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學”的提出
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等小說的作者，大陸元末或元明之際文學家，世界文化名人。“羅學”是研究羅貫中的學問。
羅貫中塑像
“羅學”是本人于2010年春天的一次東平之行，由時任東平縣委常委、宣傳部長郭冬雲等同志陪同遊湖的舟中忽然想到和說出的。但今天想來，那并非一時心血來潮的想入非非，而是既有自己在多年研究古代小說的過程中向前輩與時賢學習的感悟，又是自2006年8月在東平舉辦“羅貫中與《三國演義》《水浒傳》國際學術研讨會”以來，筆者較多就署名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小說做綜合會通之考量的結果。
“羅學”的正式提出始于本人參加2010年8月20日至24日在鎮江召開的“東吳文化暨第二十屆《三國演義》學術研讨會”送出論文《關于建立“羅學”及其他——〈三國演義〉研究三題》并就此題作大會發言，而這篇論文在會議開幕時即已收入會議論文集出版。後又經剪裁修訂，先後在學術期刊和本人的部落格發表[1]。
“羅學”是對羅貫中研究的理論概括，是為羅貫中研究樹立的一面旗幟。是以，“羅學”雖僅兩字，卻非輕易，誠如台灣學者杜松柏先生《國學治學方法》論“治學十要”的首條所說：“治學貴在創新，而以發現新理論，建立新體系，有建設性的貢獻，産生巨大的影響為難能可貴。”[2]
《國學治學方法》
“羅學”的提出當然不是建立了完全的“新理論”或“新體系”，但對“新理論”或“新體系”的建立有可能是一個“建設性的貢獻”。
倘若真的是一個貢獻，那麼筆者首先要鄭重聲明的是，“羅學”的提出雖自本人，卻如上所述及，不過是本人有幸從前人和時賢研究中學習以及受當代學術形勢影響的結果，并不僅由于一己之能；而且如果将來“羅學”果然能夠發展成為一門學問，那麼也一定是衆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結果。
作為共同努力的一個方面，本人以多種形式鼓說此論，頗疑将招緻自吹自擂之嫌。但從筆者倡導“文學數理批評”[3]和研究《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的“笑學”[4]，以及提出《西遊記》寫孫悟空及三界有泰山文化背景之說[5]等的遭遇來看，除非不想成功，否則隻能一切不顧而前行。
《羅貫中與三國演義》
二、“羅學”的因由
“羅學”的提出有兩個客觀的因由，即其曆史的必然性和現實的必要性。
先說“羅學”的曆史必然性，從以下四個方面：
(一）羅貫中是中國小說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中國小說起源當自戰國，而曆經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長期是或主要是文言小說發展的曆史。宋元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6]。這一“變遷”的主要特征是小說的主流由文言體過渡轉變為通俗白話體，以《全相平話五種》《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為代表的話本是這一過渡轉變的産物。然而這一“變遷”真正成功的标志，卻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水浒傳》[7]等小說的問世。
羅貫中紀念金币
這隻要略加考量《三國志平話》與《三國演義》、《大宋宣和遺事》與《水浒傳》成書的聯系就可以知道了。是以，《三國演義》《水浒傳》《平妖傳》等章回小說是大陸最早一批迹近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作品，而羅貫中是中國小說史上長篇通俗小說的第一人，劃時代的“奇書”聖手。進而研究羅貫中，就是研究中國小說核心主流形成的曆史。
換言之，“羅學”是研究羅貫中的學問，還是研究中國小說近三千年中最重要的變遷史，特别是研究最近千年來中國小說核心主流形成與演進史的一大關鍵課題。
這也就是說，羅貫中小說創作所處的曆史情景，決定了“羅學”不像有的“×學”“××學”等，主要隻是關于一人一書的學問，而是關乎中國小說史語言上雅與俗、篇制上短與長之轉換的過程，以及通俗小說形成與發展全史的問題，豈可以不獨立有一門“羅學”？
(二）羅貫中是大陸古代章回小說各主要流派的開山鼻祖。
按當今研究明清章回小說，其主要流派多以“四大奇書”分别打頭，列為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曆史演義”，以《水浒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以《西遊記》為代表的“神魔小說”，以及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
《忠義水浒傳》
