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随着社會的發展，教育的實用價值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在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眼中，文憑通脹下，教育更需要考慮投資和回報。在他看來，當下美國教育投入資本過高，而能創造出社會價值的人才數量，卻并不理想……
文丨張楠 編丨Lulu
近日，《華爾街日報》釋出一項民意調查，56%的美國人認為學位不再值得花時間和金錢。
富裕國家的畢業生收入激增始于20世紀80年代。擁有學士學位的人和沒有學士學位的人之間的工資拉開差距，這也被稱為“大學溢價”飙升的開始。可現在，這種溢價要麼停滞不前，要麼開始下降，與此同時，讀大學、擷取學位的成本卻在持續攀升。
在美國，按實際價值計算，攻讀學士學位的學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學生）平均每年需要自付的費用，從1970年左右的230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約8000美元。據評估，美國學士學位的平均回報率約為14%，二十年前，這個數字還有16%。
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寫于2018年的著作《反對教育的理由：為什麼教育系統是時間和金錢的浪費》（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曾因其離經叛道的觀點在當時引起巨大的争議。
5年後，該書中文版《教育的浪費》由中譯出版社引進出版。如今再讀，這位冷峻到有些殘忍的經濟學教授，筆下的許多觀點，在今天，竟有些一語成谶。
從伯克利大學、普林斯頓博士畢業後，卡普蘭就一直在喬治·梅森大學大學教經濟學，并成為終身教授。
就個人而言，美國教育待他不薄，甚至可以說，非常好。工作量不大、薪水尚可，還是自己熱愛的工作方式，照理說，他斷然不該“吃飯砸鍋”，抨擊美國的教育系統。但是，當他回首半生的教育經曆、反思過去時，他愈發堅定地認為：現行的教育系統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演講、訪談、撰文，這些年來，卡普蘭對美國教育制度的抨擊，簡直不遺餘力。在他看來，當下美國教育投入資本過高，而收益，也就是可以創造出社會價值的人才數量，卻不理想。是以，他建議政府減少教育支出。
懷揣着對教育系統的疑問，卡普蘭以六年的調查研究、大量的執行個體，以及統計學資料相向讀者證明了當代美國教育制度中教育過度導緻的社會成本增加、教育溢價降低、學曆通脹等社會問題，著成此書。
需要強調的是，卡普蘭撰寫本書的初衷，并不在于建議大家少上學、不上學。
對個人而言，教育是有回報的，這毋庸置疑。但任何事物，部分正确也不一定意味着整體正确。就好比在劇場，大家端坐在觀衆席上，此時，如果有人想獲得更好的視野，最快的辦法就是從座位上站起來，但是，當所有人都站起來，所有人都能獲得更好的視野嗎？答案不言自明。
雖然本書是對美國教育的批評，但對同一時代脈搏下的我們來說，也同樣有啟發。“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透過這位經濟學家冷峻的眼光，我們也可以再次思考：學曆通脹、教育投入和學習動力這些關鍵性問題。
信号效應占比高
教育勢必演變為一場消耗戰
2021年，美國一項研究報告，基于近3萬個大學生的教育投資、回報資料，計算了學士學位的回報額。
在都順利畢業的前提下，學士學位的淨回報額中位數為30.6萬美元。
注：在這份報告中，淨回報額= 學位帶來的終身收益增長- 大學的直接、間接成本。簡單來說，也就是獲得學位的學生，與高中畢業後直接去工作的同齡人的收入差。
但平均數、中位數這種資料，往往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殘酷的真相是，有些學位（比如工程、計算機科學、經濟學等）價值數百萬美元，而有些學位（包括藝術、哲學、宗教和心理學等）則根本沒有淨财務價值。
再算上有可能無法畢業的風險後，學士學位的投資回報率中位數下降到12.9萬美元。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位項目，投資回報率為負數。換句話說，這些學位項目使學生的經濟狀況比他們根本沒有上過大學還要差。
如果教育的實用價值真如人們所相信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大學、獲得學位，相對應的結果應該是整個社會生産力的提高才對，但現實卻并非如此，而是愈發嚴重的就業失衡現象。
什麼叫就業失衡？天文學博士從事服務員工作、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的年輕人去做調酒師，或者我們更熟悉的例子，985碩士送外賣等等。簡言之，找一份工作所需的教育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從事一份工作真正需要的教育程度。
如果從人力資源成本的角度，這完全說不通。但若是用“信号模型”來看呢？所有雇主都希望尋找智力高、認真負責、願意服從的員工，而一個更進階的學位證書，學士、碩士、博士......恰好能向外界發出這三大特征的信号。
在卡普蘭看來，現行的教育，50%-80%的功能是發送信号。隻有剩下的那麼一點兒，才是我們以為的，“點石成金”的人力資源價值。
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
