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明起源發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銅器、城市這樣的西方标準。而“從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來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
文字是最受關切的文明要素之一。“如果将中國文明拉到‘三要素’的标準下，我們最弱的一項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現相對較晚。”但“文字實際上是精神層面的發明，這在古代中國的表現可能是祭神、儀式”
西方學界通常認為人類早期社會發展程序遵循“趨同進化”模式，但這種趨同性似乎被我們否定了——中國文明産生的動力或許和西方文明不盡相同。“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鑒的共同體，同時要承認共同體裡有足夠多的多樣性，每個都有合理性。”
中國考古學的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在逐漸地加強。“現在你找到研究世界考古學的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幾乎每期都會發表有關中國的文章，或者是研究中國的，或者是中國學者自己寫的。”
曾被質疑未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的中國考古學，已經上天入地，舊貌換新顔——發掘良渚水利系統，第一步不是拿起洛陽鏟，而是打開遙感影像
去世前，張忠培還在校對修改自己最後的三本書：《中國考古學：走出自己的路》《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徐歐露
2021年9月29日，良渚古城瑤山遺址公園試開園，遺址公園的核心是瑤山祭壇及祭壇上分布的13座墓葬共同構成的“壇墓一體”複合遺址。這是瑤山祭壇遺址（左）與饅頭山觀星台 江漢攝/本刊
說起中國文明的起源，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軍總會想起2016年的夏天。
那年6月，他突然接到老院長、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的電話，要他帶着材料來家裡，起草一份信件。和他一起從全國各地趕來的，還有時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等人。
張忠培認為，大陸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的項目中，還沒有一處遺址能夠證明中華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建議在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将良渚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樹立一處标志”。
形成初稿那天，已重病在身的張忠培非常高興，大家特意品嘗了一頓北京烤鴨。
彼時，良渚還排在長長的申遺名單之後。雖然這處位于長江下遊、距今約5300～4300年的都邑遺址，已不斷重新整理人們對于中國文明的認知：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裡先後發現了高等級墓地、祭壇、玉禮器系統、大型宮殿基址、總面積達近8平方公裡的三重城址和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進入早期國家階段，已無太大質疑。
這份最終由宿白、謝辰生、黃景略、張忠培四位考古文博界元老聯合署名的信件寫道：“我們有把握地認為，良渚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當之無愧的見證。”
這個見證，中國人已經尋問百年。
起點，是1923年《努力周報》的一則通訊。在那裡，一位青年學者于學理上論證了中國上古帝系應當歸于傳說，甚至夏代也不大靠得住。自《史記》以來建構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體系，以及基于此的“中華五千年”，一時風雨飄搖。
不甯唯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發現仰韶文化遺址，中國現代考古學肇始。但“打擊”接踵而至，安特生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紋飾與中亞地區具有相似之處，提出“仰韶文化西來說”。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中華文明西來說沉滓泛起。
民族“所處地位之艱危”的關頭，人們想知道，中華民族“是否确為衰老，抑尚在少壯”？中國由何處來、又向何處去？
中國考古學者的出場，讓争論暫告一段落。1926年，山西省西陰村的考古發掘開始讓“西來說”逐漸破産，對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則實證了晚商曆史。
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國際學界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隻能從發現大量青銅器，并已被甲骨文所證明的商王朝後期算起。按此觀點，中國的文明史為距今3300年。
對此，中國現代考古學創始者之一的夏鼐評論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如果這是中國文明的誕生，這未免有點像傳說中老子，生下來便有了白胡子。
問題是，那個年輕的“老子”在哪裡？
“三好生”良渚
“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2003年7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對遺址的曆史地位作出重要論斷。
2016年，著名考古學家宿白、謝辰生、黃景略、張忠培緻信習近平總書記，希望促成良渚遺址早日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作出重要訓示：“要加強古代遺址的有效保護，有重點地進行系統考古發掘，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悠久曆史和寶貴價值的認識。”
