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是大陸農具體系的定型階段，冶鐵技術經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快速發展，之前的木質、蚌質、骨質工具逐漸被鐵質工具所取代，工具材質的改進以及器型的豐富，對農業生産效率以及耕作技術均産生了積極影響。
漢代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與先進的農具體系是分不開的。蘇魯豫皖地區漢代墓葬遺址内出土的農具是兩漢時期農具體系完善的真實寫照，新農具的推廣以及對已有農具的改進使之更加适用于農業生産各項環節，為農業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變化在蘇魯豫皖地區所見漢代以耕種為題材的畫像石得到了充分展示，相較于農具實物的出土，畫像題材将勞動者與器物相結合更加生動形象。
一、蘇魯豫皖地區出土農具性質分析
（一）農具出土位置
河南南陽楊官寺漢畫像石墓，發現殘損鐵一件，整體呈上寬下窄梯形，側面呈楔形，雙刃部結構，安裝木柄的銎孔為長方形，銎孔外部四周飾弦紋。通過觀察可知墓内随葬器物集中堆放于墓室西側回廊内，而此鐵開展發掘工作過程中在靠近墓門的墓道填土中。兩件鐵器性質據此推測顯然不是用來随葬。
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墓，多數塌毀，土洞墓最為嚴重。墓葬多數遭盜掘，除5座小型墓外。墓室内部淤積嚴重，器物多發現于泥土中，位置關系尚不明确。劉家渠漢墓整體分布于漢陝城東郊，從墓葬規模以及随葬品種類分析，墓主人大多數屬于中小地主階級，但不排除地方官僚。
濟南市長清區大覺寺漢墓，共發掘兩座漢墓，其中M2位于黃泛區内西距黃河4公裡，南距大沙河1公裡。鐵鋤與鐵斧同時出現在上訴特殊位置，顯然不是用作随葬品使用的。由于該墓有被多次盜擾的曆史，是以很有可能這兩件器物為盜墓者遺留。
在蘇魯豫皖地區的漢墓中發生了上述鐵工具被遺留在墓室或者墓道中的現象在全國其他地區同時代的墓葬中也有少量發現，如長沙象鼻咀漢墓早年多次盜擾，在M1出土的鐵質生産工具同時在被盜掘墓内發現隋唐時期青瓷器物，說明該墓至晚在隋唐時期發生過盜掘。
（二）特征分析和功用探讨
以出土位置分析，集中出土于墓道填土、盜洞、主墓室内部。從伴出器物分析，多為單獨出土，且數量均為一件，無固定器物組合關系存在。
從出土農具種類層面分析，多為、耙、鋤、犁铧類工具，搭配犁铧使用的犁鏡也尚未發現。如播種類工具镂铧，收割類工具鐮刀、铚刀、鍘刀均不見。
兩漢時期，盛行“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理念，如果說将農具用來陪葬應會挑選制作完整，尚未使用的器物進行随葬。至東漢時期由于中央的衰弱地主好強勢力的崛起，莊園經濟盛行，仿陶禮器逐漸被模型明器所替代。
有一種特殊現象就是持農具造型或是從事生産活動的陶俑有少量發現。如靈寶張灣漢墓出土的持臿俑，濟源泗澗溝漢墓出土的踏碓俑，該類器物展現出了漢代勞動者的形象，以及器物操縱使用方式。相對于其他種類的模型明器與農業生産先關的農具形象顯得異常稀少。
（三）成因分析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第一，農具作為勞動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産工具，對其珍惜程度可能高于仿陶禮器和模型明器，這是當時民間信仰的證明。
