過得怎麼樣，她說：“可别提了，我們倆這輩子就是一部戰争片”。
夫妻倆罕見的和諧時刻發生在村裡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影片結尾，杜深忠彈奏琵琶，張兆珍唱歌，在不協調的曲調裡勉強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調》。曲終人散，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繼續撥弦。
“下來，快下來！”直到聽到村民的起哄聲，杜深忠才如夢初醒，提着小馬紮，尴尬地離開。焦波告訴記者，結尾處他有這樣的思考，這個舞台是杜深忠的舞台同時也是中國農民的舞台，杜深忠下去了，後續又會發生什麼，他進行了留白。
杜深忠作為站在土地上的反叛者的代表，他們對土地有着複雜的情結。他是有思想的農民，行走在田壟上，思考農村、農民的發展問題。焦波同樣在紀錄片中展現了屬于青年農民的困惑與出路問題。
“出山”字面上隻是一種象征性的動作，《出山記》的片名折射出宏大的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曆史，焦波賦予了“出山”這一前所未有的曆史程序深遠的寓意。
“一個懸崖上的村民組叫泉裡，為見證修路的過程，我們沿着尺把寬的小路走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我們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終于見證了公路修到了這個村。”2016年為拍攝《出山記》，焦波率團隊住進了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的大漆村，這裡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
《出山記》展現了申學王一家在經過争吵、猶豫、擔憂、焦慮之後搬到縣城的興奮和憧憬。這是一種曆史進步的叙事，盡管艱難，但農民畢竟受益并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來，國家現有的城鄉二進制結構也賦予了這種選擇以充分的合理性。
影片中，村民舊房的昏暗以及生活的貧瘠，與城市新居的敞亮及其外部環境的工業區、學校、體育館等城市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形成鮮明的反差，每個人都對搬遷之後的生活充滿了憧憬。當然，未來任重而道遠，走出大山遠遠不是這一程序的終點。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2018年，焦波團隊來到遵義市新蒲新區的安置點拍攝《進城記》。挑人物時，焦波希望有一個年輕人，青春、陽光、上進，有開始新生活的感覺，最終在《出山記》素材裡發現了覃猛。“抽簽領房，他開心地說：‘如我所願。’我眼前一亮。這個情節成了《進城記》第一幕。”焦波說。
在《進城記》裡，青年覃猛在夜裡騎着電動車，張開雙臂唱歌。“我不後悔出生在這種家庭，我相信我可以改變以後的命運。我就是不甘平凡，我告訴自己，覃猛，你要麼是神話，要麼是個笑話。”
《進城記》拍完後，覃猛跟着焦波學習專業的航拍攝影，随團隊拍攝了雲南老窩村，從搬遷者變成了記錄者。在本次采訪中，記者第一次見到覃猛，當時他在剪輯片子。
進城很難，挪窩不易。在《老窩》裡，中學生鄧志華想退學打工，說：“老天爺怎麼會安排我在這樣一個地方出生，為什麼沒讓我在外面出生？”
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窩山上的傈僳族村莊老窩村是個“直過民族”村落，新中國成立後這裡由原始社會跨越幾種社會形态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後來，村民集體搬遷到老窩新村。
與此同時，焦波團隊另一支幾人小隊，正在貴州一個侗族大歌傳承地，拍攝村裡如何傳承大歌，如何發展鄉村旅遊、助力鄉村振興。
“淘寶村”是指中國特有的網商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且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達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焦波還拍攝了山東菏澤的“淘寶村”——丁樓村，記錄下昔日的貧困村農民如何在網際網路浪潮中乘風破浪。
他記錄了江蘇宿遷大衆村的華麗轉身。過去大衆村村民幾乎都在做廢舊塑膠加工儲運的生意，污染嚴重。後來，這裡走上了發展電子商務的道路。
“我既是戰果的享受者，又是戰士。扛着行李出了山，又扛着機器進了山。”焦波說，作為一名紀錄片人，這時候如果不把鏡頭對準鄉村，就是一種失職。