那麼今知羅貫中的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浒傳》《三遂平妖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8]，當然他也就同時是“曆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流派的鼻祖。
至于《西遊記》在神魔小說中的地位，卻與《三國演義》《水浒傳》在其各自流派中的地位不同，其藝術成就雖足為此一流派的代表，但在這一流派的曆史上它卻不是最早的。除卻話本之外，中國最早的神魔小說實為羅貫中的《三遂平妖傳》，是以，羅貫中也是神魔小說流派的鼻祖。
又不僅如此。《金瓶梅》雖然與羅貫中并無直接的聯系，但這部書卻是由《水浒傳》中的世情成分西門慶、潘金蓮故事引發而來。是以，作為《水浒傳》的作者，羅貫中的創作其實也間接引發了“世情小說”或稱“家庭小說”的創作，開《金瓶梅》到《紅樓夢》一脈小說發展的先河。
這也就是說，羅貫中一人而系明清小說曆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世情諸主要流派的形成與發展，則研究明清小說可以不有“羅學”嗎？
羅貫中紀念館
(三）羅貫中生當元末，其小說問世早，流傳久，普及廣，對下層社會的影響之大，堪與孔子對中國上流社會的影響相比，可謂最廣大普通群眾的“聖人”，《三國》《水浒》等則堪稱普通群眾的“聖經”。
以其小說的廣泛影響，羅貫中在世界上作為中國“軟實力”所産生的作用，在孔子之後而旁行天下。世有“孔學”，當然也可以有“羅學”[9]。
(四）羅貫中作為世界文化名人，卻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是中國曆史上謎一樣的人物。其籍貫、家世、生平、創作、交遊等，概未能明，本身就是一個世人衷心好之的傳奇，值得大力索解，苦心尋覓，豈不是也需要“羅學”嗎？
後說“羅學”的現實必要性，也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羅學”是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的第一課題。
中國古代小說學已有“紅學”以及并未真正被學界認可成立的“水浒學”“金(瓶梅）學”等，但一方面各都是關于一部書的學問，另一方面如上論羅貫中是古代小說各主要流派之鼻祖，諸“學”自身及其互相之間的聯系無非“羅學”的一部分或可以上溯至“羅學”。
進而“羅學”研究的對象，不僅有直接面對的多部早期章回名著，而且必然不同程度地輻射或延伸至後世諸小說的研究。換言之，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曆史幾乎都要從“羅學”說起或不免要上溯到“羅學”，“羅學”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
(二）“羅學”比較其他一人一書之學，涉及作品最多，曆史最長，相應問題也更為大量，更加複雜，是小說作家作品研究最大的一處“戰場”，總體具有其他作家、作品研究無可比拟的更大挑戰性和取得多方面成果的更大可能性，是以也是古代小說研究最有希望的一大學問。
(三）“羅學”古已有之，未絕待續。
《三國志通俗演義》庸愚子稱“若東原羅貫中”雲雲的《序》，是大陸第一篇“羅學”研究論文。其後明清二代包括評點家在内，學者就羅貫中及其小說議論紛紛，言人人殊，積累了大量資料或論著，構成“羅學”提出和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明清以至近現代學人有關羅貫中《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小說的研究，可以視為“羅學”的實際發生期。以“羅學”的提出為界，以後的研究是“羅學”的自覺期。當今“羅學”的提出與開展，不是興亡繼絕，而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何君華繪羅貫中
(四）“羅學”于近年應運而生。自2010年8月20日至24日在鎮江召開的“東吳文化暨第二十屆《三國演義》學術研讨會”上本人送出論文并發言提出“羅學”，文章又先後發表以來，首先得到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劉世德研究員等先生的熱情肯定與支援。劉先生在2011年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縣召開的“《羅貫中全集》首發暨第二十一屆《三國演義》學術研讨會”上說：
在鎮江召開的第二十屆會議上，山東師範大學杜貴晨教授有一個發言，他提出，應該建立“羅學”。“羅學”，就是研究羅貫中的學問。我十分贊成和支援杜貴晨教授的建議。
“羅學”由此進一步傳播，這是劉先生作為一位著名老專家出以公心的學術主張，本人高度贊賞！而《羅貫中全集》的編纂出版和由胡世厚、鄭鐵生二位先生主編的《羅學》期刊的創立等，都标志了當今以“羅學”為旗幟的羅貫中研究已見出實績，未來的發展也可以期待。
