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茂飛是一位美國建築師，在建築史中，他或許“寂寂無名”，但他是與中國淵源最深的一位美國建築師。從清華園裡的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和體育館，到燕園的博雅塔和貝公樓，到南京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将士公墓和金陵女子大學（今南京師範大學随園校區），到上海的複旦公學（今複旦大學）、大來大廈和聖瑪利亞女校（張愛玲母校），到長沙的湘雅醫院及醫學院早期建築，到福州的福州協和大學……在中國的二十幾年間，茂飛設計的建築遍及大江南北。
茂飛提倡的“中國建築的适應性”和“中國建築的複興”，對中國近代建築産生了特殊的影響。他的建築理念深深影響了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築業中國》，較原文略有删減。
原文作者 | [美]郭偉傑
摘編 | 徐悅東
《築業中國》，[美]郭偉傑著，盧偉譯，文化發展出版社2022年1月版。
1933年，56歲的茂飛步入了自己中國職業生涯的黃昏階段。兩年後，他退休傳回美國，在自己設計的家中（位于康州布蘭福德的基拉姆角）度過了餘下的十九年時光。在上海生活的最後三年裡，茂飛過着一種孤獨卻并非離群索居的生活。他在外灘附近租下了一間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并置備了一條舢闆船，和朋友分享揚帆遠航的樂趣。他偶爾還在房地産投資公司兼任建築顧問，幫助他們在拟開發的地塊上設計一些外國人住宅。
大部分時間中，他的工作基本上隻是挂了一個名字而已，偶爾才會去那個雇傭了四名繪圖員的小辦公室看看。在事務所的雇員中，有一位年輕不羁的美國建築師埃德蒙·培根。培根受到了茂飛很多的影響，尤其是他對中國傳統建築設計的價值解讀。盡管茂飛從未得到大多數外國建築師的關注，但他仍跟多位中國建築界人士保持了很好的關系，例如趙深和陶桂林。前者是當時（由華人創辦和經營的）上海兩大建築事務所之一的合夥人；後者則是馥記營造廠的創始人，該公司不僅承建了茂飛設計的南京靈谷寺陣亡将士紀念塔，也是中國各地大量重要建築作品的營造商。在返美前的最後幾年裡，中國朋友們還親切地稱他是“一位讷言敏行的人”。
1935年，五十多名業内好友（大部分都是華人）應邀參加了陶桂林為茂飛舉辦的餞行宴會。在陶桂林發表完熱情洋溢的贊美緻辭後，這位美國建築師詳細地回顧了他在中國的職業生涯。
茂飛提到了自己希望在中國達成的兩個目标：做一名負責任的建築師，探索中國建築的奧秘；這樣一來，他才能夠更有效地投身到設計工作之中。茂飛特别提到了幾個他自認為最滿意的作品：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和南京陣亡将士紀念公墓。茂飛對建築界友人給予他的幫助表示了感謝，他為此受益匪淺。他還強調說，他深信中國的建築轉型一定能夠取得成功。然而，漫長的中國歲月也使他力倦神疲，他渴望傳回故土家鄉，他相信他的朋友們都能夠了解這一點。茂飛沒有提到自己窘蹙的财務狀況，他恭順地接受了陶桂林的盛情邀請，幫他支付了返美的船費。幾天後，他踏上了前往紐約的旅程。
歡餞茂飛建築師返美留影（他坐在後排的中間位置），上海，1935年春。
這些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以及亨利·茂飛傳奇般的經曆，引發了對他遺産問題的讨論。今天又應該如何去評價茂飛的作品？茂飛那些古典複興式建築作品，從未使他在經濟上變得富有。
然而，在他離開以後，這位美國建築師在中國的職業地位卻常常遭到他人的誤解。例如，一位傳記作家曾将茂飛稱為“美國最傑出的建築師之一”；很明顯，這位作家更關注他作為美國建築師協會會員的頭銜，而忽略了茂飛在美國建築界寂寂無聞之事實。茂飛顯然在他的職業領域中占據着一個不高不低的位置，但又應該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将他準确地定位出來呢？
