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胡适
今天是胡适先生60周年忌辰，分享這篇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适對畢業生發表的演說，《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以供緬懷。兩年後他在參加其他大學畢業典禮的時候說：“我心裡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隻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業餘興趣，要有信心。”
他還進一步解釋說：“一、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青年人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
二、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适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
三、總得有一點信心。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來的大收成。”1960年6月18日，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适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典禮的緻辭中将這三味藥概括為“問題丹、興趣散、信心湯”。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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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文
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
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地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自己的經驗，贈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做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内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親居了。
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堕落的危險。堕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抛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學非所用，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吃。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裝置的，書籍、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閑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抛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抛棄學生時代理想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的俘虜。你在那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在社會的順民了。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人生的追求。
胡适先生任中研院院長留影
有什麼好方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隻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的産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和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隻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謂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二個值得解答的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保持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縮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物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裡去尋師訪友。你隻要有疑難問題來逼你時時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知識中，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定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是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知識生活壽終正寝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和牛頓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隻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是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做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隻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胡适1911年日記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也應該有他非職業的玩意兒，可以叫作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将，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曆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19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别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适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隻有多方發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玩意兒，你就做六個鐘頭抹桌子工作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個鐘頭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曆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法也隻有一句話：“你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别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隻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保持一點内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隻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可以移山。”又說：“隻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侖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費希特的，天天在講堂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複興的。費希特死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作。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作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隻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獲将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丢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隻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
1. 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種微菌的發展；
2. 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内的發展；
3. 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關系。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降低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是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巴斯德對于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是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抛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迹了。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微生物學的創始者之一。他以借生源說否定自然發生說、倡導疾病細菌學說，以及發明預防接種方法以及巴氏殺菌法而聞名，為第一個創造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的科學家。被世人稱頌為“進入科學王國的最完美無缺的人”。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胡适
學者、曆史學家、思想史家，出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自幼進家塾讀書，十五歲考取中國公學，十九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先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研究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哲學，1917年夏通過哲學博士學位考試後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同時從事白話文學創作，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1920年創辦《努力周報》和《現代評論》，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創辦《新月》雜志，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創辦《獨立評論》。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58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與雷震等人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1962年在台北病逝。胡适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四集《胡适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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