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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壁劉莊墓地二裡頭文化時期石棺墓研究

鶴壁劉莊墓地二裡頭文化時期石棺墓研究

張新華(山西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學生)

摘 要:河南鶴壁劉莊墓地共發現11座石棺墓。本文對其形态、葬俗、來源等方面做了考察。依據墓主頭腳立石的數量,将簡化石棺分為A、B兩型,年代大約在二裡頭文化三期至二裡頭文化四期。石棺墓随葬豬頭骨以及肢骨的習俗在其他文化未曾發現,來源還有待研究。石棺的來源不一定有北方文化的因素,嶽石文化也有可能是其來源之一。

關鍵詞:劉莊墓地 葬式葬俗 石棺墓來源

劉莊遺址[1]位于河南省鶴壁市淇濱區大赉店鎮劉莊村南地,該遺址經過先後四次發掘,發現了仰韶時代晚期的遺址遺迹與二裡頭文化時期的墓地。墓地為遺址東中部,共發現該時期的墓葬338座。其中包括有11座石棺墓。報告依據其形态[2],将11座石棺墓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完整形态的石棺,隻有M145一座。第二類為簡化石棺,即在墓主頭腳兩端豎立數目不等的礫石,象征石棺,共有10座。不過報告對這11座石棺墓的讨論僅限于此,并未對其進行深入探讨。是以本文試圖簡要探讨一下這11座墓的具體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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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北岸的劉莊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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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莊遺址出土的陶豆、鬹、爵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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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莊遺址出土的陶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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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墓M145

一、墓葬形制及位置

11座石棺墓,報告已分為完整與簡化兩類。在這裡,依據頭部礫石擺放數量的多少,再将簡化石棺分為A、B兩型。

A型:頭部立一塊礫石,該類型又可細分為兩亞型。

Aa型,腳部隻有一塊礫石,包括M11、M14、M206。

Ab型,腳部有多塊礫石,包括M15、M139、M153。其中M15在其腳立有3塊礫石。而M153隻有兩塊。M139除了腳部立有兩塊之外,在墓主人左腿外側也立有1塊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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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劉莊墓地石棺墓分布示意圖

B型:頭部立有多塊礫石,腳部數量不等。包括 M20、M21、M34、M73。

墓地分為東西兩區,其中A型簡化石棺均位于東區,除了M206與M11,其他4座墓集中分布在一起;B型簡化石棺分布零散,M20與M21分布較近。具體分布參考圖一。

二、出土遺物與墓葬年代

11座石棺墓,發現随葬品的有10座。随葬品包括陶器與獸骨。陶器種類主要有鬲、豆、圈足盤、盤、單耳罐、夾砂罐等(見表1)。A型石棺墓随葬陶器以夾砂罐與單耳罐為主,而B型則是以鬲、豆為主。這一現象并不隻是A、B型石棺墓的差别,整個墓地的人群也分為以夾砂罐為主和以鬲為主兩類。A型石棺墓所在的東區與B型石棺墓所在的西區整體特征就是如此。也就是說,A、B型石棺墓的随葬品種類與其所在的埋葬區域的其他墓葬是一緻的。

表1 石棺墓出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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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耳罐共發現3件,依據腹部形态可分為A型鼓腹 M14:1、M153:1 與 B 型深腹 M11:1。其中鼓腹單耳罐根據腹部的變化可分為I式M14:1,II式M153:1。

豆4件,依據豆盤的形态分為A型斜壁3件與B型碗型M73:2。A型豆依據豆盤深淺分兩式:I式 M21:3,II式 M20:1、M34:1。

鬲3件,根據腹部形态分為A型鼓腹M21:2,B 型垂腹 M145:1。

鶴壁劉莊墓地相對年代的問題,已經有學者做了相關研究。李維明先生把簡報發表的11座墓葬(M11為石棺墓)為分為兩期,第一期年代約與二裡頭文化三期相當,第二期對應年代約為二裡頭文化四期[3]。李學勤先生在《鶴壁劉莊—下七垣文化墓地報告》序中指出,“劉莊墓葬有早有晚,早的以M94、M103為代表,年代約相當于二裡頭文化二期偏早;晚的以M298為代表,年代約為二裡頭文化三期至四期早段。”[4]報告編寫者的意見基本一緻,并認為其年代與李伯謙先生劃分的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中國考古學夏商卷》所劃分的下七垣四期中的一至三期一緻[5]。張翠蓮将劉莊墓地分為三期,分别與二裡頭二期到四期對應,不過她也提到由于材料局限性,分期較為粗略,一些墓葬的年代可能會提前[6]。陳暢也對整個墓地進行了分期,将可确定相對年代的194墓葬(有10座石棺墓也包括其中)分為三期四組。與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白燕文化四期相當。其所劃分的二期與三期都有石棺墓[7]。

