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老妻》 （馮骥才先生與夫人共同繪制，1991年）
馮骥才先生在家中
馮骥才先生的書房與畫室
馮骥才先生繪畫作品 今年的農曆二月初九（3月11日），馮骥才先生将迎來他的八十大壽。3月4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馮先生告訴記者，他和母親約好了，在他生日那天中午，兩人一起吃一頓面，“今天上午，我還去看了我母親，她今年105歲。我覺得很難得，我80歲的人了，還能去看望自己的媽媽。等3月11日中午，我和媽媽兩個人吃一頓面，我覺得這是有特别意味的、深長的場景，我會有很多觸動，将來說不定我會把這次吃面的感受寫下來。”
馮骥才一生遊走于繪畫、文學、文化遺産保護與教育這四個領域，自己将其稱為“四駕馬車”。其中差不多有20年時間，他從文學界隐身，投入到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如今由于年齡原因，馮先生已無法再為文化遺産保護而四方奔走，遂重返文學，成為“高産作家”。馮先生表示，重返文學并非放棄文化遺産保護事宜，“這将是我一輩子的工作”，他感慨，自己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時間。”
1
我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
馮先生認為，每個人都有一些人生節點值得紀念，像生日、考上大學的日子、畢業工作的日子，以及他所看重的結婚紀念日等等，“我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在記憶中刻下一個印記，讓生命多一點縱向的東西。我覺得有的時候人努力，就是為了給未來留下一些記憶，是以我希望在重要節點，做一點什麼事情能夠留下來。”
80歲生日這個重要的節點，他打算如何度過？馮先生說不想過得太平常，“比如有的人過80歲生日，很多人給他祝壽，他穿上唐裝，後邊擺一個壽星佬，旁邊擺了果籃、鮮花，大夥兒給他鞠躬拜壽，我不想這麼過，我希望加一點東西。”
對于“加一點東西”，馮先生有兩個想法，一是和105歲的母親一起吃頓面，另外一個則是在馮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舉辦一個活動，“這個活動不是給我祝壽，是拿我的生日說事兒，做一點研究。有很多作家長大之後就離開了故鄉，而我從出生至今，基本上全是在天津這塊土地上。我想做一個讨論，通過我和天津的關系，讨論知識分子和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我覺得做這樣的一個讨論，可能對文學、對作家，都有意義。”
馮先生認為，追溯一個人精神來源的時候，一定離不開父母和家鄉的影響，“我母親是山東濟甯人，濟甯這個地方是又文又武，文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故鄉，武是水泊梁山。我父親是甯波人，家中世代都是文人或者為官。我覺得父母的兩種文化都對我有影響，山東人重情重義，特别是重義，厚道忠厚，山東文化有一種陽剛之氣。甯波人比較細膩，注重慈孝文化，是以，我重視自己的故土，在80歲時，想要研究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系。”
在馮先生看來，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會影響到你的骨子裡、精神上。我50歲的時候，在老家甯波辦了一次畫展，起名‘敬鄉畫展’，就是敬我的老鄉，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
馮先生笑說，自己第一次賣畫就是在老家甯波，他當時看到為紀念唐代詩人賀知章而建的賀秘監祠已經很破舊，但缺少修繕費用，他就從畫展裡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掉之後，修了賀秘監祠。馮先生高興地說：“不修的話可能就被拆掉了，修好以後給了甯波文聯，現在變成甯波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和旅遊景點。我做這些沒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因為熱愛，因為是我老家的東西。”
2
書房和畫室在我家廊子兩頭，這是甜蜜的往返
繼兩年前推出《書房一世界》後，馮骥才的《畫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相比于其他作品，馮先生表示，這兩本随筆集寫得最為輕松，“我最近寫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說，是以寫《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也是為了放松自己。寫起來很輕松，像那些宋人筆記一樣，但是，我也比較注意語言，用一些白描的語言，非常簡單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語言來寫，寫出平淡生活裡的一種韻味。”
書房和畫室，是馮先生每天必呆的兩個地方，裡面的每個物件都和他朝夕相處，“我知道每個東西裡邊的故事，我知道哪些東西是值得寫出來，是有意味的、不能忽視的。寫時一些記憶引起我内心的一些懷想，可能會有一些傷感的東西，但是不至于讓我落淚。因為人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就會感受到一切過往的事情，不管喜怒哀樂，最後都會慢慢地變成一種詩，在文字裡邊，有另外的一種詩意。”
馮先生曾說：“寫作于我，更多是對社會的責任方式；繪畫于我，更多是個人心靈的表達與抒發。”談及繪畫與寫作是如何互相影響的，馮先生說自己最早的身份應該是畫家，“我畫了15年的畫，繪畫對于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的是個人心靈和生活感受，是一種排遣，一種抒發。”