他認為，史書上不應該隻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國的史書理應為農民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扶貧減困、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在這一過程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也經曆了曲折的發展。在焦波的鏡頭中，中國農民正經曆着從“物質求生”到“精神入城”的意識轉變。
焦波的鏡頭記錄了幾代農民的出路，他們或許是站在土地上的鄉村反叛者，或許是逃離土地的新農民。
為什麼是焦波？
“焦波是農民中最優秀、最睿智的人，他的紀錄片以及紀錄片外所積累的素材，關注當代中國的現實，記錄了最真實的生活，是要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的角度去深刻挖掘和研究的”，文化學者楊浪曾對焦波作過這樣一番評價。
在這十幾部鄉村紀錄片中，焦波用鏡頭見證了中國農民的思想變遷，他記錄着這片土地上的種種變化，農民在土地上收獲糧食，焦波用鏡頭在土地上收獲故事。在這一系列的紀錄片中，透過一個個小山村，觀衆可以看到整個中國變化的影子。
焦波拍攝農民，關注小人物的悲歡，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循。
焦波敏銳的目光關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歡離合，卻如水滴折射陽光，透視的是他對于生存狀況的憂慮、對于人性的悲憫情懷以及人類文明程序的反思。
從記者時代就喜歡跑農村，拍紀錄片一直在鄉村。不知何時起，焦波有了“農夫導演”的稱号。一方面，他的鏡頭始終對着鄉土中國，對着農民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他出生于農村一個最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家種了幾年地，至今還保留着農民的習性。夫妻稱呼焦波為“城市農民”。
1988年，焦波在《淄博日報》做記者時，他與同僚騎着自行車開始了淄博邊緣考察活動。在一個名為上雀峪的村莊，焦波找到了他拍攝圖檔故事的缪斯。
上雀峪是一個嚴重缺水的山村。采訪中，他回憶起一位年邁的老太太。她患有高血壓，但仍需每天提着壺跑十幾裡路去取水。村裡的老支書帶着村民找了30多年水，直到臨終前他都心中有愧。老百姓多年來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邊。
《水！水！上雀峪在呼喚》的報道刊發後，在各方幫助下，村裡終于打了水井。焦波又去拍村民們大口喝水，圍着水井笑逐顔開的畫面。他跟着老支書的家人去給他上墳。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他流着淚拍下了家人用泉水告慰老支書的照片，定名為《水！水！醉了上雀峪》。
後來，村裡的水被确認為優質礦泉水，建起了水廠，焦波又采寫了《水！水！富了上雀峪》的新聞報道。他猶記得，有個80多歲的老太太，顫巍巍地走過來跟他說：“焦記者，等你退休了，我們養活你。”焦波當時笑着說：“她80多歲，我30多歲，誰養活誰啊？可話裡那種淳樸、那種心意……說起這個，我就想掉淚。”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焦波調到北京，進入人民日報社工作。當時，為了完成一組講述基層百姓故事的策劃，他開始騎着自行車走街串巷，并立志拍100組老百姓的故事。後來，無論是胡同裡的旗袍手藝人，還是北京最後一代掏糞勞工，他的鏡頭記錄着越來越多關乎老百姓的故事。
有了更高的舞台，焦波的創作視野卻依舊向下沉澱。在他看來，自己的父母同樣是生動的百姓故事的縮影，這一時期他拍攝了大量《俺爹俺娘》中收錄的照片。“最初就是很狹小的念頭，多拍照，用照相機把一天天老去的爹娘留住，沒想過得獎，沒想過出名，沒想到這組片子最後成就了我。”焦波說。
白岩松說，中國紀錄片不少，但像焦波這種平視的角度很少見，能讓被拍攝者忽略鏡頭展現真實生活常态，這是本事。城裡來的、專業的導演攝像們很難融入這些“下裡巴人”、很難被農民從内心接納。而焦波不同，他本身就是個農民，是個有理想、有文化、有情感的農民，從《俺爹俺娘》開始，他的作品就與鄉村、鄉親完全融入，從未脫離。
焦波用了30年拍《俺爹俺娘》，10年拍地震孤兒。爹娘已經離開了，但是爹娘的“爹娘”——中國鄉村，會永遠存在。他說：“也許有一天我倒在土地上，我才會停止我的創作。”
