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勾連渦紋彩陶研究

勾連渦紋彩陶是由上下平行的三角形底座上角沿長出支叉，支叉上下不閉合且反向對稱，底座三角橫向相連，橫向帶狀分布；或者由月牙狀葉片構成的相向而對的雙勾渦狀，反向對稱的雙勾底座或平，或斜向，或根本沒有底座，且圖案間往往間隔有弧線三角紋、花瓣紋、“工”字形紋、“人”字形紋和圓點紋等圖案的彩陶紋飾。根據勾連線條的月牙形狀及對稱方式，可以把勾連渦紋彩陶分為A、B兩類（圖一）。A類盛行于紅山文化中晚期，B類則流行于西陰文化，分别是兩類文化的典型彩陶，并少量見于大緻同時期的以大溪文化為代表的其他文化之中。

圖一 大溪文化勾連渦紋彩陶分類

1.大溪（M114:1）、2.雕龍碑（T2314A:121）

大溪文化是分布于西起瞿塘峽東口，東到武漢一帶，南達洞庭湖周圍，北抵荊山和大洪山南麓，主要區域在長江中遊的兩湖平原地區，中心區在江漢平原西部一帶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根據大溪文化分期研究，可分為發展序列明顯的四期遺存，其中大溪文化A類勾連渦紋僅見于屬于第三期遺存的大溪遺址的M144:1，表現出三角底座一端延伸二支叉，支叉頂部上下壓在支叉上，并稍顯閉合；M144:2的上下支叉線條反向對稱，二支叉完全不閉合，且支叉外側各有一弧線。在同屬第三期遺存的桂花樹、關廟山、楊家灣等遺址中表現出底座三角的開始萎縮，支叉呈完全閉合的趨勢明顯（圖二）。B類勾連渦紋僅見于屬于雕龍碑第二期遺存的T2314A:121，表現出由勾葉、凹邊三角、圓點、變體“工”字形紋組成的連續帶狀圖案，三角一端延伸線上下對稱呈渦狀（圖一，2）。此外，大溪文化彩陶器類主要有釜、罐、豆、壺、碗、曲腹杯、器座、盆、筒形瓶等，以花瓣紋、網格紋、弧形三角紋、繩索紋、平行線間對頂三角紋等彩陶圖案為特征，并不具備演變成大溪文化勾連渦紋的紋樣基礎，是以要探讨大溪文化勾連渦紋的來源還應該放在時代相近的周邊文化上。

圖二 大溪文化A類勾連渦紋彩陶

1～2.大溪（M114:1、M114:2）、3～4.關廟山（T34:6、T34A:51）、5.桂花樹（原報告編号圖九:5）、6.楊家灣（T47:10）

如上文，大溪文化A類勾連渦紋有上下平行的底座三角，而此底座是延長三角一端橫向延伸形成若幹個勾連的排列，并由三角頂角長出支叉。依照這個思路，在大緻同時期的黃河流域屬于西陰文化早期階段的廟底溝遺址内發現了一種原報告稱為“帶白色陶衣和黑彩并用”，即具有上下三角底座頂端伸出支叉并反向對稱的彩陶紋飾，其連續橫向排列，與大溪遺址的差別僅為前者上下兩排支叉反向，後者則兩排支叉外側多一條對稱弧線，推測後者是前者的變體。結合大溪文化出土的帶有西陰文化風格的陶器器型與紋飾，以及作為強勢發展期的西陰文化給予的傳播背景和影響擴張，它們之間具有直接交流和借鑒的可能性。大溪文化A類勾連渦紋彩陶來源于西陰文化是可能性極大，既符合文化的發展與互動趨勢，也适應紋飾交流演變的規律。此外，西陰文化與大溪文化的勾連渦紋具有相同的紋飾發展背景，即兩種紋飾均不是本土起源，也沒有紋飾演變基礎，更不是主流紋飾。若想要尋找其最終源頭，則需要将視角投向東北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那裡的勾連渦紋出現更早且非常盛行，演變脈絡也十厘清楚，并且是A類勾連渦紋彩陶傳播和發展的中心。是以，西陰文化A類勾連渦紋因是受來自遼西紅山文化影響的結果，表現出與來自屬于紅山文化胡頭溝遺址内的筒形器彩陶高度的相似性，不排除是直接進行交流的可能性（圖三，1～3）。此外，B類勾連渦紋具有明顯的西陰文化風格，表明其與來自西陰文化元素的聯系，很明顯是同西陰文化進行交流與互動的産物，與黃河流域中遊地區屬于西陰文化早期的北陽平遺址中的彩陶盆H3:17具有相同的構圖方式和母題元素（圖三，4～5）。