以下列出了考量茂飛遺産的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通過追溯茂飛身後的相關文獻資料，回顧當代建築評論中的三種趨勢：在中國出版發行的中、英文期刊，以及大量從教會或其他類型刊物中選取的案例，它們能夠反映出建築發展的趨勢。衡量茂飛影響力的第二種方式，便是對幾位相同時代中國建築師的職業生涯進行一番簡要的考察。第三，茂飛的影響還展現在後來的建築師們在适應性建築實踐的多輪探索之上：在1954-1960年和197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以及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台灣。這些案例表明，作為茂飛“畢生事業”的适應性建築問題一直都未得到解決，并引發了中國建築師們無休無止的争鋒與論戰。
01
茂飛之遺産：
“适應性改造”如何影響了中國現代建築？
1933年，《中國建築》雜志創刊，旨在為中國建築師建立一個書面讨論建築理念的平台。考慮到《中國建築》的辦刊宗旨，也難怪這本雜志會較少去關注亨利·茂飛或其他那些外國建築師了。《中國建築》隻是在第一卷第一期介紹呂彥直的履歷時，唯一一次提到了茂飛的名字；茂飛不僅在紐約幫助了呂彥直，還傳授給他成功改造中國傳統建築的方法，最終成就了呂彥直在兩座中山紀念建築和部分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的設計。《中國建築》首發刊在頌揚呂彥直的同時，還含蓄地将亨利·茂飛視為前者的雇主和建築導師之一。
《中國建築》所具之重要意義，在于它将大批新生代中國專業人士的思想、圖紙和模型，以高品質的印刷版面的方式推上時代舞台。《中國建築》進一步在更深層次上推動了這場建築上的變革，茂飛本人也覺得自己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因為它為那些弱勢的少數派們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工具，而這個群體的人數從1926年的7人增加到1933年的50多人。
這本雜志以高品質的圖版刊登了許多“适應性改造”的設計案例，這種日益蓬勃的現象，也正符合茂飛對其離開後中國建築行業未來發展之期待與願景，這些案例包括：中山紀念建築（中山陵及中山紀念堂），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樓，南京國民政府建築，以及一些散落在廣州到北京之間的特殊個案。這本雜志成為中國建築師開始自發呼籲并倡導實作“中國建築之現代風格”的論壇。雖然這種風格并非亨利·茂飛之願景的全盤再現，但無論如何，《中國建築》給大家創造了一個接納各方對話、讨論、分歧和發展的空間。此外，這本刊物還讓中國的建築師們感到，他們也是這場不斷演變狀态下的“現代建築”運動之合理組成。
亨利·茂飛舊照。
究竟有多少“專業”建築師參與其中，又有多少人跟茂飛有關聯？另外，茂飛施加的影響又是如何在這些人身上得以延續？結合已經展開的期刊研究，或許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加以考察：由于茂飛曾在自己退休前向中國建築師發出了建築本體意識上的挑戰，是以他的重要性至少可以部分地從那些中國建築師身上看出端倪。那麼，這些中國建築師們又是如何回應茂飛發出之挑戰呢？
答案似乎很簡單：通過多種不同的方式。中國建築師對茂飛這位抛棄了早先（在美國大學接受）的建築學專業訓練、轉而在中國開展實踐的美國建築師，持有多種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徹底忽視了他的存在，也是以放棄了将中國建築作為一種有價值之傳統去深入研習的機會。而那些同茂飛有過合作或共事經曆的建築師，自然都成為茂飛的擁趸。
還有一些人雖然知道茂飛，但他們卻小心翼翼地同這位主要受教會委托模仿中國建築的建築師保持距離。他們認為，中國建築師理當利用自己的傳統，但必須尋求一種新的中國建築方法和風格。最後，還有一些人從建築學術的角度出發，通過對中國傳統建築進行實物調研和勘察，進而獲得了新的靈感。正是最後這個群體，将自己的學術笃愛進一步發揚光大，最終催生出一個緻力于研究中國建築史的新學科。
清華大學禮堂，亨利·茂飛設計。