本文同意将墓地分為三期的意見并且依據陶器的演變規律再結合整個墓地的分期情況,大體可将出土陶器的10座石棺墓分為三期。

早期包括 M11、M14、M15、M139,這個時期以夾砂罐與單耳罐為主,制作技術較為粗糙,腹部消瘦。

中期包括M153、M21,單耳罐腹部較早期圓鼓,出現新器型豆、鬲、盆等。豆盤深凹,鬲裆部較高。

晚期包括 M20、M34、M73、M145。這個時期夾砂罐底部近圜底,腹部外鼓程度更大;豆盤變淺。鬲M145:1為垂腹鬲,袋足不突出,與墓地其他墓葬出土同類器比較,屬于垂腹鬲的晚期型式。石棺墓的相對年代與整個墓地的年代對應,相當于二裡頭二期到四期。

石棺墓出土的遺物擺放位置略有差異(見表2),不過,總體來看,與墓地其他墓葬的擺放方式和位置并無太大的出入。據報告統計,墓地共有205座墓可以判明随葬陶器的擺放位置,其中有163座墓的随葬陶器位于墓主腳部(其中包括位于小腿的部分),占可判定随葬品相對位置墓葬的79.5%,7座墓随葬陶器位于大腿或者腰部,占3.4%。石棺墓的随葬品的擺放位置與整個墓地的情況是一緻的。

表2 劉莊墓地石棺墓随葬品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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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葬制葬俗

鶴壁劉莊11座石棺墓葬規格相差不多,與木棺的規格基本一緻,隻有M206較小。石棺墓的葬制葬俗與其他墓葬相似,均為單人一次葬。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開口形狀近長方形并不統一,M11、M14、M15、M20、M73、M145 為弧角長方形;M21、M34為口大底小的梯形;M139弧角梯形。開口形狀的不同,與石棺礫石擺放位置有關。

墓主頭向與所在發掘區主體墓向相同,如東區的墓葬中,除M206頭向為北向,其他5座都為東向。西區的5座墓頭向為北向。M206人骨儲存較差,未能辨識葬式,其他10座墓均為單人直肢葬。其中 M14、M15、M139、M145 為俯身直肢葬;M11、M21、M20、M34、M73為仰身直肢葬。這 11 座石棺墓的葬式葬俗與墓地整體并無差別。在空間排列上,也沒有單獨聚在一起,與其他非石棺墓有序的排列。

表3 劉莊墓地墓葬随葬獸骨情況

墓葬中随葬豬骨是比較特殊的葬俗。整個墓地有5座墓葬随葬獸骨(具體情況見表3),其中有3座随葬的獸骨可辨明種屬,包括兩座石棺墓。M14左腿外側有一對擺成M形的家豬肱骨、桡骨;M15右腳外側随葬兩個豬頭骨。

在墓葬中随葬豬的骨骼,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據統計,史前墓葬随葬豬的骨骼以颌骨和頭骨為主,占90%左右,單獨随葬豬肢骨的,不足5%。不過,史前墓葬随葬豬骨的習俗,集中在海岱地區,漢中、甘青等地區,在現今河南、山西,河北地區在整個仰韶時代都不見随葬豬骨的案例,在龍山時代,也比較少[8]。而二裡頭文化的墓葬,也很少有動物犧牲的現象。據李志鵬統計,隻在二裡頭遺址隻有1座墓葬出土有獸牙床;東楊村有兩座墓分别随葬豬後肢骨和兔骨架;東下馮遺址3座窯洞式墓葬中發現随葬有豬、狗、牛、羊等骨頭[9]。綜上所述,石棺中随葬豬骨的現象應該不是本地區的傳統。