圖三 大溪文化、西陰文化、紅山文化出土勾連渦紋彩陶

1.大溪（M114:1）、2.廟底溝（原報告圖版八:10）、3.胡頭溝（原報告圖5:2）、4.雕龍碑（T2314A:121）、5.北陽平（H3:17）（1、4，大溪文化；2、5，西陰文化；3，紅山文化）

文化分期研究表明，紅山文化A類勾連渦紋産生并盛行于中晚期，絕對年代在距今約6000至5000年；西陰文化B類勾連渦紋發展并流行于早晚階段，絕對年代在距今約6000至5000年。是以，可以推斷大溪文化A、B類勾連渦紋出現的時間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與整個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勾連渦紋彩陶産生、發展、消亡的過程是一緻的。大溪文化A類勾連渦紋是具有本地特色的變體勾連渦紋發展的紋飾，絕對年代在距今約5645至5505年；B類勾連渦紋因其所在的雕龍碑第二期遺存的文化性質較為複雜，通過相關研究成果可知，其文化性質大緻屬于大溪文化的二、三期之間，相對年代要早于A類勾連渦紋出現在大溪文化的時間。結合大溪文化A、B類勾連渦紋的傳播路徑，可以發現同為西陰文化勾連渦紋彩陶向南的影響力擴張，B類勾連渦紋在西陰文化早期階段就出現在南方漢江平原的雕龍碑遺址，與土著文化共存，保持了紋飾原有的構圖與風格；而稍晚一步的A類勾連渦紋更是在空間上向南、向西擴散，距離更遠，進而與紋飾原貌産生了較大的差別。上述現象表明西陰文化對外影響力随着輻射範圍的擴大，以及土著文化的逐漸強大，使得其文化滲透力呈衰減的趨勢，從絕對主導向逐漸适應土著文化發展。此外，西陰文化中發現的A類勾連渦紋明顯具有紅山文化勾連渦紋發展完全成熟後的特征，表明其出現時間至少在紅山文化中期以後。大溪文化勾連渦紋彩陶的傳播與交流從很大程度代表了各考古學文化進行交流與互動的路線和通道，主要分為南北兩個交流管道，其中A類勾連渦紋彩陶的交流，是以所謂“Y”形文化帶産生的文化擴張來到黃河流域，這也是能夠在廟底溝遺址發現具有典型紅山典型彩陶的原因所在。而大溪文化因其陶器形制、彩陶圖案等文化現象表現出與西陰文化密切的關系，尤其是B類勾連渦紋在雕龍碑遺址中的發現，充分展現了随棗走廊作為重要的陸上交通道路，連接配接起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為南北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便利，也為大溪文化産生A、B類勾連渦紋彩陶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勾連渦紋彩陶從北向南逐漸擴充影響的同時，也是西陰期紅山文化強勢崛起、西陰文化迅速擴張，以及大溪文化吸收包容的變化時期，勾連渦紋彩陶的廣泛發展和交流展現了在大融合、大聚變的文化發展形勢下，文化之間具有強烈的文化互動，生動展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各文化變化的态勢與局面。

注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 新石器時代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李文傑：《大溪文化的類型與分期》，《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四川省博物館：《巫山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松滋縣桂花樹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76年第3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枝江關廟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楊家灣》，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棗陽雕龍碑》，科學出版社，2006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裡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

方殿春、劉葆華：《遼甯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年第6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靈寶市文物保護管理所、荊山黃陵管理所：《河南靈寶市北陽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7期。

張星德：《紅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

餘西雲：《西陰文化：中國文明的濫觞》，科學出版社，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棗陽雕龍碑》，科學出版社，2006年；趙冰竹：《油子嶺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17年。

郭大順：《從“三岔口”到“Y”形文化帶——重溫蘇秉琦先生關于中華文化與文明起源的一段論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西陰期紅山文化目前僅指相對年代與西陰文化一緻的紅山文化遺存，即紅山文化中期。

圖文：李能交

責編：董永嘉

編務：劉 微

稽核：林必忠

作者簡介：李能交，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轉載自：重慶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