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破解紅山文化密碼

紅山文化或許反映着中國在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自身發展道路和特點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趙洪南

“紅山先民的上司者踏勘了這處山嶺，安排規劃了在這裡即将修建的建築群，此後有專職人員根據山坡的地勢情況，提出具體的建築方案，進行施工設計，最後有更多的負責人指派衆多的紅山先民運土、搬石，展開具體建設。”

站在位于努魯兒虎山脈綿綿群山間的牛河梁工作站，賈笑冰向記者描繪着眼前這片土地5000多年前“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

讓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作出這番“暢想”的，是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2号建築址等2021年的考古新發現。

随着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人們對于年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紅山文化又增加了新期待。不少專家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而或許已踏入“文明門檻”的紅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源頭之一。

“玉出紅山——紅山文化考古成就展”上展出的彩陶蓋甕（2020年10月17日攝） 金良快攝/本刊

女神廟并不孤獨

2022年1月，遼西大地已是冰凍三尺，牛河梁工作站内，早已結束上一年度考古發掘工作的賈笑冰和同僚卻沒有離開。

“上一年度的新發現讓我們感到興奮，想盡快整理出發掘簡報。”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2号址發掘項目負責人賈笑冰說。

過去，人們一度認為發現于1983年的女神廟是獨立存在的。這裡的發現曾震動考古界，讓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将紅山文化牛河梁的“壇、廟、冢”等遺迹反映出的社會結構定位為“古國”。

而通過上一年度的發掘，考古隊在第一地點新發現一處山台建築基址，進而發現女神廟是建築在9号台基址之上，是第一地點2号建築址上建築群中的一部分。

“女神廟并不孤獨！這一發現讓我們對第一地點的布局有了新的認識。”賈笑冰說，當年出于對遺址的保護、技術條件的制約等原因，牛河梁很多遺址點都沒有進行全面考古發掘。

早先，考古人員就注意到，牛河梁第一地點女神廟附近有建築遺迹。從業人員把女神廟遺址稱為1号建築址，其北側的山台建築遺迹統稱為2号建築址。2号建築址考古發掘重新啟動後，在女神廟北側發現了一個比較清楚的地層剖面，剖面上層為墊土，底層有石構基礎，應為一處人工砌築的台基，台基向南延伸，将女神廟遺址圍攏在内。

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說，通過局部解剖發現，女神廟北側的墊土積石堆積層向南連續伸展，直抵女神廟遺址的南緣。這種現象初步證明，女神廟建在新發現的這個編号為TJ9的山台之上。

2021年以來，随着國内考古專家前來“會診”，考古隊開始組織力量在女神廟遺址保護展示館北側展開考古發掘。

在2号建築址南側的TJ5和TJ6山台之間正對女神廟位置，發現一段殘存長度約6米、寬約2米的墊土坡道，坡道兩側略低，鋪有石塊。在這段坡道外側，考古人員發現了呈對稱分布的兩段由小石塊堆砌的弧形石牆，他們将其稱為八字形石牆。

“這段石牆，因有部分露出地表，此前曾被誤認為是後人修建的擋水設施，然而這次考古發掘表明，這是紅山先民留下來的遺迹。”郭明說，此外，還發現紅山先民在擋水牆内修建的東西兩道排水溝。這種大型台基建築和排水設施是大陸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同類建築遺迹。

彙總上一年度發掘成果，考古隊逐漸梳理出2号建築址的修建規範：紅山先民修建2号建築址相關設施時遵循了由南向北、沿着等高線由低向高逐級修建的過程，整個建築址的最高點為編号TJ1的山台。

考古隊還發現，2号建築址除地表薄薄的一層由腐殖質構成的土壤，其建築用土可能來自附近的山嶺和溝谷，砌築山台邊界牆的石塊則可能來自更遠的區域，這個建築群是紅山先民精心標明，在一個表面為山岩的山坡之上建築完成。

目前，2号建築址可确認建築面積有6萬多平方米，共發現9座台基。考古人員推測，從目前發掘情況看，每個山台上都應該有建築，其中TJ1為最高點，可能建有比女神廟更宏偉的“宮殿”式建築。

“這一發現為認識第一地點及其内的遺迹關系提供了新的資訊，也為進一步判斷女神廟的性質和功能提供關鍵證據。”賈笑冰說，第一地點無論台基規模、結構還是其設計理念，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都處于領先地位，對認識牛河梁以及紅山文化的社會複雜化程序非常重要。

尋找聚落址

發現于40多年前、被稱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重要源頭之一的牛河梁遺址主要是紅山先民高等級的禮儀遺存。而遼甯地域内同時期的紅山先民在哪裡生活與居住還很少發現。

主要源于此，關于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讨論，已從牛河梁遺址發現之初持續至今。一些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缺少進入文明社會的所謂“三要素”，即金屬、城市和文字。

“下一步考古重點放在紅山先民生活居住遺址上，填補在牛河梁沒有發現紅山人生活居住遺址的缺憾。”賈笑冰說，在附近區域找到同時代與牛河梁禮儀中心地位相比對的大型居住性聚落，有助于更好認識牛河梁遺址的文化内涵、社會狀況等問題。

但一個萦繞心頭的問題是，如果沒有“理想”中的發現呢？

賈笑冰認為，不同地域間文明化程序和特征不一，判斷标準未見得一樣。“或許紅山文化有着一套屬于自己的文明判斷标準。”

受訪專家指出，距今約5700～5000年的紅山文化中晚期是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進階階段，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以建築、玉雕、陶塑所反映的較高生産力發展水準；二是等級制度确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獨尊一人式的王權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

賈笑冰說，“紅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質層面成就，但更應該重視紅山文化精神層面成就，對紅山文化精神領域、精神成就的探索十分重要，這是我們判斷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核心标準。”紅山文化時期出現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這三種崇拜觀念發展成熟并且有相應的物質文化遺存，是進入文明社會門檻的一個重要标志。

文明起源的中國道路

“對于文明起源研究，要結合中國特點而進行。”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說。

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或許反映着中國在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自身發展道路和特點——信仰體系化；禮制的起源；中華文化傳統及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曆史基礎；強大的傳承力與中華文明連綿不斷以及與古史傳說五帝時代曆史有機結合等深層次的問題。

例如有專家指出，中華文明起源所走過的道路，是由巫及禮，再到文明産生，“規定了人際關系，是統治者進行統治的準則”的禮的出現，與中華文明起源息息相關。中國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統治秩序是靠禮制而不是靠宗教來建立的。

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玉禮制系統具有唯一性、使用功能多重性、使用者特殊性等三大特征，是目前能夠确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态之一。

“紅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多，玉雕技術取得飛躍性進步，并形成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态和以玉龍為表現形式的龍圖騰崇拜，這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說。

“對牛河梁的大規模發掘和研究已經開啟新的探索之旅。”賈笑冰說。

202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機構和高校院所開展的“紅山社會文明化程序研究”項目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郭明說，通過跨區域、跨學科的全新方式，我們将對紅山文化及紅山社會文明化程序有一個更為系統、全面的研究。“我們期待通過研究能夠離古人近一點，再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