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更多更好的纸张的需要促进了造纸业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跟当时的政治经济分不开的。在初唐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文化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定的所谓“贞观（627—649）之治”而昌盛起来。古典书籍如九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分别重加疏解，总共成书363卷，占传世的《十三经注疏》416卷的87％。与之相辅而行的还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30卷。在史籍方面，又编纂了《晋书》130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隋书》85卷，而颜师古还注了《汉书》120卷。在类书方面，虞世南撰了《北堂书钞》160卷，欧阳询撰了《艺文类聚》100卷。在佛经方面，玄奘“以贞观十九年正月归京师（长安），其年二月六日，至龙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间（645—663），继续从事翻译，所译共73部，1330卷”。（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页十七）这些仅是初唐一个较短时期著录的一部分，及至“开元（713—741）盛时，著录八万余卷，其中唐朝学者自己写的著作二万八千余卷”。（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页十九）当时著述卷帙如此之多，实为前代所未有。书成之先，属稿所用，书成之后，传抄所需，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适于缮写的纸张供应，那是不克济事的。“清朝末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发现大批书籍，多为六朝、唐人遗物。……被斯坦因、伯希和偷走了约一万卷，现存伦敦、巴黎。其余较次的8734卷，又残页1192号，均存北京图书馆。北京所藏全部几为佛经……大部分则为七、八世纪所写，所以通称唐人写经”。（同上书页二十）从这项宝贵文物可以部分地看到唐代缮写书籍时所用纸张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化学史稿》，张子高，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
另一项促进纸张发展的因素是唐代艺术的昌盛，主要是绘画和法书两大端。书画的讲究必然会引起对纸质的讲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古代书画也有绢本绫本的就够了。在这里我们不想列举唐代著名的书画家的事迹来加以说明，只想着重指出初唐出现了一种摹写之风，对于纸张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唐太宗李世民由于爱好王羲之的字打发萧翼从辩才手里骗得了《兰亭序》原本，于是教群臣中善书者临的临，摹的摹。“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摹谓以薄纸复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临摹二法》）。这种用以摹写的纸，它必须具有较高的透明度才好使用。要达到一定的透明度，纸的质地必须细薄，或者还须涂油烫蜡。唐张彦远就说过：“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照彦远的说法，摹写一术，不但用于字，而且用于画；所用的纸，不仅要求薄，而且还要上蜡。姑无论用于字或是用于画，也不管所用的纸是本质轻薄还是上蜡所得，它必须具有一定的透明度，那是毫无疑问的。唐代摹写的画虽然没有流传下来，而摹写的法书则不止一本。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相传是唐人临摹的兰亭四种，据专家审定，神龙本可确认为是贞观年代摹写之本。虽说经历了十三个世纪多的岁月和不知若干次的裱褙，纸的本来面目已大有改变，然其质地之佳仍不难据此而推得也。这类纸的需要，在数量上不会很大，而在质量上却相当高。
还有一种需要就是印刷用纸。据专家的考证，初唐即已确立印刷图书的技术。相传“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语）从这一故事看来，回锋纸的质量是相当考究的，每岁五驮的数量也不算是很少的。但是总的说来，当然不会与抄写所需的数量相匹敌。
至于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纸张，如糊窗棂、糊灯笼之类，在唐代文献和文物中也留下了确实可靠的记载。综合以上所说，唐代的劳动人民，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需要，在前代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了造纸事业。
唐代纸业发达的区域是相当广泛的。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通典·食货典》等书的记载，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州产纸或贡纸。这十一州都在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五省地带。此外，还有益州（四川）、韶州（广东）、蒲州（山西）、巨鹿郡（河北）等南北各地，也都产纸，有的更以特产佳纸而著名。这些都见于记载，已足够说明当时纸张产地之广；至于不甚著名的产地因而失载者，也许还有。
上：唐调露二年（680）麻类纸 （放大八倍）
下：唐开元十六年（728）麻类纸 （放大八倍）
