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僅僅是軍事的失敗
人類進入20世紀之後，随着科技的日益進步，民生福祉獲益不少。然而，帝國主義争霸世界的野心也因科技的加持而愈加貪婪。1904年2月，兩大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争霸的日俄戰争爆發。從2月戰端甫開，日軍登陸于北韓，3月份渡過鴨綠江，進入中國東北境内，5月底，日軍占領了大連灣，10月初，經沙河之戰，俄軍接連慘敗，12月底，日軍先後攻占了旅順東北的二龍和松樹林等炮台，1905年1月2日，俄國占據的旅順口陷落，俄軍投降。
陸戰失敗了，俄國并不甘心，1905年5月14日，從歐洲遠道而來的龐大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卻在對馬海峽被日軍全殲。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國被新興的日本打敗，當然這不值得中國人高興，我們的領土淪為别人肆虐的角逐場。
這場戰争極大地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嚣張氣焰，同時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帝國。在這場發生于中國境内的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争霸戰争中，俄軍死傷、被俘達40萬人，戰争耗去的直接軍費大約25億金盧布，這還不包括價值5億盧布落入日本手中的财産和沉沒的軍用和商用戰艦的損失。
沙俄的戰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其軍事技術落後，東線兵力的薄弱，大部分兵力放在歐洲，交通運輸能力低下，後勤保障不力等等都是重要原因。
日俄戰争
當時，西伯利亞大鐵路環貝加爾湖段沒有修通，且因路況不好，裝置落後，運輸能力較低。從歐洲到中國東北有将近六星期的行程，每晝夜卻隻能開2-3列軍車。陸運欠佳，海運和槽運狀況也比較糟糕，波羅的海艦隊通過海運到達遠東，但行程遠，花費時間多，船隻和船員都極度疲憊。後勤保障不給力，在食物補給上，士兵吃的甚至是生蟲子的面包，食物中毒事件屢屢發生。衣物補給同樣糟糕，嚴冬時沒有足夠的衣物，隻能用舊衣破鞋。夏天所需的雨衣冬天才能運到，而冬天的棉衣卻在夏天運到。如此糟糕的後勤，還打什麼仗。
反觀日本，主力艦從美國購買，體積大、防衛能力強、行船穩定，戰艦上都配備了精良的火炮。是以，當兩國軍隊比拼火力時，俄國落後的軍事裝備無法拼過日本的裝備。在名義中立的英美海運的幫助下，得以調配大量物資，況且又有地理位置的優勢。
這場帝國主義大戰最後的結局是 1905年8月的《樸茨茅斯條約》，俄國勢力退出了北韓半島，日本獨霸北韓；俄國在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和中東大鐵路南部至長春的一部分，北緯50度以南庫頁島的一半轉讓給日本；雙方都同意将滿洲（中國東北）歸還給中國。
進入20世紀之後，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沙俄帝國其實是危機重重，無論是體制内的改革，還是傾覆意義的革命，變革是當時俄羅斯内部的一個突出特征，似乎每個階層都對現狀不滿。帝國的統治者卻在此時與日本開戰，目的不過是企圖用“一次小小的勝利”，轉移群眾注意力，呼籲人民“流血犧牲”、“保衛祖國”，當然尼古拉二世自己不會去流血，流血的都是俄羅斯的平民子弟。
然而，這場戰争卻屈辱地失敗了，沙俄不僅損失了部分遠東的利益，更是引起了群眾的極度不滿，1905年的革命順着這個邏輯發生了。正如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導師列甯同志在《覆滅》一文中所說的：
（沙俄帝國）面臨的不僅是軍事失敗，而是專制制度在軍事上的徹底崩潰。