至于文學，馮先生則認為“它更多地承擔了一些社會責任，對生活的思考，還有和讀者一起認識生活，這是我的一些文學追求”。
文學和繪畫都彼此影響着馮先生，“比如說我的繪畫裡追求文學性，追求詩意，追求意境，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繪畫跟文學共通性的一點是，都要産生視覺的形象，要喚起讀者一種形象的想象，要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看得見的人物，看得見的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是以，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看得見我的人物，甚至他面孔有很多細節，我也能看到，雖然我不見得寫下來，但是對我很重要。”
馮先生笑說自己從來不為寫作和繪畫配置設定時間，“我的畫室跟書房是在我家廊子上的兩頭，如果有文學創作的沖動，我就去書房，有的時候寫着寫着，會産生繪畫的表達欲望，我會鑽到畫室裡去，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我感覺很幸福。”
3
這輩子都跟文化遺産保護捆綁在一起，永遠不會松綁
因年齡原因，馮骥才先生無法再為文化遺産保護奔波于一線，但他說自己這輩子都跟文化遺産保護捆綁在一起，“這是永遠不會松綁的，如果現在讓我回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說。文化遺産保護還有大量的問題，我現在仍然為不斷出現的新問題，甚至于一些困境而感到焦慮，我還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
讓馮先生高興的是，他們的一個想法得到了國家的重視、支援，“我們建議要在高校裡建立非遺學學科，培養文化遺産保護和傳承的專業人士，這個學科的建立得到國家準許了，今年就開始招第一批非遺學的學生，是以，我在文化遺産保護這方面的工作可能會更深入。”
提及當年何以遠離了文學，而投身到文化遺産保護中，馮先生說也有人跟他說，呼籲呐喊就可以了，為什麼親身要去做？“當你的親人忽然要被車撞倒的時候，你會去喊嗎？一定會撲上去啊，這就是我的心情。”
現在提起保護天津老街，馮先生仍有些激動，“天津是中國唯一一個有建成紀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是天津的建城日。90年代時，這個城市裡的肌理全在，忽然一個通知要拆老街，廣告詞還說‘将來你在這個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覺得是在香港的銅鑼灣’。我一聽就急了，到處找人，後來達成了協定，保留老街的幾個曆史建築。”
此後，馮骥才去了一趟法國，想去了解法國是如何保護巴黎的，結果在法國時，有人告訴他，天津最古老的商業街估衣街被拆了。馮先生匆匆從法國回來，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我一看老街被拆空了，曆史建築一旦被拆了就永遠沒辦法了，重建，根本不是曆史。”
回憶至此，馮先生感謝某媒體的一篇報道，“當時我站在老街那兒就哭了，一個記者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叫《馮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在場，這篇文章影響很大。”
為了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馮先生曾經賣畫籌措經費，他坦承靠自己賣畫解決不了問題，“我當時賣畫的時候，跟記者講過這句話，我說憑我賣的那些錢解決不了問題。經過這20年的努力，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國家4級的文化遺産名錄，就是縣一級的、市一級的、省一級的、國家一級的共10萬項，傳統村落是6819個。這麼大一個文化遺産，我賣一點畫能起什麼作用？它能起的一個作用就是，一定有人想馮骥才為什麼要賣自己的畫？我覺得喚醒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有意義的。我在蘇州博物館賣完畫的時候，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當時有一種悲壯感，後來我說男人做事情總希望有一點壯烈的東西，我覺得這種悲壯感，是我把我的心給了大地了。”
此前，馮先生曾提到“我人生接過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教育”，在他看來，教育也與文化遺産保護一脈相承，“如果說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遺産搶救性的保護，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學保護。我們搶救下來的這些文化遺産，如果沒有保護标準，沒有規範，沒有專業的人才，我們仍然對它不放心。是以我們在大學必須開啟非遺學學科的教育，必須将其納進高等教育的體系裡。”
4
和文學闊别了20年，有太多東西想寫
如今重返文學後，馮骥才可謂高産作家，除了《俗世奇人》《書房一世界》等，今年随《畫室一洞天》一起出版的還有《多瑙河峽谷》，這是馮先生五部中短篇小說新作結集。其中，《多瑙河峽谷》講述一對青年男女的苦戀，叩問人生，探究命運；《枯井》記錄人在瀕臨絕境之際傾訴的心靈隐秘，探讨忏悔主題；《跛腳貓》剖析電視台女主持人光鮮背後的複雜人生和情感世界；《木佛》以木佛自述為叙事視角，批判價值觀扭曲的文物市場和鑒定界；《我是傑森》圍繞主人公的失憶以及尋找記憶展開情節，結局出人意料。五個故事曲折跌宕，較之以往作品，在真切的現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因素。
