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舒的話：
生命的最後一天系列，今天輪到胡适，正值他逝世60周年。
2019年年初，我因為《皇上吃什麼》去參加台北書展，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先生問我，想去哪裡觀光？林先生是長輩，此話顯然是盡賓主之誼，後輩如我，應該客客氣氣地說不必麻煩。但我想了想，老老實實回答，十分想去胡适紀念館。
台北胡适紀念館
林先生一口答應。次日一早，他親自開了車，和夫人一起帶我前往南港。故居并不大，曲尺形的平房，門前旁綴着低矮的樹叢，蔥綠的藤蔓爬在木格架子上。1958年，胡适給李濟寫信說：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塊小地，由我自己出錢，建造一所有modern友善的小房子，可供我夫婦住，由我與院方訂立契約，聲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後，連房與地一并收歸院方所有。”
不過，因為李濟将這件事往上彙報，最終這筆費用是常凱申出的。
在胡适墓前，很奇怪的是，我拍的照片忽然自動成了黑白
陳列室裡的藏品非常豐富，我印象深刻的，有胡适結婚時的菜單，徐志摩給胡适寫的信（彼時他正在杭州煙霞洞和小表妹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了傳說中的“PTT”銀币，這本是從前法國打電話用的代币，因為諧音似“怕太太”，朋友送給胡适，說這是“懼内會”會員證。胡适欣然接受，并且樂在其中。
PTT銀币，被笑稱為“怕太太”勳章
回來的路上，林先生對我說，“我以為你會選故宮或者陽明山，在你們年輕人心中，胡适不是早就過時了嗎？”
胡适過時了嗎？
我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小時候的國文課本裡，胡适的形象并不算好。在很多人眼裡，他不過是新文化的一個符号，似乎沒什麼作品，卻曾在1939年和1957年都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有人批評他是僞君子，林語堂卻回憶，自己去美國留學時，太太生病，他打電報給胡适，胡适兩次寄來數額不小的支票，林語堂一直以為這是北大公費，回國後專門向北大代校長蔣夢麟緻謝，蔣夢麟大為驚訝，這不是北大的補助金，而是胡适自掏腰包。
當然，可能更多人談論起胡适的，隻是那個留學日記裡天天打牌的胡适之。
胡适日記裡除了打牌，更有不少自警自強的話語
我不否認自己喜歡胡适，熱鬧天真的性子，就像喜歡紅茶剛沖進滾牛奶，喜歡太陽曬過一下午的被子，喜歡剛撒了芝麻出鍋的生煎饅頭，那樣和煦溫柔，那樣如沐春風。
胡适對青年說過許多話，有一句話卻是說到我心坎裡的，每每念起，仿佛能瞬間得了鼓勵，有了勇氣，再大的挫折，吸一口氣，似乎就此别過了。在看今天的文章之前，想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昨日種種，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從今往後，怎麼收獲，怎麼栽。”
1962年2月24日，農曆正月二十，星期六。
我查了台北那一天的天氣，像趙元任歌詞寫得那樣，天上飄着些微雲，薄霧中夾雜零星小雨。
八點二十分，胡頌平又核對了一下胡适今天的行程：
九點 “中研院”院士選舉會
十一點 廣播錄音
一點 午餐
五點 酒會
他皺了皺眉，這個行程，對于一個剛從醫院出院不過一個多月的病人來說，負擔委實不小。
一陣風，車門被打開了，一個老者翩然坐了進來，這是71歲的胡适之。
車子從福州街台灣大學學人宿舍出發。1月10日出院之後，胡适一直暫住在此。他們沒有徑直開往會場蔡元培館，而是先去接化學家潘貫。前一天，胡适就對胡頌平說，潘貫的腿骨折了，行動不便，自己給潘貫寫了紙條，說明天早晨會接他一同去會場。
這是胡适的一貫待人風格，如沐春風般熱情周到。
他看上去永遠大大咧咧的微笑背後，有一顆敏感而細緻的心，待人如此，待己亦如此。
胡适躺
這幾天，胡适的心情顯得不錯。
他“生平頂頂得意”的女學生吳健雄從美國回台，胡适張羅着“不知道你們願意住在南港鄉下，還是住在城裡，兩邊都給你們預備了住處”，又要她趕緊來看他。吳健雄最著名的一項科研成果是利用實驗方法驗證了宇稱不守恒，這項工作令其同僚楊振甯和李政道獲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獎。吳健雄始終不忘胡适對自己的影響，曾經有人向她請教成功的秘訣。她說：“我們要有勇氣去懷疑已經成立的學說，進而去求證。是胡院長‘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教育和鼓舞了我。”
胡适曾經給她寫信說：“我一生到處撒花種子，絕大多數都撒在石頭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裡，長出了一個吳健雄，我也可以萬分欣慰了。”