是以，亨利·茂飛的獨特性不在于其雇傭了華人建築師。雖然早在1920年之前，他便為茂旦洋行東方事務部招聘來一些剛剛畢業不久的中國年輕人，但茂飛顯然是從美國建築專業的畢業生名單中，将這些屈指可數的中國學生精心地挑選出來。這些雇員中，除了那位鼎鼎大名的呂彥直，還有1923年入職的李錦沛。基督教青年會建築處後來在1927年将李錦沛聘回中國工作，後者接手完成了呂彥直在廣州設計的中山紀念堂，成為“第一代”中國建築師中最為成功的人物之一。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記載了茂飛在紐約雇傭中國繪圖師具體情況的資料留存下來。然而，茂飛在中國與那些留美畢業生的合作，卻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好地記錄下來。例如第一位畢業于美國建築學專業、回國後任清華大學駐場建築師的莊俊（1914年畢業于伊利諾伊大學），便是茂飛在中國的第一位雇員。1925年，莊俊從北京來到上海，開設了自己的事務所。雖然莊俊偶爾也會刻意回避使用進口的建材和施工方式，但他的設計作品（大多是華東地區的銀行）既沒有反映出茂飛在風格上的影響，也沒有證據表明，莊俊在移居上海之後仍繼續跟茂飛保持着合作關系。
茂飛與中國同行之間最為确鑿的合作發生在南京“首都計劃”的背景之下。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中的四位：趙深、範文照、童寯和楊廷寶（都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友），均在某些未知的背景下，受邀開始在南京設計一些政府大樓，而這些建築物大都是茂飛擔任國民政府建築顧問時謀劃确定下來的。趙深和範文照可能是在受聘為首都建設委員會顧問時，第一次在南京見到了茂飛。早在美國求學時，他們兩位便是同班同學（1919-1921）。範文照于1922年回國，進入一家外國事務所工作；趙深則先在費城和紐約工作，後來于1923年啟程經歐洲旅行考察後傳回上海。1927年，趙深和範文照創辦了華蓋建築事務所，這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國人自主經營的建築事務所。兩年後，他們已經積累起足夠的行業聲譽，因而接到委托在新首都啟動一些大型建築項目的設計工作。
茂飛成為這對搭檔共同的好友。早在合作設計靈谷寺塔（國民革命軍陣亡将士公墓内）時，茂飛便和趙深相處得頗為融洽；而在茂飛離開南京後，趙深仍定期赴上海拜訪茂飛的小事務所；直到1931年，當趙深肩負上海新市民中心之建築設計重任時，他依然熱情地将茂飛介紹給他的中國同僚。跟前者不同的是，範文照與茂飛很快便在設計理念上達成了共識。他們會面後不出兩年的時間，範文照就被譽為“在中國現代文藝複興運動中，振興中國古典建築的先驅者之一”。
範文照将茂飛的建築語言、法則等融入自己的設計，通過廣州市府合署和南京中央政府部委大樓等實際作品，力圖在中國開辟出一條新的建築道路。例如，茂飛曾在1928年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有人告訴我……中國建築無法複興成為今天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為它們無法滿足現代的功能需求和結構标準，并儲存下基本的美學品質；換句話說，中國建築仍隻能被視為一種純考古學的研究對象。”
後來，範文照在1933年将茂飛上述的言論進行了一番修正：“中國正日益恢複她在建築學上的肌體和心智。一小群人（‘他們尋求帶來新與舊的最佳組合體’）已經證明了中式風格建築所具之威嚴與壯麗，它不僅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更是一種鮮活的建築風格，完全能夠維系下去并滿足現代中國之需求。”範文照、趙深和茂飛都是這個小團體中的關鍵人物，而茂飛直到退休多年後，依然對這兩位中國人贊譽有加，并稱他們為一流的建築師。
02
“第一代”建築師們對茂飛的反思
