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讀｜一個聽力過人的女孩

千訪百計

計算機與軟體工程系

26歲這年，江夢南第一次聽到了布谷鳥的叫聲。

那是在清華大學的校園裡，她晨跑時路過樹林，一種陌生的聲音傳入耳朵。她停下來，以便聽得更清晰一些——重獲聽力後，分辨腦袋裡的聲音是虛幻還是現實，是她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

半歲時，她右耳失聰，左耳聽力損失大于105分貝。

她是清華大學生物資訊學博士，内斂的性格，加上長期的科學訓練，讓她對“精準”有一種執念。但在有聲世界裡，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初入者，準确形容一種聲音，對她而言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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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夢南出生在湖南一個叫莽山的瑤族小鎮，父母都是國中教師。他們把詩意寄托在女兒身上，孩子按民族習俗随母姓，名字是“歲月靜好，夢裡江南”的意思。

很長一段時間裡，江夢南都是一個安靜的孩子。她很少鬧人，也從未張口說話。父母頻繁地在她身旁搖鑰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應，但大部分時候他們看到的隻是她木讷的表情。

江夢南9個月大時，趙長軍夫婦帶着她去湖南湘雅醫院檢查，确診為“極重度神經性耳聾”。江夢南3歲前，夫妻倆利用周末和假期，頻繁帶着她去長沙、北京等地看病。四處奔波求醫需要花費不小的開銷，夫妻倆的工資很快就支撐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顧女兒之外，趙長軍把大量時間花在了經營茶園、果園上。那幾年，他被曬得黝黑，成了道地的茶農、果農。茶園的收入暫時彌補了家庭開支，趙長軍買了一台盒式的助聽器給女兒。

那是一台有些過時的機器，300多元，主機和當時的尋呼機大小相當。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兒受不了，先把功率調到最小，結果還是被巨大的聲響吓了一跳。随後，他們把功率逐漸上調，但一直調到最大，女兒對外界的聲音還是沒有反應。“幾乎相當于一個高音喇叭放在耳朵裡。”江夢南的母親江文革說。有時女兒睡覺，他們也不會取下她的助聽器。趙長軍清楚，女兒耳朵裡一直響着的，是一種火車呼嘯般的聲音。他心疼女兒，卻又盼望在某一個瞬間，她突然被巨響吵醒。

這種事卻從未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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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對女兒發出聲音的期待，逐漸變成一種渴望。

“她能從我這裡要錢，去小賣部買瓶醬油，我就心滿意足了。”趙長軍不得不面對現實，希望女兒未來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江夢南1歲4個月時，趙長軍夫妻二人不知第幾次帶着她去北京看病。結果和過去一樣，又是無功而返。回到住處，他們沉默着打包行李，江夢南在一旁擺弄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滾落到她夠不着的地方。

“啊啊。”

夫妻倆瞬間怔住。安靜的房間裡，他們都聽到了女兒的聲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聲，女兒有了主動發聲的意識，這足以把他們從不斷重複的失望中拯救出來。

他們看着對方，激動得說不出話，甚至哭了起來。兩個人都從這一聲喊叫中得到了巨大滿足：江文革認為女兒喊的是“媽媽”，趙長軍則堅信她是在叫“爸爸”。

長大以後，江夢南分析自己當年突然“說話”的原因——通過助聽器，她能聽到微弱的聲音，盡管無法辨識音源的方向，也無法了解聲音的内容。這種微弱的、看似毫無意義的聲音，讓她得以融入有聲世界。

從北京回到家後，趙長軍夫婦更加堅信女兒可以發聲、可以正常說話。他們每天都抱着女兒，從最簡單的音節開始，對着鏡子練習口型，教她如何擺放舌頭。

一開始，江夢南隻張口，沒有聲音。夫妻倆讓女兒摸着他們的喉嚨，感受聲帶振動，把她的手放在他們的嘴巴前，讓她感受說話時的氣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長沙一家聾兒言語康複機構學習。她和幾歲的孩子一起上課，除了老師，整間教室就她一個大人。但這沒有妨礙她認真聽講，她拿到了宜章縣第一張言語康複師證書。

江夢南逐漸學會了發聲，但她聽不到自己的聲音。與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聽覺記憶糾正自己的發音，而是需要記住發出每個音節、每個字時的口型，以及舌頭的狀态和擺放位置。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協調聲帶振動與口型變化、調動聲帶準确發音也是難事。這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每個字練習上千遍都是少的”。看着還不懂事的孩子，趙長軍不知道這樣的訓練方式到底會有多大效果。他說這種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堅定，“蠢”也要“蠢”到最後。

江夢南再大一點時，父母意識到他們的口音太重，便開始讓女兒對着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練習。她幾乎每天都要拎着小闆凳，坐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緊盯着播音員的嘴巴。她一天至少要看3檔新聞節目。

這種集中的“聽”說能力訓練，一直持續到江夢南6歲前。她趕上了同齡小朋友的語言水準，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準超越了自己的年齡——上國小前，她已經熟練掌握了拼音，也比很多同齡孩子識的字更多。現在，她6歲前的記憶已經模糊，那段艱難的人生起步經曆，也隻存在于父母的述說中，像别人的故事。但她習得的技能永遠刻進大腦，往後的日子裡，她在面對命運不公的同時，也會得到命運的獨特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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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國小開始，江夢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間位置。她需要讀老師的口型來“聽課”，但全程跟上老師的語速，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課堂上，有時需要邊聽邊看，老師有時會背對着同學講話。