良渚申遺進入快車道。
申報材料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闡述自身的“突出普遍價值”。專家組在六條既定标準中，標明了第三條“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或特殊的見證”，和第四條“在特定階段或人類曆史上，是某類建築、建築技術或景觀的卓越典範”。
這份申請，要經過世界遺産委員會及其委托的專業評估機構組織專家反複考察、質詢。每個締約國每年隻能申報一項，年年都有未進入世界遺産名錄的“落選者”。相比之下，良渚的申遺表現就像一名“三好生”。
2018年9月是最重要的一次綜合評估。作為良渚水利系統重要發現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甯遠陪同受委托的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專家實地考察了水利系統。在現場考察之前，專家曾來信提出，想了解一下中國古代水利及良渚水利系統的詳細情況，他和同僚為此專門安排水利專家進行了“中國水利史”“良渚水利系統”兩場彙報，“講完以後那位專家立馬說沒問題了”。
那次評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也在場，她記得氛圍“非常放松”。一天大雨，不能外出，日程被打亂了，即使如此那位專家“都很高興”。她聊起自己幹旱的家鄉，說能欣賞到江南的雨，“很好”。
王甯遠的印象中，最終需要補充的材料都是“操作層面的小問題”，“完全沒有價值評估上面的質疑”。秦嶺則記得，中期評審回來問的問題幾乎全是關于保護管理措施的落實，“這說明我們所有提出來的學術價值他們都是認可的”。
2019年春天，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參與修訂國中教材中的文明起源部分。他建議将良渚已進入早期文明添加進去。這個意見得到采納，但專家組為謹慎起見，在前面加了一句話：“有學者認為”。
這句定語，最終在教材即将付印的幾天前被拿掉——那年的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庫舉行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在最終“官宣”的遺産描述中，世界遺産委員會這樣寫道：位于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遺址（約公元前3300～前2300年）向人們展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一個以稻作農業為支撐、具有統一信仰的早期區域性國家。該遺址由4個部分組成：瑤山遺址區、谷口高壩區、平原低壩區和城址區。通過大型土質建築、城市規劃、水利系統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展現的社會等級制度，這些遺址成為早期城市文明的傑出範例。
秦嶺認為，這是在嚴格的學術架構内反複推敲質詢後的結果，是在一個重要的國際舞台上明确了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由五千年之前開始的時間坐标。
這不免讓人想起那份信件裡的鑿鑿之言：“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際，在中華大地上，國家形态已經出現。當時的國家（政權）的形态是神權與王權并重的神王之國，後來的演變，是王權日益高于神權，至夏商周時期，就形成了淩駕于神權之上的王朝王國政權形态；東周巨變，至秦發展為皇朝帝國，随之‘百代皆行秦政制’。中華文明五千年傳承有序，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他們基本就是照着我們寫的來的。”說起最終的評定，王甯遠頗為自信。
在他看來，良渚申遺成功是水到渠成，“沒有懸念”。投票那天，坐在阿塞拜疆會場的王甯遠和同僚，無暇感受現場的熱鬧，因為他們要幫準備第一時間刊發申遺成功的國内報紙校稿。
拼版照片：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和玉璧 翁忻旸攝/本刊
中國新石器時代遠遠被低估
認識良渚之後，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國際考古學泰鬥科林·倫福儒面對媒體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新石器時代遠遠被低估了。
秦嶺認為，低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文明起源發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銅器、城市這樣的西方标準。
與歐亞大陸其他早期文明不盡相同，良渚文明既沒有青銅器，也沒有公認的書寫系統。
但這裡出現的東西，讓人印象深刻。氣勢恢宏的王城、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技藝高超的手工業、等級分化明顯的墓葬……王甯遠說，良渚古城城垣、外城及水壩壩體再加上莫角山高大堆築台基的土方量，總計約1100萬立方米。若以開采、運輸和堆築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1人/日計，每年出工30萬人，整個工程要連續建造110年。背後是規劃設計、配置設定排程、後勤保障和工程品質監控等一整套系統。
“良渚社會的階級分化已經相當嚴重，最高統治者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主持祭祀、傳達神的意志的權力，已具有非凡的動員群組織人力的權威和能力。如果不是進入了文明社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巍說。
他至今記得，1987年赴日留學時，發現日本的書都以中華文明從殷墟開始、“五千年根本沒人提及”，留給自己的“震驚”。“他們就是強調文字、冶金術和城市這三條标準。”他開始有了研究文明史的想法。
26年後，首屆世界考古論壇在上海舉辦，在已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的王巍的建議下，主題定為“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200多位世界知名考古學家受邀參加，相當一部分人第一次參觀乃至了解了良渚。