盡管茂飛從未在正式的文字中有所表達，但他可能也感受到自己與童寯（華蓋建築事務所合夥人之一）和楊廷寶（基泰工程司負責人之一）在建築上的糾葛。童寯和楊廷寶都參加了1935年（《建築月刊》曾報道的）那場為茂飛舉辦的歡餞宴會；在1930-1940年代，他們兩人都緻力于解決一個（早先在賓大求學期間便遇到過的）棘手的問題——如何用創造性的設計來融彙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古典主義”。傳教士通過建築進行文化調和的嘗試——茂飛當然也身陷其中——有時會成為“第一代”建築師們批評的對象。
例如，童寯曾在1937年寫過一篇精彩的文章，他認為有必要超越風格上的裝飾，将注意力集中在結構的重要性之上，去創造一種新的中國建築，這将成為中國對20世紀世界建築之貢獻。童寯在《建築紀事》中，闡述了才華橫溢的中國建築師在茂飛之後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他用一個與衆不同的類比展開他的論述。
當下的中國建築往往讓人聯想起關于“豬尾巴”（指辮子）的傳說……雖然它看起來很别緻，但卻毫無用處，（辮子）也逐漸從屈辱的象征演化為個人的驕傲。同樣風景如畫和古色古香的還有中國寺廟的屋頂，常常被借用并放在一座現代建築之上：曾經是一種無可回避的罪惡，後來卻成為中國建築的主要特色……這些套在時建立築上部的中式屋頂，看起來就像戴上了一條累贅而多餘的“豬尾巴”。
随後，童寯還拐彎抹角地提到了茂飛和其他一些未具名的建築師。童寯認為他們背離了當代建築訓練（源自法國巴黎美術學院）的一項基本原則——即建築的平面和立面之間應該維持一種直接的對應關系。
童寯舊照。
在所謂“中國古典建築複興”之事業上，已經靡費了太多驕矜誇耀的話語。如果說，這種複興僅僅隻是給工廠戴上一頂中國廟宇式屋頂的話，那麼在一個死人身上加上一條“豬尾巴”便足以使他起死回生！這種做法的早期嘗試大多局限在教會的學校和醫院上，此類建築物往往會對（建築）門外漢們産生一種浪漫的吸引力；對他們來說，最能展現中國古典建築之燦爛與輝煌的部分，莫過于那些色彩鮮豔的反曲屋面了。
然而，在建築師看來，中式屋頂向來都是一種頗為實用的設計手段，便于他施行立面上的“整容”手術。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他可以先根據每一項現代的要求來安排建築的内部空間，然後借用一個中國式的屋頂來完成外觀形象的設計。
令童寯大為光火的是，某個抓人眼球的符号，或是他眼中“平庸的仿古擺設”，竟然被人們誤以為是富有創意的建築。童寯認為，若要在中國創造一種新類型的建築，就必須抛棄以往在形式上對雙坡出挑屋面的依賴，承認“國際風格”已經“來到并紮根”于中國，進而運用童寯本人從費城的保羅·克瑞那裡學到的經驗，去開展有品質的設計實踐：
無論一座建築的外觀是中式或現代，它的平面隻能通過一種方式生成：根據所能獲得的最新知識去科學、合理地安排各個房間。是以，立面作為從平面衍生出來的産物，隻能是現代主義的。任何試圖賦予它地方“特色”的嘗試，都需要開展針對性的學習、研究和創新。
童寯在這裡論述的，亦是茂飛本人在中國實踐二十多年後所學到的經驗，即将舊傳統融入建立築之中，或者說将新生命注入一個已經淪為 “純粹考古學”的建築傳統之中，這至少需要一代人畢生的努力方可有希望達成。
03
茂飛與梁思成
也許沒有任何人的職業生涯比梁思成更能展現這一追求了，他是20世紀唯一一位能與呂彥直媲美的中國建築師。與其說是一名職業的建築師，梁思成更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曆史研究者。他畢生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啟發了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和後來衆多的追随者。他引導人們重新關注一本重要的建築論著——北宋官員李誡在公元1103年編撰的《營造法式》，該書的抄本于1920年被發現并重印。他不僅協助創辦了東北大學（沈陽）的建築史課程，還在1931-1937年間，聯合其他學者共同主持了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該學會成立于1930年，在1930-1937年間出版了一份重要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0年2月，在營造學會的開幕式上，創始人朱啟钤用一段充滿希望的話語作為自己演講的結束語：