如果還是覺得這個結論有些偏激，那麼不妨想象一下：要麼能夠接受普林斯頓的教育但沒有文憑，要麼能夠獲得普林斯頓的文憑但不能體會教育過程，隻能二選一，你會選哪個？
或者這麼問好了，上普林斯頓大學的最大好處是什麼？學習，還是讓人們相信你很聰明？
普林斯頓大學沒有門禁，任何人都可以推門進去聽課，甚至可以參與在校生活動。卡普蘭自己也一直在網絡上免費分享他在喬治·梅森大學的課程。
可，事實上，幾乎沒人這樣做。因為隻有那一紙文憑，才能向雇主發送信号。而信号，是一場内耗戰。
雇主注意到學業成功與工作成就之間的聯系，便開始将教育背景作為招聘時的敲門磚；
聰明、優秀的人才意識到這一點，便開始緻力于取得教育成功，以便日後實作職業抱負；
在聰明、優秀的人才中，教育背景差的人越來越少，這又進一步加強了學業成功與工作成就之間的聯系。
一個自我驗證的循環裡，年輕人隻能選擇卷入這場遊戲，不斷延長自己受教育的年限、擷取更進階的學位證書。
當然，也有其他方式能傳遞這種信号。比如，在面試時，穿職業套裝就比穿奇裝異服要顯得更有“服從社會準則”的誠意，但，這又怎麼能跟全社會都服從的文憑價值相提并論——選擇主動退出這場信号遊戲的行為本身，就釋放出了“不願意服從”的信号。
在卡普蘭看來，教育就像是染上了一種“閉鎖綜合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内卷”，人人都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但又無力改變些什麼。
無用的學習
幾乎無處不在
教育的一切都是信号嗎？讀書的意義隻是為了得到那張文憑來展示能力嗎？
許多主流的勞動經濟學家，對卡普蘭的結論感到懊惱。即使用最寬容的标準，卡普蘭的觀點也不能令他們高興：教育并非純粹的信号，但信号是教育的主要價值所在。如果要為教育溢價中的人力資本與信号資本定出一個合理的份額，卡普蘭認為，10:40是可以接受的。
換句話說，學生在學校裡學到了多少實用的工作技能，在卡普蘭看來，實在稀缺。
就連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幾年間，人們聲讨線上課程讓學習效果大打折扣的時候，卡普蘭也嗤之以鼻，“仿佛孩子們坐在教室裡就真的學到了多少似的。”
1、學校裡教的，大部分都沒用
每所學校教授學生的内容，都可以分為有用的和無用的。這是可以接受的，總不可能每所學校都是培養培養技能的超級工廠。但問題是，二者的比例如何？
以高中為例，卡普蘭把學科按照課程知識在工作中的實用程度，分為高中低三個範疇。柱高表示學生花在這些科目上的時間占全部學習時間的比例。
圖源《教育的浪費》
“實用性高”意味着該科目知識能提高學生在具大多數職業上的工作表現，班上大部分學生以後都用得上，但學生們花在這些科目上的時間，還不超過三分之一；
“實用性低”意味着該科目知識或許能提高學生在極少數職業上的工作表現，最有可能用得上的，可能是選擇未來去當該學科老師的學生。而學生們花在這些科目上的時間，卻超過40%。
即使是“實用性高”的科目，學校裡的教法也更偏學術，而非實用知識。以數學為例，幾乎所有現代職業都用得上一點數學知識，但高中數學課上的數學知識，卻很少被需要。
圖源《教育的浪費》
這樣的課程設定在卡普蘭看來，大概也就隻比還在以希臘語或拉丁語為主要教學内容的“古典教育”，實用了那麼一點兒。培養學生技能？實在無從談起。
要說到大學，卡普蘭這位内部人士更是毫不客氣，大學老師隻是教自己感興趣或能力範圍内的東西，而他們當中的大部分，可從來沒有真實的職場經曆。
2、學習效果，被分數美化了
這還沒有說到最緻命的問題：知識留存率。
即使學校教育确實提高了學生的分數，學生掌握的知識也可能轉瞬即逝。老師們挂在嘴邊的玩笑話，可能并不是玩笑：“放個暑假，就都還給老師了。”
一項涉及上千人的大型研究，以高中生和19-84歲成年人為對象，測試了人們的代數和幾何知識水準。結果發現，高中學過相關課程的受試者，大多數在5年内遺忘了一半的内容，而25年，幾乎全部忘得一幹二淨。
更基礎也更實用的讀寫能力、計算能力，也狀況堪憂。
2003年，美國教育部随機選擇了18000人進行成人讀寫能力測試（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 NAAL）。題目之簡單，标準之低，結果令人瞠目結舌，隻有13%的人達到了“精通水準”。
要是按受教育程度分類，就更有趣了。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達到了我們心目中大一新生的水準。
結果慘淡是因為題目太難嗎？看看這個問題：如果每加侖石油便宜0.05美元，那麼加140加侖的石油，一共能便宜多少錢？答對這個問題的人，還不到一半。考慮到是選擇題、不排除有人憑運氣猜對，真實情況簡直令人不忍直視。
當然，正如許多人相信着“當一個人把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教育者堅稱，無論學生學習什麼科目，最後他們都學會了“如何學習”或“如何思考”。
但無論是翻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學習遷移理論”研究，還是着眼于眼下的測試，卡普蘭直言：舉一反三？不存在的。
曾經有一項調查探讨教育對思維能力的影響，以對高中、大學和研究所學生階段的新生和畢業生為對象，提出一系列口頭問題，比如“電視暴力是否引發了更多現實中的暴力？”、“對可回收垃圾征收處理費，能否大幅減少垃圾排放？”，來測試批判性思維能力。
回答為開放式，無對錯之分，隻要能夠就正反兩面展開讨論、提出觀點即可。結果發現，教育的确能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但幅度之微小，難免令人失望。