參觀完全程，王巍問倫福儒，我們認為良渚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你怎麼看？倫福儒回答：這不是文明，什麼是文明？
“從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來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王巍解釋說，中美洲的瑪雅文明無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而這些都是世界公認的文明。
王甯遠曾聽倫福儒聊起文明标準，對方認為，那幾個要素不一定要每個都符合，文明的評判标準因地而異。
“世界各地文明發生發展的區域和所占有的資源配置不一樣，環境不一樣，也會發展出不同的區域特色文明。”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水城說。
他以冶金舉例，冶煉金屬的本質是手工業，在中國的另一個表現是制玉。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就出土有玉環等距今9000年的玉質裝飾品。“中國人一直把玉視為高雅、富貴、美麗、玄妙的物質，玉有五德，即仁、義、智、勇、絜（同潔）。玉也是以被賦予某種超物質的奇異神力，成為個人權力、身份和等級的象征。在這個背景下，紅山和良渚文化都發展出了發達的玉文化和玉器制造業。”他說。
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工匠，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可以在一毫米的寬度内雕刻出五六條紋路，今日的琢玉大師也甘拜下風。
“玉器制造的背後是非常複雜的産業系統，某種程度上，玉的開采、制作難度并不亞于青銅。”李水城說，“東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為代表的文明要素。”
他認為，不能簡單地以一個單向名額作為劃定複雜事件的統一标準。“中國的陶器在距今近兩萬年前已經出現，西方到距今一萬年還沒有出現陶器，如果以這個作為标準的話，難道是西方落後了很多？”
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展出的摻雜稻殼的夾炭陶片（2021年5月12日攝） 黃宗治攝/本刊
劃到哪合适？
如何判斷文明與否，學界的讨論已持續數十年。目前國内外的主流觀點認為，國家的出現是文明産生的根本标志。
對于何為國家，國内學界也形成相當共識：社會分化為不同階層，有強制性的公共權力，有專門化的管理機構，有展現統治者意志的精神信仰或意識形态，社會呈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等等。
“國家的很多特征可以通過考古發現去辨識。”王巍說，比如其最大特征之一是王權的産生，對應的考古遺存包括都城、宮殿、大墓、禮器等。
2021年12月，王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幾處都邑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其他中心性遺址的考古成果，并參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況，歸納出在沒有當時的文字發現的情況下，從考古發現中辨識進入文明社會的關鍵特征：
史前農業和手工業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并被權貴階層所掌控；出現顯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社會貧富、貴賤分化日益嚴重，形成了掌握社會财富和權力的貴族階層；社會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出現了踞于金字塔頂尖，集軍事指揮權、社會管理權和宗教祭祀權力于一身的王；血緣關系仍然保留并與地緣關系相結合，發揮着維系社會的重要作用；暴力與戰争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形成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和服從于王的官僚管理機構。
他指出，當一個社會具有以上現象的大部分時，就可以判斷其進入了文明社會。
雖然細節稍有差異，這大體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考古學者的看法。
也有學者認為，文明與真正的國家是兩個層面。李水城認為，嚴格來說，文明起源屬于前國家階段。“如果一個社會發展到擁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的程度，應該就具備了文明的條件。這意味着你要調動一切社會資源，背後至少要有相應的政權組織、管理者和最高權力機構和類似現代警察一類的武士管控階層。”
還有學者主張，不必急于套用具體标準，應先着重關注各個遺址或考古學文化的“文明化”程序，在同其他文明比較中做判斷。
研究文明起源30多年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告訴記者，考慮到文明起源之複雜，進行界定，确實“很難”。“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過程，就像光譜，分界線劃到哪？當說國家起源或文明起源時，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它沒有截然劃開的分界線，可能你劃到前1/3，我劃到後1/3。”
李水城更傾向于将“文明起源”了解為“社會複雜化程序”，這意味着對應的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時間段，“文明不是說一步就跨過去了”。
讨論仍在繼續。但整體而言，王巍感到，數十年來學界對文明的認識已不斷“從表象到本質”。
這也伴随着對更多遺址的認識。2018年釋出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迹象”。
