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考後回看，“家境”對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上個禮拜全國人民都在為聯考助力！
前幾天，我路過公司旁邊的一所中學，門口都是烏泱泱的家長。候場的儀式感特别足，橫幅拉起來，牌子舉起來。
有些媽媽還統一穿喜慶的旗袍，因為旗袍有“旗開得勝”的諧音。連被拉來當“吉祥物”的保送生，都要“入鄉随俗”。
看着這些場景真的好唏噓！沒有哪一場考試，能像聯考一樣，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都留下刻骨銘心的烙印。
今天我就想從聯考這個話題延伸開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看的一篇調查報告《金榜題名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著作者是香港大學的博士鄭雅君，她采訪了70位一南（複旦）一北（清華）兩所頂尖大學的學生，但他們畢業後的出路也是千差萬别：
有些進入頂尖大廠的起薪就是三十多萬，有些去從事鄉鎮基層工作的，月工資隻有三千；還有不少人因為求職難，選擇延遲畢業或者讀研讀博，暫緩就業……
能考進清華複旦的孩子，學習能力一定是不錯的，畢業後也有相當硬核的學曆，為啥出路兩極分化得這麼厲害？
有人會說，因為這些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出身不同，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羅馬了，有些則是農村小鎮的“做題家”，靠的是一路奮進，但終究會有局限。即便考進了清華北大，最後的出路也很平常，想要實作階層的躍遷很難。
真的是這樣嗎，“家境”究竟對一個人的未來發展影響有多大？弱勢家庭的孩子有沒有能彌合這種差距的方法？
非常慶幸的是，作者給到了我們明晰的解答。
01
兩種上大學模式，出路大不同
回憶一下咱們自己經曆過的大學生活，是不是不難發現：
有些同學一踏進校門就鉚足力氣學習，不浪費一分一秒；而還有一類同學，成天都不曉得該幹些啥，甚至可以躺在床上連續一周都不下床。
這是兩種非常鮮明的上大學的模式，鄭雅君把前者歸類為“目标掌控模式”，後者稱作“直覺依賴模式”。
如果将上大學比作一個“迷宮尋寶”的遊戲，運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學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宮地圖，老早就給自己規劃好了路線（畢業後要考研，出國，還是求職）；而“直覺依賴模式”下的大學生，就是憑着感覺走，一直在彎彎繞繞兜圈子。
文中有一個複旦大學的男生經緯，留給我的印象極深，他就是實打實的“目标掌控模式”的代表。
他進大學的第一天就明白，完全倚靠學校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就是‘作死’，他一直堅信，‘我想要’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往哪邊發展，我就要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标靠近。漫無目的地生活其實是一件沒有效率的事情。”
經緯碩士畢業後，最終選擇在一家全球頂尖投行的當交易員，這份工作起薪超過50萬人民币，獎金上不封頂。不過話說回來，他手上拿到的一堆offer薪酬都是這個水準的，收入并非他最終選擇這一職位的理由。
這份工作的意義，在經緯眼裡就是服務于他的終極人生目标——成為一個有趣的人。
“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讓我用錢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投票。你的決策能加速或減緩事情的變化。比如某種技術需要用金錢催化，你可以給它投入更多的資源去加速這件事情的到來。換句話說，這個工作讓我感覺到很有趣。”
工作中有無數令人眼花缭亂的新鮮體驗，而他也可以從優渥的薪資中早一步實作财務自由。
從湖南鄉下考上複旦的冰倩，是“直覺依賴模式”的典型代表。
她天真的以為到了大學就能松一口氣了，放棄了對成績的要求，每天懵懵懂懂的憑興趣上課，在寝室開開心心的刷劇。
到了大三她才開始着急了，成績根本不夠保研的，實習履曆一片空白。她隻能自己辛苦備戰考研，幾分之差又落榜了。
到了畢業那年，她無學可上也無業可就。最後她無奈的選擇延遲畢業，準備明年繼續考研二戰。
“很多人是知道成績是用來做什麼的，我當時真的不知道，就好傻。”她形容自己的大學生涯，就是好傻，傻在輕信了那些鼓吹自由與興趣的雞湯，傻在沒有從一開始就依照大學裡真實的遊戲規則行事。
她是家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她，應該怎麼上大學，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02
分化，早在進大學的10年前就形成了
不得不說，從世俗功利的角度出發，經緯的這種模式是更讨喜的，它會顯得非常高效，少走彎路，在個人成長過程中也極少有“精神内耗”。
一句話總結“目标掌控模式”的重點，就是要盡早給自己設定目标，然後理性的組織行動政策。
那麼這種強大的目标感和驅動力又是從何而來呢？
很顯然，這不是哪所大學能教會孩子的，這種能力早在進大學十幾年前就開始在孩子的心裡紮根發芽了，它就是來源于家庭出身和個人的成長經曆。