這一崩潰是整個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潰。
戰争的失敗揭開了沙俄帝國強悍外表内裡虛弱的實質，也推動者帝國内部的變革。1904年日俄戰争的爆發迫使尼古拉二世向體制内自由派貴族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地方自治的權限和城市杜馬的議政權力都有一定的伸展。當然，沙皇始終還是堅信“國家管理的問題不是地方自治會議的事情。”
憲政，抑或專制，帝國在搖擺中。
1904年12月，在日俄戰争中的中國旅順戰場上，俄軍遭遇決定性意義的失敗。在此期間，俄國國内的民怨騷動着，位于聖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廠發生罷工。
1905年1月22日，冬宮外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群衆示威運動，他們要求皇帝結束與日本人的戰争，并改革政治、改善民生，聚集的群眾達到20餘萬人。請願最終還是從和平變成了流血，大約1000人被沙皇的衛隊槍殺。那一天是俄國人所用儒略曆的1月9日，亦稱“一·九”彼得堡流血事件。
按照沙俄官方的說法，當時尼古拉二世并不在皇宮，而他本人也并未下令開槍。原本，為了削弱地方貴族的權力，尼古拉二世一直扮演着村社農民保護者的角色，甚至被稱為“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冬宮廣場的鮮血打破了人民對于沙皇的幻想！
盡管尼古拉二世事後任命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試圖給人民一個解釋，内務大臣維特伯爵也極力勸說人民克制、冷靜，許諾一定會給出一個交代。但是，正如社會民主工黨領袖托洛茨基所說的：
我們24小時就能喚起整個俄國，讓一把大火燒遍全俄羅斯吧，這樣一把全國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
人民并不指望沙皇的憐憫，他們“不會同沙皇進行可恥又可憐的交易”。
沙皇尼古拉二世
革命如潮水一般湧來。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波蘭王國就淪為沙俄的附屬國，沙皇兼任波蘭國王，波蘭人民的反抗鬥争一直沒有停止過。
日俄戰争同樣給波蘭人帶來了不應承受的痛苦，1904年下半年，有超過10萬的波蘭勞工失業。1905年彼得堡流血事件之後不久，波蘭爆發了羅茲大罷工，勞工們的訴求是“打倒獨裁！打倒戰争！”華沙和其他工業城市也發生了罷工、示威遊行等抗俄運動。這場幾乎席卷波蘭全國的抗議活動極大地動搖了沙俄在波蘭的統治，在沙俄野蠻血腥的鎮壓下，和平的抗議最終演變為暴動，一直持續到這一年的6月25日。
俄羅斯内部更加動蕩危險。雖然沙皇政府和維特伯爵試圖用懷柔政策解決問題，但是激進的革命者并不打算妥協。1905年2月17日，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大公所乘坐馬車通過克裡姆林宮時，被民粹主義派的社會革命黨人近距離投擲硝酸甘油炸彈于車廂内，大公當場被炸死。
不知道是不是炸彈的震懾，還是自由派貴族的影響。是年3月3日，尼古拉二世頒布《布雷金诏書》，許諾進行憲政方向的政治改革，以及改善民生等等。
日俄戰争對沙俄的鄰國大清影響也很大，對于政治制度有着功利主義信仰的清國朝野政治家們此時認為立憲乃是日本取勝的法寶，故而努力推動大清開國會、行君憲。非常有趣的是，此間的俄羅斯，有着一定曆史基礎的俄羅斯民主派政黨組織也在試圖迫使沙皇政府召開一個國家層級的議會。
1905年8月19日，尼古拉二世同意建立帝國議會，也就是俄語中的國家杜馬，頒布了《國家杜馬憲章》、《國家杜馬選舉法》但對議員選舉、議會權限等有着諸多嚴苛限制。沙皇的這種反應引發了全俄境内更大規模的罷工。
10月30日，尼古拉二世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讓步，頒布了維特伯爵撰寫的十月诏書，允諾實作更多的民權，諸如開放組織政黨的限制、賦予國家杜馬以全國最高的立法權、擴大普選取等等。