陳星燦感到，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正接受新證據，一些對中國有所了解的曆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已不會把中國文明起源定在商，而是像很多中國學者一樣追溯至距今3700年前後的二裡頭時代或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龍山時代。
“良渚不僅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源頭，也是東亞最早的文明。”倫福儒說。
幾年前，他幹脆把良渚作為案例，寫進了他那本在世界多國出版的教科書《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最新版。
文字之問
但争議依然沒有停止。
2020年，良渚申遺成功一年後，夏含夷編寫的新書《古史新聲》出版，作為20多年前由其合編的具有重要影響的《劍橋中國上古史》的回顧和回應。
這位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知名漢學家承認：“由于考古學的不斷發展，上古史研究正處于中國曆史上最活躍的階段之一。二十年以來，地不愛寶，商周考古學年年都發現驚天動地的文物，促使曆史學家呼籲要重寫中國古代曆史。”
但他堅持，“這本書沒有失去它的價值”“基本思路是對的”。這個基本思路之一就是，中國“史”始于商代晚期。“《劍橋中國上古史》作為西方學術作品當然要遵守西方史學定義，有了文字資料以後才算進入了‘曆史’時代。”他寫道。
長期以來，文字是最受關切的文明要素之一。
“如果将中國文明拉到‘三要素’的标準下，我們最弱的一項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現相對較晚。”李水城說。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是殷商甲骨文。那麼問題是，文字的出現與否與進入文明階段有怎樣的關系？
一些學者認為，文字不是早期文明出現的必要條件。“世界上不少早期文明并沒有文字，比如印加文明；大陸北方有一些進入早期國家的社會，一開始也沒有文字，後來在很短期内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陳星燦說。
“文字實際上是精神層面的發明，這在古代中國的表現可能是祭神、儀式。”王巍再次強調，判斷是否進入早期文明要抓住國家這個“關鍵特征”。
有學者指出，文字的确是重要的文明特質，但目前沒發現，不代表沒有。
“我們可以說文字是成熟階段的文明的标志，比如殷商。但甲骨文已經非常成熟完備，文字的創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前可能有一個非常漫長的發展時期。”李水城說，“譬如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真正發展成字母文字之前，經曆了上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
隻是文字的發現“可遇不可求”。李水城指出，甲骨文之前的中國文字，載體不排除是有機質，夏、商、周的基本控制區域都在中國北方，有機質的東西在北方的環境裡很難保留下來。
也有觀點認為，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國文字已經出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指出：“比陶寺稍早的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具有書面語特征的文字，與漢字型系大相徑庭，系東方夷文字的祖先。這個事實确切地證明，前國家時代的上古文明并非華夷一統，而呈現出夷夏東西的格局。以這樣的視角探究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可以找到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東夷文字，甚至可以将這種夷文字型系的産生年代一直追溯到八千年前的賈湖遺址。”
“我這個東西跟你不一樣”
在秦嶺看來，良渚申遺成功，對西方學界而言，真正被“挑戰”的不是定義，而是對歐亞大陸早期社會發展程序的理論性認識。
良渚申遺的最後階段，來自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的學術質詢隻有一個——希望提供一份“水稻種植和水稻種類研究狀況”的補充材料。
秦嶺一度有些“奇怪”，國際專家“不了解的”，反而是對中國考古學家甚至普通人再熟悉不過的水稻。
在此之前，世界文化遺産中還沒有一處稻作文明的遺址，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文明都在典型的麥作農業基礎上産生。面對這個已發現距今一萬年水稻遺存的東方古國，“他們想了解，稻作對文明起源到底有多重要？”這位研究植物考古的學者解釋道。
缺乏認識的除了稻作，還有土遺址。和西方的巨石陣、金字塔等以石材為主的大型紀念碑式遺址相比，良渚為代表的東亞遺址大多由土堆築，埋在地下、可視性差，常被低估。秦嶺認為，良渚申遺成功增進的不僅是國際學界對中國，甚至是對整個東亞地區文明模式的了解。一個例證是，良渚申遺成功後，已在預備名單多年的日本北部的繩紋史前遺址群，去年也成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這些差異背後，涉及對文明起源和演進的反思：古代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經曆了與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國外既有理論能否适用于中國實際？
良渚申遺時，需要将申遺項目和已有的世界文化遺産對标，比較分析。秦嶺和專家組反複評估，結果發現，“對不上”。
一方面，沒有公認的文字和青銅技術，良渚古城毫無疑問被定義為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産，需要同新石器時代其他世界遺産進行比較，但這樣比，良渚太“進階”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現出來的社會和物質文化發展程度，又無疑是屬于早期城市的典範，需要納入城市文明的範圍内，與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進行比較，但後者絕大多數是已經産生了文字的青銅社會。
