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尤其是唐代，更多更好的紙張的需要促進了造紙業進一步的發展，這是跟當時的政治經濟分不開的。在初唐政治統一的局面下，文化即随着經濟發展和生活安定的所謂“貞觀（627—649）之治”而昌盛起來。古典書籍如九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分别重加疏解，總共成書363卷，占傳世的《十三經注疏》416卷的87％。與之相輔而行的還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30卷。在史籍方面，又編纂了《晉書》130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隋書》85卷，而顔師古還注了《漢書》120卷。在類書方面，虞世南撰了《北堂書鈔》160卷，歐陽詢撰了《藝文類聚》100卷。在佛經方面，玄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歸京師（長安），其年二月六日，至龍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間（645—663），繼續從事翻譯，所譯共73部，1330卷”。（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六十，頁十七）這些僅是初唐一個較短時期著錄的一部分，及至“開元（713—741）盛時，著錄八萬餘卷，其中唐朝學者自己寫的著作二萬八千餘卷”。（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頁十九）當時著述卷帙如此之多，實為前代所未有。書成之先，屬稿所用，書成之後，傳抄所需，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适于繕寫的紙張供應，那是不克濟事的。“清朝末年在甘肅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發現大批書籍，多為六朝、唐人遺物。……被斯坦因、伯希和偷走了約一萬卷，現存倫敦、巴黎。其餘較次的8734卷，又殘頁1192号，均存北京圖書館。北京所藏全部幾為佛經……大部分則為七、八世紀所寫，是以通稱唐人寫經”。（同上書頁二十）從這項寶貴文物可以部分地看到唐代繕寫書籍時所用紙張的數量和品質。
《中國化學史稿》，張子高，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
另一項促進紙張發展的因素是唐代藝術的昌盛，主要是繪畫和法書兩大端。書畫的講究必然會引起對紙質的講究，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隻要我們認識到古代書畫也有絹本绫本的就夠了。在這裡我們不想列舉唐代著名的書畫家的事迹來加以說明，隻想着重指出初唐出現了一種摹寫之風，對于紙張提出了一項新的要求。唐太宗李世民由于愛好王羲之的字打發蕭翼從辯才手裡騙得了《蘭亭序》原本，于是教群臣中善書者臨的臨，摹的摹。“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摹謂以薄紙複古帖上，随其細大而拓之”（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論臨摹二法》）。這種用以摹寫的紙，它必須具有較高的透明度才好使用。要達到一定的透明度，紙的質地必須細薄，或者還須塗油燙蠟。唐張彥遠就說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古時好拓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曆代名畫記（卷二）·論畫體工用拓寫》］照彥遠的說法，摹寫一術，不但用于字，而且用于畫；所用的紙，不僅要求薄，而且還要上蠟。姑無論用于字或是用于畫，也不管所用的紙是本質輕薄還是上蠟所得，它必須具有一定的透明度，那是毫無疑問的。唐代摹寫的畫雖然沒有流傳下來，而摹寫的法書則不止一本。故宮博物院所藏有相傳是唐人臨摹的蘭亭四種，據專家審定，神龍本可确認為是貞觀年代摹寫之本。雖說經曆了十三個世紀多的歲月和不知若幹次的裱褙，紙的本來面目已大有改變，然其質地之佳仍不難據此而推得也。這類紙的需要，在數量上不會很大，而在品質上卻相當高。
還有一種需要就是印刷用紙。據專家的考證，初唐即已确立印刷圖書的技術。相傳“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于四方，每歲五馱無餘”。（《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語）從這一故事看來，回鋒紙的品質是相當考究的，每歲五馱的數量也不算是很少的。但是總的說來，當然不會與抄寫所需的數量相匹敵。
至于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紙張，如糊窗棂、糊燈籠之類，在唐代文獻和文物中也留下了确實可靠的記載。綜合以上所說，唐代的勞動人民，為了适應當時社會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上的需要，在前代已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造紙事業。
唐代紙業發達的區域是相當廣泛的。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通典·食貨典》等書的記載，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州産紙或貢紙。這十一州都在今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南五省地帶。此外，還有益州（四川）、韶州（廣東）、蒲州（山西）、巨鹿郡（河北）等南北各地，也都産紙，有的更以特産佳紙而著名。這些都見于記載，已足夠說明當時紙張産地之廣；至于不甚著名的産地因而失載者，也許還有。