耗費多年學習，卻無法完成日常事件的分析、推理。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怪不得心理學家道格拉斯·德特曼(Douglas K. Detterman)說，不指望學生能舉一反三。“教育，甚至是研究所學生教育，隻不過是幫助學生獲得資訊而已......我隻會明确告訴學生，某一項技能未來在哪些領域能用得上。”
3、非認知能力的提升？一廂情願
教育界外的人士，則會更加務實地讨論到學校的其他方面，比如學會了自律、建立了人脈等等。
這聽上去不無道理，也許，教育還扮演這樣一項重要功能：讓學生提前适應未來的工作角色。可問題是，學校灌輸的不是職業要求，而是學校要求。這兩種要求并不完全一緻，甚至有時候，學校灌輸給學生的理念會阻礙他們在工作中的成就。
尤其是對于成效的定義和判斷标準，學校看重的是抽象了解，而不是實際效用——說到培養孩子的自律習慣、為以後的人生做好準備、學會與人打交道，一年的工作經驗比一年的教育要有用得多。
至于人脈，也是父母們不遺餘力支援孩子沖擊名校的關鍵原因。畢竟，學校名氣越大，在學校獲得優質人脈資源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然而，據卡普蘭觀察，這種所謂的人脈，可能永遠派不上用場。除非是法律、醫學這類職業性很強的學科，同學在未來工作中還有機會“互惠互利”。通常情況下，能帶來巨大回報的人脈，幾乎都是在畢業後、在野蠻發展的商業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後，才有可能形成。
學曆時代
終将走向學力時代
無用的教育，帶來豐厚的回報。這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真實存在的，直到今天，對個體而言，“讀書改變命運”的想法，仍然是可操作、有希望的。
但經過全盤審視的卡普蘭，看到了背後的代價：教育的社會回報停滞不前。
蛋糕沒有被做大，是以它終将面對“不夠分”的那一天——也就是現在——看看那些手握精英高校學位卻在求職市場中四處碰壁的年輕人吧，文憑通脹已然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
那麼，對于每一個普通人來說，到底該怎麼辦？
先從追逐學位的目标值說起，以卡普蘭的資料分析來看，拿到學士學位（也就是大學畢業）後，教育溢價達到峰值。而碩士學位的學位回報率，對于最優秀的那部分學生來說，也僅有10%。
圖源《教育的浪費》
通俗地講，對于大部分上大學、找工作的普通人來說，讀到大學大學畢業，就夠了。
獲得了學士學位，并且在認知能力、性格、背景和其他一切特征上，符合該人群的普遍特征，按照認知能力測試的結果，這樣的學生應該排在第73個百分位。卡普蘭将其稱為“好學生”樣本。
“好學生”是應該上大學的，前提是計算清楚了自己的成本與可以期待的回報。
首先是最直接的物質投入與回報。
美國私立大學的學費不菲，倘若再算上此前讀私立高中、準備大學申請的巨額投入，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畢業好幾年都賺不回學費，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相較之下，讀一所物美價廉的公立大學，倒不失為一種好選擇。
其次，選擇一個實用性強的專業。
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四大學科）排在首位，經濟學、商科也是不錯的選擇。越是吃香的專業，帶來的回報的确越豐厚；冷門而高雅的藝術專業，零回報、負回報也是有可能的。
最後，學習能力與學習意願也很重要。
鑒于成本、回報也不能完全以金錢計，這不僅關乎學習者本身的幸福度，也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學習者能夠順利畢業的幾率。前文已經提到，沒有畢業後的那一紙文憑，前幾年的沉沒成本幾乎都會打水漂。
為什麼要單獨把“好學生”拎出來說？卡普蘭無奈表示，教育對“中等學生”（排在第41個百分位）的回報并不豐厚，更不用說“差學生”（排在第24%個百分位）了。
對于能力較弱的學生來說，上大學是一筆糟糕的投資。去接受職業教育訓練、去找工作，都比讀大學要實際得多。
這也是為什麼，卡普蘭呼籲，我們需要更少的教育，但我們需要更多的職業教育。
從社會的角度，以追逐社會地位的傳統教育是一種零和博弈，而追逐技能教育訓練的職業教育則不是。社會地位永遠是正态分布的，但平均技能是可以提高的。唯有如此，學曆通脹的困境，才有希望被打破。
參考文獻：
1. The Wallstreet Journal: For a Good Job by 30, Do This in Your 20s, Lindsay Ellis
2. FREOPP.org: Is College Worth It? A Comprehens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Analysis, Preston Cooper
3. The New York Times: School Is for Wasting Time and Money, Bryan Caplan
4. Youtube: A Conversation With Bryan Caplan on Signaling,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James Du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