第二，農具作為一種稀缺性工具，在漢代也是受政府所管控的，漢代在郡國設立鐵官，對鐵器鑄造實行官營，在出土農具鑄造所用鐵範實物中就有不少辨別銘文。
考古發現已被盜掘墓葬所出的鐵質農具很有可能是盜墓者遺棄，不能将其性質單歸因于随葬品。兩漢時期厚葬之風盛行，尤其展現在高等級墓葬的興建，在墓葬封土以及墓道填土内發現的鐵質農具屬性與墓室修建相關。
蘇魯豫皖地區墓葬内出土農具性質的判斷需要綜合多種因素考慮，器物形制、材質本身實體屬性、墓葬盜擾情況以及墓葬結構等。具體性質有如下幾方面，作為修建墓葬的使用工具、輔助或配合使用的鐵質生産工具、專門盜墓遺留。
二、蘇魯豫皖地區漢代畫像石所見農業生産形象
（一）蘇魯豫皖地區漢畫像分布特征
漢畫像石在江蘇、安徽地區的分布以蘇北的徐州地區為中心，向東、南、西三個方向呈放射狀分布，随着輻射距離，漸行漸稀。畫像石分布密集地區按照兩漢時期行政區域劃分，主要屬徐州刺史部管轄，少數範圍歸豫州刺史部以及揚州刺史部管轄。
山東至蘇北、皖北以及相鄰的豫北、冀南聯結地帶是兩漢經濟、文化較為繁榮的區域之一，無論從高等級諸侯王墓還是豪強大族墓的發現數量和分布密集度在全國範圍内均是比較重要的，畫像石在該地區盛行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述地區鐵礦資源豐富導緻了當地冶鐵業相當發達，冶鐵業的發達就為石料的開采以及加工提供了便利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該地區發現了兩漢時期最早的畫像石裝飾技法，河南永城梁王墓墓室内部側室的石壁上陰線裝飾出樹葉紋飾，該紋飾也是流行于西漢晚期畫像石典型題材。
山東地區地處齊、魯境内，自東周以來，百家争鳴學說林立，發展到秦漢時期此地區又作為正統觀念儒家思想以及早期道教思想發源地之一，故表現上述題材的畫像石種類豐富。
（二）農業生産畫像題材
與耕作活動以及農具相關的畫像石主要分為三類。單一人物持農具的畫像主要展現在神話類題材。第二類，田間耕作活動場面畫面背景多為農田，主要為耕作類題材。第三類，糧食收割後的谷物加工環節，題材為糧食加工類。
武梁祠内第二幅與農業生産相關的畫像稱作“夏禹執锸”，畫面與上幅畫像同。所描繪内容為人物頭戴大沿帽，形如鬥笠，手上拿一凹形锸，锸的位置為斜放在胸肩，刃部向上。人物冠幅歸整，所示動作也應為象征性行為。
可知，夏禹治水的典故在當時已經盛行，尤其是是在禮數規範的山東地區此類題材恰當至此。通過觀察畫面中所突出的凹口锸再結合漢墓出土實物，可以斷定該畫像石具備一定的寫實風格。
（三）農業畫像所反映的問題
根據畫像描述兩漢時期使用畜力牽引的耕犁基本為二牛二人或二牛一人的模式，以“二牛擡杠”式最為普遍。所用牲畜多為牛，但也有馬如滕縣黃家嶺的耕作圖。
耕犁結構主要有直柄犁、曲柄犁。犁轅數量多為一個，泗洪縣的耕作圖上的耕犁是漢代框形犁的典型。耕犁主要結構為與地表接觸的刃端即犁铧的結構以倒三角形為主，也稱“V”形，尖銳而鋒利，破土效果明顯。
南陽發現的漢代農人除草畫像石更是生動描繪了作物生長期間對田間的管理活動，其所用之鋤，柄部細長，鋤身刃部平面微向内曲，這樣的設計在實際使用中更能夠在作物之間行動自如同時保護作物根苗，同時破除雜草，此外柄身的輕便也能夠減輕勞動者體力消耗。
三、相關問題探讨
（一）人口規模
蘇魯豫皖地區出土農具種類上與全國範圍内對比，類型基本完備。在單一農具數量上分析，如鐵犁、鐵、鐵鏟在全國發現總量上所占比重具有明顯優勢，說明上述地區是兩漢時期農業發展、鐵器制造、農具推廣重要區域之一。