秦嶺說，西方學界通常認為人類早期社會發展程序遵循“趨同進化”模式，也就是說，早期人類社會特别是舊大陸，會沿相似軌道演進。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古埃及等文明的出現，是伴随着“二次産業革命”，通過生産力的飛躍而實作的。由冶金技術和家畜二次開發産生了畜力、犁耕和輪子，出現經濟作物，驅動日用品貿易，進而推動擴張。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是以西方以殷墟“商文明”作為可資比較的東方代表就可以了解了。
“但這種趨同性似乎被我們否定了。”她說，從新石器到青銅時代，中國的農業模式始終是作物經濟為主體的土地利用模式，即使此後土地管理制度發生變革，農業經濟模式沒有産生飛躍式變化。這意味着，我們并非基于所産生的日用品貿易或控制貿易網絡來推動社會的複雜化。中國文明産生的動力或許和西方文明不盡相同。
她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标志着從人類共同文化遺産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論和發展模式——良渚古城遺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國新石器晚期區域國家形态，在東亞地區早期文明起源發展程序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樣性，它們與西亞地中海為核心的西方文明程序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兩種模式，這為西方世界從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提供了實證，也對重新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和長期影響。
“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鑒的共同體，同時要承認共同體裡有足夠多的多樣性，每個都有合理性。”秦嶺說，“我覺得我們有責任，不停去挑戰，不是為了說自己多重要、多偉大，而是說我這個東西跟你不一樣，進而反思如何了解所謂模式。”
至于改變，她覺得已經發生——一些國際上的考古學者在提出理論時，越來越不貿然強調普世性，而是會更加謹慎地加上一個前提，這是區域性的。
2019年12月14日，蘭州大學環境考古團隊成員進行沉積物DNA樣品采集 攝影/本刊
重新發現中國
“距今四五千年前，出現早期文明的社會遠遠不會是良渚一個，我們已經在考古學上看到了許多。”陳星燦說。
不久前，他剛前往甘肅參加了南佐遺址的考察。就在去年，這裡發現了主次分明的“宮殿區”和大型“宮殿式”建築、探明“外環壕”内面積約600萬平方米，被視為又一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型聚落遺址。
“過去能想到這些嗎？根本想象不到。”陳星燦說，“100年來的考古學實踐完全重建了中國史前史。”
著名美籍華人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曾寫道：“我們正處于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因為我們有機會見證涉及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全新的史前史知識體系的創造。”他在目睹上世紀80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發現後就說過，“以後中國再有任何考古發現我都不會感到驚奇。”
隻是今日的中國考古，置身環境已與百年前迥然不同。曾被質疑未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的中國考古學，已經上天入地，舊貌換新顔。王甯遠和同僚發掘良渚水利系統，第一步不是拿起洛陽鏟，而是打開遙感影像。
在劍橋、哈佛、牛津等多所世界知名學府做過通路學者的李水城注意到，新世紀以來，歐美很多學校都在設立東亞考古或中國考古方向。他将此歸功于“中國考古學的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在逐漸地加強”。
“現在你找到研究世界考古學的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幾乎每期都會發表有關中國的文章，或者是研究中國的，或者是中國學者自己寫的。”陳星燦說。
這位低調的考古學家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過去有些西方學者覺得，研究中國，中國人的材料可以用，結論、研究不可用。但現在，“也躲不過去了”。
不變的是，對“我們是誰，我們如何形成”的叩問。
王甯遠時常會想起良渚的發現者施昕更。80多年前，這位西湖博物館的地礦組助理員發現發掘良渚，又在日本侵華的流亡路上輾轉寫就了良渚的第一份報告。“如果他稍微有一點耽擱，報告就出不來，這個遺址後來能不能認識到，就兩說了。”王甯遠說，但是，“他沒有停過”。
現在，王甯遠是班上15個同學中唯一一位還在一線田野發掘的人。他說自己喜歡“解開謎題”的感覺。
從日本留學回來後，王巍曾在東亞考古學和夏商周考古學間猶豫不決，向老師張忠培求教，先生沉思片刻，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回歸主戰場”。
張忠培最終未能等到良渚申遺成功。去世前，他還在校對修改自己最後的三本書：《中國考古學：走出自己的路》《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
“中國考古學研究已經走出簡單的‘證經補史’，中國考古學已經完成了從文化史研究向社會研究的轉型。”陳星燦說。他作為負責人之一的第五期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已于2020年啟動，以期通過聚焦13個重點遺址，增進對北方地區、中原地區、長江地區社會發展狀況的了解。
采訪中，他始終強調，文明探源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問題，“要靠證據說話”。
雖然“說話”所需要的探索，可能就像他們追尋的那段曆史那樣漫長。“期待更多新的考古發現展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曆史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王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