（采自《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唐纸品种很多，就造纸所用的原料说，以麻、藤、楮三者最为主要。官府文书用纸，以麻纸为一大类；又按官阶等级和文书的类别，分为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三种。麻纸以四川所产最为著名，需要量很大。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每月要供给集贤院学士以蜀郡麻纸五千番。又开元年间，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各有经、史、子、集四部库书，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据《旧唐书·经籍志》说，皆以益州麻纸写。可见当时四川麻纸质量之好，产量之巨。这当然不等于说只有蜀郡生产麻纸，因为麻纸本身有其悠久历史，不同的地区各有所继承与发展。如扬州六合纸便是一种好麻纸。宋米芾尝称道，“唐人浆硾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濡”。可作为一个例证。
藤纸和麻纸微有不同，它是一个较为新兴的品种。它在东晋才出现，在唐代才发达起来。它原来的主要产地是越州之剡溪，但后来也就逐渐推广到杭州、衢州、婺州、信州等地。据《元和郡县图志》，杭州、婺州于开元时贡藤纸，信州于元和时贡藤纸；而杭州余杭县之由拳山，傍有由拳村，出产藤纸。《唐六典·户部》李林甫注亦称，衢、婺二州贡藤纸。以这些记载看来，唐代的藤纸大致出自今浙、赣两省里边山临水的地区。当时官府文书用纸，藤仅次于麻。用途的分别，也有一定的规章：凡赐予、征召、宣索、处分的诏书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唐六典（卷九）·李林甫注》）同时，两京的文人也以藤纸相夸。顾况写过一首《剡纸歌》，中有句云：“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这诗夸奖藤纸光滑有如蕉叶一样，可作写经之用。各方面相尚成风，形成了供不应求之势，正如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里所说的：“人人笔下动数千万言……自然残藤命易甚。”虽然当时的劳动人民于剡溪以外地区，开辟了藤纸的新来源，究竟藤的成长，既不如麻一年一收，也不如楮三年一斫，仍然妨碍着藤纸业的扩大与推广。我们可以认为藤纸在唐代既得到很大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跟麻纸、藤纸不一样，楮纸的用途，在唐代文献中我们还不曾找到对它有何规定。这大概是，自蔡伦发明造纸新术以后，楮纸一直按照它本身的途径发展，获得如此广泛的使用，以致难于划定范围。唐代某些著名的加工纸，例如五色金花绫纸、薛涛深红小彩笺等，也许就是从楮纸做出来的。元人费著在《蜀笺谱》里，谈到唐代广都（今双流县北）也产楮纸，分为四种，都比浣花笺更清洁。浣花笺即薛涛笺，可认为这类彩笺乃楮纸加工的一种线索。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和段公路的《北户录》都提到，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产一种香皮纸，但“纸慢而弱，沾水即烂”，远不及楮皮纸。可见当时是把楮纸当为衡量纸质标准的。
上：唐天宝十二载（753）麻类纸 （放大八倍）
下：唐构树皮纸 （放大八倍）
以上所谈，是对唐代广泛使用的三种主要纸张的简单说明。还有其他品种，如竹纸、苔纸、桑根纸以及上面所顺带提到的香皮纸，它们都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位，便不再多谈了。至于加工纸张，例如闻名当时的薛涛笺，我们十分同意明宋应星的话：“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在研究唐代缮写用纸的情况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王明先生对实物鉴定和测量所得的两项结果。王明先生取了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所获的唐代文书七纸（现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七种都写有年款，起调露二年（680），终大历十五年（780，即建中元年），恰历一个世纪。“经过北京工业试验所鉴定，它们的纸料成分，都属麻类。另有吐鲁番出的唐纸残片三，亦经鉴定，一片为麻类纸，一片为构树皮纸，一片为树皮类纸。从此可见这些纸的成分，大致不外麻和构树皮。构树就是楮树。同时可以了解唐代的麻纸和楮纸相当多而且通行相当广。尤其麻纸，无论粗精，用途最广”。
另一项结果是唐纸的长阔幅度。王明先生就上述七种文书中取了开元十六年（728）和天宝十二年（753）的两种；由于它们本身都是四截纸粘接成的，分别各截进行了量度，“它的长度约近45厘米，阔度约近30厘米。从此可以了解唐代这种麻纸幅面大小的情形”。他还进一步地就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出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至僖宗中和元年（881）写的11个经卷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藏5个唐人写经，加以测量。“从北京图书馆藏的11个唐人写经中，知道每张纸的长度为42—52厘米（天宝三年的一卷每张长约76厘米可视为特别长除外），阔度为25—29厘米；考古研究所藏的5个唐人写经中，每张纸的长度为45—52厘米，阔度为26—28厘米，都没有超过前举11个经卷每张大小概数的范围”。纸张幅度的大小是衡量造纸技术水平的一种尺度，当然它又是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唐代一般书写用纸大小的具体数据。
对来源可靠、时代可定的古文物进行科学实验，是研究大陆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