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孔範今，文學史家，1942年生于山東曲阜。196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悖論與選擇》《走出曆史的峽谷》《重構與對話》《近百年中國文學史論》等，主編有《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讀中國》《百年大潮汐——20世紀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文錄》《中國現代新人文文學書系》等，合作主編有《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2021年3月，孔範今先生的兩部新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這是老伴去世前囑托他一定要完成的著作。如果不是客廳朝陽窗下的那幾盆綠植漸抽新枝，如果不是窗外傳來布谷鳥的聲聲啼鳴，當時因腿疾數月未出門的孔範今，幾乎沒有注意到暮春時節已經到了。布谷鳥歸來時，老人心中又惦記起遠方的弟子們。4月23日，山東大學為孔老舉行《人文言說》《舍下論學》新書釋出暨孔範今文學史觀學術研讨會，“孔門”弟子再次相聚，圍坐在老師身邊，就像回到了當年的課堂——那是他們學術之路啟程的地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及文學史研究領域思潮跌宕。在每一個學術史書寫者的筆下，這個大放異彩的時期總是繞不過“孔範今”這個名字，更繞不過這位文學史家的一系列具有奠基性的著述。比照之前的諸多“大部頭”著述，孔老的這兩部新著雖然是兩本小書，卻延續乃至深化了他一直以來關于現當代文學史的人文主義言說。“人文”兩個字無疑是孔範今樹立自己獨特文學史觀的方向标，而學術曆程的起點卻來自他對于人類生存與情感的深刻體驗。
這一切，都要從孔範今成長的記憶說起。
“一件小事”與“兩個小人物”
出生于曲阜，又姓孔，記者難免好奇，孔老的身世與著名的孔氏家族是否相關。面對記者的疑問，孔範今坦言，“我是孔子74代孫，這是千真萬确的。老家就挨着孔廟”。孔範今的父親在當地是小有名氣的畫家，然而到他出生時，家道已日漸中落，乃至窮困無以繼日。身在書香門第的孔範今本應受到良好的教育，卻打小就不得不忍饑挨餓，備嘗辛酸。6歲時的一次經曆，不僅深深刻在了孔範今的記憶裡，也刻在了他的生命裡。
那年曲阜大旱，很多人家吃不上飯。對孔範今一家而言，同樣是雪上加霜。無奈之下，孔父背着年幼的孔範今到臨近村落讨飯求生。走過一戶農家小院時，父親試着叩了叩院門，除了小聲念叨着“請您行行好吧”，這位老知識分子并不願多說一個字。時隔多年後，當孔範今讀到詩人陶淵明在類似處境下所寫的那句——“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時，他對父親當時的羞于啟齒就更多了份了解，這是一個窮困書生無奈的窘迫，也是最後的矜持。
“給父親開門的是一位中年婦女，把我們迎進院子。院中三間北屋，一間小廚房，門裡牆角砌了個小爐竈，架着鐵鍋。”這個畫面在孔範今的記憶裡是如此的清晰。“這時，鐵鍋的水燒開了，婦女往鍋裡撒着面粉。爐竈旁邊站着一個和我年紀一般大的小女孩。”過了一會，面湯的香味飄了出來。婦女看看女兒，又看向孔父，接過他手中的碗，遞回的碗裡盛滿了面湯。孔父連聲道謝，而一邊同樣饑餓的女孩看着母親的行為，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孔父剛準備将手中面湯喂給兒子，見此情形立時于心不安，轉而要讓還給女孩。婦女卻趕緊攔住，對孔父說：“大哥，你不用管，我再想法子。你先顧好你家孩兒。”這次經曆對孔範今而言，就如同魯迅筆下的那“一件小事”，卻是自己刻骨銘心的大事。盡管孔範今沒能再遇到那位樸實善良的施予者，“這一輩子，她就像我人生中的燈塔，讓我知道應該做什麼樣的人”。與人為善、心懷悲憫，就此被孔範今視為做人的第一準則。多年以後，走上學術道路的他更加堅信，如果沒有對人文精神的深刻了解，沒有對生命的直覺體驗，是一定做不好人文研究的。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家裡卻拿不出足夠的學費。小小年紀的孔範今懵懂卻堅定地相信，唯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他瞞着家人，每天到學堂“蹭課”，時間久了，老師們也被其感動，開了免收學費的先例。這個貧苦少年有了上學的資格，但沒錢買課本。不過，孔範今自有辦法，他利用每次課間休息的時間，借來同學的課本，快速閱覽預習。“三年級之前我沒有買過書。”即便在這樣的條件下，從國小到高中，孔範今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學校數次動員他報考清華北大的理工科，孔範今其實早已下定決心要做人文研究。“我對人文研究的興趣不光來自聖賢的教導，還有生命中那些觸動我的人文精神。”