先讨論北方地區,據學者統計,夏至早商階段,墓葬有殉牲現象的文化有齊家文化、四壩文化、朱開溝甲類遺存、夏家店下層文化。齊家文化墓葬多以随葬豬下颌骨。四壩文化東區墓葬以豬下颌骨和鹿骨為主,西區墓葬則随葬羊頭,也見豬、狗的骨骼。朱開溝甲類遺存墓葬中,多随葬豬下颌骨。夏家店下層文化隻在大甸子墓地發現随葬獸骨的現象,随葬豬通常是去掉四蹄,随葬軀幹。狗則是主要随葬頭以及四肢。墓葬壁龛内有發現豬趾骨的現象[10]。對比可以看出,北方地區随葬豬骨的現象是以下颌骨為主,而大甸子墓地随葬軀幹的習俗完全與劉莊墓地随葬豬頭以及豬肢骨的現象相反。

而墓葬中随葬豬肢骨與頭骨的現象,在黃河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有所發現,大汶口文化時期,王因墓地[11]、大汶口墓地[12]、花廳墓地[13]等均發現豬頭或者豬肢骨随葬的現象。龍山文化時代,逐漸演變為以随葬豬下颌骨為主。可惜的是随後的嶽石文化的墓葬數量很少,葬式葬俗目前還不清楚。

四、石棺葬的來源

關于劉莊墓地石棺的來源,李維明先生認為是北方文化的因素[14]。李維明先生所言的北方文化因素的墓例是唐山小官莊石棺墓。唐山小官莊共發掘6座石棺,石棺形制是用大小不一的石灰岩石闆砌成四壁,在棺上蓋石闆,有的底部再鋪石闆。劉莊墓地M145的形制的确與之相似。隻是小官莊的年代确是偏晚的,報告指出其年代早于東周 [15]。後有學者将其年代定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偏晚階段[16]或夏家店上層文化偏早階段[17]。這樣看來,小官莊石棺的年代上限明顯晚于劉莊墓地石棺的下限。劉莊墓地石棺來源還是值得探讨的。

1.完整石棺

完整石棺是相對于簡化石棺而言的,劉莊墓地隻有一座M145,由15塊石塊立砌而成,頂部再置4塊石塊象征棺蓋。以下讨論統一将完整石棺簡稱石棺。石棺葬在中國東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區均有發現。東北地區新石器時期就出現石棺墓,以牛河梁積石冢為代表[18]。牛河梁積石冢的形式,通常是一崗一冢,一冢多墓。墓葬的主要形式就是土圹石棺墓,有學者将其分為兩型,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闆或者石塊平砌而成;I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闆或者石塊立砌而成 [19]。不過紅山文化之後的新石器時代的石構墓葬的資料目前發現很少。其流向問題還未解決。東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石棺墓,已有學者做了研究。鄭大甯将東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石棺墓分為老哈河流域,大小淩河流域,遼東地區,吉長地區等四個分區進行探讨,把發現的石棺墓分為分為三種類型,闆石型,塊石型,以及石椁墓。他指出,老哈河流域石棺主要為石塊壘砌,内置木棺,構成石椁墓。大小淩河流域石棺與之相似。遼東地區主要為闆石立砌型,有的還帶有附棺。吉長地區有塊石壘砌和闆石立砌兩種。東北地區青銅時代最早的石棺墓,大約是在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在遼西和遼東地區發現的[20]。

西北地區最早的石棺葬發現在宗日遺址,屬馬家窯文化。宗日遺址共發現8座完全用石闆壘砌的石棺墓,隻有四壁和蓋,無底[21]。景泰張家台半山文化墓地共發掘11座石棺墓[22]。進入青銅時代隻有零星發現,簸箕掌發現3座[23],下海石遺址發現3座[24],這幾處石棺墓的相對年代大約在夏商之際。時代偏晚的遺址中也有發現石棺墓者,不過與本文所讨論相關性不大,在這裡不再贅述。黃河中遊地區也零星發現石棺遺址。最早的發現為元君廟墓地發現了“原始石棺”,其結構為在二層台上鋪設石塊 [25]。陝西石卯遺址發現石塊壘砌的石棺 [26]。與劉莊墓地石棺年代相近的有許坦村遺址共發掘5座石棺墓,石棺四壁用自然石塊壘砌,棺上蓋有大石片[27]。