《羅貫中全集》
三、“羅學”的内容
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新幟的“羅學”剛剛樹立，其領域疆界，壕塹丘壑，林林總總，都尚在探索初期。加以本人淺學，雖冒然提出在先，但絕非成竹在胸，其内涵外延尚難完全測定，僅可以大略言之，似有以下八個方面：
(一）羅貫中其人研究。即有關其時代、家世、籍貫、生平、交遊、思想等的研究。這方面資料極為缺乏，似無從下手，但近四十年來，仍有羅爾綱、王利器、刁雲展、劉知漸等諸先生發現有價值的材料并做出過有啟發性的論證，而且并非不可以繼續深入。
(二）羅貫中創作研究。即羅貫中小說的創作過程及其特點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同樣極度缺乏資料，但以往有關《三國演義》《水浒傳》等成書過程的研究不乏有價值的成果，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羅貫中新探》
(三）羅貫中小說個案研究。即《三國演義》《水浒傳》《三遂平妖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等署名羅氏作品的真僞、成書、版本、思想、藝術、傳播、接受等的研究。
(四）羅貫中小說諸作比較研究。即羅貫中各種小說之間的比較研究。明清學者對此已有所涉及，上世紀羅爾綱、王利器先生曾從考證作者或版本的角度做過此類研究，近年也有張淑蓉教授等做過這方面的探讨。
(五）羅貫中小說與中外小說比較研究。這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羅貫中小說對中外小說影響方面，更多方面客觀的比較還沒有能夠真正開展起來。
(六）羅貫中小說文化研究。即其對中國乃至所流傳世界各地曆史與現實社會的影響，包括政治、思想、軍事、宗教、民俗、旅遊、企業管理等方面。
(七）羅貫中小說傳播研究。即說唱、戲曲、影視、遊藝等藝術形式對羅氏小說的改編、搬演等。
(八）“羅學”史研究。即對羅貫中及其小說研究史的研究。
當然，如果認為“羅學”還可以包括對“羅貫中，太原人”作為戲曲家的研究，那也是學者個人的自由。但是，如上所述及基本也隻是傳統研究模式的内容，随着學者新銳的思想和未來研究的與時俱進，必然會有更多從更新角度出發的更有價值的課題出現。
四、“羅學”的展望
(一）雖然“羅學”的提出并不一定有很大意義，但是能夠被學者認可為研究羅貫中學問的恰當概括，并逐漸形成為共識，那麼“羅學”很可能是中國古代小說學中一人及其相關小說研究龐大課題。
雖然不能說它一定或已經是古代小說研究中第一和最大的學問，但深入開展的結果也不排除有這種可能。當然這一可能的實作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造化，非可以僥幸得之。
就當今小說學的形勢而言，“羅學”初創的聲音甚微，知之者不多，應用者不廣，更缺少自覺以“羅學”為範疇研究羅貫中及其作品的學者，甚至我很懷疑“羅學”在外界或業内初聞者看來，是否還有些虛張聲勢之嫌。
清刊本《殘唐五代史傳》
這都是可以了解的，但不會改變“羅學”已經和繼續被學術界所接受并必将興起的趨勢。是以，“羅學”大有希望，唯是任重道遠，“羅學”與“紅學”等并立未來小說學之林的可能，有待我們共同的努力，特别要寄希望于年輕學者長期熱情的關注與持續的學術創新。
(二）“羅學”未來的發展必将與《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專書研究并存共長。“羅學”的提出基于羅貫中全人的研究，并不單純依傍于諸如《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專書的探讨。
但是，“羅學”必然在有關羅貫中《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專書探讨的基礎上建立、擴充與提高。是以，雖然“羅學”不可能排斥或代替《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專書的研究，但“羅學”也不會等同于《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專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肯定是在各專書研究基礎上的會通與整合，其結果必然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視域更加廣闊地覆寫所有關于羅貫中小說及其相關文化的研究。進而“羅學”能夠自成一家，并與其所涵蓋的各書之學相得益彰，共存共長。
(三）良好學風是“羅學”未來發展的保障。
“羅學”的提出至今不過兩年，但有關其在鎮江提出的事實真相，就被個别人有意無意地模糊甚至歪曲了。這個現象提醒我們，“羅學”若想真正成為一門學問并非易事。除學術研究本身的難度之外，還要樹立和堅持實事求是、守正出新的良好學風，作為“羅學”健康發展的保障。