我們越往前走，越覺得中國建築研究絕非吾人之私産。東方的鄰居幫助我們儲存下古老的建築執行個體，并沿着同樣的路線進行了艱苦的研究；西方的朋友為我們提供科學之方法，分享他們在該領域之發現。
亨利·茂飛是朱啟钤所謂營造學社的朋友之一嗎？即便是也隻是間接的。盡管茂飛與中國營造學社所宣稱的目标看似一緻，但他并沒有見過梁思成本人，也從未以任何方式與營造學社合作過。他們之間的關系，宛如兩根置身于同一塊布料上的絲線，各自蜿蜒伸展卻從未交織在一起。其中部分原因或許是茂飛更接近于一名商業建築師，而非一位學術研究者；他将考古學的方法融入對建築物的精确曆史研究之中。寫出下述評論的茂飛必然不會得到梁思成較高的評價：
我本人一直将中國建築之研究視為一個鮮活的生命體，放在當下的實際問題中去考量；它并非那些純粹考古學研究的對象，隻能激發一些學術圈的興緻與愛好罷了。此外，我必須承認，我對那些機巧的理論全然不感興趣。例如，試圖說明中式屋面的飛檐翹角反映了早期遊牧部落帳篷的曲線輪廓，或是舞者旋轉飄逸的裙裾等等。我們又是為什麼，在中國古代工匠認為彎曲比直線在形式上更為優美之外，仍執著地為反曲屋面尋求更多的解釋呢？
梁思成認為，其目的在于揭示美麗背後的真相。
04
茂飛對傳統做法提出了質疑，
并激發了未來的變革
從同時代中國建築師對他的評價中可以發現，茂飛并未從許多中國人的内心深處漸行漸遠。除了呂彥直之外，茂飛還是20世紀中國建築史上一些最為傑出之人物的雇主、設計夥伴或美學盟友，他們包括：莊俊、李錦沛、趙深、董大酉、範文照，童寯和楊廷寶。但是，就像無法将這些留美建築師後來的設計歸功于保羅·克瑞或其他任何一位美國建築學教授一樣，說茂飛是激發這些建築師設計創造力和多樣性的唯一源泉，不僅具有誤導性，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茂飛跟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中的大部分人物其實并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接觸。除了茂飛本人之外，還有陳植、劉敦桢，包括那位最知名的梁思成先生，他們都是“第一代”建築師中自主開展高品質建築實踐的重要人物。這些人士開展的實踐及研究表明，至少在1935年，相對新興的中國建築行業已經吸引了大批的專業人才投身其中，并顯露出豐富的多元化特征。雖然茂飛早在1928年便曾設想，這樣一種“适應性”建築勢必會通過一場“戰役”取得勝利，但他卻無法預知這場“戰役”終将經曆多少次的轉折與反複， 也難以揣度究竟有多少新生的建築師會加入這場“戰役”之中？
1920年代亨利·茂飛及其同僚設計的前金陵女子大學。
相關證據表明，建築的“适應性”其實是一個動态的概念，它不僅随着中國建築的具體特征、元素和類型而發生改變，還取決于究竟是誰主導了這個過程，又采用了何種的材料和方法。茂飛的成功在于他對傳統做法提出了質疑，并激發了未來的變革。同樣地，中國的建築師也将傳統推到了新的高度，他們有時會不經意地卷入這場由茂飛引發的探索：讓過去的建築邁入更有意義的建築學未來。
中國建築之未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義的？如果這個問題的結論是肯定的，它又對哪些人具有意義？迄今為止，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清王朝覆滅後不久，亨利·茂飛便來到中國開始自己的建築實踐，在國共雙方的鬥争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結束。正是經過茂飛那輩人在設計和建造上的先行探索，在過程和結果上長期以來的孜孜以求，中國終于以革命性的方式适應了新的現實。
然而，遽然而至的戰争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嚴峻挑戰。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中國首先竭力抹平那場戰争帶來的創傷，然後試圖從動蕩的社會中找到平衡。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的城市環境迎來一場大規模的轉變與更新浪潮：從四合院到高樓大廈，從自行車到機動車，從後院的火爐到遍布街頭的網吧，而茂飛的“适應性建築”也逐漸成為這場建築傳奇的一個注腳。