盡管起步艱難，但是俄羅斯的民主憲政之路終究開始了，專制政治終于被打開了缺口。十月诏書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俄羅斯境内的緊張局勢，各種抗議論活動在诏書頒布後漸漸平息。
如果日後的俄羅斯帝國繼續沿着“十月诏書”的道路走下去，大機率是會完成國家現代轉型的。但是，始終在保守與進步之間徘徊的俄國并沒有給曆史以機會。
2.一切為了保衛神聖的俄羅斯！
溫和的維特伯爵在保守派貴族眼中是軟弱的，縱容了1905年的抗議和暴動。1906年，維特辭職，強硬派斯托雷平出任内務大臣。在1905年的革命風潮中，全俄範圍内隻有薩拉托夫省的革命運動被壓制下來，它的省長就是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既不同于當時的自由派，也有别于當時的保守派，屬于俄國的新保守派。他的原則是“先穩定，後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在穩定和強化沙皇國家權力的前提下實作現代化轉型，改革必須在強權下進行，改革要結合俄國的傳統，将俄國的傳統與現代化結合起來。
農業改革是斯托雷平執政期間一系列改革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為了我們帝國的改革，為了帝國在牢固的帝制基礎上進行改革，必須在農村培植強有力的私有者。”
經過1861年的廢除農奴制改革之後，沙俄農村社會的結構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傳統的村社（米爾）制度依然存在，農民依舊活在舊的宗法制共同體之中，俄國的農業在擁有優越自然條件的情況下，卻落後于西歐及北美。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試圖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條件下，強制摧毀傳統村社，培植和建立富農階層，把貧苦農民群衆變成雇傭勞動力的強大後備軍，既保證迅速興起的大工業對勞工的需要，又保證資本主義化地主、農村資産階級對雇農的需要，促進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斯托雷平
在皇權專制時代的帝俄社會，沙皇一直被視為村社保護人，依附于卵翼于專制權力之下的村社農民更适合沙皇的統治。斯托雷平摧毀村社的改革，雖然有強化國家權力的初衷，但是卻動搖了沙皇統治的社會根基。尼古拉二世也并不喜歡這位剛猛的宰相，沙皇是個心胸狹隘的人，他“隻有在不得已時才勉強地容忍那些他内心認為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高于自己的人。他習慣于同那些才智比他要差、或者他認為沒有他那樣廣聞博知的人，或者了解他的弱點而故意裝出謙卑樣子的人打交道，隻有這時他才感到心情舒暢。”
如果從進步主義和效益視角去評價斯托雷平的改革，自然是比較成功的，許多經濟增長點資料都可以作為支撐。然而，如果從社會變革角度看，斯托雷平的改革事實上埋下了沙俄帝國崩塌的種子。在世紀之交的沙俄帝國，俄國基層社會的根基——村社，面臨着現代化的挑戰。
舊體制的政治精英們，有的留戀傳統村社世界的宗法權威與等級權益，害怕自由競争與分化沖垮等級壁壘，當然村社的農民更恐懼失去保護和控制的世界；而斯托雷平那種人則痛感傳統公社妨礙資本積累與契約關系，主張效仿西方，實行市場經濟與立憲政治。
極為吊詭的是，杜馬之中的保守政黨和革命政黨都要求儲存村社。前者從斯拉夫派傳統意識形态出發，把日趨衰落的村社作為俄國古老傳統的一部分加以保留。社會主義黨派認為村社土地占有制比千百萬小農土地占有制更容易過渡到社會主義。
沙俄帝國就這樣在進步與保守之間徘徊糾纏着，而大國争霸的權力遊戲，俄羅斯也沒有置身事外。20世紀之初，大國角逐的主要戲份是英德争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帝國起初一直在二者之間徘徊。直到1907年，俄國才正式加入英法集團，協約國集團形成。