汶川地震後，焦波收了6個徒弟。“現在我把他們基本上都培養成人了，有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學，有的還在跟我拍紀錄片。”
焦波一直相信藝術熏陶比講道理更容易幫他們完成心理建設，他把相機挂到孩子們的脖子上，那一瞬間，他發現孩子們放下了戒備。此後，焦波給予了他們足夠的溫柔和真誠。他教他們攝影，想讓他們盡快走出陰影，洞開他們的世界。
10年間，焦波每年都給六個孩子拍一張照片。第一年從廢墟跑過來，第二年廢墟變成了新房……片名《川流不息》中的“川”字，既指四川，也包括汶川、北川。按照漢字的象形釋義，川有水流、河流之意，代表了大愛的蓬勃彙聚和生生不息。
焦波回北京的時候很少，幾乎都在鄉村，家人都習慣了。他有時候把團隊一分為二，同時拍兩個村，每一部片子，他都會紮根到當地一年甚至更多時間。“在我眼裡，所有的老百姓都那麼可愛，老人就像我的父母，中年人就像兄弟姐妹，年輕人就像我的孩子一樣。”
拍攝《鄉村裡的中國》時，焦波把自己租住的房屋挂上168号（村裡共167戶），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出山記》《進城記》拍了整整四年。焦波動情地說，“人這一生有多少個四年呢？假設有一天我走了，請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拍紀錄片的地方”。
紀錄片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完成的題目。因為互相信任，最後成就了作品。
大地之子
“如果一個人不能愛置身其間的這塊土地，那麼，這個人關于愛國家之類的言辭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虛假的。”美國自然文學開創者缪爾曾有過這樣的表述，焦波則把它落到了實處。
“鄉村是我們情感起步的地方，我們的根脈在鄉村。記錄鄉村的變化就像記錄父母的生命曆程。”焦波不停地回到家鄉，希望家鄉變得更好。
影像、大集、鄉土、豐收、甯靜、安詳……一個個關鍵詞留在了2021年10月27日的天津灣。“影像大集去哪趕，中國淄博天津灣”，鄉親們喊出的一句話回蕩在天津灣四周的大山裡。
“秋已至，葉已黃，此時正值回故鄉。”為了這場“影像大集”，焦波整整準備了13年。2008年，焦波回到天津灣，花兩百萬元承包了千畝荒山，種糧、種花、種果樹，他想把這片荒山綠化起來，當作一個從這片土地逃離的遊子給故鄉的回饋。
2021年春節過後，焦波回村修路、打井、整理村莊，毅然決然籌備他的“大集”。“農民在土地裡種莊稼，我們在土地裡種故事。”影像基礎有了，群衆基礎有了，他覺得辦這場大集的時機到了。
焦波在家鄉釋出自己拍了30多年的紀錄電影《俺爹俺娘》，他想将自己的家鄉打造成電影小鎮。“讓鄉裡鄉親為我的電影剪彩，這是一個遊子報答家鄉的方式。”他笑言。
當時，中心街拉起了409米長的紅綢子。為何這麼精确？因為，“4”通“是”，在當地是個吉利的數字。“9”是長久的意思。兩個數字連在一起，就是鐵定長久。焦波沒想到，現場會有上千人參與到剪彩中，一邊揮舞紅綢子，一邊歡呼。
時光拉回到1998年。焦波深情地回憶着：“那一年，我父親84歲，母親86歲，我已經拍了24年父母。我想在他們有生之年做個影展，主題就叫‘俺爹俺娘’，要挂到中國最高藝術殿堂——中國美術館裡面。”
“父親說爬也要爬到北京去，給我剪完彩，這一生就完成了。俺娘是打着吊瓶到北京的，我從火車上背着俺娘下來。第二天，俺爹俺娘用從家裡帶來的剪刀給我剪彩。”當時，在布展的焦波望着滿屋子照片嚎啕大哭。這一下子可能剪痛了全國兒女的心，焦波覺得自己表現的不是俺爹俺娘，是每個人的爹娘。
從1998年至2022年，又一個24年過去了，如今的焦波已經徹底擺脫了攝影界曾有“焦波一輩子吃‘爹娘’這碗飯”的非議。
兩個24年，兩次剪彩，焦波實作了從拍攝爹娘，到拍攝爹娘的“爹娘”的轉變。
在“影像大集”将近900張照片裡，有二三百張是焦波拍攝的，其餘的還有全國各地攝影家的作品。這些照片出自鄉村，又回到了鄉村。
在這裡，時間的進度條可以被拉回到任何一張照片所處的時代。影像大集整整有兩條街，牆上光影斑駁，照片從黑白到彩色，跨越30年時光。
從手推車到了小轎車，趕集買菜變成從超市團購，以前電話都沒有，現在老人都玩起了智能手機……農民和農村一點一滴的變化都定格在照片中，成為曆史的昨日重制。
“我想給農村寫史，給農民立傳。”毫無疑問，焦波的錄影機還會一直拍下去。他深刻地了解着以自己爹娘為代表的農民，用雙腳丈量着中國的土地，尋找一個民族如何走向現代的答案。他認為，當我們讀懂了鄉村，可能就會更好地讀懂中國，讀懂我們所身處的這個偉大時代和這片熱土上不斷去奮鬥拼搏的人們。
（原标題：周末人物｜要為農民“寫史立傳”的紀錄片導演）
來源 北京日報用戶端北京号
作者 大衆日報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