大部分時候，她都是靠看闆書，然後通過自學趕進度。她在自己的節奏裡按部就班，卻在不經意間走在了前頭。四年級暑假時，她就已經把五年級的課程學完。通過學校測試後，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級。在學校裡，除了學習，江夢南也在适應集體生活。她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後叫她時，不會得到任何回應；音樂課上，同學們一起唱歌，她隻能跟着念歌詞。

趙長軍很早就預料到了女兒的煩惱，他總是對女兒說：“不要和别人比。每個人都有難題，都需要自己克服。”

父親的話幾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則。在未來的生活中，她碰到更多困難：聽不到鬧鈴，不能獨自接打電話，在機場、火車站聽不到廣播……生活每進入新階段，新的難題也會随之出現。到清華大學讀博士時，研究組七嘴八舌“頭腦風暴”，大家讨論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節奏，但她總能找到自己的解決方式。醫生曾告訴她，因為聽力損失嚴重，她的平衡感會很差，她很難學會騎自行車。現在，在清華大學校園裡，她每天騎自行車上下課，輕松自如。她不需要鬧鈴，而是全程握着手機睡覺，每天被手機的振動喚醒。有時，聽不到也成了一種優勢，“我不用擔心睡覺時被人吵醒”。

在很多人眼裡，江夢南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性格堅強的姑娘。她說自己從小就生活在一個“hard（困難）模式”的環境裡，時間長了，一切都變得尋常。但更多時候，她也是一個普通的姑娘，隻是沒有人看到。剛到郴州六中時，面對新老師，她要重新适應他們的口型，這讓上課變得更難。她和舍友一樣想家，有一天熄燈後，她躲在被窩裡哭了，沒有聲響。

2010年，她第一次參加聯考，成績超過了一本線，但她不滿意自己的成績，選擇了複讀。當年，在寫聯考作文時，她想到了自己小時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帶着她到鎮上，提着大包小包，在路邊等車——他們帶女兒去看耳疾，長途汽車發車早。她說自己哭着寫下這段經曆，一出考場就知道跑題了。成績出來後，她的強勢科目國文剛過及格線——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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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學。長春離家3000公裡，她沒讓父母陪同，獨自乘火車去報到。

因為自己的經曆，她本想選擇醫學專業，但馬上又意識到醫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時病人也會戴口罩。她最終選了藥學，“一樣能治病救人”。

有時候，大家真的會忘記她聽力不好。她和很多女孩一樣，愛健身，有時尚品位，甚至更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一種稀缺的感染力——對他人的真誠和善意。

江夢南說自己很少因為聽不到而感到自卑，她很早就開始直面這個問題，而不是躲避。小時候，父母常帶她出門，讓她多跟人溝通。“這是我女兒，她聽不到。”趙長軍總會這樣向别人介紹自己的女兒，毫不避諱。在别人面前，父母從來沒表現出自卑。

2018年，江夢南在吉林大學碩士畢業之際，長春當地的一位醫生看到她的故事後，托人把她帶到了診室，勸她植入人工耳蝸。“你已經走這麼遠了，為什麼不試試看，自己的人生還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醫生的這句話打動。

這年夏天，在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蝸後，她重獲失去26年的聽力。

因為在寂靜裡待得太久，一開始，她很不習慣這個有聲的世界。即使把耳蝸的靈敏度調到很低的水準，她也無法承受外界的“吵鬧”。普通的環境音，都會讓她感到“視線都在震顫”。有時一個塑膠瓶輕輕倒地，她都會被吓一大跳。逐漸适應後，她開始重新打量世界，“它原本就很吵，這就是它一直的樣子”。每一種聲音都是新鮮的，汽車鳴笛聲、下課鈴聲、雷雨聲……還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聲。

現在，她喜歡聽舒緩的鋼琴曲。在清華大學校園裡，她騎着自行車，手機直接連接配接上耳蝸，不需要通過振動，電信号可直達大腦。那是屬于她一個人的時刻，“普通人很難有這種奇妙的體驗”。

她雖然能說話，也掌握了每個字的發音方式，但她從來沒真正聽到過它們的發音。對她來說，如果閉上眼聽一個人說話，就像在聽一門完全沒學過的語言。

植入耳蝸的那段時間，江夢南需要新的言語康複訓練。父母每天都跟她打視訊電話。他們先在筆記本上把當天要練習的内容寫好，再擋住嘴，按順序念出來，讓女兒分辨。江夢南無法記起自己小時候父母教她說話的過程，如今在某些瞬間，她說似乎體會到了自己20多年前，坐在母親懷裡，對着鏡子不斷練習口型的感覺。

恢複聽力後，江夢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溝通的習慣，幾乎每天她都要跟他們發短信、微信。

有一次，趙長軍沒注意女兒連續發來的資訊，緊接着，手機鈴聲響起。

電話接通，女兒顯得有些着急，她想确認沒有及時回複資訊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麼問題。趙長軍告訴女兒隻是手機沒在身邊，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後挂斷電話，沒人感到哪裡異常。

但很快，趙長軍激動地跑向妻子。20多年來，他第一次在電話裡聽到了女兒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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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學習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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