總之，“羅學”應運而生，任重道遠，大有希望！關鍵在于研究者的信念、态度和努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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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參見杜貴晨《關于建立“羅學”及其他——研究三題》，載王玉國主編《東吳文化暨第二十屆學術研讨會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杜貴晨《關于建立“羅學”及其他》，《現代國文》2010年第19期；杜貴晨《關于建立“羅學”》，《古典文學知識》2011年第3期。
[2]杜松柏：《國學治學方法》，台灣洙泗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頁。
[3]杜貴晨：《中國古代文學的重數傳統與數理美——兼及中國古代文學數理批評》，《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杜貴晨：《“文學數理批評”論綱——以“中國古代文學數理批評”為中心的思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4]杜貴晨：《〈金瓶梅〉研究不妨有一個“笑學”》，《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6期。“笑學”一詞由劉世德先生提出，但他否認其可稱一學。筆者反是，認為研究《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亦是一種學問，不妨稱為“笑學”。
[5] 參見杜貴晨《〈西遊記〉與泰山關系考論》，《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杜貴晨《孫悟空“籍貫”“故裡”考論——兼說泰山為寫“三界”的地理背景》，《東嶽論叢》2006年第2期。
[6] 魯迅：《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頁。
[7] 筆者于《水浒傳》的作者問題從魯迅《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所說：“(羅）貫中的四種小說，就是：一、《三國演義》；二、《水浒傳》；三、《隋唐志傳》；四、《北宋三遂平妖傳》。”(《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290頁。）但羅貫中創作《水浒傳》有曾采用所謂“施耐庵的本”的可能。
[8] 《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是否羅貫中所作雖存争議，但至少争議本身即是其與羅貫中有關的證明，是“羅學”不能不關注的對象。
[9]這個問題關系甚大，有關讨論不多。可參見南懷瑾《論語别裁》：“我們有這種文化（引者按：指“義”），而且過去中下層社會普遍存在。這很重要，尤其一個國家在變亂的時候更明顯，在抗戰期間就看到，老百姓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非常偉大，就是中國文化的表現。有人說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響的，并不盡然，其實是《三國演義》等等幾部小說教出來的。（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南懷瑾《孟子旁通 老子他說》：“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于幾部有關曆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嶽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89—590頁。）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滿清入關前後，他們的上司上層，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國演義》和老子《道德經》的影響最大，并未認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在日本如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響最大，羅貫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頁。）故筆者為山東東平羅貫中紀念館羅貫中雕像屏風撰聯，上雲“至聖尼山孔夫子”，下雲“大賢東原羅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