吳健雄結婚照
2月22日下午，吳健雄夫婦的來訪讓胡适倍感欣慰，吳健雄還讓資格比自己老許多的吳大猷管自己叫“師叔”，這讓胡适哈哈大笑，他太需要這樣的快樂了。吳大猷是楊振甯和李政道的老師，和胡适的關系更親密一些，是以在無人處，他憂心忡忡地問：“先生怎麼樣？”上午因接待活動穿了西裝的胡适當時正換上長衫，他甩了甩袖管子說：“你看我不是很好嗎？”
但吳大猷知道，胡頌平也知道，胡适的情況，其實算不上很好。
就在一年前，胡适在南昌街陸軍聯誼社心髒病複發，是心髒障礙引起了冠狀動脈栓塞症，還有新的狹心症，當時脈搏每分鐘一百四十跳，呼吸困難，冷汗如雨，被擡上汽車後先送台大醫院急診處，打強心針，用氧氣幫助呼吸，這才緩過來。到十一月，又複發一次，這次出院之前，醫生對他提出七項要求，諸如每天上午做事不超過一個半小時，會客時間不超過15分鐘，午休2小時，晚9點半必須睡覺等。
醫生為胡适健康提出的七項要求
我特地請教了我的朋友、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血管外科醫生方圓博士，他說，狹心症就是我們常說的心梗，這在當時還屬于疑難雜症，“現在可以放支架治愈”。心梗的忌諱有三，按照重要順序排序如下：
1、熬夜。
2、生氣。
3、飲酒。
但這三條，胡适每一條都有。
長草了的胡适的随身酒瓶
就在兩周之前，他還因為給《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寫序而熬夜到淩晨三點——然而還是沒有寫出來，第二天中午，他對秘書說，寫文章就是開頭難，這點我深以為然，給他點一百個贊。
他覺得人活着，一定要照常生活，如同他的老師Walter Wilcox一樣：
“一個人活到一百歲，像我的老師威爾恪思那樣的健康，照常的演說、做事，是很少的。……這位老師到了90歲，眼睛看不見了，他有錢，每天有人念Times報給他聽。先念大标題，再由他指定的什麼消息，再詳細的念給他聽。他也能回信，有時給 Times報寫信，都是口授，别人替他打字的。一個人活到百歲，到了要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話，不如自殺。不過到了那時意志已經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殺了。”
在社會上，批評胡适似乎成了一種風潮，甚至有陌生青年看不下去徐複觀等人對胡适的批評，專門寫信來，請胡适自己做個辯解，而胡适的态度是：不回應。
但胡适仍舊很關注那些批評自己的言論，讓胡頌平搜集好給他看。胡勸他不要看，“實在不值得一看”，胡适說：
“你以為我看了會生氣嗎？我就是看了也不會生氣的。”
他說自己如果寫《西遊記》，第八十一難會寫，唐僧去西天途中被打死的許多冤魂來複仇，唐僧承願舍身，把他的肉一塊一塊的割下來喂給冤鬼。
而現在，胡适同樣願意做唐僧，“我來舍身，使他們可以超生，可以報賬。”
但我覺得他的内心并不是不在乎的，說完那番話後的那天，胡頌平在胡适的書房裡看到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如何容？
克己，再三克己而已。
胡适晚年
汽車的後視鏡裡，看得見胡适的花白頭發。
這次出院，胡适的頭發白得厲害。他對着鏡子梳梳頭發，妻子江冬秀在一邊安慰他說：“你打扮打扮，年紀輕得多，也很漂亮了。”胡适笑着說：“江冬秀小姐，我從來沒聽過你說我漂亮，從來沒聽過你說我漂亮的話呀！”
江冬秀與胡适
他們在1961年12月末過了結婚四十四周年紀念日，别人送來了一個裱着兩顆心形狀的蛋糕，他想要吃一口，又怕太太怪他“傷了心”，就先讓秘書把蛋糕送給太太，讓太太給自己留一塊。他們的婚姻是舊式的，但胡适在經曆了一次掙紮之後徹底放棄，并将自己的人設設定為“怕太太協會會長”，我在南港的胡适紀念館裡看到了ptt徽章，對于婚姻，胡适在歡迎江冬秀回國的講話上說了一句至理名言——
隻有不自由，才獲得了自由。
“甯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這似乎是胡适永遠的做人方式，無論在婚姻還是工作上，他首先做的是檢討和調整自我。
他自然顧全大局，而後，他希望他的朋友們也能顧全大局。
是以，盡管有醫生的再三叮咛，住院期間，他還是花了很多精力，來進行中研院的内部問題。
他寫了一封長信，懇請郭廷以不要辭職：
這封信是口授的，胡适說自己“失之忠厚”，因為他完全體諒郭廷以的難處。
程巢父先生在研究《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時，發現當時中研院中的不少内讧，他摘錄了幾條如下：
胡适之先生病複發，昨夜頗嚴重。聞八日研究院會議，李濟于院務抨擊頗烈，與胡先生曾有争辯，午餐亦不與胡先生同席。事在餘去會場之後。