東北地區、西北地區新石器時期石棺墓結構類似,從目前資料看,應該都是起源本地區,不過石棺墓在這兩個地區都不是主流,而且從新石器時期到夏商時代都有缺環,東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石棺墓最早出現在商周之際,時代比劉莊墓地石棺晚,西北地區和黃河流域中遊地區夏商時期的石棺墓也隻是零星發現,劉莊墓地石棺墓的來源問題還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不過劉莊墓地石棺墓有來源于西北地區文化的可能性。

2.簡化石棺

劉莊墓地除了M145屬于自然闆石立砌的石棺之外,其他10座為簡化石棺。其中東區的6座為A型,西區的為B型。與劉莊墓地簡化石棺的結構相似的墓葬在黃河下遊地區的嶽石文化墓葬中有所發現。山東章丘馬安遺址共發現兩座嶽石文化墓葬,其中一座墓地在頭腳兩端各有一塊石頭;長島縣陀矶島大口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以及嶽石文化的墓葬中,有墓主頭部或者其他部位有覆寫石頭行為。

東北地區則年對偏晚。吉林猴石山遺址發現兩座簡化石棺,年代大約在春秋時期,同樣也是在墓主頭腳兩端擺放少量石塊。劉莊墓地A型簡化石棺年代早于完整劉莊墓地,是以簡化石棺并不是由完整石棺演化而來。與劉莊墓地時間相近且結構類似的簡化石棺墓目前隻見于嶽石文化,這為劉莊墓地石棺的來源提供了另一種思考。

五、小結

本文就劉莊墓地石棺墓形态,年代,葬俗以及來源等方面做了簡要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劉莊墓地石棺随葬陶器與葬俗方面,除卻葬具的不同,與其他墓地并無差別。

2.石棺在墓地早期就開始使用,延續到晚期,最早出現的是A型簡化石棺。

3.石棺中随葬豬骨的葬俗,起源于本地的可能性很小,與北方文化的随葬習俗也不同,其來源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石棺墓的來源目前還不能确定,東北地區與西北地區的文化均有石棺墓發現,黃河流域中遊地區也有零星的石棺墓遺存,而且墓地最早出現的A型簡化石棺目前在其他地區發現較少,很難說明劉莊墓地的石棺墓具體來源于何種文化。

參考資料:

[1][2][4][5]河南省文物局《鶴壁劉莊—下七垣文化墓地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2年。

[3][14]李維明《河南鶴壁劉莊先商文化墓地初析》,《東方考古》(第六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

[6]張翠蓮《劉莊墓地的埋葬格局》,《華夏考古》2018年第 6期,85~92頁。

[7]陳暢《鶴壁劉莊墓地分期與年代研究》,《華夏考古》2019年第3期,67~74頁。

[8]羅運冰《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科學出版社,2012年。

[9]李志鵬《二裡頭文化墓葬研究》,《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二裡頭文化專題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

[10]包曙光《中國北方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

[12]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博物館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3]南京博物院編《花廳——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5]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關的遺物》,《考古學報》1954年第 1期,77~86、154~159頁。

[16]鄭紹宗《中國長城地區帶石棺墓之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17]胡金華《河北地區石構墓葬制的初步研究》,《河北省考古文集》,428~435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

[18]朝陽市文化局、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遺址》,學苑出版社,2004年。

[19]曹陽《遼甯地區紅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20]鄭大甯《中國東北地區青銅時代石棺墓遺存的考古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21]陳洪海、王國順、梅端智、索南《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 年第 5 期,1~14、35、97~101頁。

[22]韓集壽《甘肅景泰張家台新石器時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 3期,180~186、213~215頁。

[23]吳平《民和縣古文化遺存調查》,《考古》1993年第 3 期,193~211、212~224 頁。

[2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蘭州紅古下海石: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8年。

[25]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科學出版社,1983年。

[26]魏世剛《陝西神木石峁遺址調查試掘簡報》,《史前研究》1983年第 2期,92~100、189~191頁。

[27]高禮雙《太原市南郊許坦村發現石棺墓葬群》,《考古》1962年第9期。

原載《文物世界》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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