比如經緯，他家在上海，父母是企業的中高層。他畢業的高中也是上海的四大名校之一，氛圍相當輕松，下午三四點就放學了，學生有大把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類似于經緯這樣的成長背景，是大部分“目标掌控者”的一個共同特征——來自東部大城市，家境優渥，就讀品質優異的中學。
而從這些學生對家庭教育的描述當中，我也撈出了不少值得“抄作業”的關鍵點——
在孩子的閱讀方面，家長是毫不吝惜地投入：
“我可能一個月當時訂了有接近十多本雜志吧，各種各樣的科技類的雜志。一年快到1500塊錢了，爸媽也都支援我。”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送給我一套禮物，是譯林出版社的‘世界文學名著系列’，大概有五箱書。”
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父母不會直接幫孩子拿主意，而是用自己的能力和見識去引導孩子，提供足夠的資訊和資源，幫助他們自己做出明智的決定。
“我爸媽不會直接說你就去吧，他們會給一些建議，類似于說：如果你選A，那可能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基本上是‘如果……可能……’吧這種假設，然後告訴你之後，你就自個兒選一下。”
“在大學選專業的時候，我爸媽就建議，大學階段選擇口徑比較寬的基礎科系，有利于碩士階段進入細分領域深造——基礎學科既可以為艱深的科學研究打好基礎，也能輕松跨到好就業的經管類專業。”
當然必須要說，這些父母自身的學曆，工作背景也不俗，他們自然能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決策中趨利避害，有足夠的實力和眼界從旁為他們保駕護航。
在這種鼓勵獨立思考，廣泛涉獵的環境中長大，孩子會很早就意識到，成績好隻算達标，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個性才是加分項。
鄭雅君把這種在家庭教育和成長經曆影響下形成的思想、信念、情感、價值、信仰等，用了一個很具象化的比喻，叫做“文化工具箱”。
為啥有些孩子能把大學的資源和平台利用好，有些孩子會茫然無措，其實差別就在于，前者的“文化工具箱”裡有滿滿的“裝備”，後者的“工具”則極為匮乏。
03
扭轉弱勢的關鍵，把握好3點
那麼像冰倩這樣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是不是注定隻能成為“loser”了？
在“迷宮”裡多走幾次彎路，多碰幾次壁，隻是意味着過程會比别人曲折一點兒，耗時會更久一些，但并不代表你無法抵達終點。
來自雲南的梓桐，剛進大學第一年，也一度屬于“直覺依賴模式”。大一小心翼翼地努力拼績點，但内心卻很茫然，也不曉得追求成績的意義在哪裡。
梓桐意識到，憑自己特别局限的認知，悶頭瞎想是找不到出路的。開始有意識地觀察班上最有想法的那撥人在幹啥，就發現他們投身在社會活動上的時間特别多。
梓桐也模仿他們，陸陸續續的參加了很多學校組織的助學、公益活動，還争取到了去台灣做交流生的機會。
大二的時候，梓桐跟着一個老師做項目，研究的是古典文獻，這個方向其實挺枯燥的，但在老師不間斷的熏陶下，梓桐慢慢的琢磨出了做學術研究的意義感和樂趣：
“如果我們能把前人的東西讀懂，傳承下去，然後能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一個有啟發的洞見，能夠幫助今天的人了解自己的處境，這也是很有價值的，是我想做的事！”
終于找到人生的價值支撐點之後，梓桐形容自己“整個人的畫風都不一樣了”，每天精氣神滿滿。“有意識的和優秀的同學、老師多接觸，多交流，多碰撞，真的給到我特别有分量的激勵，特别是在走出去看世界之後，我才慢慢開始思考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反思過去的思維局限性。”
當然，搞古代文化的研究是賺不到什麼大錢的，但優秀并非單次元的，在人生剛剛起步的階段，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感所在，并努力前行。
最後讓我特别感慨的一點是，作者鄭雅君花了大量時間做這個研究報告的初心：
現在很多人看她，都會覺得“标準的精英，好優秀”，但實際情況卻是，她也是從偏遠西部考進複旦的“小鎮作題家”，懵懵懂懂的到了大四，不知道出路在哪裡，還延畢了一年。後來才發現自己在團隊協作、人際溝通和做學術上的優勢，一點點的向上攀登。
是以這篇文章，并不是想用大資料再來告訴大家一遍“寒門難出貴子”，在客觀論述現實的同時，鄭雅君更希望能激勵到那些和她一樣，弱勢家庭出來的孩子——
一時的“落後”并沒有多大的關系，把握好三個關鍵點媽，努力充盈自己的“文化工具箱”，劣勢就有可能扭轉：
第一步，就是意識到自己所經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社會結構導緻的差異無處不在，我們得用平常心去接受。
其次，積極創造多元化的社交機會，去盡可能廣泛地接觸新觀念和新做法。特别是與自己背景不同的人多溝通交流，别總是從自己的道德體系出發，對看不慣的行為嗤之以鼻。
最後，那些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要學會欣賞自己的原生文化，并發揮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過去經曆帶來的獨特優勢。祖輩們身上自立自強的精神、謙遜樸實的人生觀，生生息息的韌性等等，這些就是屬于你的獨一無二的寶藏。
我想這3點，不僅适合人生尚未起步的孩子，也适合每個深陷困局的成年人。
最後，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裡說說自己的大學時光，奮鬥經曆~我相信，你們的故事一定很精彩！