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學你就輕松了？
《墊底辣妹》
溫馨提示：暑假即将結束，快要開學了。
很多即将踏入大學校園的新生們，點燈苦讀備戰聯考時，一定都聽過老師或家長的那句話：“上了大學你就輕松了！”
事實真的如此嗎？
上大學以後你會發現，雖然沒有做不完的“五三”，但還有起不來的“早八”；雖然沒有老師整天督促你學習，但還有無處不在的同伴壓力：同學的績點無限趨近4.0，項目、競賽、交換；考證、考研、考雅思……
你不禁發問：說好的“上了大學就輕松了”呢？為什麼還是要努力讀書來證明自己？
聶輝華教授在《一切皆契約：真實世界中的博弈與決策》中用簡單的經濟學原了解釋你寒窗苦讀的深層原因。
1.為什麼要上大學
身處一個資訊不對稱的不完美世界，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向外界證明自己。1973年，剛從哈佛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斯彭思（Spence），将自己的博士論文發表于國際頂級的《經濟學季刊》（QJE）上。這篇文章後來成了信号發射模型的經典之作，斯彭思也是以獲得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有趣的是，他當年在哈佛讀博士時的導師托馬斯·謝林（ThomasC. Schelling）在他之後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學生比老師更早獲得諾貝爾獎，這是非常罕見的。
這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文章提出了一個看上去非常“無聊”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去求學讀書呢？
讓我們考慮這樣一種情境。你和你周圍的小夥伴們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網際網路公司上班。這家公司需要很多聰明人，并且根據聰明程度來支付薪酬。現實生活中，谷歌、微軟和華為就專門設立了這種“天才”崗位。當然了，聰明隻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你的小夥伴們有些很聰明，有些一般聰明，你們知道各自的聰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你們之前并不知道。
是以，你們和公司之間存在一種事前的資訊不對稱。顯然，每個人都希望進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證明自己比别人更聰明呢？經過摸索之後，大家發現了一個好辦法，就是去讀書。一個人要想在學校考高分，必須有很好的記憶力、推理能力和計算能力，而且越是聰明的人學起來越輕松，越是不聰明的人學起來越吃力。讀書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但讀書本身并不會提高你的智商，因為智商往往是天生的。
當讀書成為一種證明自己的信号時，你會怎麼選擇呢？這就說到做出最優選擇的兩種規則。
《小歡喜》
首先，你需要權衡讀書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經濟學的獨門秘籍。讀書的好處是，你證明了自己是一個聰明人，畢業後就可以到企業拿更高的薪酬。讀書的成本是，你耽誤了幾年時間，還要交納學費，而這幾年去上班本來可以掙到一筆錢，這筆錢就是你讀書的機會成本。同時，你還要考慮到讀書的努力成本跟你的聰明程度有關。
其次，你需要考慮其他小夥伴和公司的政策。當公司把讀書作為挑選員工的手段時，如果有很多自認為聰明的小夥伴都去讀書了，那麼自認為聰明的你，就需要比他們多讀幾年書，這樣才能進一步将自己與他們差別開來。當聰明的小夥伴們都這麼考慮時，博弈的結果就将是，讀書的年份越來越長，比如從大學大學讀到碩士，從碩士讀到博士。在這個博弈過程中，直到有一部分最聰明的人終于成功地将自己與其他人區分出來，這場拼智商的遊戲才會結束。
2.兩種均衡
在這場讀書博弈中，斯彭思教授推斷，最終将形成兩種均衡。第一種均衡叫“分離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就是不同類型的參與人通過發射不同的信号分離出來。很聰明的一群人先去讀幾年書，然後再進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後直接獲得較高薪水；而一般聰明的另一群人幹脆不讀書了，一開始就進公司工作，進而獲得普通薪水。總之，不同聰明類型的人通過是否讀書發射了不同的信号，可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大家都是通過讀書來發射信号的時候，想要證明自己聰明的人，究竟要讀幾年書才夠？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取決于群體的智商分布，以及相應的分離成本和收益。如果一個群體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麼少數很聰明的人隻要上大學就足以将自己與普通人區分開了。
《小歡喜》
如果一個群體中多數人都比較聰明，那麼極少數超級聰明的人（比如IQ超過140）為了和很聰明的人差別開來，他們必須讀完博士；那些很聰明的人為了與一般聰明的人差別開來，他們必須讀完碩士，以此類推，最後，不太聰明的人就沒必要去讀書了，因為他們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再去證明自己。是以，讀書作為一種信号，實際上是一種連續變量，可以将兩種乃至多種人區分出來。這也可以了解為，能力強的人需要投入資源去主動證明自己，而能力差的人隻能等着被别人證明。