兩漢時期，大陸農業整體狀況仍然是以小農經濟模式為主，一定程度上人口數量決定着農業發展規模，大規模的農業生産又必然需要大量生産工具。人口密度顯示江蘇、山東、河南地區在兩漢時期郡國人口密集程度整體狀況遠遠高于其他諸如河北、四川、湖北局部地區。
在蘇魯豫皖地區内部，前三省份出土農具種類以及數量均高于安徽地區，與郡國設立密不可分，蘇魯豫地區在西漢時期先後多達30餘個，安徽地區僅設5個。
可以說安徽地區地理範圍與河南、山東相差并不懸殊，但從出土農具種類豐富程度以及數量上遠不及二者，同時低于江蘇地區。這種結果與安徽地區已經發掘兩漢時期墓葬、遺址數量有關。勞動力的數量同時也産生了重要作用，治所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西北的沛郡在前201年至152年。
勞動力的數量同時也産生了重要作用，治所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西北的沛郡在前201年至152年人口密度僅為5.5（人/平方公裡）。江陵鳳凰山地區漢墓出土的簡牍材料證明當時每戶農作面積為20-30畝，人均5-7.5畝。依靠人力以及畜力為主的漢代農業，人是先決條件，地廣人稀不利于當時農業規模化發展，以上因素也是農具在該地區較少發現的一大原因。
（二）耕作方式
西漢建國初期，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産模式在關中地區以及中原地區相對比較發達，反而南方長江流域由于地理環境以及氣候優良，耕作模式并未及時得到提升，刀耕火種仍然存在。此外相對于北方旱田來說南方水田采用精耕細作的操作困難程度較大。
如代田法、區種法的實際應用，旱地更為常見。此外田間除草操縱方式也隻能應用于旱田，水田作物除草一般采用水淹法，大陸南方地區流行此法，主要方式為将生長出來的雜草割除，然後放水将草根水淹窒息。整個過程與北方依靠鐵鏟、鋤去除雜草迥然不同，這也是在南方地區此類農具較少出土的一大原因。
（三）區域化特征
蘇魯豫皖地區在兩漢時期農具類型相較于其他地區差異較大，從出土農具實物分析主要表現為鐵犁形制，如遼陽三道壕遺址大型犁铧以及滿城漢墓、隴縣高樓村出土的中型犁铧，在江蘇、山東、安徽地區均不見同類型器物，以安裝在犁铧前端的“V”型铧冠數量最多。
大型犁铧工作環境受土壤質地以及水文條件因素制約，東北、河北以及關中地區土壤以及水文環境更加适宜大中型犁铧作業。此外，蘇魯豫皖地區出土農具不見犁鏡，該器物為西漢時出現的農具構件，與犁铧搭配使用。鹹陽趙家村有此類器物出土。
鐵犁作為漢代重要的起土墾荒工具，從形制大小以及構件複雜程度層面，關中地區均領先于其他區域，這說明作為西漢都城的長安地區農業工具制作水準相對領先，新型農具也率先在該區域得到應用，這就為當地農業發展提供了先進的生産工具，同時促進了經濟發展。
結語
農業工具發展到兩漢時期無論材質的選用以鐵器為主，以及器物的制作農業生産活動所用農具基本齊備，還是功用層面一器多用，以上三點均展現了大陸古代勞動人民的先進生産技術水準，以及對田間勞作的科學籌備合理規劃。
從蘇魯豫皖地區墓葬、遺址、征集所發現的農具也得到了證明。農具種類的多樣以及功能的全面對漢代社會生産多方面起到了促進作用，如豐收盈餘的谷物促進了釀酒業的發展，先進的鐵犁與堅固鋒利的鐵锸加快了溝渠的建設以及大批水利設施的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