如果沒有後來的歐洲大戰，沙俄帝國可能也會發生政體變革，但是從數字視角觀察的國力和社會發展卻沿着一條向上的通道行進着。一戰之前，俄國是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準，已經與西方國家接近。 戰前的俄國不僅是農産品生産和出口大國，更是成為世界五大工業國之一，位列美、德、英、法之後，其中石油開采位居世界第一。
沙俄卷入一戰之後，俄國政治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卻都神奇地站在了國家主義的立場，自由派将大戰賦予道德意義，認為是所謂民主國家與專制帝國的戰争，如果協約國獲勝将會加速俄國本身的民主化程序；而保守派則更保守派則指望利用戰争的勝利來鞏固沙皇專制制度。
整個帝國彌漫着一個聲音：
一切為了保衛神聖的俄羅斯！一切為了我們的國家、信仰和沙皇！
1914年7月26日，尼古拉二世來到俄國杜馬議會。議員們一起向沙皇狂熱地緻敬，擁護政府進行這場帝國主義戰争。
經過1905年慘敗于日本之後，沙俄也确實進行了一番軍事改革和軍備整頓。1905年5月，俄國成立了了一個獨立于所有政府部門之外的國防委員會，這個機構在制定軍事條例和決定全部軍事政策問題上擁有廣泛權力。
1907年11月，第三屆國家杜馬成立了由亞·古契科夫任主席的國防會議。同時，國家軍事撥款需由國家杜馬準許，并由國家杜馬财政會議審查和監督，這或許也是俄國國家憲政改革的一部分。
沙俄的軍事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在1908年通過了由時任總參謀長費多爾·帕裡岑主持制定的《關于應在最近十年實行的國家防禦措施的報告》，其目的就是恢複軍力和實作軍事現代化，大力改組陸軍，恢複在波羅的海和太平洋的艦隊，增加和平時期的正規軍，用現代化軍事技術保障部隊并改善各軍種裝備的品質。
不可否認，從1909年到1912年間，俄國軍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恢複，甚至增長。在後來的一戰中，陸軍戰時總兵力達到326.8萬人，每年經費達306.7盧布。在1909年和1910年，還對陸軍進行了武器換裝，給陸軍裝備了1909年型的122mm榴彈炮，1910年型的107mm重炮，給山炮部隊裝備了1910年型的3英寸口徑火炮。同時，到1910年352個步兵團中每個都組建了機槍隊，其中123個機槍隊各有8挺機槍，其餘的各有4挺機槍。到1912年，還培養了126個飛行教官，組建了8支航空隊。在炮兵部隊，增加了野戰炮連的數量，達到了442個。還組建了74個榴彈炮連。增加的炮連總數為120個，其中一半是重炮連。
兩大集團
海軍建設方面則步履維艱。1908年4月，由陸、海軍兩大參謀部首腦為首組成的專門小組在考察了波羅的海艦隊後得出了極其令人失望的結論。在他們看來，一旦開戰，德國的艦隊可以在3天之内在任何俄國沿海地區登陸:
我們的波羅的海艦隊将完全不能在波羅的海水域進行戰鬥行動，将被迫把自己活動的區域限制在芬蘭灣之内。······讓我們的常備艦隊進行某種認真的抵抗是沒有任何道理的：由于力量的巨大不平衡，它可能被一次打擊所摧毀。
無論是造船技術，還是海軍人才培養，沙俄帝國都遠遠落戶于歐洲強國。
1910年以後，随着國際局勢的進一步緊張，俄國的強軍步伐進入更關鍵階段。現實财政的支绌與整軍經武的計劃并不協調，1910年底到1911年初，陸軍大臣陸軍大臣B.A.蘇霍姆林諾夫和财政大臣B·H·科科夫佐夫發生了嚴重的争論，陸軍部門要求增加财政支援和财政部門的力不從心顯然形成對比。
由于财政支援的缺乏，俄國陸軍當時的情況并不容樂觀。隻有糧食、軍需和衛生儲備，雖然最普通的工程器材還算充裕，但也需要在1913-1914年予以補充。步槍、左輪手槍和子彈也有足夠的數量供應部隊，但型号陳舊，槍體和彈頭笨重，射擊性能不佳。