至于為何會認定報考山東大學，孔範今并不諱言，是受到20世紀50年代一戰成名的“兩個小人物”的巨大影響。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位青年學者在《文史哲》雜志撰文，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學術觀點提出批評。文章發表後，立刻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關注，并引發全國學界的大讨論。“‘走李希凡道路’在當時的學生中成為一面旗幟。”李希凡正是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那就幹脆和他上一個母校吧。”事後想來，孔範今選擇與其說是“明星效應”，不如說是當時青年哲學工作者對他産生的“思想效應”。從年輕時的窮且益堅，到晚年時的老當益壯，孔範今作為一個思想者對中國百年人文精神叩問的腳步從未停歇。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孔範今高中畢業後，順利考入山東大學。20歲這年，他依然穿着一身更新檔的衣服，背着母親炒制的一小袋地瓜面，來到這座位于省城的高等學府。“我叫孔範今。”一口“曲阜國語”，吸引來同學們的目光。時隔50年，1962級山大中文系畢業周年重聚，老同學一眼認出了已是滿頭白發的他，笑說：“孔範今，你這口音沒變，還穿更新檔衣服嗎？”
被同學們記住的，不僅是孔範今特别的口音，更因為他大學期間的鋒芒畢露。一次，古典文學大家蕭滌非講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這句時，孔範今大膽提出自己另一種了解：“這裡的‘士’可能不是普通的窮人，而特指知識分子階層。”蕭先生便停下講說，讓大家來讨論，到了第二節課，他又專門給予了回應：“恐怕孔範今的意見是對的。”孔範今感慨道，“表面上蕭先生是頗有傲氣的人，其實内心柔軟，對學生格外有容讓之心”。文藝理論課的考試采取輪流口試方式，孔範今每次都自告奮勇做無人願領的“1号選手”。“以主考官孫昌熙教授為首的三位老師對我提問，我回答之後，又會反過來向老師提出我的思考，幾個輪回下來，把老師也問倒了。”最後，老師們給出“優秀”，才“攆”走這個較真的好學生。
多少個周末，孔範今和三五好友相邀暢談，千佛山下、大明湖畔、趵突泉旁都曾留下了這群年輕人朝氣蓬勃的身影。老茶館裡，一毛錢的茶葉可以喝上一整天，茶水越添越淡，大家的談興卻越聊越濃。“别看那時候大家都很窮，卻個個潇灑得很。”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談古論今，好不快意。談起理想，有人要當批評家，有人要做文學史家，還有人要做山水詩人……每個人心中都是大有一番作為的未來。聊到此處，孔老興緻高昂，彈一下指間夾着的長長煙灰，在煙霧悠然中，仿佛又回到了與同學們青春抒懷的半個世紀前。“我大學時還沒有明确的志向，不過，心中已經笃定，以後要在學術上有所創造。”
到了畢業之際，“我們就像一捧種子，被撒到了祖國各地的最基層”。孔範今先是被配置設定到位于即墨海邊的一處農場，不久後回家鄉曲阜當了中學教師。這份工作對孔範今來說當然是不在話下，可是，大學時的理想抱負就自此束之高閣了嗎？這個時期，學術界普遍陷入低谷，一些知識分子意志消沉。當時任教于山東大學的牟世金，與孔範今交往深厚，亦師亦友。當孔範今聽說老師一度無心學術，還幹起了木匠活，就勸慰說，“那些能夠在泰山之頂最先看到日出的，都是在黑夜中堅持攀登的人”。其實，這也是孔範今對自己的鼓勵。他一生堅信，“人類離不開知識，生命也離不開知識”。這份信念與他的人文情懷感染也幫助了很多人。1979年，曲阜開設教師進修學校，孔範今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學校初建時連教室都沒有。為了不耽誤教學，他每天騎車幾十裡路主動上門給學員講課。遇到學習興趣不高的學生，孔範今總是耐心勸導。“那些堅持下來的學員拿到了專科函授學曆。不久在國家政策支援下，專科學曆的民辦教師全部轉成正式教師，他們的命運也是以改變。”
業餘時間，孔範今更沒有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在大學期間，由于條件有限，就中文系教育來說，“大家普遍閱讀量少，眼界窄，感受淺。對文學史的了解也是一鱗半爪”。孔範今迫切意識到，自己還需要再“補課”。于是，他白天給學生上完課，晚上回到家點起煤油燈，從四書五經到現代文學，邊讀邊做筆記。“這樣從頭仔細捋，就對中國文學史有了整體把握。”孔範今坦言，畢業後，他在那間茅草屋裡度過的十年夜晚，特别充實。那段時期的枕典席文、勤學苦讀，為孔範今此後能夠縱橫捭阖于幾千年中國文學史打下了基礎。
孔範今與牟世金，二人是莫逆之交。在艱難時期，他們互相鼓勵，也确實成為最先看到日出的登山者。潛心研究《文心雕龍》多年的牟世金，自20世紀70年代末，接連出版論著，成為“龍學”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為老師高興的同時，孔範今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蓄勢待發。1985年，孔範今回到母校山大中文系工作後，很快成為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更新疊代的重要推動者。