上午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默察各所負責人态度，大都缺乏祥和之氣，對人說話語多諷刺，目空一切，而以李濟、李先聞為尤甚。讀書人氣量褊狹，自以為是，不留餘地，殊非良好現象。
……
李濟
畢業于哈佛的李濟是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他主持了安陽殷墟烤麸發現。在中研院，李濟是代院長、副院長，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中研院院長胡适。
李濟字濟之，胡适字适之，胡适對李濟有多次提攜，兩位的關系卻稱不上協調，我猜測，這和李濟的性格剛毅，不太圓融頗有關系。
在郭廷以的日記裡，李濟居然因為和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關系差，就不準許楊時逢申請的項目經費。
而胡适一直看重的中研院評議會秘書楊樹人，也因為和李濟不和，堅持不肯出任總幹事。為此胡适曾在1961年5月哀歎：
“我接事以後第一次主持院務會議時，看見□□□那種令人讨厭的态度，我就曉得樹人是沒有法子幫忙了。樹人不是不肯為我幫忙的，他連一個車馬費也不要，他是早已決定不預備長久幫忙；除非□□□大徹大悟，否則，樹人是無法來擔任的。□□□的态度真叫人讨厭；但人倒是不壞，他的最大的缺點就是從來不替别人想想。”
方框為三個字，不難看出來，便是李濟之。
1960年，胡适與李濟在“中研院”史語所辦公樓前。
但胡适對于李濟仍舊是客氣的，隻要看信件便知道，是他一貫的親切，看得出，他渴望盡量“适之”李濟：
1961年1月30日胡适寫給李濟的信，言語之中還很親切。
但他或許想不到，2月24日五點開始的酒會上，李濟會再次讓他難堪，而也許連李濟都不曾想到，這次難堪，是最後一次。
在和院士們吃過午飯之後，回到住宅時已經是兩點半鐘。胡适給自己把了脈搏，發現是八十多跳，一切正常。
他睡了一個不錯的午覺，四點半起床，他認為自己是主辦方，要早點去會場。胡頌平勸說，會場上新聞記者太多，會圍繞他問問題，讓他晚一點去。
五點，胡适“高高興興”地走向立式麥克風緻辭，在場的新聞記者拍下了他的照片。
胡适最後一張照片
胡适的講話積極向上，主要是肯定了中研院的工作，他笑着說“今天因為太太沒有來，我多說了幾句話”，而後便請李濟講話。
然而李濟一開口，卻說“感到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不成是最大的問題……一切科學裝置是向外國買來的，學生最後必須出洋去，我們有什麼中文的科學大著作？還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樂觀，科學不能在這裡生根，就總覺得它是舶來品。我提出這個問題，并沒有答案，隻是我40年來一直有興趣去想的問題，現在提供給大家想想。”
李濟不僅唱了反調，還特别提到了胡适在1961年11月“亞太區科學教育會”開幕式上一份25分鐘的講話，這份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主旨是批判東方人憑借公德心夜郎自大的觀念，發言引起了很多攻擊，李濟在現場舊事重提，并且表示：“其中一些小地方，與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樣”。
現場氣氛就有些尴尬。胡适請吳健雄講話，吳健雄說已經推定吳大猷做代表。吳大猷幫胡适找了點場子，“我覺得李濟先生不必太悲觀。留學生出國，讓他們慢慢地去成熟，十個人裡有一個回來也很好了”。吳大猷講完，胡适請另一位院士劉大中說話，劉客氣不說，隻謝謝“中研院”寄贈給他的書刊。
吳大猷
而後又輪到了胡适，這一次，他的情緒顯然有些激動了：
“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先生講到這裡，聲調有點激動，接着說：“海外回國的各位，自由中國的确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參觀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立法院建立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的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裡，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論批評，非常自由。還有省議會，還有台灣二百多種雜志，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志上表示了我們言論的自由。”
說到這裡，他忽然把話題中止，也許覺得扯得遠了，也許覺得不符合酒會的一貫氣氛，也許已經感覺到有些不舒服，他急忙接着說——
“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