炮兵的情況更為嚴重：隻有輕型炮有必要的數量，迫擊炮按照規定的配置缺少近50%，新型重炮完全沒有，而1877年型的老式大炮隻有到1914年底才能被替換；要塞炮的換裝到1916年才能完成一半；攻城炮還僅僅停留在圖紙上，裝備部隊的時間遙遙無期······
陸軍的情況如此糟糕，但是後來财政追加的撥款卻傾向了海軍。1909年至1910年，在一系列審議加強陸、海軍力量的政府會議上，陸、海軍得到了大緻相等的撥款:陸軍得到71500萬盧布，海軍得到69500萬盧布。但實際上，在1909年至1913年即大戰爆發前五年中，陸軍财政增長額度為19517萬盧布，而海軍則達到了28564萬盧布，幾乎是前者的一倍半。
如果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無論從那個角度考察，歐洲陸上戰場都會是俄軍的主戰場，歐洲有德軍和奧匈帝國軍隊的朱力，無論哪條戰線，俄軍都必須要面對。歐洲陸戰才真正決定着俄軍軍事行動的成敗，也決定着俄國的命運。
俄國軍事資源的投入與現實情況的脫節展現了沙俄帝國軍事戰略的混亂，據說也是因為尼古拉二世本人對海軍的偏好。作為“帝國主義鍊條上最薄弱的環節”，沙俄帝國當時并不具備快速發展軍力所必需的經濟實力，勒緊褲腰帶式的擴軍強軍，隻能贻害無窮。
3.打倒沙皇
參加大戰之後，沙俄的虛弱與匮乏暴露無遺，就連基本的軍火産能都無法滿足戰争的需要。當時，前線每月需要2.5億發子彈，但俄國每月隻能制造4000萬發；前線每月需要150萬發炮彈，但俄國每月隻能制造5萬發。1915年8月，前線俄軍約有1/3的士兵沒有槍支，隻能等待從陣亡或受傷的同伴手中接過武器。在德軍壓倒優勢的大炮和機槍面前，無數俄國士兵化為戰場上的累累白骨。僅僅在大戰的第一年，沙俄軍隊陣亡人數就達140萬人，另有97.5萬人進了德奧的戰俘營。
同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強相比，俄國工業不僅技術上非常落後，而且對外國的依賴性很大。戰前，俄國從外國進口的機器占37%，重要裝置和車床的自給率不到33%。全國40%的冶金工業、50%的化學工業、90%的采礦工業和幾乎100%的石油工業都是外資。就規模來說，俄國工業隻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2.7%，僅有美國的7%，德國的17%，英國的22%，法國的40%。
大戰更是拖垮了原本就貧弱的俄國經濟。為了支付龐大的戰争費用，沙皇政府大量舉借外債和濫發紙币，導緻外債猛增和通貨膨脹。在軍工優先的經濟政策打擊下，大批一般性工業企業呈現倒閉風潮。僅僅是1916年，全俄企業數量總數比1913年減少了三分之一，戰時關停的企業數量超過了新開辦的企業數量。戰争期間，近半數的勞動力被征召人伍，約200萬馬匹和其他牲畜被調為軍用，導緻了國内糧食産量的大幅度下降。糧食匮乏、物價飛漲，全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這一切都是他們視為慈父的沙皇所賜。
當時的俄軍主體是文盲和半文盲的農民，并不了解官僚政客和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什麼“愛國主義”。正如勃魯西諾夫将軍在其《我的回憶》中說：
俄羅斯軍隊不僅在軍事裝備上比敵人差，“而且士兵對戰争的了解和準備更差。它顯得非常消極······大衆在心理上完全沒有做好對歐洲戰争的準備”。
出身于農民的士兵們參戰的動機就是來自于對土地的渴求，他們相信隻要打赢了戰争，尼古拉二世會将西伯利亞和其他新征服地區的土地平分給農民，作為對他們參加戰争的獎勵。
然而，在實際戰争中，士兵們往往會困惑于“為何需要攻占那些不能耕種的沼澤地，何以需要對那些林木稀疏的懸崖峭壁發動正面進攻?保護陌生的、泥濘不堪、難以通行的羅馬尼亞和加利西亞的土地意義何在？”
怨氣在士兵們心中彌漫着。新科技時代的戰争遠遠比19世紀慘烈，這令樸實的俄羅斯農民們感到恐怖。“戰争是瘋狂、死亡和破壞，它可以真正了解為人類一種瘋狂的、從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毀滅行為。”厭戰的情緒同樣是多數俄軍的共同心理特征。