這場建築上的傳奇至今仍未被人們所充分了解。諸多中外建築師、建築商、工程師、城市規劃者和其他建築從業人員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工作和影響，才剛剛開始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在此研究方向上，本書邁出的僅僅隻是有限的第一步而已。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 越來越多的學者紛紛投身這一領域，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并在不同層面上就自己的觀點發出聲音。例如，清華大學的汪坦和張複合教授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建立了一個緻力于中國近代建築史（1840-1949）研究的專業機構——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會，繼而在不同的城市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會議，推動那些在此領域有研究的學者進行溝通與交流。
與此同時，研究中國城市史的學者們也組織了多場與該領域相關的會議，并出版了相應的學術刊物。在過去的15年裡，越來越多的中國和海外學者都開始對這場時代的變革進行深入的探究，這個建築上的傳奇也是以越來越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某些人試圖揭示當年（茂飛建築實踐前後）中國建築界諸多重要人士的獨特意義之時，更多的人卻在參與拆除那些曾經見證了這段曆史的建築實物遺存。縱然是最為遲鈍的觀察者，都能直覺地體會到當下中國城市的面貌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在20 世紀80年代初開始并不斷加速的新一輪建設熱潮中，某些相對完整的街區和社群遭到了徹頭徹尾的破壞。伴随着新一輪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世紀之交中國城市“适應性建築”的面貌更多反映在那些建立的高層住宅和商業大廈身上。在某些人看來，這些案例展示出中國巨大的建設成就，無疑是值得肯定和稱贊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裡，它們卻是在形式、材料和文化上流于媚俗的拙劣赝品。而對這些變化之内在動因和外在影響的分析研究，目前才剛剛開始起步。
盡管越來越多的中文期刊、會議和其他活動都在嘗試鼓勵人們對建築進行更有意義的讨論，但大部分中國人對他們身邊發生的建築巨變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緘默。正如20世紀初期那些建築界前輩一樣，今天中國建築師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要靈活、變通、探索和綜合地尋找中國式高品質建築設計的新方法，以回應具體的功能需求、空間預設和中國身份（文化）認同。
此外，對所有中國建築的觀察者和評論家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便是如何評價從過去到當下的一系列真實建築圖景，它們在概念上遠比人們眼裡看到的更為豐富。茂飛的作品為還原這場曆史圖景提供了一套富有啟發性的案例集合。是以他的中國實踐成為一個有益的研究跳闆，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當年的工作背景，還能夠揭示其背後中國建築、文化、社會和政治之間盤根錯節的互相關系。盡管這些問題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茂飛的個人能力所能掌控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