“複原”中國現代文學世界
改革開放後，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學史研究迅速升溫。那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已是蹉跎了十年光陰後的中年學者，此刻登上學壇并成為主力。作為其中一分子，孔範今稱之為“以‘自省’為群體特征的第三代”。
20世紀80年代初始，這批新銳的中青年學者，展示出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意識，過去被褒貶的作家、流派乃至理論主張得到重新解讀。“對象是大家久已熟悉的，但意義卻是嶄新的。”孔範今回憶說，“那個時候，一篇碩士或博士論文就可以名噪天下，因為其中常常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認識。我幾乎是每篇必讀”。彼時的孔範今還在曲阜從事教師教育訓練工作，沉潛多年的他備受學術界這一新局面的鼓舞。“那時的自己還處在‘邊緣區’，也沒寫什麼像樣的文章。”這是孔老的自謙之詞。事實上，從1978年，孔範今就頻頻撰文，從文學理論到現代文學作品分析，展現了他的理論旨趣，比如與他人合作完成的多篇分析人民文學家柳青作品的文章，堪稱學界最早對柳青創作展開系統研究的論述。
回到高校工作的孔範今得以全身心投入學術事業。多年的讀書、思考，卻讓他陷入了更多的困惑，“當時，困擾我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才能算是回複到或者說把握住了對象及其意義存在的本真性；二是為什麼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學乃至學術觀念的曆史發展中，會數次發生自我否定性的反複回旋的現象”。他翻閱了已有的相關文學史著述，但沒能找到答案，“甚至不自量力萌生了重建立構和撰寫現當代文學史的想法”。孔範今笑着說。然而，真正做起來，卻發現無處着手。“首先是對對象世界的了解問題。”談到并不遙遠的現代文學（1919—1949），當時大多數人或許熟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以及左翼作家等，而對于更多曾經活躍在那個時代的作家，卻鮮有了解；即便是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家，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也隻是他們少數幾篇作品。孔範今舉例說，“像張愛玲、徐訏、無名氏、梅娘等這些現在為人們所熟悉的名字，那時連許多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也不知為何人，更沒讀過他們的作品”。孔範今意識到，首要工作是将眼前“殘缺不全”的現代文學世界，盡可能“複原”完整。關于研究材料具有多大重要性，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道破，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内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适當地叙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然而，在學界熱衷于理論與方法的80年代，孔範今選擇的無疑是一項“冷門”的大工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孔範今與幾位志趣相投的同行，開啟了他稱之為“知識考古”的艱難求索。“有些過去私下看過的，要一一找出來重新審定；有些隻是知道作家作品名目的，要千方百計地去搜求；而有些連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翻檢舊時的報章雜志，從中發現線索，再按圖索骥到各方尋找。”孔範今帶領的五六人小團隊，北到東北三省，南到福建、廣東，大家奔波于各地，足迹遍及大半個中國，有的資料還是托朋友從境外覓來。孔範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間需要收集楊绛先生的一篇作品，卻苦于找不到原文。“楊先生得知後，竟将自己的手稿借出，以供抄錄，讓我們很是感動。”盡管辛苦，但當殘缺的文學世界被逐漸“複原”，大家驚喜地發現，原來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竟是如此色彩豐富和天地廣闊。“我們像打開了一座富礦，激動之情難以言表。”