貧窮的帝國無法打得起資源消耗巨大的戰争。早在1914年12月，俄國北方戰線最高總司令庫羅帕特金将軍就多次說過前線士兵吃不飽飯，“許多人沒有靴子，他們的腿被凍傷。一個步兵旅三個月來都沒有得到配套的軍備，在和德國人的戰鬥中，陣地右翼1. 4萬名士兵沒有步槍。”在1915年的夏季戰役中，由于前線部隊普遍缺乏武器，大量士兵不得不手無寸鐵走上前線面對德國人的炮火俄軍損失了240萬士兵，其中将近100萬人被俘。
俄軍
在與德國人的交戰中，貧窮的俄羅斯士兵看到了德國的混凝土戰壕、自來水廠、壁爐、鋼琴、遊泳池等。德意志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措施遠遠好過俄羅斯，借助于這些個人的生活體驗，士兵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了德國人的火力優勢。
在絕望之中，越來越多的士兵不僅仇恨戰争，甚至仇恨俄軍最高統帥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這種情緒在軍人中蔓延着······
在1916-1917的寒冬裡，1200英裡長的俄軍戰線上，幾百萬士兵在冰天雪地中苦苦忍受着酷寒，後方的群眾同樣食不果腹。
内外交困的沙俄帝國坐在了火山口上。1917年1月開始，全俄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爆發了勞工大罷工，示威者們不再祈求沙皇的仁慈，而是高喊“反對戰争”“打倒沙皇”。
191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下，彼得堡的女工們走上了街頭，“打倒戰争！”“打倒沙皇！”“把在戰壕裡的丈夫還給我們！”這些口号震徹了帝俄首都的上空，更多的勞工和市民加入進來，遊行者達9萬餘人。
3月10日，遊行人數增至25萬人。幾乎所有工廠都停工，連商店也關了門。成千上萬各色衣着的人湧上街頭。最令人注目的是，衆多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小官員甚至軍官們，也高唱着馬賽曲加入了遊行隊伍。
有過1905年的教訓，為了應對可能的騷亂，沙皇的彼得堡軍區配備着用以鎮壓人民的軍事力量。3月10日，尼古拉二世诏令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洛夫平定首都騷亂。似乎，血腥屠殺就要開始了。然而，沙皇做夢都沒有想到，在面對洶湧的民意之時，軍人們都放下了槍口，甚至倒向了抗議者一邊。
首都革命就這樣開始了，沙俄重要的政府機關接二連三地被起義群眾拿下，幾乎沒有遭遇任何像樣的抵抗，人心向背已經非常明顯了，數萬名彼得堡的士兵加入了起義陣營，帝國天命将終。
二月革命
尼古拉二世不但遭到人民的唾棄，也失去了官僚、資本家甚至将軍們的支援。國家杜馬此時沒有人再歡呼什麼沙皇萬歲了，隻希望皇帝趕緊退位。不少舉足輕重的将軍們也在此時放棄了沙皇，西北方面軍司令魯茲斯基、西南方面軍司令勃魯西洛夫等都主張沙皇遜位，黑海艦隊司令高爾察克海軍中将沒有表态，隻有羅馬尼亞方面軍司令薩哈羅夫支援沙皇。
3月15日，尼古拉二世簽署退位诏書，卻傳位給自己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而這位皇太弟則在3月18日也宣布退位，統治俄國長達304年的羅曼諾夫王朝，以及存在了371年的沙皇制度終于崩塌。
1917年3月8日，在俄曆中是2月23日，故而這場革命稱為“二月革命”。在熟悉的革命史叙事中，俄國的下一場革命即将發生。正如一位曾經在蘇俄政府擔任過要職的俄羅斯作家說過：
20世紀前夕的俄國，沒有一個詞能像“革命”一樣更為俄國人着迷。有産者對革命的思想充滿了恐懼和仇恨，而向往自由的人卻對它充滿了熱愛和推崇。對那些渴望新生活的俄國人來說，‘革命’一詞充滿了魔力。當他們憧憬“革命”和高呼“革命萬歲”的神聖口号時，俄國人仿佛隐約地感到他們已經走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