談及小說創作，馮先生表示，雖然和文學闊别了20年，但是從寫作的意義上，他始終未曾離開文學，“因為我熱愛文學，我對文學的熱情好像是天生的，我覺得對文學對藝術的熱愛都是天性。當我有了對生活的熱情的時候，必須要用文字表達，那就是搞文學的人的一種天性；當我必須要用筆墨用色彩去表達，那就是搞繪畫的人的天性。我現在有了時間寫作，很多東西一擁而來，甚至同時幾個想法都會來，因為過去壓抑的時間太多了，20年生活積累得太多了，看得太多了，認識得也太多了。”
在做文化遺産搶救工作的時候，馮先生說他經常有文學的沖動，有文學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寫，因為我沒時間。我文學想象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奔跑的時候，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特别是夜裡坐着汽車聽着音樂，從這個省到那個省去要走幾個小時，甚至更長。在路上，文學想象忽然就出來了，想着想着，司機師傅說：‘馮老師咱們到了。’小說就沒了，中斷了，斷電了，沒有了，以後的想象也接不上了，這就是我那個時期的文學生活，沒有時間寫。”
馮先生笑說，那時候看到自己同輩的作家或者年輕人出新書的時候，心裡會有一點苦澀，“但是僅此而已，因為我知道我做文化遺産搶救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選擇。”
現在回歸文學，馮先生表示，和20年前寫作不同的是，他覺得文學還應該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給文學留下審美形象，你對于時代的思考，對于生活的認識了解，包括哲思，都要通過審美的形象、氛圍、意境去展現出來。”
雖然有太多想寫的素材，但馮先生說不管寫什麼，他堅持兩點，一是想把文學寫成一個藝術品，“所謂藝術品就是有審美價值，”二是語言，“我認為不管你寫作的時候多麼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麼澎湃，但是小說的語言最後還應該是精當的，這特别重要，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我寫《俗世奇人》很快，但改了很多遍，我覺得語言還不行的時候，我不敢放手。”
為何馮先生總能遇到“奇人”，總有那麼多的素材和故事可寫，而太多的人卻是抱怨生活過于枯燥無聊，每天都是單調地重複？馮先生認為，原因主要是“物質的東西太多地充滿了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生活多一點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我們的生活就不會重複。我們跟人的交往要多一種精神的交往，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精神交往，天天就是吃，一個星期吃完了就沒什麼意思了”。
馮先生認為人的豐富主要還是來自于精神，“我寫作我知道，越貧窮的時候往往想象得越多，想象的空間越大，是以，我覺得這恐怕不僅是作家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重物質的時代，往往容易輕視具有精神價值的生活。我覺得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精神的價值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5
我希望再多一點時間，因為我想幹的事太多了
50歲的時候，馮先生畫了一大片樹，“已經入秋了，但是陽光透過，葉子都閃光，這是人生輝煌的一個時期，50歲的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我在60歲的時候畫了一幅畫叫《豪情依舊》，我畫了一片大江的中流，一隻船揚帆，那時候正好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産搶救，我需要一股力量，是以畫了這麼一幅畫。今年我80歲，還差一個星期，我還不知道那個時候會有什麼情感。”
馮先生還和夫人在每年結婚紀念日時一起作畫，“我們去年過了綠寶石婚，結婚55周年。每到結婚紀念日，都是我們倆人畫一幅，畫一對小鳥。早在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就開始了，因為我夫人也是畫畫的，我們那時一起畫了一對小鳥在風雪裡，那幅畫我現在還有。後來我們一直畫鳥，風景在不斷地變化，這和我們對生活的感受有很大的關系。”
盡管熱愛畫畫，但因為時間太少，馮先生隻能擠占繪畫這個個人愛好，“我最近這兩年沒怎麼畫畫，心裡經常有關于繪畫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畫在我身邊的草稿本上，我身邊的草稿本特别多，每個桌上都有。比如我寫某個人物，腦子裡有個感覺，我就會把它畫出來。我現在就缺時間，我希望再多一點時間，因為我想幹的事太多了。”
80歲了，為何還讓自己如此忙碌，馮先生說答案就是“愛”。他笑說覺得自己的心理年齡是50歲到60歲之間，“思維不如五六十歲那麼好，但是還可以，想象力、對事物的敏感度都還可以。寫作和繪畫都是我内心的需要，主要是來自于熱愛，熱愛文字的審美創造，熱愛筆墨丹青出現的那種意想不到的獨特形象和意境。”
相比之下，馮先生認為文化遺産搶救工作需要更理性的東西，“必須要讓人認識到它的價值和意義，這個意義和價值不是個人的，是民族的，我們今天多保護一樣東西，我們的後代就會多擁有一樣東西。但是也離不開熱愛，如果你不熱愛自己的文化，你哪來的文化的自覺？如果你沒有文化的自覺，你又哪來的文化的自信？隻有自覺，才有自信，有很多理性的東西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是以直到現在，學習仍然是我一個挺大的任務。”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曉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