但分離均衡并非唯一的結果。如果有人發現，雖然花費了很高的代價去讀書進而證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讀書得到的高工資并不足以彌補讀書的成本，此時他就會減少讀書的時間，直到讀書的收益剛好等于讀書的成本。
很有意思的是，斯彭思發現，存在這樣一種臨界點：當人們發現讀書帶來的好處和成本一樣多時—也就是說，多讀書并沒有用，所有人都不再讀書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讀同樣多的書（例如九年義務教育），然後甯願被公司當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這樣的結果叫作“混同均衡”（ pollingequilibrium），即所有類型的求職者都發射同樣的信号，公司在事後仍然無法區分求職者的真實類型，隻好按平均類型和平均工資來對待了。
3.過度證明
極端情況下，如果這個社會人人都去讀博士，那麼讀博士也就沒有信号價值了，跟沒讀書是一樣的。可見，發射信号并不總是有利可圖的，有時發射信号不如沒有信号。換句話說，有時沒有必要去證明自己。
最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學家發現，如果一個群體裡大多數人為了證明自己不同于極少數人，而投入大量資源去證明自己——比如都去讀博士甚至做博士後，雖然信号發射會成功，但是從社會最優的角度講，這可能導緻了過度證明，浪費了寶貴的社會資源。好比兩個公司打價格戰，不管誰最後赢了，其實兩個公司都輸了，因為赢了的企業也賺不到利潤，最後必然都倒閉了。這其實是一種“囚徒困境”。是以，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應該避免每個人過度證明自己。就像孔子的，過猶不及。
《青春派》
那麼，如何避免參與人過度證明進而導緻資源浪費呢？我們來看這樣一個案例。數年前，中國有兩家主要的網約車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網約車司機，都希望選擇實力強的一家。但是當時的市場形勢并不明朗，對于大家來說，兩家網約車公司的實力強弱都是不對稱資訊。
于是，為了證明自己更有實力、資金更充足、市場規模更大，滴滴和快的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價格戰，開始了長達幾年的“燒錢”遊戲。兩家公司采取各種政策補貼消費者和司機。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有人甚至隻花1分錢就可以打車，但是這樣的情況沒有持續太久。
2015年2月14日，在情人節那天，兩家企業宣布合并為一家企業，名稱就叫滴滴。為什麼兩家水火不容的企業突然就合并了呢？2015年，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透露了背後的秘密。馬化騰說，我支援滴滴，馬雲支援快的。我們就像打仗，一天大概虧損2000萬，再到3000萬，我們最高一天虧4000萬。誰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盡棄了。最後我跟馬雲溝通，在很多資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對于企業來說，價格戰就是一個發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價格戰，企業就會被市場認為是弱者，進而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是打價格戰又是一種雙輸的結果，這就是過度發射信号。
其實，日本企業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認識到，企業之間打價格戰是“自殺式競争”。為了避免過度發射信号，他們采取了三種方式。第一，鼓勵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第二，鼓勵企業之間在不同領域加強合作，避免同質化競争。第三，鼓勵企業抱團“走出去”，一起去占領海外市場。日本企業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在資訊不對稱下，參與人可以通過發射信号，向别人證明自己的真實類型。除了讀書，大家去考取各種證書，企業參與社會慈善活動，以及企業家擔任一些社會榮譽職務，都屬于發射信号。總之，隻要你能做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區分開來了，這就是分離均衡。
但是發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發射信号的成本和區分之後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麼所有人都會選擇同一種信号或者幹脆都不發射信号，這就是混同均衡。在極端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過度發射信号，這會導緻資源浪費。
《一切皆契約：真實世界中的博弈與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