上：唐調露二年（680）麻類紙 （放大八倍）
下：唐開元十六年（728）麻類紙 （放大八倍）
（采自《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
唐紙品種很多，就造紙所用的原料說，以麻、藤、楮三者最為主要。官府文書用紙，以麻紙為一大類；又按官階等級和文書的類别，分為白麻紙、黃麻紙、五色麻紙三種。麻紙以四川所産最為著名，需要量很大。據《新唐書·藝文志》所載，每月要供給集賢院學士以蜀郡麻紙五千番。又開元年間，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各有經、史、子、集四部庫書，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據《舊唐書·經籍志》說，皆以益州麻紙寫。可見當時四川麻紙品質之好，産量之巨。這當然不等于說隻有蜀郡生産麻紙，因為麻紙本身有其悠久曆史，不同的地區各有所繼承與發展。如揚州六合紙便是一種好麻紙。宋米芾嘗稱道，“唐人漿硾六合慢麻紙，寫經明透，年歲久遠，入水不濡”。可作為一個例證。
藤紙和麻紙微有不同，它是一個較為新興的品種。它在東晉才出現，在唐代才發達起來。它原來的主要産地是越州之剡溪，但後來也就逐漸推廣到杭州、衢州、婺州、信州等地。據《元和郡縣圖志》，杭州、婺州于開元時貢藤紙，信州于元和時貢藤紙；而杭州餘杭縣之由拳山，傍有由拳村，出産藤紙。《唐六典·戶部》李林甫注亦稱，衢、婺二州貢藤紙。以這些記載看來，唐代的藤紙大緻出自今浙、贛兩省裡邊山臨水的地區。當時官府文書用紙，藤僅次于麻。用途的分别，也有一定的規章：凡賜予、征召、宣索、處分的诏書用白藤紙，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敕旨、論事敕及敕牒用黃藤紙。（《唐六典（卷九）·李林甫注》）同時，兩京的文人也以藤紙相誇。顧況寫過一首《剡紙歌》，中有句雲：“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為蕉葉棱。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陰山裡僧。”這詩誇獎藤紙光滑有如蕉葉一樣，可作寫經之用。各方面相尚成風，形成了供不應求之勢，正如舒元輿在《悲剡溪古藤文》裡所說的：“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自然殘藤命易甚。”雖然當時的勞動人民于剡溪以外地區，開辟了藤紙的新來源，究竟藤的成長，既不如麻一年一收，也不如楮三年一斫，仍然妨礙着藤紙業的擴大與推廣。我們可以認為藤紙在唐代既得到很大的發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跟麻紙、藤紙不一樣，楮紙的用途，在唐代文獻中我們還不曾找到對它有何規定。這大概是，自蔡倫發明造紙新術以後，楮紙一直按照它本身的途徑發展，獲得如此廣泛的使用，以緻難于劃定範圍。唐代某些著名的加工紙，例如五色金花绫紙、薛濤深紅小彩箋等，也許就是從楮紙做出來的。元人費著在《蜀箋譜》裡，談到唐代廣都（今雙流縣北）也産楮紙，分為四種，都比浣花箋更清潔。浣花箋即薛濤箋，可認為這類彩箋乃楮紙加工的一種線索。唐劉恂的《嶺表錄異》和段公路的《北戶錄》都提到，羅州（今廣東廉江縣北）産一種香皮紙，但“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紙。可見當時是把楮紙當為衡量紙質标準的。
上：唐天寶十二載（753）麻類紙 （放大八倍）
下：唐構樹皮紙 （放大八倍）
以上所談，是對唐代廣泛使用的三種主要紙張的簡單說明。還有其他品種，如竹紙、苔紙、桑根紙以及上面所順帶提到的香皮紙，它們都沒有發展到這樣的地位，便不再多談了。至于加工紙張，例如聞名當時的薛濤箋，我們十分同意明宋應星的話：“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在研究唐代繕寫用紙的情況中，值得特别重視的是王明先生對實物鑒定和測量所得的兩項結果。王明先生取了黃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所獲的唐代文書七紙（現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這七種都寫有年款，起調露二年（680），終大曆十五年（780，即建中元年），恰曆一個世紀。“經過北京工業試驗所鑒定，它們的紙料成分，都屬麻類。另有吐魯番出的唐紙殘片三，亦經鑒定，一片為麻類紙，一片為構樹皮紙，一片為樹皮類紙。從此可見這些紙的成分，大緻不外麻和構樹皮。構樹就是楮樹。同時可以了解唐代的麻紙和楮紙相當多而且通行相當廣。尤其麻紙，無論粗精，用途最廣”。
另一項結果是唐紙的長闊幅度。王明先生就上述七種文書中取了開元十六年（728）和天寶十二年（753）的兩種；由于它們本身都是四截紙粘接成的，分别各截進行了量度，“它的長度約近45厘米，闊度約近30厘米。從此可以了解唐代這種麻紙幅面大小的情形”。他還進一步地就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石室出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至僖宗中和元年（881）寫的11個經卷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藏5個唐人寫經，加以測量。“從北京圖書館藏的11個唐人寫經中，知道每張紙的長度為42—52厘米（天寶三年的一卷每張長約76厘米可視為特别長除外），闊度為25—29厘米；考古研究所藏的5個唐人寫經中，每張紙的長度為45—52厘米，闊度為26—28厘米，都沒有超過前舉11個經卷每張大小概數的範圍”。紙張幅度的大小是衡量造紙技術水準的一種尺度，當然它又是适應那時的社會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在這裡我們可以得到唐代一般書寫用紙大小的具體資料。
對來源可靠、時代可定的古文物進行科學實驗，是研究大陸古代科學技術史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