這時正是六點半。
他就那樣站着，含着得體的微笑，和前來向他告辭的客人握手，并且打算轉身，仿佛要向誰去說話，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最終摔倒在地上。
很快趕到的醫生給胡适注射了三支強心針，并進行了人工呼吸。1961年10月25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年紀是不饒人的，我今年病了兩次，才有一點點覺悟了；如今不比從前了，不可自逞好漢了。話雖如此說，我時常還記着Tennyson的詩，——Ulysses——的最後幾行：雖然用去了不少，剩下的還多着哩/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從前掀天動地的身手了/今天我們有的什麼，就是什麼/我們有的是平勻跳着的勇敢的心房，/被時代和命運衰落了一點兒/但是，意志還是堅強的，去努力，去追求，去找尋——永不退卻，不屈服。”
7點25分，一輛計程車送來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他在胡适的胸部聽了一下，随即宣布：胡适那顆“勇敢的心房”已經在十幾分鐘之前永遠停止了跳動。
據說，很久之後，王志維回憶起籌備酒會時，胡适曾經對他說：“人文組請副院長李濟做代表發言。如果李先生婉辭,就不必再請他。他不講話最好，免得講些不三不四的話。”
胡适給王志維的新年卡片
胡适去世之後，台北的雨一直在下。
台北市極樂殡儀館，數以千計的市民和學生成群結隊前去吊唁，人數超過了三萬人。
大家都想最後看一看這位“我的朋友胡适之”。
他曾經資助過無數青年，幫助過無數朋友，最後，人們發現他的遺産是135美元。
江冬秀在胡适遺體前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會上，李濟送的挽詞隻有三句：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這三句話聽起來不通人情，也許卻并不是刻薄，一如李濟在酒會上說的那番話，不合時宜，卻未見得沒有道理。
有趣的是，李濟的悼詞恰恰暗含了胡适曾經對朋友說的話：
“我是不把病當作病看的。一個人到了要死的時候，就讓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當作有病看待，是以我能很快地恢複。我第一次心髒病好了的時候，我對醫生說，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紀把下半世紀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紀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還可以讓我再透支的話，我還是要透支的。”——《胡适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
說完這段話，胡适哈哈大笑。
看了李濟的挽辭，九泉之下的胡适，恐怕還是會哈哈大笑吧。
在海外的張愛玲看到噩耗：
“我當時不過想着，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心梗故去，盡管突然，卻如張愛玲所說，是“真有福氣”。胡适生前，有很多人曾給他算過命。胡頌平有次在外面看到一本名人算命大全（有點類似今日的名人星盤），拿回來給胡适看——
胡适說《人鑒》中也有自己的命
在這段談話裡，胡适提及的《人鑒》，是林庚白的命學作品。林是民國時期有名的命理專家，他曾經算出袁世凱政權的破滅，也預言過徐志摩死于非命，他給胡适批的命是這樣的，我一個字也看不懂：
不過，胡适也許已經忘了，幾十年之前，1924年1月21日，蔣夢麟生日，胡适等朋友在北京寶華樓吃飯，座中有盧毅安，擅看相。為大家都看了一看，胡适覺得算自己的不準，許多都是推理。他把這件事記在日記裡。
胡适日記裡的算命
我注意到，日記裡有這樣一段：
他說我的将來：卅四歲生活有大變；卅四五歲須遠行；風波很多，壽約七十歲。
“卅四歲生活有大變”，大概說的是他最終結束了和曹誠英的戀情。
“卅四五歲須遠行”，他35歲前往英國。
1962年2月24日，是他生命中最後一天，這一日，他七十歲零兩個月。
1、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1984
2、胡頌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新星出版社2006
3、岱峻，民國衣冠——風雨中研院，北京聯合出版社, 2012
4、程巢父，求是| 胡适的死因，南方周末，201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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