1990年，孔範今等人花了五年多時間收集整理的現代文學“遺珠”《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以下簡稱《書系》）出版，全集四卷十四冊、八百餘萬字，可謂鴻篇巨制。盡管受限于當時的條件，收錄仍有不少遺漏，但不可否認的是，該書的問世在學界尤其是現代文學研究界如平地一聲驚雷，其中不少作家作品得以再現，極大重新整理了人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固有認知，學界譽其“功德無量”。比如，其中收錄了曾經紅極一時卻湮沒塵封近半個世紀的作家徐訏的四篇作品。一位同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朋友讀後，歎為佳作，卻将作家名字裡的“訏”念錯，“可見，當時學界長期以來對研究對象的認知缺漏”。孔範今為該書系撰寫的“總序”《面對曆史的沉思》長達25頁，開篇就鮮明地指出：“富有科學探索精神的學術研究，命定地擺脫不了困境，又命定地必須超越困境。”“有人提出，現代文學研究應回到文學本體，而我則以為尤為迫切的提倡卻是回到對象本體，因為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包含雙重的本體要求：文學審美特性和文學與曆史之間的承載與制約關系。同時，這一‘對象’含有對對象世界的整體要求，它要求呈現的是在科學意義上反映整個現代文學曆史景觀的全貌。”孔範今舉起了“回到對象本體”研究的理論旗幟。
時至新世紀之交，人們對那些此前鮮少問津的現代作家作品早已不再陌生，甚至趨之若鹜，卻将一些曾經光耀史冊的名家名作棄如敝屣。對此，孔範今多次發聲批評這一現象，否定一味标新立異。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所謂的“大師文庫”，“作為代表20世紀中國文學中重要一翼、創作成績也不宜小觑的茅盾竟然落選，從前‘末座’的詩人一躍而為‘大師’，豈不令人目瞪口呆？”孔範今認為，文學史的“經典化”，其“意義”範圍和内涵應是“史識”與文學鑒賞批評的科學融合。
追求曆史與邏輯的理想統一
《書系》總序開篇就已申明的兩個“命定”，道出了孔範今作為一個求索不止的知識分子，心中的困厄與超越交替而朝向真理的行進。
解決了史料問題，文學史“大廈”就有了基石。孔範今便打算着手重建符合“對象本體”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于如何從邏輯與曆史的統一中建構起這部文學史來，這其中，既有從縱的方面對過程完整性的把握和階段分期問題，又有從橫的方面對各種關系的處理與評價問題，縱橫交錯，難題一個個接踵而至。”這時孔範今意識到，史學觀念的重構與文學史的重構是密不可分的。
從孔範今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學人的縮影。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重寫文學史”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學史研究領域持續升溫。然而，令研究者們不滿的，不僅是以往研究對一些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疏漏，更指向了導緻這種疏漏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觀。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旨在倡導以整體思維與現代性意識考量現代文學變遷；1986年，金克木提出“立體研究”的概念；1988年，陳思和等提出了“新文學整體觀”。一方面，孔範今對同行們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文學史時段概念産生共鳴；另一方面，他又給出了自己的了解。“這一指稱之是以成立，是因為它契合了新文學發生發展的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是中國文學轉型發展的一個世紀，以差別于傳統古典文學。”據此，孔範今獨樹一幟地提出，以梁啟超倡導三界（詩、文、小說）“革命”作為這一文學對象的起點。“中國文學自此開始，在基質方面與傳統文學形成對抗。”帶着強烈的曆史感，孔範今撰寫多篇文章，探讨亟待重建的新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觀。正如他為1992年出版的專著所拟書名——《悖論與選擇》，孔範今倡導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放在曆史的悖論性結構中來把握，“這種悖論性表現為這一時期曆史的否定式發展的回旋圖式，救亡與啟蒙構成了二十世紀悖論性曆史結構和現代轉型程序的兩大支點”。
從大量文獻的廣泛搜集，到每一個體作品的細緻分析，再到總攬全局的史觀駕馭，1997年，孔範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問世，意味着經過近十年的籌劃、構思，孔範今理想的文學史“大廈”終于落成。在整整160頁、12萬字的“導論”中，他專門分析了經濟、政治、文化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的辯證關系，進一步論證曆史結構的悖論性與現代文學的補償性調整之間的複雜關系。這部文學史的另一個特點，是将台灣文學、香港文學、通俗文學等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架構之中進行闡述。有學者認為，這部新文學史“使得許多以往被遮蔽和‘邊緣化’的文學事相得以呈現出嶄新的學術意義”。
孔範今的思考在與一個時代學術思潮産生共鳴的同時，又常常以超脫的思維做曆史的理性審視者。就如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魏建所論，“孔老常在别人研究停滞的地方，開始他獨具特色的‘接着說’，進而推動學術的延伸和超越”。看到有不少現代文學研究者由否定“革命”範式而單向度選擇“啟蒙”為落腳點，為否定非文學因素對文學研究的影響，而倡導将曆史剝離出對文學本體的研究，孔範今警覺地指出，“文學價值觀與文學史觀的重建不是‘翻烙餅’，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文學有其獨特性和獨立性，但不能忽略曆史的結構與動力作用對它所形成的影響。既然是‘史’，就應該有史的動勢方面的揭示，不能等同于作家作品評論的堆積”。2001年，孔範今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商榷文章《絕對化思維無助于文學史的科學建構》認為，否定簡單化的“曆史進步論”，不能是以而否定曆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一事實，也不能是以而否定中國文化與文學現代轉型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那麼，如何确證文學自身獨特的價值範疇呢？孔範今恰恰是在對文學的時代性因素考察中，确證文學既在曆史之中，受到曆史共時性的多種力量影響，又以文學自身的方式穿行于“曆史的峽谷”，完成人文文化對曆史的補償，以及對某些永恒價值的追求。2004年，孔範今再次在《中國社會科學》撰文《五四啟蒙運動與文學變革關系新論》，以現代文學史上“祛魅”與“返魅”的張力來探讨五四啟蒙運動與文學變革關系這一老話題，并肯定五四運動時期曆史的補償在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從“祛魅”向一定程度上“返魅”的蛻變，以及科學至上的啟蒙觀向人文文化的回歸。自世紀之交，孔範今在多篇文章中論證多元現代轉型中“新人文主義”的彰顯。他認為，人文文化是“以生命、人性為基點所構成的生命意識、信念倫理及其以想象和通悟與世界（自然、社會）進行溝通與對話的獨特能力和方式”，“文學最能展現人文文化”。
後記
從20世紀80年代的積澱，到90年代的噴湧而出，再到21世紀以來的沉澱，史料、史論、史編，孔範今以過于常人的精力實作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思考架構。“一直到退休前，我沒有一天在晚上12點之前睡覺，也沒有一天中午睡過午覺。”然而，在孔範今與幾位同好們一起編寫的“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面世後不久的2013年，他就因突發嚴重的眼疾無法再執筆寫作。此時，他雖已退休，“依然滿腦子思想疊出，卻苦于無法訴諸文字”。孔範今一度是以心生苦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些昔日的老學生、老朋友前來探望，與孔範今共同探讨學術問題，幫助他走出了困境。這些已經畢業多年的學生提出建議，讓老師在家中給他們分章宣講，由他們負責全程錄音，并整理成文字。新出版的《舍下論學》這部述學體的演講錄，就是這樣産生的。參加該書出版座談會的魏建雖不是孔範今門下弟子，卻感佩于以另一種“會下論學”的方式多次得到孔老的傳道授業解惑：“以前每次和孔老師一同去外地開會，同行、同住、同遊期間都是我近距離接受孔老言傳身教的機會。”而當年還是一名青年學者的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桂妹，也是聽了一場孔老的“會下論學”，當即決定報考孔範今的博士生。孔老對後輩學者更是極盡愛護，從給這些年輕作者親手所作的十多篇序言中，即可見微知著。每一次收到作序的邀請，孔範今毫無前輩學者的架子，總是認真讀完後給予客觀評述，而且多以肯定學術價值為先。人文主義不僅是孔範今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思想基石，也是他畢生與人相處的精神基石。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2007年的初春，适逢孔範今執教40年，即将退休的他與弟子們重聚曲阜。師生同遊舞雩古台，那一刻，“孔門”有弟子道：“智者、仁者，吾師也。”
（感謝山東大學文學院馬兵教授在記者采訪期間提供幫助）
編輯：宗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